陳寅恪先生的火和陸鍵東出版的《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有關，與他所寫王國維碑文中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靈魂」的宣言有關，因為無論在哪個時代，專心學問是每一個讀書人的最高夢想。近代社會的動蕩將大多數人裹挾，無法置身事外。而陳寅恪先生無論在哪個時期，始終恪守著自己的道德標準和行為方式，本身就是值得尊敬的。
於他本人來說，誰在臺上，並沒有多大的區別，因為他的學問重點在於史學。雖然時局會引導年輕人，但是他堅信文人的純淨可以生存，所以他沒有離開去香港臺灣。即使生存環境極為惡劣，他照樣著書立說，只可惜在六十年代全無理智可言的運動下，隨著保護文人的官員一一倒下，最終這位恪守自己學術立場的老人還是在無人道的批鬥中離世。
和他相濡以沫幾十年的妻子唐篔一個多月後隨他而去。
陳寅恪出身很不錯，家族裡有名可循的人很多。祖父陳寶箴，是清代一方大員；父親陳三立，是清代詩人，同光體的代表人物；弟弟陳師曾，是一個藝術家。這麼個出身名門大族的公子哥，從小接受中學和西學教育（陳寶箴作為湖北、湖南巡撫，和陳三立都是政治上的維新派），十二歲就能背誦「十三經」，然後被送去日本，開始了長達八年的周遊列國求學之路。
陳寅恪的求學之旅，按照普通人的眼光來看，是失敗的。因為他遊學八年，兩度去日本，兩度去歐洲，去的都是名校，卻沒有帶回來一張文憑。他最高的文憑就是第一次東渡日本回來後在復旦公學拿到了畢業證，而這實際上頂多就是個高中或者中專之類的文憑。
為什麼多年的留學之路，沒有拿到一張博士文憑？方鴻漸還弄個假的回來糊弄父老鄉親呢，陳寅恪一直在花天酒地，虛度時光嗎？
事實正相反。陳寅恪認為，花上兩三年的時間只為一個課題，追求一張文憑就是浪費，就沒有時間去學別的東西了。他的這種態度不僅僅在於對學歷如此，即便是對生活、對愛情也是這樣。在他心中，除了學問，其他的事情都不值一提。所以到了三十八歲上才和唐篔成婚並相伴終生，這和那些民國風流才子完全不同。
因為陳寅恪起點高了，很多事情他根本不在乎。
雖然只有復旦公學的文憑，清華在組建國學研究院的時候，他卻和王國維、梁啓超、趙元任並列為四大導師。王國維是「帝師」、梁啓超是戊戌變法的領袖、趙元任是民國最帥的語言學家，這三位都是名動九洲的大家、名家，只有陳寅恪沒有文憑，當時也沒有著作等身。後來其他三位死的死，走的走，只剩下了他，名聲、地位日益崇高，學術也更加精進。
後期的陳寅恪是文史哲一把抓，什麼都敢教，什麼都能講。還有所謂的「三不講原則」，書上有的不講，別人講過的不講，自己講過的也不講。為什麼能做到這些？除了根基深，求學廣，關鍵是學習能力強，他的思考、見解一直在充實、更新。
在學校期間，他被學生們稱為「太教授」，因為上課的時候不僅僅學生去，很多教授都跑去旁聽。學問之淵博，課堂之精彩，是為一時盛況。
陳寅恪不但是「公子中的公子」、又被稱為「教授中的教授」，你說這樣一位人物，沒有真才實學，當得起民國那麼多才子的交口稱讚？
今人吹捧陳寅恪，大都並不真正了解他，只知道他學問大，而且忠於學術，特別是「獨立之精神，自由之靈魂」喊出了所有人（不僅僅是文人）心中的想法。為什麼會有人來質疑吹捧過火？可能是某些朋友被宣傳過後，去詳細了解陳公子的學術成就，感覺並沒有驚天動地，而且建國後又不認真搞學術，卻寫了一部為歌女立傳的《柳如是別傳》，簡直是有辱斯文，所以這些朋友就覺得上了陸鍵東的當，開始提出質疑。
這是一種正常的反噬。不論吹捧還是質疑，其原因還是對陳寅恪的學問並不真正了解。
陳寅恪的學問有多大？
深不可測。
就拿傳統文人視為末技的詩詞來說，陳寅恪可以說是民國最大的詩人，即便放到清朝幾百年，那也是數一數二的。他在清華講課，出考題，從來都是出口成章，精工對聯。比如有次上聯「孫悟空」，大家都知道下聯是「祖衝之」，後來的周祖謨則用「胡適之」來對，博得了陳寅恪的青眼。
又比如他初到清華，就是一聯成名。他送給清華學子一幅對聯：「南海聖人再傳弟子，大清皇帝同學少年。」這對聯之工整、寓意之精巧，一下子就讓清華學子們對這位沒有文憑的導師服了氣。
「南海聖人」是康有為，梁啓超是康有為弟子，到這裡來當導師，那麼大家都是康有為的再傳弟子了。而另一位導師王國維是溥儀的老師，正宗帝師，所以大家都和大清皇帝都是同學。陳寅恪四零年去重慶參加政府的文化會議後寫的一首《庚辰暮春重慶夜宴歸作》也蠻有意思：
自笑平生畏蜀遊，無端乘興到渝州。千年故壘英雄盡，萬裡長江日夜流。食蛤哪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樓。行都燈火春寒夕，一夢迷離更白頭。
這裡面的「食蛤」，就是吃蛤蜊，是宋代非常流行的一個典故。意思就是只吃蛤蜊，不問世事，與現在的「吃瓜群眾」含義基本一樣。從這首七律也可以看出陳寅恪這位學術公子對政事的態度。你幹你的事，我吃我的瓜。
他一直就是這個態度，建國後郭沫若代表中央邀請他主持中古歷史研究所，他直接提出要求約法三章，不讓他的任何工作人員學馬列，還要最高領袖毛、劉的書面保證。這在當時可以說是冒天下之大不韙，最後不了了之。陳寅恪一直寓居南方，而當時炙手可熱的康生登門拜訪，他也是閉門不見。可見不僅僅是口裡那麼說，也是那麼做的，這才是當時、如今的壓迫下扭曲的文人敢想而不敢做的行為。
為天下之不敢為，如何吹捧都不為過。
不過詩詞只是陳寅恪的末技，他在學問上的成就最高的是在佛學、歷史、語言學。
陳寅恪長期致力於史學研究工作，研究範圍甚廣，他對魏晉南北朝史、隋唐史、宗教史（特別是佛教史）、西域各民族史、蒙古史、古代語言學、敦煌學、中國古典文學以及史學方法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大家知道他的貢獻主要是來源於他在逃難中所著的《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這是在逃難之中，全然沒有翻閱、查驗前人作品，完全憑藉心中的學問和知識寫成的。光就這一份記憶力，就秒殺了大部分文人。
而實際上陳寅恪對中國歷史的貢獻，最大的是「歷史學」的突破。中國人以前研究歷史，都是《史記》、《漢書》之類的歷史記載、考據核實。而陳寅恪提出了「史識」的概念，「史識」並非歷史觀，而是經過對歷史事件的分析而獲得自己的認識。這種認識，才是研究歷史真正要追求的。
同時陳寅恪對歷史的研究方法，也有重大開拓。是改變了幾千年史學的研究性途徑、新方法。
也就是說，從陳寅恪開始，中國人研究歷史的方法，改變了。
陳寅恪研究歷史，不單純沿著帝王將相、歷史事件的脈絡來研究，而是打散、重組，注重橫向聯繫，以多種學問相互融合為方法，來得出歷史結論。比如說他的重點研究南北朝的歷史，他側重的是門閥集團的分類、流變和相互影響。於唐代歷史的研究，也提出了「隴西集團」的概念來解釋李唐的興起。
這種綜合式的的橫向、多角度研究，不再僅限於帝王記事的研究方法，就是從陳寅恪開始。一直到今天，我們還是這麼做的。這也是為什麼我們今天有些朋友覺得他的研究也沒什麼新意，那是因為我們一直承襲了他的研究方法。而陳寅恪是在淵博的知識之上，建立了這套研究方法的人。
陳寅恪還是語言文學大家。至於他懂多少國的文字，是不是中間有虛假的吹捧成分，我們不管他，但是他用語言文字的發展來探索歷史發展的規律，從文學作品中來驗證歷史。語言文學和歷史互證，也是陳寅恪研究的一大發明。從詩裡面讀出歷史來，就是因循陳公子的套路。
這方面的研究，必須具備語言、文學、歷史三方面的綜合研究能力，對於橫跨清華文史哲三大家的陳寅恪來說，這種研究可以說是必然結果。
陳寅恪掌握梵文和巴利文，最初的佛經就是從梵文翻譯為漢語，或者是從梵文翻譯為巴利文再翻譯為漢語的。這就讓他對佛學研究有了天然的便利條件，在語言方面的造詣，沒有其他人能達到，那麼相對來說對原始佛學的研究，也難有其他人能達到。
他的學生季羨林，同樣得益於梵文和巴利文，主要學術成就就在於佛學和印度文化。
至於為何後來花費十年時間去寫《柳如是別傳》，一直是國學界、文學界的爭論熱點。
其實，治清史一直是陳寅恪的心願，但是由於這關係到他自己家族，他認為他本人並不適合來做這個事情，所以一直沒有動筆。否則的話，也不至於讓我們今天的清史研究陷入一種似是而非的狀態。
但是《柳如是別傳》寫的就是清朝的事情，雖然不是歷史，不過作為「以詩證史」的發明者，陳寅恪面對這個史料稀有的青樓女子，是如何考據的呢？他都是通過柳如是的詩和錢謙益的詩來考證的，正是「以詩證史」，從詩作裡尋找歷史淵源。
毫無疑問，《柳如是別傳》的考證是準確的、精細的，也是全面的。
陳寅恪寫柳如是，其實是借寫柳如是來寫明末清初那一段歷史。
作為一個在歷史、文學、語言學、佛學上具有開創意義的標杆，在為學、治文上寧可貧病，也要保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靈魂」的陳寅恪，和當下的各種國學大師們過過眼，值不值得我們吹捧過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