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詩人節」的啟動，緣於頭一年（1940年）「端午節」對大詩人屈原的紀念晚會。當年的端午節，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的會員們，在重慶一起召開晚會，以紀念中國第一位偉大抒情詩人屈原。一些會員還發表有紀念文字，如郭沫若於5月3日寫出《關於屈原》一文，介紹屈原生平及創作，並指出在屈原身上，充分顯示了「中華民族的尊重正義，抗拒強暴的優秀精神。」第二月的7日，郭沫若又作論文《革命詩人屈原》，從文學形式、語言文字發展變化的歷史，論及屈原的功績，批判當時「死守著文言文的舊壘」，「排斥白話文」的頑固派。
在這次紀念晚會上，一些會員提出，可不可以將「端午節」定為「詩人節」？這個建議得到大家的呼應。但最終實施成功，還是到了第二年——1941年「端午節」之時。
1941年端午節前，全國「文協」的會員們便忙碌了起來。作家、詩人安娥，柳倩，方殷等人，一方面廣泛徵求各界的紀念文章，一方面與《大公報》、《新蜀報》等報刊聯繫，希望他們能夠為慶賀「詩人節」闢出專版，各家報紙均表示大力支持。
全國「文協」負責人之一的老舍，為慶賀活動出力甚巨。他約請了幾位朋友，先起草出一篇《詩人節緣起》，並交郭沫若修訂。在端午節前，早早印出，由「文協」向各界廣泛散發。這篇後來正式發表於端午節（5月30日）當天《新華日報》的「緣起」，將對屈原的紀念與當時的戰爭聯繫在了一起：
目前是體驗屈原精神最適切的時代。中華民族在抗戰的炮火裡忍受著苦難，東亞大陸在敵人的鐵蹄下留下了傷痕，千百萬戰士以熱血溫暖了國土，山林河水為中華民族唱起了獨立自主的戰歌，在古老的土地上中華兒女迎接著新生的歲月……
至於為何將這一天定為「詩人節」，緣起中這樣說：「他（屈原）的殉國的日子端午，兩千數百年來一直是民族的紀念日。我們愛好詩歌的人們現在決定把這個民族的紀念日，作為中國的詩人節，而今年的農曆五月五日適當『五卅』，在我們是雙重的紀念日子，這把這個詩人節的意義顯示得更明確了。」
這篇「緣起」，洋溢著詩人的文採和激情：
我們決定詩人節，是要效法屈原的精神，是要使詩歌成為民族的呼聲，是要了解兩千年來中國詩藝術已有的成就，把古人的藝術經驗，作為新詩的創作途中的養料……是要向全世界高舉起獨立自由的詩藝術的旗幟，詛咒侵略，謳歌創造，讚揚真理。中華民族新生的朝氣在飄蕩，中華民族獨立自由的精神在飛揚，中國新的詩藝術的光芒，將永遠在宇宙中輻射。
「詩人節緣起」散發之後，不僅詩人、作家，就連大學教授、政界人士也紛紛操筆，寫出一批慶賀及紀念文章。文藝界不用說，郭沫若，孫伏園，易君左，徐遲，安娥，吳組緗，老舍.……寫有詩歌或文章；大學教授的梁宗岱、李長之等人，也都寫出專文，衷心紀念。政界人士中，于右任、陳立夫、馮玉祥等人，也捉筆為詩為文，以示慶賀。
為在端午節（5月30日）當天開好慶祝詩人節的會，著名畫家李可染創作了一幅屈原畫像，經郭沫若題詞後，立即送去裝裱起來。這幅屈原像，後來就張掛在紀念會場上。
著名作曲家，小提琴演奏家馬思聰，將屈原《九歌》中的「雲中君」一節譜成歌曲，以表達對「詩人節」的慶賀。
詩人方殷作詞《汨羅江上》，由王雲堦作曲，也預備在紀念會上演唱。
……
5月30日端午節當天，重慶的多家報紙都刊發出詩人節相關消息和各類紀念慶賀文章。「文協」早早已發出通知：當天晚上在中國留法比瑞同學會禮堂集會，慶賀第一屆詩人節。
紀念會場是假人之地，禮堂並不大。最先設置為以凳圍桌，桌上擺放上鮮花，端午節特別植物蒲艾以及粽子。可後來怕來的人多，便減了桌子，添加凳子，起碼讓大家都有個座位，不過這一來似乎少了些詩意。
會堂一壁，孫中山遺像下面，懸掛著李可染所作屈子圖。屈原像前設案，上擺放鮮花及糖果；左邊掛著：「慶賀第一屆詩人節」的大字，右邊結合時局，貼上「詛咒侵略，謳歌創造，讚揚真理」一行大字。
當時重慶天氣已頗熱，組織者想得周全，租來了茶具。來賓籤名後，即奉上一碗沱茶，騰起的氣氛暖暖洋洋。為怕意外停電，連照明的紅燭也備好了……
禮堂地方不大，時間又在抗戰之中，但當天卻來了二百多人：白髮詩客，赤足女郎，短褲青年……人們大都攜來詩作，相互求助，彼此切磋，真一派詩人節日氣象。
老詩人于右任到場後，立即被推為當日主席。郭沫若、老舍、常任俠、安娥、易君左、高蘭等一批文藝界名人也參加會議並發言或吟詠詩歌。
紀念會開始，于右任向來賓報告詩人節的起緣。他十分鄭重地說：「詩人節與『五卅』恰好湊合在同日，使得紀念有深長意義。中華民族的詩人，即中華民族的戰士。我們要效法屈子的精神，使一草一木都為表現民族氣節的題材！」
紀念會的主要操持人老舍，向大家匯報了「詩人節」籌備情況，並先行聲明，已預備下這個節日必須的粽子，以此表達共同慶賀心願。
郭沫若當天以詩人又古代研究專家身份發言。他十分肯定地說：「偉大的民族詩人——屈原——的忌日，在二千二百一十九年前的今天，那時正當楚懷王廿一年，享年六十二歲！他的死，既非由於牢騷抑鬱，更不是消極的自殺，而是以崇高的殉國精神而從容就義！」
他的話，言簡意賅，將屈原之死與祖國聯繫在了一起。在當時，顯然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接下來，常任俠朗誦了屈原名作《國殤》，通過詩歌表達對戰爭中將士的哀傷心情。李嘉獨唱了馬思聰作曲的屈原詩作《雲中君》；「文協」組織的合唱隊演唱方殷詩作《汨羅江上》；吳曉邦本來還準備有屈子「披髮行吟舞」，可惜沒有場地，無法獻藝……
在即席表演中，女詩人安娥首先起來吟詠了老詩人于右任專為詩人節寫的一首五律：
民族詩人節， 詩人更不忘。
乃知崇紀念， 用以凜危亡。
宗國千年痛， 幽蘭萬古香。
於今期作者， 無畏吐光芒。
接下來，詩人高蘭朗誦了自己所作長詩，易君左讀自己即席賦詩二首……正在高興時，突然斷電，事先準備的紅燭派上用場。點燃之時，燭光花影，別有一番情景。此時分派糖果粽子，紀念會開得可謂有聲有色，應當說十分成功。
除去「詩人節」當晚召開慶祝會外，前後數天的《大公報》《新華日報》《新蜀報》《中央日報》等報刊，多闢出版面，刊登作家們的詩詞文章。除去一般的散文，講話外，幾位學者教授的長篇論文可以說是意外成果。
例如李長之的長文《孔子與屈原》。這篇文章，將孔子與屈原並舉，認為倘與國外相比，孔子可比柏拉圖，而屈原可以「比但丁，歌德，莎士比亞而並駕齊驅。」在此文末尾，作者這樣高度評價：「孔子和屈原是中國精神史上最偉大的紀念像，是中國人倫之極峰。孔子代表我們民族的精神（Der Geist），屈原代表我們民族的心靈（Die Seele）！我們民族是幸福的。」
另一位長篇論文的作者是復旦大學外文系教授，著名詩人，學者梁宗岱。這篇為詩人節而寫的長文，以一種與許多學者不相同的「走內線」的方式，即基本不藉助考證，作者生平事跡研究，完全以閱讀原作，並以產生的印象，來為屈原作品梳理探研，來把握屈原的內在精神世界。在這篇文章中，作者以犀利的文字，批評了學者陸侃如介紹屈原的著作。認為這類著作「至少十之七的篇幅專為繁徵博引以證明某作家之存在與否，某些作品之真偽和先後，十之二則為所引的原作和一些不相干的詩句所佔有；而直接和作品的藝術價值有關的不及十之一，——更無論揭發那些偉大作品的內在的，最深沉的意義了。」
這篇以極精美文字寫成的論文，由於研究方式別致，受到格外「關照」。被批評的陸侃如寫出火氣十足的反駁文章；李長之也在讚美此文的同時，評論它有時顯得「武斷和拘促」，「求美太過，顯得太不自然……」但不管怎麼說，梁宗岱的《屈原》一文，就在今天看來，除去探討方式給讀者啟示外，那美輪美奐的如珠文字，仍熠熠生輝，可以給讀者心靈一片泛著波影的光彩之感。
抗日戰爭，是一個民族危難的非常時期。但是，這樣的非常情境卻能激發人非常的生命原動力。「端午節」，這個千百年來中國人的傳統節日，在這時又成為「詩人節」，成了聯合作家詩人，鼓舞國人鬥志的凝聚點。1941年的端午「詩人節」，在今天看去仍有煥發民族精神的燦爛之處。這一點，也是值得我們記憶和發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