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女性是實施精準扶貧戰略的重要力量，也是受益者，農村婦女脫貧與發展是精準扶貧戰略中的應有內容。在日前召開的「精準扶貧與婦女發展」學術研討會上，來自全國20餘所高校及科研機構的專家學者、婦女工作者，就性別視角下的減貧政策與實踐，貧困識別、婦女的貧困特徵與脫貧機制，產業扶貧與婦女脫貧，扶貧實踐中的婦女參與和需求表達，婦聯、社會組織參與扶貧治理等議題進行了深入的學術交流。
■ 董強
7月16日~17日，「精準扶貧與婦女發展」學術研討會在雲南省勐臘縣河邊村召開，研討會由中國農業大學國家鄉村振興研究院、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共同舉辦。來自全國20餘所高校及科研機構的專家學者、婦女工作者等40餘人就性別視角下的減貧政策與實踐，貧困識別、婦女的貧困特徵與脫貧機制，產業扶貧與婦女脫貧，扶貧實踐中的婦女參與、需求表達，婦聯、社會組織參與扶貧治理等議題進行了深入的學術交流。
如何在精準扶貧中實現婦女脫貧與發展
精準扶貧戰略對我國農村婦女發展正在產生重要的影響，這一影響需要學術界予以高度關注。
全國婦聯婦女研究所副所長杜潔研究員對當前中國性別與貧困研究進行了深刻思考，認為在婦女貧困的界定、類型、特徵、測量、原因、影響及反貧困研究等方面取得了豐富成果，但仍有進一步探索的空間。她提出，未來研究應理順現有扶貧政策作用於婦女主體的路徑、機制，注重婦女對貧困的特殊體驗以及婦女貧困與所在環境的互動，以全面認識婦女貧困問題的特殊性和重要性。
培育鄉村在地人才隊伍、激發鄉村的內生動力是鄉村振興落地、可持續發展的關鍵之一。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楊團研究員認為強化對婦女帶頭人的培育，應列為政策重點，在全國範圍內提升認識，整合資源、創新方法、形成體系。
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李小雲教授以一個性別敏感的瑤族媽媽的客房項目為例，闡釋通過這樣的一個空間幫助農村婦女實現經濟賦權，農村婦女的生活空間、工作空間和性別空間發生了連接。李小雲教授也提到未來的農村婦女行動要以促進社區整合的視角切入，不能將農村婦女群體客體化和問題化。
性別視角下的減貧政策與實踐
中國的減貧政策經歷了三十多年的變遷，這一變遷本身對性別產生了何種影響以及當下減貧政策的性別效應都是社會性別研究的重點主題。
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卜衛研究員採用社會性別分析框架，討論性別主流化「最後一公裡」的方法論、方法和地方策略，探討在精準扶貧的背景下，村級「兒童主任」如何通過機制化設計推動農村兒童福利的性別主流化。
通過梳理四十年中國減貧政策變遷中的社會性別內容，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徐秀麗教授認為新階段的扶貧政策需對弱勢群體更有針對性，社會性別的技術工具可為新時代具有中國特色的減貧理論和實踐做出獨特貢獻。
西北農林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發展學院郭佔鋒教授等對中國婦女反貧困實踐歷程進行了分析，認為總體而言中國婦女反貧困三十年的發展歷程大致經歷了由「被動參與」逐漸到「行動自覺」的轉變。
全國婦聯婦女研究所黃桂霞副研究員對中國社會保障政策緩解婦女貧困的經驗與挑戰進行了全面分析，認為經驗主要有減少婦女貧困比例；降低婦女貧困程度，提高享受保障的人數和比例；預防貧困，穩固脫貧成果。
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於樂榮副教授以安徽X縣為例，分析了女性貧困的主要特徵以及脫貧實踐的效果是否存在性別差異。她認為促進婦女脫貧需要加強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性別敏感，增加農村婦女就近務工的機會，積極培育內源性婦女新型經營主體，充分發揮各級婦聯組織的作用。
扶貧實踐中的婦女參與和需求表達
農村婦女在扶貧實踐中的參與和需求的表達對於取得扶貧的更好成效具有重要作用，也引起了學者的關注。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馬春華副研究員以藏北J縣和川西D縣為例，分析了藏區女性減貧如何成為可能。她發現，藏北J縣和川西D縣都缺乏針對女性的減貧項目；缺乏社會性別視角的政府主導的減貧運動，使得女性很難真正參與其中。
就「訪惠聚」政策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SL縣K鄉的實施情況，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齊顧波教授、新疆農科院農業經濟與科技信息所李苗等分析了少數民族貧困地區專項治理過程中的女性參與及需求表達。她們認為女性在發展中的聲音和平等地位等戰略性需求的表達並不顯著。研究區域有關性別關係的文化傳統很大程度上仍是女性社會地位與家庭地位的主要影響因素。
上海大學文化研究系高明從「精神救贖」的視角來理解當代鄉村建設，她認為，當代鄉建女青年正處於個人—家庭-集體，改良事業-主流文化兩個維度的相互撕扯中，新的主體精神正在掙扎和建構的過程中。
城鄉、區域視野中的性別與教育
鄉村振興必須以教育振興為根本，西部、鄉村的性別與教育也成為研討會的重要議題。
北京師範大學教育學部杜屏教授等基於職業性別垂直隔離的視角對欠發達地區鄉村學校女教師的專業成長進行了研究。研究表明：在我國農村中小學教師專業成長中存在顯著的職業性別垂直隔離。對此，需要將社會性別意識納入教育行政部門決策機構的觀念與實踐中，同時調動鄉村女教師的主體性並促進其參與中小學校決策。
「高考陪讀」成為越來越常見的現象，其中女性家長是爭取代際發展權的重要力量，但同時也面臨著社會身份、情感方面的困境。杭州師範大學教育學院範雲霞博士通過對毛鎮「高考陪讀」現象的呈現，分析了勞動家庭母親的教育捲入。
產業扶貧與婦女脫貧
扶貧車間正在成為深入鄉村的一種新型產業扶貧模式，這一模式對於婦女脫貧的實質意義值得關注。
西北農林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發展學院邢成舉副教授認為，村鎮工廠之所以能夠在農村女性反貧困工作中發揮突出作用，是因為在客觀上迎合了多數農村地區農民家庭兩性的分工以及農村女性勞動力的渴望務工增收改變自身家庭地位的需求。
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陸繼霞教授等以河南省某扶貧車間為案例，認為扶貧車間作為創新扶貧機制可以緩解農村婦女無法兼顧家庭、農業生產與外出務工增加家庭收入之間的現實矛盾。
山東女子學院蘇海從生計、認同與風險的角度分析了扶貧車間中的性別議題。他認為女性在扶貧車間中仍然游離於產業鏈的最低端，存在諸多風險。因此，要在扶貧中更好地尊重女性體驗，確保女性扶貧的針對性與持續性。
此外，雲南省婦聯家庭和兒童工作部部長、永仁縣委副書記（掛職）駐村扶貧工作隊總隊長吳濤，甘肅省西和縣婦聯副主席張文梅關於婦聯組織參與精準扶貧實踐、婦女電商扶貧的發言，為如何促進鄉村婦女發展提供了鮮活的實地案例。廣東綠芽基金會理事長蔡文方、中國滋根鄉村教育與發展促進會倪永旺就各自開展的半鄉學堂、留守女童的支持等活動進行了經驗交流。
（作者為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副教授）
《中國婦女報》2019年7月23日第6版
責任編輯：劉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