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這是一篇我早就想寫，卻遲遲不能如願的文章。在我看來，蘇聯改革及其失敗是人類歷史中最令人遺憾的事件之一。如今，蘇聯解體已十二年了。這十二年來，我天天都在思考著：為什麼在短短幾年之內，蘇聯這個偉大的國家竟會分崩離析？為什麼蘇聯領導人發起的、原本有聲有色的改革會最後一敗塗地？為什麼蘇聯共產黨這個擁有兩千萬黨員的百年大黨最後會無聲無息地死亡？作為一名精神上的蘇維埃人，蘇聯解體永遠是我心中的痛楚，客觀地研究總結蘇聯改革失敗的前因後果，一直是我最強烈的願望。其間有幾次我曾經動筆，但每寫個開頭就無法再寫下去了。之所以這樣，並不是因為我覺得沒什麼好說的，而是因為我要說的話實在太多，結果反而不知從何說起了。
目前，國內外對蘇聯解體所進行的研究、反思已經是頁繁卷浩。據俄羅斯社會科學研究機構二○○○年的一項統計，十年中全世界關於蘇聯解體的歷史類專題書籍一共出了大約二十多萬種，約數百億字，五花八門的研究論文更是不計其數。可以說，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什麼話題比蘇聯解體更引人注目、更能激發人的思考了。不同陣營、不同立場、不同觀點的政治家、觀察家、外交家、作家、學者，從不同角度、不同層面進行了思考和分析，給我們提供了寶貴、豐富的史料，對此我也讀了不少，也逐漸形成了自己對蘇聯改革的觀點和看法。
在此，我首先感謝「議宣」網友。他曾寫了一篇文章《蘇共垮臺的原因是「極左派」搞政變》，裡面的一些觀點我不很認同。激動之餘我寫了一篇約一萬字的《關於蘇聯解體的歷史教訓及其對中國改革的借鑑意義》作為回復。該文是完全憑藉記憶而倉促作成的回覆，並沒有引經據典，一些事實與實際情況有些出入，觀點也未經提煉。但是，很多讀者給予該文以熱心的支持與期待，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一位筆名「八匹馬」的讀者，他在給我的回覆中這樣寫道：「根據本文標題，似乎應該有一個精煉、準確的總結性概括，扼要闡明蘇聯解體的歷史教訓，以及其對中國改革有何借鑑意義。這個結語很重要，希望能補上。」讀者們這種求實求真的態度鼓舞了我，因此，我決定以該文為藍本，將其重新改寫為一篇比較全面地反映本人立場、觀點和思考成果的文章。
當然，蘇聯改革失敗和蘇聯解體是一個錯綜複雜的歷史事件，各種矛盾和因素交織在一起，令人眼花繚亂。鑑於本人的學識及理論水平的局限性，想在一篇文章中做全面分析是不可能的。我寫這篇文章，只是想初步理清蘇聯改革及其失敗的頭緒；分析一下改革者的心態和困境。中國也在進行著改革，因此研究蘇聯改革失敗的經驗教訓在目前形勢下尤其重要。同時，我想通過此文駁斥國內一些不嚴肅、不客觀的「學者」對蘇聯改革進行的主觀臆斷和故意歪曲；也對一些頗為流行的政治謠言和錯誤說法做出澄清。
第一節：蘇聯改革進程綜述
首先要明確我的歷史觀。我認為人民是改變歷史進程的決定性力量，民心向背，是決定歷史進程的根本因素，這是歷史發展的基本脈絡。但是，有時一些精英人物和突發性事件也會對歷史演進產生很大影響。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結合，是蘇聯解體的原因。
一九八五年三月，戈巴契夫當選為蘇共中央總書記，隨即開始了改革。改革的後果，現在我們看得很明顯了：改革徹底失敗了，蘇聯解體了，蘇共瓦解了；經濟崩潰了，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平均預期壽命下降，犯罪率激增；蘇聯從世界第二強國淪為了一個地區強國，而且多半是靠蘇聯遺留下來的家當，特別是遼闊的疆域和核武器，才勉強保持如今的地區強國地位。因此，美化戈巴契夫改革是錯誤的，這場改革無論從哪個方面來衡量，都一敗塗地。當然，改革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主要表現在人民有了多多少少一些發言權，僅此而已。
蘇聯改革留給我們的是以教訓為主。某些人不知道出於什麼目的，總是美化蘇聯和俄羅斯這場失敗的改革，把俄羅斯現狀描述得一片光明。當然，還有一些人從另一種目的出發，把戈巴契夫咒罵成一個鑽進共產黨隊伍裡的「特洛伊木馬」，一個「第五縱隊」頭子，甚至把戈巴契夫描繪成一個資產階級的代理人，從資產階級那裡接受復闢的任務；〔1〕同時，他們還把蘇聯在改革前的情況描述得一片光明，似乎沒有任何改革的必要，是戈巴契夫毀了社會主義的大好河山。我認為：持上述兩種態度的人，是一種缺乏起碼的求真求實態度的胡言亂語。
一、危機四伏：戈巴契夫改革前蘇聯的形勢
戈巴契夫的改革不是憑空出現的。蘇聯當時的政治經濟形勢已經決定了改革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須的。那麼，戈巴契夫改革前的蘇聯，究竟是怎樣一種形勢呢？我認為可以用「步履蹣跚、內外交困、危機四伏」十二個字來概括。
（一）經濟危機。蘇聯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期步入經濟長期衰退的困境。傳統的粗放型經濟依靠對資源的無限掠奪和限制消費取得的高增長率，到七十年代中期以後也無法維持下去了。值得一提的是，這種經濟危機不是某一領域內的局部短期危機，而是全局性的長期危機。主要表現在：
①蘇聯雖然號稱「最發達的社會主義國家」，但主要消費品長期供應不足。經過七十多年建設，1985年蘇聯人均GNP為3396美元，不僅落後於西方發達國家，而且還落後於亞洲、拉丁美洲一些國家。蘇聯人均收入為西方國家的三分之一左右，〔11〕但由於蘇聯實行控制消費、高積累的政策，蘇聯人的生活水平與西方的差距更大。而且，主要消費品長期短缺、供給不足，經常需要憑票供應，暗藏了通貨膨脹的危險，人民生活水平從革命前的居歐洲第五位下降到在八十年代的居世界第八十八位。1985年人均住房面積僅15平米，為西方國家50%；每百戶汽車擁有量為14輛，僅為西方國家的17.50%。〔2〕
②蘇聯雖然擁有發達的宇航、兵器和生物技術，但由於體制原因阻止了科學技術轉化為生產力，只有25～30%的科研成果被採用，平均轉化周期需要10～12年，而美國則有85%的科研成果在5年內轉化為生產力。在現代技術領域，蘇聯落後於西方發達國家15～20年，而且差距越來越大〔3〕。雖然曾經有人提出了大力加強科學技術的觀點，但該方案被垂暮的領導人長期束之高閣。
③民用工業品技術非常落後，音響設備、錄象機、攝象機等民用電子產品蘇聯幾乎都不能生產。〔3〕而能夠生產的民用產品則質量低劣，即使按照最樂觀的估計，蘇聯工業產品也只有18%達到國際標準，在國際市場上根本沒有競爭力。〔4〕由於工業品缺乏競爭力，蘇聯只有依靠出售自然資源特別是石油資源賺取外匯，淪為原料出口國。〔6〕
④工業生產中浪費驚人，勞動生產率增長幅度不斷降低。單位產品所消耗的原材料為西方國家的2.5倍，能源消耗為西方國家的1.5倍；工業勞動生產率卻只為西方的四分之一。〔3〕在西方國家開展信息革命、進行以取得效益為目的的增長時，蘇聯卻依然沿著追求產量的老路走，使蘇聯費盡力氣實現的主要工業品「趕超」努力成果化為烏有。〔5〕
⑤蘇聯農業長期落後，效率低下。雖然蘇聯把國家投資的27%（美國為5%）、勞動力的20%（美國為3%）用於農業，但農業勞動生產率則只有美國的七分之一。〔7〕八十年代初期，蘇聯農業中僅管理機關人員就多達300萬人，超過了美國全體農業人口數量，〔6〕但蘇聯農業連年歉收，被迫花掉本來就是稀缺資源的外匯進口糧食，每年花費七十多億美元，經濟上捉襟見肘。〔8〕與此同時，蘇聯農用拖拉機報廢率達每年12.5%，為美國的三倍；大批農作物因不能及時收割而損失掉，即使收割了也每年有20%的糧食和33%的土豆因為保管不善黴爛變質，無法食用；〔4〕1980年，全國一半的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沒有盈利。〔9〕
⑥石油市場暴跌使得蘇聯在石油收入掩蓋下的經濟衰退顯露。蘇聯以重工業為主的經濟增長模式在七十年代已經喪失了潛力，但恰逢石油危機，石油儲量豐富的蘇聯靠石油的大量出口緩解了經濟衰退。但八十年代以後，世界石油價格猛降50%，低於蘇聯石油的開採成本，使得蘇聯為石油輸出投資的大量輸油管道成為無效投資，〔10〕蘇聯依靠石油出口維持經濟的計劃成為泡影，經濟上陷入絕境。經濟增長率在1981年降為1.5%，甚至低於西方國家的3%，對於一直依賴高積累維持高增長的蘇聯來說，這才是真正的噩夢。
雖說經濟增長與衰退有一定周期性，但蘇聯經濟存在的這些問題，反映出傳統的計劃經濟已經喪失了全部潛力。很大程度上，蘇聯經濟危機是體製造成的，這為後來蘇聯改革急速轉向政治領域埋下了危險的伏筆。
（二）政治危機。長期以來蘇聯實行高度集權、一黨專政的政治體制，官僚—精英階層壟斷了政權、財富和真理，人民群眾被排除在政治決策體系之外，「一切權力歸蘇維埃」徒有虛名。幹部任命制、職務終身制為形成既得利益集團創造了良好環境。特別是勃列日涅夫時代，蘇聯領導人思想僵化、墨守成規，貽誤了發展和改革時機，國內問題堆積如山。「表面文章達到令人頭昏目眩的程度，而且國家的主要領導沉醉於帶傻氣的欣快狀態之中」， 〔12〕看不到眼前的萬丈深淵；官僚機構人滿為患，人浮於事；既得利益集團貪汙受賄、驕奢淫逸。進入八十年代以後，蘇聯政治危機不可避免地顯露出來：短短三年之內，三位最高領導人相繼去世，整個國家和社會陷入了空前沮喪和對前途的迷惘之中。
（三）信仰危機。蘇聯的黨政不分的體制，決定了蘇聯並非傳統意義上的民族國家，而是一個高度意識形態化的制度。可以說，蘇聯的產生與存續，與社會主義信仰有很大關係。如果說國家機器是維持蘇聯存在的硬體，那麼意識形態就是維持這個國家的軟體。然而史達林模式的「社會主義」沒有給蘇聯人民帶來令人滿意的生活，導致人民對傳統模式的牴觸、厭惡和冷淡。歲月流逝，選擇了社會主義前途的老一代人退出了歷史舞臺，新一代人卻心存疑惑：憑什麼老一代人的選擇在我們這一代還要延續下去？特別是上層的富足生活與普通人生活形成巨大反差時，這種情緒更加強烈，形成了人們蘇共統治合法性的質疑。蘇聯官僚國家的本性，也使得那些嚮往社會主義的外國人信仰滅失，如果說四五十年代願意為蘇聯提供情報的美國人是為了信仰，那麼到了七十年代，則完全是為了錢。〔13〕但是勃列日涅夫、蘇斯洛夫等蘇共主要領導人卻意識不到信仰危機的嚴重性，也找不出解決的辦法，只好繼續重複那些乾癟無力的教條。〔4〕信仰危機，特別是青少年的信仰危機在戈巴契夫時代真實地顯露出來：在剛剛提倡「改革與新思維」時的1987年，莫斯科市有52%的青年技術人員、65%的青年工人和71.4%的大學生自認為自己是與官方持不同政見的「非正式組織」成員。〔14〕而 蘇聯社科院一次關於蘇共性質的調查顯示：認為蘇共代表工人的只佔4%； 認為代表全體人民的只佔7%；認為代表全體黨員的佔11%；而認為僅僅代表黨的官僚、幹部和機關工作人員的，竟高達85%。〔30〕
普遍存在的信仰危機是蘇共提倡「革新了的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動因。在我國，有一些研究者指責戈巴契夫提倡「民主的人道的社會主義」弄亂了思想，這是不公正的。蘇聯人的思想早已混亂，對傳統社會主義的信仰早已喪失，只是在體制慣性的作用下暫時沒有在桌面上表現出來而已。戈巴契夫所做的，不過是用「公開性」扯掉了那塊掩飾真實情況的遮羞布，露出了事物的本來面目而已。
（四）族際危機。沙皇俄國是靠侵略擴張起家的，這使蘇聯成為世界上民族最多的國家，民族發展極不平衡，很多民族還處在部落階段，民族問題長期以來非常尖銳。無論是沙皇俄國還是蘇聯，都對少數民族實行了壓迫、同化的高壓政策。特別是史達林時代，採取鎮壓和強制遷徙的政策，給蘇聯民族問題造成了很多欠帳。隨著史達林的死去，高壓政策被相對的懷柔政策所取代，民族問題開始顯露出來，地方民族主義傾向日趨明顯。特別在勃列日涅夫時代，最高領導人居然認為民族問題已經解決，形成了「新的歷史共同體——蘇聯人民」，因而放鬆了對民族問題的警惕性。各加盟共和國的少數民族領導人，紛紛乘機培植本民族的幹部取代其他民族幹部，為日後蘇聯的分崩離析奠定了基礎。民族主義具有頑強的生命力，一旦壓力消失，就如奔騰的巖漿一樣噴湧而出，造成災難。
（五）國際危機。無論是俄羅斯帝國還是蘇聯，長期以來都具有大國主義、沙文主義和民族利己主義傳統。到了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蘇聯出與與美國爭奪世界霸權的需要，以非理性方式進行軍備競賽，致使軍事開支達到國民收入的四分之一，背上沉重的包袱；同時蘇聯四處伸手，扶植親蘇政權和遊擊隊，策劃軍事政變，引起國際社會的普遍反感。1979年，蘇聯入侵阿富汗，隨即陷入遊擊戰爭的泥潭，不但給蘇聯造成了長期無法癒合的「流血的傷口」，每年花掉幾十億盧布，而且使蘇聯的國際形象大大受損，給了西方制裁蘇聯一個大好藉口。為抗議蘇聯的入侵，1980年的莫斯科奧運會時宣布抵制該奧運會的國家達66個，佔國際奧委會已承認的147個國家和地區的佔五分之二。
1981年裡根上臺後，一改原先美國的收縮戰略，處處以強硬態度回擊蘇聯的擴張，並且宣稱進行「星球大戰」計劃的研究，掀起了新一輪軍備競賽高潮。而此時內外交困的蘇聯，再也無力應付，被迫進行全面收縮，最後認敗服輸。
在當時蘇聯領導人中，只有安德羅波夫通過克格勃搜集的情報，對蘇聯面臨的危機了解得一清二楚，並意識到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條。在其擔任總書記以後，進行了短期的整頓，初見一些成效。但安德羅波夫很快因為病情惡化而不能視事，因此他把改革的希望寄托在他最欣賞的戈巴契夫身上。安德羅波夫去世之後，官僚—精英階層擁護勃列日涅夫的心腹契爾年科當上總書記，他上臺後立刻停止了安德羅波夫的種種改革努力。
戈巴契夫就是在這種內外交困、危機四伏的狀態下走向領導崗位的。可以說，除了民族問題之外，他對蘇聯存在的其他危機看得比較清楚，在他看來，不改革只有等死，只有義無返顧地投入改革，國家和黨才會有一線生機。可以說，戈巴契夫上臺代表了已經意識到國家危機的官僚—精英階層的意志，儘管另外一些官僚—精英反對他帶來變革，但歸根結底是改革佔了主流。
必須說明，在缺乏民主的蘇聯體制下，戈巴契夫的上臺與否並不取決於人民群眾的意志和力量對比，而是取決於官僚—精英階層的力量對比，這是現實社會主義國家政治制度的一個悲劇。不過，和很多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一樣，蘇聯改革的最初階段也與人民的利益相一致，因為無論如何，人民的一些情緒也會間接地在官僚—精英階層中一些負責任的人中表現出來。
二、對傳統模式的最後一次挽救：加速發展戰略
戈巴契夫改革初期並沒有進行大膽嘗試，而是因循舊的傳統實行「加速發展戰略」，在依靠科學技術振興經濟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國民經濟稍有起色。根據美國中央情報局的評估，1985～1989年蘇聯國民收入平均年增長為1.9%，而改革前5年的平均值為1.7%。〔4〕這一點在利加喬夫的回憶錄《警示》中可以看得出來。〔15〕然而整體來說，「加速發展戰略」的目標並沒有實現。
戈巴契夫的在整頓經濟過程中犯了一個致命大忌——開展反酗酒運動。酒在俄羅斯人的生活中具有特殊的作用，有這麼一個俚語：「俄羅斯人可以沒有老婆，但決不能沒有伏特加。」俄羅斯人過度酗酒問題由來已久，甚至深深浸透到了俄羅斯文化之中。酒業的稅收是蘇聯政府收入的一個重要來源，佔每年財政收入18%左右。勃列日涅夫時代因為需要資金進行軍備競賽，「不道德地」對酗酒問題不加任何節制，18年內酒精消費量上漲3倍。〔15〕酗酒引發的死亡率上升、人均壽命下降、犯罪、曠工、致傷致殘、嬰兒畸形等社會問題非常嚴重，到八十年代初，蘇聯每天都有幾千萬成年人酩酊大醉，僅首都莫斯科街頭，每個冬天都要因為醉酒街頭而凍死上百人。〔16〕戈巴契夫開展反酗酒運動初衷確實是值得肯定的，但採取行政手段對付這樣一個棘手的問題，必然會導致群眾不滿、政府收入下降。戈巴契夫知難而進，開展了雷厲風行的反酗酒運動，三年內不但使得蘇聯政府減少了上千億盧布的收入，而且降低了戈巴契夫的威信，老百姓給他送了一個「礦泉水書記」的綽號。由於反酗酒運動的失敗和1986年4月26日發生的車諾比核電站事故造成的上千億盧布經濟損失，以及多年養成的官僚主義、拖拖拉拉的官場作風，不但使「加速發展戰略」取得的一些成就化為烏有，也使得改革者立場發生轉移，迅速轉向政治領域。
三、外交：從全面對抗到全面妥協
前面提到過，裡根上臺後咄咄逼人的政策，已經使蘇聯力不從心，因此戈巴契夫一上臺就把擺脫軍備競賽困擾作為主要大事，但此時尚是以對等裁軍作為先決條件的。然而車諾比核電站事故改變了這種對抗。一個核電站事故，就造成了幾千人死傷（實際死傷更多），大片區域遭到汙染，當地生態造成嚴重破壞至今也未完全恢復，那麼全世界五萬多枚核武器互相發射會造成什麼後果呢？答案只有一個：人類的滅亡。戈巴契夫開始從車諾比事故中汲取了教訓，迅速形成了「全人類利益高於一切」的思想，開始主動採取措施進行裁軍。
從人類發展的整體角度來講，「全人類利益高於一切」的思想無疑是積極的。但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從國家利益角度來看，特別是經濟不景氣、國力主要依靠軍事力量支撐的蘇聯來說，「全人類利益高於一切」等於在沒有取得任何利益的情況下就自己解除武裝。蘇聯軍方堅決反對這種做法，戈巴契夫則抓住1987年西德青年魯斯特駕機躲過蘇軍監控降落在紅場這一令蘇聯國內輿論譁然、軍方大大丟臉的事件，出奇迅速整治了軍方，換上了對自己言聽計從的人。從此軍方的政治地位一落千丈，蘇聯加快了單方面、全面向西方妥協的步伐。
四、民族主義：不祥的蛋
和歷屆蘇聯領導人一樣，戈巴契夫沒有認識到蘇聯民族問題的嚴重性。直到1988年，戈巴契夫還認為蘇聯不存在嚴重的民族問題。然而，戈巴契夫實在是不走運，他正好遇到了二十世紀全球民族主義思潮劇烈泛濫的洪水。由於蘇聯從未出現過類似的情況，沒有什麼經驗可遵循，故當時的蘇共主要領導人對突然凸顯的民族問題缺乏必要的準備，先是沒有給予必要的重視，而等到局面失控，又驚慌失措、進退失據、朝令夕改、顧此失彼。
民族主義勢力藉助「民主化」把自己首先打扮成民主派，並與俄羅斯內部的「民主派」彼此呼應。而蘇共領導和蘇聯人民，顯然沒有分清楚人民正當的民主訴求與民族分離主義的區別，沒有採取必要的措施予以鎮壓。戈巴契夫既然自己啟動了「民主化」，就不想再成為「改革的扼殺者」，因此在地方分離問題上處處被動，試圖靠「說服」「威脅」來壓制野心家們對最高權力的渴望。而對於鐵了心要靠分裂國家達到掌權目的、又有本族群眾狂熱支持的民族分裂分子來說，「說服」就是一種鼓勵。此後，族際衝突、共和國與中央的法律大戰、加盟共和國的獨立傾向遍地開花，不但加劇了局勢的動蕩，而且割斷了各地經濟聯繫，分散了領導人的注意力。最終，民族主義這顆「不祥的蛋」孵化出了怪獸，吞噬了蘇聯。
五、改革轉向：蘇共第十九次全國代表會議
由於經濟改革的出師不利，導致戈巴契夫把改革主要目標轉向了政治領域。他認識到官僚主義、長官意志等蘇聯體制的弊端對蘇聯發展的遲滯和破壞作用。1988年，蘇共召開了第十九次全國代表會議，戈巴契夫在這次會議上做了《關於蘇共二十七大決議的執行情況和深化改革的任務》的報告，明確提出「要根本改革政治體制」，通過「革命性改革塑造社會主義新形象」。〔17〕這次會議實際上是在倡導蘇共一黨制下的民主。公允地說，他看到了問題的本質，認識有可圈可點之處，然而他採取的措施確實是令人不敢恭維的。
高明的政治家善於不但善於發現問題，而且善於解決問題。戈巴契夫善於發現問題，卻不善於解決問題，甚至製造新的問題。民主化、公開性、權力歸蘇維埃這些口號和認識本身都是正確的，但具體的實施，卻要掂量掂量。如何使得社會以最小的成本獲得改革，如何把握住全局不使其失控，讓社會的演變按照一個穩定的軌道進行，這是任何一個高明的政治家所必備的素質。然而，戈巴契夫顯然不具備這些素質。
一個長期在高壓嚴密控制下的社會肯定不會健康發展，但是解除桎梏卻要講究方法策略。因為長期的獨裁統治下的人民，往往被當作孩子看待，獨裁者顯然不希望人民具有獨立思考分析能力，因此總會打擊各種思想異端；並且灌輸臣民意識，抑制公民社會的形成。在這種情形下，人民的自律能力和理性思維能力都難以獲得較大發展。如果突然解除壓力，人民反而無所適從，容易被各種極端主義的漂亮話所俘獲。因此，我認為民主性、公開化非搞不可，但如同戈巴契夫一樣驟然放開，必然適得其反，引發政治狂熱，從而為野心家粉墨登場提供舞臺。
六、聯盟大廈的爆破手：葉爾欽現象
葉爾欽原任蘇共斯維爾德洛夫州委書記，後調任蘇聯中央建設部部長，口碑不錯。戈巴契夫與葉爾欽在勃列日涅夫時代相識，基本上是工作關係，但雙方曾經發生過不愉快，葉爾欽對此銘記在心。〔18〕戈巴契夫上臺後，將葉爾欽調任中央書記、後任莫斯科市委書記、政治局候補委員。葉爾欽任莫斯科市委書記後，很快顯現出了其激進平民主義傾向，和群眾一起排隊購物、訪問貧苦、抨擊特權腐敗、對幹部進行大換班，提出「批評無禁區，公開無限制」，因而贏得了很好的口碑。
葉爾欽的激進主義矛頭很快轉向了蘇共中央，特別是蘇共第二號人物利加喬夫。1987年10月21日舉行的中央全會上，葉爾欽猛烈地抨擊了蘇共中央改革進程緩慢，並點名批判了利加喬夫的工作作風，立即遭到了幾乎全體中央委員的迎頭痛擊，不久就被解除了相關職務。
如果戈巴契夫在葉爾欽下臺後把他打發到盧安達或者巴貝多去當大使，也許葉爾欽從此就銷聲匿跡了。但是，戈巴契夫這時犯了一個愚蠢的錯誤，繼續讓葉爾欽在中央任職，而且是國家建設委員會副主席職務，仍然是蘇共中央委員、莫斯科市委委員，這在以往是不可想像的。在下臺後，葉爾欽在一切場合都痛陳蘇共統治的腐敗墮落、壓制民主。是的，這些不是空話，這些都存在，再加上葉爾欽被蘇共中央清除，因而葉爾欽獲得了「人民代言人」的稱號。作為體制外的破壞者，葉爾欽不必承擔蘇共沉重的歷史負擔，為了爭取權力不惜做出最不切實際的慷慨許諾，因而又贏得了「激進改革家」的稱號。從此，戈巴契夫與葉爾欽的鬥爭貫穿以後的蘇聯改革，直到蘇聯解體。
葉爾欽被戈巴契夫排擠出政治局以後，充分認識到自己已不可能在聯盟中央層次挑戰戈巴契夫。在一半是良心、一半是野心的驅使下，葉爾欽利用了戈巴契夫自己提倡的「民主化、公開性」作為鬥爭武器，直接從群眾那裡獲得支持。他利用當時蘇聯人民對蘇共的失望，利用蘇聯社會發展中的困境，慷慨許諾，痛陳時弊，把自己打扮成一個救世主。他憑藉充滿不切實際的許諾競選綱領和對蘇共的尖銳指責，於1989的蘇聯首次真實意義上的蘇維埃選舉中獲得89.4%的選票，當選為最高蘇維埃代表並擔任最高蘇維埃建設委員會主席，重新走上政治舞臺。
從葉爾欽的一貫表現來看，他是一個十足的野心家。在當選最高蘇維埃建設委員會主席後，他根本就不關心工作，而是成天忙於競選；他提出的各種口號、做出的各種許諾，完全脫離現實，如表示要在兩三年之內解決蘇聯的經濟問題，還清內債外債等；作為中央委員，他在蘇共中央全會上從來都不對中央的國內外政策發表反對意見，在選舉中卻對中央的任何一項政策都有意見；他口口聲聲反對特權，但他自己卻心安理得地享受住房、醫療的特權。〔19〕可惜，當時的蘇聯人民沒有足夠的理性思考能力識破這個政治騙子。
葉爾欽就是靠著「激進改革」的幌子，挖戈巴契夫的支持者的牆角，在隨後兩年裡獲得一個個勝利，邁向了俄羅斯聯邦的權力寶座。1990年5月29日，葉爾欽利用俄羅斯民族主義泛濫的形勢，提出要「給俄羅斯足夠主權」的綱領，在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選舉中以535票贊成、502票反對，僅比法定票數多4票的結果當選為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主席，奪取了俄羅斯聯邦的最高權力。選舉前戈巴契夫曾採取說服代表的辦法阻止葉爾欽當選，但未奏效。葉爾欽知道，只要有一個統一的聯盟存在，只要有一個蘇聯總統存在，自己的就不會有貨真價實的權力。因此，葉爾欽對聯盟的維持三心二意，陽奉陰違，支持各加盟共和國的分離運動；並以俄羅斯聯邦為根據地，逐步蠶食、架空中央權力。1991年6月12日舉行的俄羅斯聯邦總統選舉中，葉爾欽擊敗了雷日科夫和戈巴契夫提名的候選人巴卡京，成功地當選為俄羅斯總統，支持率高達57%。葉爾欽獲得如此高的選票，說明了當時俄羅斯大部分選民已經被葉爾欽的「激進改革」口號所迷惑。上臺以後，葉爾欽以自己是民選總統自居，公開與戈巴契夫對抗，蠶食中央權力，頒布非黨化命令，並時常以蘇聯總統的合法性讓戈巴契夫難堪（戈巴契夫是人民代表大會選出的，不是全民直接選舉選出的）。
戈巴契夫發動改革的動機是好的，但是戈巴契夫作為政治家卻非常笨拙。戈巴契夫作為蘇共中央機關內部的權術大師，其政治手腕是高明的；但作為他自己倡導的「民主化、公開性」下的新政治體系，他的政治手腕非常笨拙，在葉爾欽的進攻下節節敗退，毫無還手之力，又不肯採取斷然措施，致使社會秩序越來越混亂，人民生活水平下降，最終失去了人民的支持。
多年以後，當戈巴契夫回首往事時，終於醒悟了這一點。他說：「因此，最關鍵的是不能失去人民的支持。這對我，對你們，都是一種教訓或啟示。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就失去了主要的資源，就會出現政治冒險家和投機家。這是我犯的錯誤，主要的錯誤。」 〔20〕
七、大潰退：丟掉了東歐
二次大戰後，蘇聯根據雅爾達體制將東歐列入自己的勢力範圍，隨即把蘇聯制度移植到東歐國家。然而，這種大國劃定勢力範圍、近似帝國政策的做法，始終無法得到東歐國家人民的認同。二戰結束幾十年時間裡，東歐總是出問題。波蘭、民主德國、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國家，發生過不少政治動蕩，均遭到蘇聯的武力鎮壓，給這些國家的人民心裡蒙上一層陰影。特別是八十年代以後，東歐國家「小步舞曲」式的改革努力均遭失敗，普遍陷入經濟困境，與西方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大。例如匈牙利，1945年人均收入高於芬蘭，但到1989年人均收入僅及芬蘭的十分之一；東歐陣營中最富足的民主德國，與同一民族的聯邦德國相比，生活水平差距也非常明顯。
東歐國家中最不穩定的因素是波蘭，居民中有97%的人口篤信天主教。四十年中，這個國家大約每隔八、九年就要發生一次嚴重的政治—經濟危機，每次危機都導致原來的黨政領導人下臺。到八十年代初期，由於食品價格上漲導致嚴重政治危機，幾乎致使蘇軍入侵。雖然雅魯澤爾斯基為避免蘇軍入侵實行了軍管，團結工會表面上被鎮壓下去，但實際力量十分強大，其會員竟然佔到全體居民的三分之一，比波蘭統一工人黨的勢力還大。
到了一九八九年，蘇聯改革逐漸陷入困境，加上戈巴契夫提倡「新思維」，蘇聯對東歐國家的控制明顯放鬆。這樣，缺乏蘇聯支持的波蘭政府不得不與勢力強大的團結工會舉行圓桌會議，商定進行選舉。選舉的結果是：波蘭統一工人黨一票未得，團結工會則幾乎囊括了一切選票，政權轉移到團結工會手中。
波蘭的巨變和蘇聯的曖昧態度引發了連鎖反應。此後不到半年時間裡，匈牙利、民主德國、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亞紛紛發生和平演變，而羅馬尼亞則是通過血腥的武裝鬥爭完成這一進程的。其中，民主德國在一年之後就併入聯邦德國。
短短時間內東歐國家為什麼會發生如此翻天覆地的變化？我國有些分析家認為提出了不少說法：西方和平演變論、經濟未搞好論、新思維推波助瀾論，等等。但是，這些原因只是東歐演變的外因，而根據唯物辯證法，外因只是事物發生變化的次要原因，主要的、決定性的原因是內因。那麼，什麼是東歐國家演變的內因？就是這些國家走上蘇聯體制，並非本國人民自願的選擇，而是作為大國的蘇聯強加的，並且對任何離經叛道者進行無情打擊。例如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人開始「具有人道面貌的社會主義」試驗時，遭到了蘇聯的入侵。蘇聯的強制是這些國家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唯一保證。
東歐的迅速演變和隨即產生的華約解體使蘇聯領導人目瞪口呆，但是鑑於阿富汗的教訓，蘇聯領導人已經不可能再採取軍事入侵的手法進行幹涉，只好全面潰退。對於很多持帝國傾向的蘇聯人，特別是軍方來說，這是一次恥辱的撤退。東歐的演變也反作用於蘇聯政治進程，此後不久，蘇聯就取消了憲法第六條規定的蘇共領導地位條款，蘇聯正式進入多黨制時期。
八、蘇共的分裂：左右之爭
隨著改革的深入與由此引發的社會動蕩，戈巴契夫改革初期的主要政治盟友：葉爾欽、雅科夫列夫、謝瓦爾德納澤，利加喬夫、雷日科夫都逐漸遠離了戈巴契夫。在1985年，這些人都是改革派。但是，任何改革都有一個不可迴避的困境：那就是非民主國家的改革往往是一個社會的精英階層為了避免更深刻的危機而採取的不得已的行動，官僚—精英階層支持改革的出發點是保護既得利益。但隨著改革的深入，將不可避免地觸及一批又一批人的既得利益，促使他們從改革的擁護者變為改革的反對者；官僚—精英階層的另一些人則希望趁改革之機進行投機，攫取最高權力。相比之下，以成熟的公民社會作為支撐的民主國家卻不必如此，因此他們每一次正常的選舉都會導致權力更迭，新的統治者都會調整政策，從而使社會積累的問題得到經常性、制度化的解決，根本用不著等到問題堆積如山、「再也不能這樣生活了」的地步。
戈巴契夫痛苦地處於「極左」和「極右」的壓力之下，並因為誤判給自己增加了不少新敵人。不過請注意，當時蘇聯的極左和極右含義，與中國恰恰相反——葉爾欽代表「極左」，保守官僚代表「極右」。作為一個改革者，他痛苦地面對著一切改革者都要碰到的尷尬局面：一方面，更加激進的破壞性力量試圖炸毀政權本身，從而達到自我掌權的目的；另一方面，保守勢力、既得利益者卻認為改革侵犯了自己的特殊地位和權力，因而也要千方百計地阻礙改革，或者乾脆犧牲掉改革者本人。這種悲劇在中外歷史上多次上演，此時唯一能夠確保改革成功的，就是改革家高超的政治手腕，如何始終掌握全局，並藉助人民的力量完成改革事業。然而，戈巴契夫顯然不具備這種素質。
由於對改革態度、立場的截然不同，蘇共內部出現了「馬克思主義綱領派」、「民主綱領派」和「主流派」三大勢力，絕大部分黨員還是跟著以戈巴契夫為首的蘇共中央走的。1990年蘇共召開28大的時候，三派鬥爭日趨激烈，會後雖然通過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決議和新的黨綱，但這個決議不能滿足葉爾欽等人的胃口，於是他和他的主要追隨者宣布退黨。雖然形勢不容樂觀，但還有有多達75%的代表選舉戈巴契夫為總書記。
直到二十八大以後，戈巴契夫才意識到要與「左」、右分裂，打出「中派」旗幟，然而為時已晚。由於蘇聯經濟狀況持續惡化，在普通群眾看來戈巴契夫的改革沒有給他們帶來預期的生活改善，因而開始轉向戈巴契夫的反對派。其中，多數轉向支持激進民主派（「左」派），少數轉向既得利益保守派（右派），戈巴契夫的「中派」應者寥寥。群眾的這種情緒分化在1991年舉行的俄羅斯聯邦總統選舉中可以看得出來，此次選舉，葉爾欽獲得了57.38%的選票，雷日科夫獲得17.29%，而戈巴契夫支持的巴卡京只獲得3.47%的選票。
對於蘇共的前途，蘇共莫斯科市委書記普羅科菲耶夫在1991年7月19日的分析可謂精闢。他說：由於過去只有一個黨，一個意識形態，政治上積極的公民幾乎全在蘇共內部。多元化以後，蘇共必然分裂。右翼激進派認同資本主義，其理由是西方國家生活好；左翼激進派要求回到過去，理由是改革前生活比改革後好。而餘下的中派和社會主義改革派處境最為艱難，既要為過去的錯誤和今天的危機負責，還要建設無人建設過的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最好是「左」「右」兩個極端派都從蘇共分裂出去，一般情況下只會有人退黨，但黨不會垮；除非各共和國沒收蘇共財產，宣布蘇共非法。遺憾的是，僅僅一個月後，他的話就應驗了。
九、戈巴契夫的夢魘：赫魯雪夫綜合症
戈巴契夫一直有一個夢魘：赫魯雪夫。赫魯雪夫發動了改革，卻被自己最信任的人趕下了臺，扼殺了他的改革，在勃列日涅夫迴避矛盾的時期，蘇聯很多問題堆積如山。因此，如何防止自己成為另一個赫魯雪夫，一直是戈巴契夫所警惕的問題。
對戈巴契夫來說，葉爾欽是敵人，但他是明面上的敵人；而保守派也是敵人，但他們是誰呢？當年把赫魯雪夫搞下臺的那些人，蘇斯洛夫、謝列平、波德戈爾內、勃列日涅夫等人，誰在公開場合表明過他們是反對派？明槍易躲，暗箭難防。戈巴契夫對來自暗處的敵人，必然有更多的提防。因此，在改革進行到1989年年底以後，戈巴契夫不得不如同走獨木橋般左右平衡，時而支持左派打擊右派，時而支持右派打擊左派，以艱難地推進他的改革，同時艱難地維持蘇共的權威。可以說這個時候，戈巴契夫已經漸漸喪失了對局面的控制。
以葉爾欽為代表的激進民主派不必背負以戈巴契夫為首的蘇共主流派的沉重的歷史遺產，又不是現實的掌權派，因此他們具有很強的鼓惑性和煽動性，很快爭取到了社會中下層、工人階級特別是煤礦工人的支持。從1989年開始，激進改革派不斷煽動煤礦工人罷工鬧事，或者組織數十萬人的遊行示威活動。政局的動蕩加劇了蘇聯的經濟困境，從而使得戈巴契夫處境更為艱難，支持率不斷下降。1990年，由於煤礦工人大罷工和社會持續動蕩的影響，蘇聯經濟出現了戰後第一次負增長，負增長的比例約為2%。煤礦工人成了葉爾欽要挾中央政府的有力武器。此外，葉爾欽還公開支持各加盟共和國的分離主義者，使得民族問題驟然緊張。戈巴契夫只好來滅火，但是又在是否武力鎮壓方面優柔寡斷。這是一個難題：要麼，把改革淹沒在血泊中，要麼改革因國家分裂而失敗。
而保守勢力則掌握著從中央到地方的權力機關。要命的是，戈巴契夫區分不出誰是真正的反改革派，誰是真正的改革派。利加喬夫和雷日科夫是光明磊落的，但是除了他們拉出隊伍組織了「蘇共馬克思主義綱領派」以外，沒有明確宣布加入這個派別的人難道都是改革的堅定支持者嗎？戈巴契夫始終無法掙脫赫魯雪夫夢魘。
利加喬夫是個正派而明白的人，他也沒有反對公開性和民主化。但在具體實施、何種限度上與戈巴契夫產生了嚴重分歧。恰在此時，持極左派觀點的列寧格勒女教師安德烈耶娃在蘇維埃俄羅斯報上發表了《我們不能背棄原則》的公開信，公開反對改革。由於該信發表時恰好因戈巴契夫在國外訪問，利加喬夫代理總書記職務，頓時使戈巴契夫陷入了「赫魯雪夫第二」的夢魘。其實，利加喬夫並無此心，否則，歷史的演化不是這個樣子。利加喬夫可能認為「公開性」過了頭，而且是「一邊倒」，因此想藉此機會平衡一下輿論，卻沒想到觸到了戈巴契夫的痛處。戈巴契夫也沒有立即從政治局清除利加喬夫，但把他從主管意識形態的政治局委員調為主管農業的政治局委員，仍然任中央書記處書記，由雅科夫列夫主管意識形態。但隨著中央書記處的地位日益下降，利加喬夫實際上被架空了。蘇共28大上，利加喬夫沒有當選為中央委員，但仍然投票選戈巴契夫當總書記。
至於雅科夫列夫這個人，我一直覺得這個「灰衣主教」觀點有些奇怪，直到讀了他的《一杯苦酒》。從這本書看來，雅科夫列夫是一個徹底對社會主義喪失了信念的人。國內有些研究者認為戈巴契夫實際上執行的是雅科夫列夫的思想，我看有些欠妥。的確，二者某些言論有相似之處，但最重要的區別是：戈巴契夫至今仍然堅持社會主義信仰，但雅科夫列夫顯然不是這樣。戈巴契夫一直致力「重建」「革新」社會主義，而雅科夫列夫卻仿佛對「社會主義」這個詞有刻骨仇恨；戈巴契夫至今肯定十月革命的選擇，認為全盤否定蘇聯建設的成就是不正派的，〔25〕而在雅科夫列夫眼裡，蘇聯有的只有罪惡，能獲得的只有詛咒。當然，我也不認為雅科夫列夫像某些人臆斷的那樣是「美國奸細」。很明顯，戈巴契夫讓雅科夫列夫這個貌似「社會主義改革派」、實際上對社會主義恨之入骨的人執掌意識形態大權並信任他，顯然是用人上的一大失誤。例如，1988年立陶宛獨立運動高漲時，戈巴契夫曾派雅科夫列夫去了解情況，結果雅科夫列夫竟然鼓勵了分離分子，令他們喜出望外。〔26〕回來後又撒謊說那裡一切正常，並向政治局建議和波羅的海國家搞個邦聯，遭到政治局的拒絕，〔27〕此後波羅的海獨立傾向一發不可收拾。而1991年7月27日改革最艱難的日子裡，雅科夫列夫宣稱自己不相信蘇共會革新，並確認「我們不幸的來源於馬克思主義的教條」〔28〕，宣布辭去總統顧問職務與戈巴契夫分道揚鑣，為葉爾欽效力去了。
為了擺脫「赫魯雪夫綜合症」和官僚—精英集團的困擾，專心進行改革，戈巴契夫實行了權力重心由總書記向總統的轉移。但是，這種權力轉移進行得十分不成功，政治局、總統委員會、最高蘇維埃、政府之間機構重疊、職責不明，導致政出多門，沒有達到預期目的。此後，戈巴契夫在短時期內多次進行機構改革，很多次人員還未明確分工就又改組機構，加劇了權力中心混亂。由此可見，戈巴契夫已經完全失去了駕御全局的能力和清晰的改革思路。
十、聯盟中央被架空：俄羅斯的主權宣言
如果說戈巴契夫是為了建設美好的生活在努力，那麼鮑利斯·葉爾欽則是為了獲得權力而忘我地破壞這種美好的生活。為了達到個人目的，這個人可以不顧一切。葉爾欽明白，如果不架空聯盟中央，他這個「總統」就是徒有虛名。雖然戈巴契夫的支持率一降再降，但仍然有多數人認為戈巴契夫是應付聯盟危機的唯一人選。在聯盟層次，不但要看民意支持率，而且還要考慮各共和國的立場，而多數共和國領導人則是支持戈巴契夫。這樣，葉爾欽始終無法在聯盟層次與戈巴契夫對抗，他轉而尋找一種新的途徑——架空聯盟中央。
1990年5月30日，葉爾欽剛剛當上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主席，就表示要俄羅斯獲得主權。當然，他還為這種行為戴上一個光環：「只有共和國的強大，蘇聯才會強大。」 〔24〕接著，在激進民主派的鼓譟下，俄羅斯最高蘇維埃通過了《主權宣言》，隨即葉爾欽處處宣稱自己只對自己的選民負責，不對聯盟中央負責，俄羅斯的法律高於聯盟法律。這種公然鬧獨立的行為鼓勵了各加盟共和國的獨立傾向。葉爾欽為了搶奪權力結成對抗中央的統一戰線，親自為波羅的海三國獨立分子打氣，並且唆使俄羅斯聯邦內的各自治共和國搶奪權力和中央財產，為車臣分裂分子大開方便之門。從此各國宣布獨立成風，《主權宣言》漫天飛，蘇聯事實上已經開始分崩離析。
當然，聯盟中央仍然存在，統一的軍隊尚未瓦解，各國人民要求蘇聯統一的呼聲還很強烈，幾十年體制的慣性依然存在。但是，在與野心勃勃的各加盟共和國，特別是地位極其重要的俄羅斯聯邦的博弈之中，早已被全面危機弄得焦頭爛額的戈巴契夫毫無還手之力，處處被葉爾欽等人牽著鼻子走。值得指出的是，很多人在研究蘇聯解體問題時，對俄羅斯主權宣言的通過所引起的聯盟實際的瓦解重視不夠。實際上，俄羅斯的獨立在實際上已經敲響了蘇聯的喪鐘，其政治後果是非常嚴重的。
十一、蘇共的政治絕唱：《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
為了應付眼前的危機，蘇共中央提議召開第二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1990年7月2日，蘇共二十八大召開，戈巴契夫在大會上做了《沿著改革的道路繼續前進》的報告。該報告駁斥了對改革的一些指責，但重申了「蘇共是堅持社會主義選擇和共產主義前途的黨」的原則。這次大會上爭論激烈，各種派別紛紛闡述自己的觀點，措辭尖刻，氣氛十分緊張。
這次大會的一個重要特點是進行了總書記的差額直接選舉。結果，戈巴契夫以3411票贊成、1116票反對，即贊成票佔75%的結果再次當選總書記。而進行副總書記的選舉時，利加喬夫只獲得了18%的選票而落選，伊瓦什科當選為副總書記。利加喬夫表示，他與戈巴契夫的分歧是策略性的分歧，而不是戰略性的分歧。
葉爾欽則繼續進行他對黨的破壞活動，提出了要沒收黨的財產、追究反酗酒運動的責任、蘇共解散在國家機器中的組織、還要求共產黨改名等，他的報告引起了代表們的反感。戈巴契夫要求葉爾欽澄清其反黨言論，於是葉爾欽和「民主綱領派」要求退黨。大會立即對撤消葉爾欽的二十八大代表資格問題進行表決，結果94%的代表支持將葉爾欽開除出黨。
蘇共二十八大有失有得。所得是：多數代表仍然認同改革路線，在完全民主的情況下投票選舉戈巴契夫為總書記，通過了名為《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綱領性聲明，反映了多數蘇共黨員仍然認同改革路線和社會主義道路，蘇共在危機時刻仍可以實現團結；將葉爾欽從蘇共隊伍中清除出去，減少了黨內激進民主勢力的活動。而所失是：這次大會沒有制訂出應對危機的切實方案，而且蘇共聯邦化成為現實，削弱了蘇共戰鬥力。
對於蘇共二十八大的綱領性聲明《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我國一些人評價幾乎全部是負面的，但多年以後當我重讀這份綱領時，我卻不這麼看。首先，該綱領是在代表們民主表決的基礎上通過的，代表了多數黨員的真實意願；其次，該綱領是蘇共用自己一百年的革命經驗與教訓寫出的回顧、反思與期望，杜鵑啼血，字字珠璣，幾乎每一行都凝聚著千百萬共產黨人和人民群眾的鮮血、眼淚和心聲。這是蘇共留給我們的、永生不朽的精神遺產。蘇聯的解體，並非因為實現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而恰恰是拋棄了這份綱領。
十二、走向深淵：經濟的崩潰
由於政治狂熱和各共和國離心力的加強，以及雷日科夫政府經濟政策的失誤（雷日科夫宣布準備在1991年改革零售價格，並大幅度提高食品價格，結果造成全國的搶購風潮，囤積居奇現象嚴重），1990年秋天商店裡商品匱乏，排隊現象嚴重，市場供應發生危機，與購買力嚴重脫節。當時蘇聯出現了此起彼伏的罷工、遊行示威、辯論選舉等活動，頗似中國「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情形。這種政治狂熱必然會影響到生產活動。當年，蘇聯國民經濟下滑2%，1991年又下滑11%。經濟的困境大大降低了戈巴契夫的威信。1990年夏天，尚有56%的居民支持戈巴契夫，而到了冬天，支持戈巴契夫的比例只有13%。
由於葉爾欽已經控制了俄羅斯聯邦，故經濟改革綱領沒有葉爾欽支持是無法執行的。在經濟改革方面，激進民主派的非建設性再次暴露無疑。他們對雷日科夫漸進式向市場經濟過渡的方案不屑一顧，另起爐灶由經濟學家沙塔林制訂了「500天計劃」，要在500天之內過渡到市場經濟，具體到每一天要做什麼都規定得很清楚，哪一天消滅赤字也規定得一清二楚。
戈巴契夫再次表現出了他優柔寡斷的性格缺陷。他要把雷日科夫的「政府方案」和沙塔林「500天計劃」綜合起來，提出了既不激進、也不保守的「總統方案」。然而，實際上，按照中國改革的實踐來看，雷日科夫的方案本身就夠激進了，而沙塔林的方案極度激進，因而貌似折中的「總統方案」實際上也是一個激進方案。戈巴契夫本想通過折中兩面都不得罪，但沒想到結果恰恰是兩面都得罪了，但相比之下雷日科夫更有涵養、更懂得負責，支持了總統綱領。
1990年10月16日，戈巴契夫籤署的《穩定國民經濟和向市場經濟過渡的基本方針》交給蘇聯最高蘇維埃審議，結果以356票贊成、12票反對和26人棄權獲得通過。從這個表決結果來看，多數代表也是持折中立場的，希望經濟穩定。但大權在握的葉爾欽再次找茬，說最高蘇維埃通過的總統綱領是「企圖保持行政官僚體制」，「蓄意欺騙人民」，「無視1.5億居民」等等，並表示俄羅斯不執行該綱領。由此可見，葉爾欽這樣的「激進民主派」根本不是什麼尊重多數原則的民主派，而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假民主派。對此戈巴契夫進行了回擊，他說葉爾欽「把涉及國家切身利益的穩定經濟的綱領變成施展政治手腕的對象，」不是為了探索解決問題的方法，而是提出「實質上對立的調子、尖刻的言辭。」可以說戈巴契夫對葉爾欽的破壞者本質已經看得很清楚了，但遺憾的是他被他自己確立的「民主」原則束縛住了手腳，沒有及時把葉爾欽趕出政治舞臺。
同時，以雷日科夫為首的穩健改革政府遭到了激進民主派的猛烈抨擊，一年中提出了六個針對政府的不信任案。雷日科夫長期從事經濟管理，經驗豐富而且非常盡責，當時蘇聯經濟出現的問題當然不能由他一人一下子就能解決的，在堆積如山的經濟問題和激進改革派屢屢找茬的情況下，他心力交瘁、滿腹委屈，終於在1990年12月26日人代會上爆發，發表了措辭尖銳的回擊，而後突發心臟病住院，辭去了總理職務。
雷日科夫辭職後，戈巴契夫又棋錯一招：提名原蘇聯財政部長帕夫洛夫為蘇聯總理。提名此人作總理令蘇聯和全世界分析家感到奇怪，因為此人一向政績平平，為人不正派，誇誇其談，性格十分古怪。他顯然不是一個很好的總理人選，尤其不能承擔危機時期的總理工作。〔18〕果然，帕夫洛夫上臺後不久就宣稱要打擊「影子經濟」，於1991年1月23日建議停止1961年版50盧布和100盧布的大額鈔票流通，結果不但沒有打擊「影子經濟」，反而造成民怨沸騰，給激進改革派平白送去一份政治禮物；在激進民主派尖銳指責之後，此公的辯解更令人大跌眼鏡：他說這樣做是為了阻止「外國銀行的陰謀」，因為他們掌握了80億盧布，打算將這些盧布突然投放蘇聯，把蘇聯經濟搞垮。〔23〕帕夫洛夫近似夢囈般的胡言亂語遭到了國內外的一致嘲笑，就連克格勃也趕緊發表聲明，表示不知道外國銀行有此「陰謀」。〔18〕戈巴契夫在這種危機時刻選用此庸人，真是致命的錯誤。
十三、整頓秩序：戈巴契夫轉向強硬
葉爾欽的咄咄逼人及其蓄意製造混亂，使得戈巴契夫逐漸轉向強硬派一邊。戈巴契夫成功地促成了亞納耶夫當選蘇聯副總統，並同激進改革派拉開了距離。整個1990年下半年和1991年上半年，戈巴契夫都在與激進改革派做鬥爭，直到「八一九」政變為止。1991年2月23日蘇聯建軍節閱兵和群眾集會，戈巴契夫向激進改革派發出了明確的信號。有消息表明，期間，戈巴契夫甚至考慮過採取非常措施「解決」掉葉爾欽等人。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說：「關於非常措施的問題可能列入議事日程表。」 〔21〕
戈巴契夫轉向強硬立場，遭到了他的主要政治盟友雅科夫列夫和謝瓦爾德納澤的堅決反對。其中，謝瓦爾德納澤竟然在人代會上不同任何人商議突然提出辭職，並且呼籲：「民主派同志們，你們逃走吧，獨裁正在來臨……我要辭職，這是我個人的貢獻，也是對獨裁的抗議。」 〔22〕不久以後，雅科夫列夫也宣布辭職。雅科夫列夫和謝瓦爾德納澤的相繼辭職表明，戈巴契夫改革初期的全部班底均已眾叛親離。
但是，新聯盟條約的接近成功，使得戈巴契夫對採取不流血方式解決國內問題增添了信心，他的如意算盤是：先籤署新聯盟條約，再通過經濟、政治甚至軍事手段給拒絕加入聯盟的幾個小共和國施加壓力，促使其加入聯盟，解決好聯盟分權問題，平息分離主義；再集中精力解決國內政治經濟問題。假如沒有「八一九」事件，或許他可以成功。因為聯盟的四個最重要的共和國：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哈薩克斯坦都是要加入聯盟的，至少表面上不敢分裂聯盟。
十四、曙光一現：全民公決和新奧廖加進程
面對氣勢洶洶的民族分離主義浪潮和聯盟解體的危機，戈巴契夫採取了「慎用武力，以談促變」的手法。應該說這是一個正確的選擇。哪裡分離主義鬧得兇，就派軍隊嚇唬一下，讓其收斂；同時通過談判滿足加盟共和國一些要求，保持一個統一的聯盟國家。但是，戈巴契夫太軟弱了，因為有些共和國的分離運動領導人根本就不願意進行任何談判。野心家們一旦掌握了權柄，就不會主動讓出絲毫。十五個加盟共和國中喬治亞、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亞美尼亞、摩爾多瓦都明確拒絕加入這個談判。這個時候，戈巴契夫應當採取果斷行動，殺一儆百。可惜，戈巴契夫沒有這麼做，而是派出軍隊猶猶豫豫地進去，遇到對抗就灰溜溜地出來，實際上加劇了分離主義分子的囂張氣焰。
為了獲取人民的支持，1991年3月17日，戈巴契夫倡議進行了題為「你是否贊成保留一個統一的、經過革新的聯盟？」的全民公決，這也是蘇聯歷史上首次全民公決。根據公決結果，76%的蘇聯公民不希望國家解體，可以說戈巴契夫維護國家統一的努力，是代表了人民意志的。
戈巴契夫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1991年8月在莫斯科新奧廖加國家別墅與9個加盟共和國達成了「9+1」談判，預定於1991年8月20日籤訂新聯盟條約。在談判過程中，戈巴契夫起初堅持不改變「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簡寫為CCCP）的國名，但是遭到了俄羅斯等共和國代表的堅決反對。為了獲得俄羅斯聯邦，也就是葉爾欽的支持，戈巴契夫只好妥協，定國名為「蘇維埃主權共和國聯盟」（簡寫也為CCCP）。這一點尤其要說明，因為國內有些材料裡說戈巴契夫是蓄意地毀滅蘇聯，因此「連社會主義也不要了」。其實，這是戈巴契夫維護國家統一所不得不做出的、無奈的選擇。
十五、轉折點：「八一九」事件
然而歷史的發展總是不以人們的良好願望為轉移。新聯盟條約籤署前，葉爾欽頒布了在俄羅斯聯邦國家機關非黨化的命令，企圖強行將蘇共排擠出國家機關。鑑於新聯盟條約籤署在即，戈巴契夫對葉爾欽的反擊軟弱無力。葉爾欽進一步向戈巴契夫施加壓力，要求解除克格勃主席、國防部長、內務部長等強力部門領導人的職務。為了拉攏葉爾欽籤署新聯盟條約，戈巴契夫口頭上答應了。但是該次談話被克格勃竊聽，成為發動政變的導火索。
出於丟掉官職的擔憂，克留奇科夫忙碌起來，8月17日，他邀請本來支持戈巴契夫，但又對國家日益混亂局面憂心衝衝的國防部長亞佐夫元帥，拉上見誰勢力大就跟誰的騎牆派總理帕夫洛夫，在克格勃秘密聚會地點「ABC」小屋洗蒸汽浴，形成了政變計劃。隨後，他們又召集了副總統亞納耶夫、內務部長普戈、國防會議第一副主席巴克拉諾夫、蘇聯農民聯盟主席斯塔羅杜布採夫、蘇聯國營企業和工業、建築、運輸、郵電設施聯合會會長季賈科夫八個人，組成緊急狀態委員會。此外，參與政變的重要的幕後人物還有最高蘇維埃主席盧基揚諾夫和總統辦公廳主任博爾金。其實這些參與政變者，一直都是戈巴契夫所信賴、倚重的人物。否則，不會將如此重要的職務：最高蘇維埃主席、副總統、國防部長、克格勃主席、政府總理、內務部交給他們。在政變發生前，葉爾欽等人都曾多次警告戈巴契夫可能會發生政變，但戈巴契夫根本不予理睬。
但這個早就適應了蘇共中央機關善於空談的作風的密謀集團實在是太離心離德了，其政治手腕也相當拙劣。1991年8月18日下午，副總統亞納耶夫和總理帕夫洛夫參加了帕夫洛夫兒子返回莫斯科的晚會，兩人喝得醉醺醺的，突然接到電話讓他們到亞佐夫家裡有要事相談。於是亞納耶夫和帕夫洛夫來到亞佐夫家裡，克留奇科夫說：發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有可靠情報，民主派要發動政變。博爾金則說：戈巴契夫中風了，無法履行職責，因此要成立緊急狀態委員會。〔29〕直到這個危急關頭，對領導核心成員還要採取欺騙和愚弄的手段，怎麼能不失敗呢？從成立委員會開始，到政變失敗，亞納耶夫除了發表個講話就是蒙頭大睡；而帕夫洛夫第二天就「生病住院」。
可笑的是，這個密謀集團既決定冒險把坦克開上街頭，卻又害怕流血。所採取的一些措施也笨拙不堪，一再貽誤逮捕葉爾欽的最佳時機，甚至連葉爾欽的通訊聯絡都沒有切斷，使之暢通無阻地與外國聯絡。葉爾欽跑到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也就是「白宮」），糾集了成千上萬人保護自己；葉爾欽還通過電臺越權宣布，所有俄羅斯領土軍隊歸其指揮。密謀者沒有膽量下令對群眾開槍，也沒有人下達對白宮發起攻擊的命令，而軍人也不聽指揮。各地支持葉爾欽的電報、電話成千上萬，堅定了葉爾欽孤注一擲的決心。葉爾欽明白，如果自己不進行一場豪賭，那麼丟掉的肯定不止是已經到手的權力，還有性命。而密謀者，則是害怕孤注一擲的，在緊急狀態委員會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宣布緊急狀態令的亞納耶夫不知道是出於膽怯還是醉酒未醒的原因，拿稿子的手居然不斷發抖，這一情節被支持葉爾欽的電視臺攝影師特意錄下特寫，全世界通過電視看到了這一情景。
葉爾欽的英勇頑強與政變者的心虛膽怯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從這一刻起，政變的失敗就已經不可避免了。越來越多的人從四面八方趕來保衛白宮，很多部隊也拒絕執行任務。從保衛白宮者的成分來分析，他們大多數是被葉爾欽所蠱惑的人民群眾。至少葉爾欽是個民主派，雖然跟他走未必很好，但萬一政變成功，可能退回到史達林主義恐怖時期卻讓他們義無返顧地選擇了葉爾欽。
八月政變很快地失敗了，葉爾欽通過這場政變中的表現撈足了政治資本。他越權接收了蘇軍指揮權，實力和野心急劇膨脹，近乎病態、不分青紅皂白地向蘇聯共產黨發起進攻。叛徒往往比敵人還要兇惡，這是常見的現象，不足為奇。而一直在觀望的各加盟共和國領導人紛紛表明態度，退黨的退黨，獨立的獨立。而戈巴契夫雖然回到了莫斯科，但他原先所倚重的強力部門和政治力量全部身敗名裂。本來他剛回到莫斯科時還反對「反共歇斯底裡」，重申自己的「社會主義信仰」。但在瘋狂的群眾情緒面前，戈巴契夫沒敢再堅持自己的言論，並於8月24日建議蘇共中央解散。蘇共這個大黨就這麼無聲無息地垮臺了，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十六、謀殺蘇聯：別洛韋日的即興之作
「八一九」事件及其慘敗徹底打破了蘇聯政治格局的平衡狀態，消滅了蘇共和戈巴契夫的一切權力基礎，各加盟共和國的離心傾向驟然增強，烏克蘭、白俄羅斯等主要國家迅速宣布獨立，各國紛紛建立自己的武裝力量，搶奪蘇軍財產。從此，蘇聯政局急轉直下。儘管戈巴契夫一再為維護國家統一做出努力，奔走於各共和國之間，甚至在一次會談中幾乎以鞠躬的方式懇求各國保留聯盟，但他已經成為沒有任何根基和威信的政治傀儡，在葉爾欽等人蓄意瓦解蘇聯的情況下，他是無可奈何的。
假如此時的戈巴契夫孤注一擲，用軍隊解決分裂問題可不可能呢？我認為已經不可能了。當時軍隊已經四分五裂，軍隊領導中忠於聯盟的人已經被清洗，各共和國已經建立了自己的武裝力量並瓜分蘇軍。戈巴契夫曾經試圖說服當時的國防部長沙波什尼科夫支持聯盟，但沙波什尼科夫權衡以後還是投靠了更有勢力的葉爾欽。假如戈巴契夫為了維護自己的地位，利用自己軍隊總司令的身份號召發動內戰，可能會有一部分軍人響應，但是那將是一場實實在在的噩夢。
1991年12月8日，葉爾欽、舒什克維奇（白俄羅斯）、克拉夫丘克（烏克蘭）三人撇開戈巴契夫，在白俄羅斯的別洛韋日森林狩獵場籤署了《別洛韋日協定》，宣告成立「斯拉夫聯合體」，隨後又建立了「獨立國家國協」，並宣告「蘇聯作為國際法主體和地緣政治現實已不復存在」。12月21日，在阿拉木圖舉行的11個共和國首腦會議上發表了《阿拉木圖宣言》，正式宣布隨著獨立國協的建立，宣告了蘇聯的消亡。12月25日，已成孤家寡人的戈巴契夫不得不宣布辭職，存在了69年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宣告解體。
從開始改革到蘇聯解體，短短六年時間裡就發生了如此翻天覆地的變化，這不得不讓人深思。應當說，戈巴契夫的改革計劃包含了很多積極因素，但為什麼最終一敗塗地？我認為首先是因為戈巴契夫並非一個稱職的國務活動家，特別是危機時刻的國務活動家，六年的改革脈絡給我們呈現出的是一連串的決策失誤。戈巴契夫心地善良，對社會主義有著獨特的思考和認識，對蘇聯存在的問題分析得也比較透徹，但他遇事優柔寡斷，意志不堅強，稍有阻力就改變想法。這樣的性格，在太平盛世大概會討人喜歡，但在多事之秋卻無論如何不行。此外，戈巴契夫用人失察，例如錯用葉爾欽、帕夫羅夫這樣的人，卻疏遠忠心耿耿的雷日科夫和利加喬夫。他也不注意保護下屬，致使他改革過程中無法形成一個堅強有力的領導核心。例如，在利加喬夫受到貪汙指控時戈巴契夫不出面澄清，後來戈巴契夫在政治局一次會議上對蘇共日益被動提出擔憂，對此利加喬夫回答說：「因為我們這裡沒有列寧！」戈巴契夫問這話是什麼意思，利加喬夫回答道：「因為列寧不會見到自己的同志受委屈而不聞不問」。戈巴契夫立即緘默不語。第三，戈巴契夫有嚴重的虛榮心，喜歡被當作「開明的共產黨人」受歡迎。當國內改革不順利，聲望日益下降時，他就在國外尋找這種感覺。「越來越沉迷於西方領導人的吹捧，卻不願意面對國內愁眉苦臉的人民。」〔5〕第四，作為一個改革者，戈巴契夫難以逃脫專制主義狀態下改革者的歷史宿命。第五，蘇共長期受到「左」的思想幹擾，急躁冒進，理論與實踐完全脫節。戈巴契夫受到這種思維習慣的長期影響，在糾正「左」的錯誤的同時，也犯了相同的錯誤。第六，戈巴契夫原則性差，過分注重在「左」「右」之間搞平衡、搞折中、搞妥協，力圖左右都不得罪，結果適得其反，裡外不是人。第七，戈巴契夫忽視了改善經濟，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政治體制改革和外交斡旋之中，人民生活沒有得到改善，而那種對人民菜籃子和錢袋子沒有什麼好處的改革，是難以得到支持的。
第二節：為什麼要研究蘇聯改革歷史
蘇聯和中國是國情比較相似的兩個大國。這種相似性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兩國都是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多民族國家。蘇聯領土面積2240萬平方公裡，是世界上領土面積最大的國家；蘇聯人口為2.8億，為世界第三人口大國；蘇聯國內有大小民族一百五十多個，各民族之間有不同的文化、風俗和宗教信仰。中國領土面積約為960萬平方公裡，位居世界第三；而人口有13億，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有大小民族56個。幅員遼闊、人口和民族眾多、各地區發展程度很不平衡是這兩個大國的基本國情。而越是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國家，國內問題就越複雜，對執政者的素質、水平和能力的要求就越高，因此，研究蘇聯歷史發展的軌跡和蘇聯決策層的優劣得失，對我國的改革很有借鑑意義。
第二，兩國都是屬於東方國家。雖然蘇聯地跨歐亞兩大洲，傳統上被列為歐洲國家。但實際上，蘇聯的傳統文化具有明顯的從東方到西方的過渡性質，其中以東方性質為主。這表現在：首先，兩國政治傳統中佔主導地位的都是君主獨裁體制，即亞細亞專制主義，而基於西方的民主主義影響甚微；其次，兩國社會傳統中佔主導地位都是臣民社會和臣民意識，公民社會發育得很不成熟，公民意識淡薄；再次，兩國文化傳統中服從多於思辯，也沒有什麼分權制約意識；最後，兩國執政黨的統治方式、權力架構也基本相似。
第三，兩國歷史條件極具相似性。兩國都是在資本主義發展極不成熟、尚未完成現代化的基礎上開始建設社會主義的；兩國都是在長期戰爭破壞掉經濟基礎的情況下爆發革命的；兩國的共產黨人都是在長期的、艱苦的武裝鬥爭後，獨立自主地靠自身力量取得政權的（這一點與其他現實社會主義國家很不相同）；兩國的政治經濟模式，全都是史達林式社會主義（也被稱為「蘇聯模式」）；兩國都在體制的創建者去世後開始了改革。
兩國國情、文化、上層建築和歷史的相似性，決定了蘇聯發生的事情，很可能也發生在中國。實際上，雖然表現方式略有不同，但兩國的許多重大事件基本雷同，甚至領導人的歷史角色、個性都很類似。這再一次證明了歷史唯物主義的正確性。
前車覆，後車鑑。只有認真研究蘇聯歷史，特別是蘇聯改革失敗的歷史教訓，避開改革進程中的陷阱與雷區，中國的改革才會取得成功。作為一個中國公民，我既不希望我國中止改革的步伐，退回到極權主義時代；也不希望我國象蘇聯一樣，在改革中陷入混亂與衰退。
第三節：蘇聯改革對中國改革的借鑑意義
我認為，改革是必須進行下去的艱難選擇。有些人主張退回到過去，退回到改革前去，這個我不能接受。因為不進行改革只有死路一條，朝鮮就是一個典型的活教材。和蘇聯改革比起來，中國改革至少在目前看來是相對成功的，但問題還是不少，有些甚至威脅到改革本身的生死存亡。對比蘇聯改革的教訓，我覺得中國的改革者們，應當注意吸取以下教訓：
第一，必須堅定地推進民主化、公開性建設，但決不能急於求成、一步登天。實行民主化，引入人民群眾參加到權力決策體系中來，是保證改革不背離群眾願望的唯一辦法。現在的改革，主要以精英驅動為主，精英們的利益並不總是與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相吻合，很多已經直接侵犯到了人民的利益。作為一名社會主義者，我對社會主義的解讀就是「人本主義」，一切為了「人」，為了「人」的尊嚴，「人」的幸福，「人」的解放。因此，社會主義中國必須走民主化道路，相信群眾依靠群眾，為群眾謀福利。同時還要加強公開性建設，決策透明化，確保人民群眾的知情權、監督權落到實處。這是我的基本觀點。
但是，搞民主化不能一蹴而就，不能急於求成。中國的公民社會發育得極其不成熟，廣大的人民群眾仍然習慣於臣民思維。雖然法律上規定了公民的各種權利和義務，但是官僚—精英階層，則漠視人民權利，使得許多法律上規定的公民權利淪為一紙空文；而廣大群眾既不知道自己享有哪些權利，也不願承擔自己的義務，更缺乏社會責任感。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經常見諸報端的「歹徒當街行兇，眾人袖手旁觀」。此外，由於多年來政府一直漠視人民的公民教育，並且蓄意進行思想控制，因而在多數中國居民的思想深處，奴性多於尊嚴，浮躁多於思辯。典型例子就是前不久在西安發生的「仇日事件」，這是一個在虛假信息誤導下，在自卑心理與浮躁情緒共同作用下產生的怪胎。在群眾普遍缺乏社會責任感和思辯精神的前提下，盲目開展民主化「大躍進」，必然導致大嗡大哄、秩序混亂，引發政治狂熱，致使破壞性力量沉渣泛起。因此，中國的民主化進程決不能像戈巴契夫那樣急於求成、四面出擊。那樣只會造成國家的混亂，最終斷送改革、斷送掉國家和民族的前途。
然而，官僚—精英集團必然會最激烈地反對那種旨在引入人民群眾進入決策機制的、真正的民主化，因為那是他們肆意妄為、無法無天的最大噩夢。因而，他們會蓄意地拒絕一切真正的民主化改革，或者以實質是寡頭統治的假民主取而代之，竊取民主革命的果實。因此，假如中國的新一代領導人是為了我們這個民族有一個美好未來的、真誠的改革者（但願我的希望不要落空），那麼最好的辦法是：首先，必須堅定不移地進行民主化改革，與形形色色的反民主力量進行無情鬥爭，打擊那些公然反對民主化的勢力和既得利益集團，不要再把民主僅僅視為達到某項目標的手段，而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必須追求的目標；其次，必須大力加強對人民群眾的公民教育，培養公民意識和社會責任感，切實保護公民權利，提高人口整體素質，特別是文化素質和道德素質；再次，在進行民主化改革的過程中，必須步驟明確、有條不紊，最好能夠立出一個不激進但堅定不移的民主化進程表，制訂出每一步的底線和邊界，保證民主化在可控制的軌道內進行，按部就班地逐步放權。
也許有人會指責我在民主化問題上膽子不大、步子太小、觀念保守。是的，我承認比起那些幻想一覺醒來就實現「民主化」的「民主先生」們，我的膽子是小了點。然而，請去查一查我以前的文字，自從我開始發表政見以來，我一直堅定地捍衛著民主的價值，為多數群眾特別是中下層群眾的利益奔走呼號。因此，我自信地認為我是一個堅定的民主主義者。然而，我與那些頭腦發熱的「民主派」不一樣，我更注重實質上而不是形式上的民主。在我看來，即使是一黨專政下，只要能夠保證人民的決策權和言論及思想自由，就是實質的民主；而即使在多黨制下，也會出現官僚—精英階層把人民群眾排斥在決策體系之外的情形，那就是假民主。
成熟的公民社會是民主的基石，沒有公民社會作為支撐的民主革命必然會曇花一現。1911年的辛亥革命，沒有建立起革命者們所希冀的民主共和國，僅僅在完成了政權更迭之後，革命的果實就被官僚所竊取，隨即陷入軍閥混戰之中，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更多的苦難；1917年的二月革命，曾經使俄羅斯成為當時世界上最自由的國家，但短短幾個月之後，這個國家就陷入了內戰深淵，甚至世界大戰結束三年之後，這個國家還在內戰中廝殺，隨之而來的是史達林恐怖統治；而戈巴契夫的改革，沒有把蘇聯變為一個富強、民主的社會主義大國，反而使得蘇聯國家解體，經濟崩潰，民不聊生。而蘇聯解體、「民主」勝利十二年以後，在獨立國協國家的政治舞臺上，仍然上演的是寡頭統治的假民主戲劇。而那些幻想「一夜民主化」的民主派們，要麼被人遺忘（誰還記得薩哈羅夫？），要麼墮落為醉心於爭權奪利、不惜踐踏民主基本原則的假民主派。
假如誰對這些血淋淋的教訓視而不見，那麼他要麼頭腦糊塗，要麼心術不正。我熱愛民主，熱愛自由，但我不想成為頭腦發熱的激進民主派。歷史的教訓太深刻了！假如俄羅斯發生的這些事情，只是把蘇聯從世界一流強國降為三流國家的話，那麼同樣的事情發生在中國，所造成的災難遠遠不只這麼點。為什麼這樣講？首先是蘇聯的人均資源佔有量遠遠比中國豐富，蘇聯領土面積是中國的2.33倍，人口卻只有中國的五分之一。這樣豐富的資源和較少的人口，保證了人們可以靠自然的力量度過難關。農村居民自不必說，城市居民也大都有一塊屬於自己的土地可以耕作。在1992～1995年那些最困難年頭，很多城市貧困居民多是靠自己種植農作物維持了生命——請問中國哪有這個條件？假如中國到了那一步，恐怕餓死三千萬都算是最好的結果了。其次，蘇聯人民整體文化和道德素質要遠遠強於中國。蘇聯共產黨留給蘇聯人民最大的財富就是消滅了文盲，普及了中等及高等教育。同時，整體來說，俄羅斯民族道德淳樸真誠直率友愛，文化中深深滲透了人文精神，這一點遠遠強於我國。即便如此，蘇聯解體仍然帶來了犯罪激增、道德水準下降的惡果。而假如類似的悲劇發生在中國，只有上帝才知道會產生什麼結果！假如真到了那一天，恐怕納粹大屠殺和紅色高棉大屠殺都不能望其項背。再次，蘇聯解體後各獨立國家基本把蘇聯時代的社會福利體系原封不動地繼承下來，例如免費醫療和教育，這也使得社會矛盾得以緩解，而中國則基本上不存在什麼社會福利保障。
當然，比起蘇聯改革，中國改革也有優勢。首先是經濟優勢，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建設一直是中國共產黨的工作重心。在中國共產黨卓有成效的領導下（僅僅指經濟），中國已經成功地告別了短缺經濟，商品特別是日常消費品充足。雖然國有經濟和蘇聯一樣不斷萎縮，但民營經濟蓬勃發展，經濟活動日趨活躍化、多樣化，國家外匯儲備充足。因此，中國改革者不必面對蘇聯改革者那樣的經濟困境，避免了破壞性力量靠經濟問題發難；也會避免經濟、政治改革相互交錯、結成死結而致使改革失敗的絕境。其次，中國不必背負作為超級大國的蘇聯所必須背負的巨大包袱。蘇聯作為社會主義陣營的領導國家，長期來與美國爭奪勢力範圍，每年有大量金錢耗費在軍備競賽、支持第三世界那些不爭氣的小夥伴們上，使得整個國家疲於應付，捉襟見肘；而中國則幾乎沒有這些負擔。第三，中國民族問題比蘇聯情況要好許多，處置得當不會引發民族危機。
當一個國家的上層建築落後於社會的需求時，如果不進行真實意義上的改革，那麼就會醞釀革命。類似的歷史教訓，在中外歷史上已經發生過多次，希望那些真正為了民族前途著想的改革者牢記這個教訓。在中國實行政治改革的條件不是不成熟，而是過於成熟了。中國目前主要的改革困境，在於改革的主導者官僚—精英階層的利益已經從改革開放初期與民眾基本相同變為尖銳對立，因此社會矛盾急劇激化，堅持社會主義基本路線的民主化改革是群眾熱切盼望的，能夠取得群眾的支持，也是避免社會矛盾發展成暴力革命的唯一出路。
第二，必須嚴格區分開人民群眾正當的民主訴求與民族分裂勢力的區別，對極端民族主義、民族分裂勢力決不手軟。我國的民族問題比蘇聯要小得多，但並不是沒有。疆獨、藏獨、臺獨、蒙獨等勢力在最近這些年有所發展。從人類歷史發展的角度上看，民族分立主義只要找到合適的土壤，最終結局就是國家的分裂。近十五年以來，蘇聯、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相繼解體。雖然捷克和斯洛伐克是以和平離婚的形式分手的，但這只是一個特例，因為這兩個民族自古以來就是出奇地溫順，不崇尚暴力，甚至在遭遇法西斯入侵時也能做到和平容忍。而更多、更普遍的民族問題，則是以戰爭作為解決手段的。南斯拉夫解體後，整個國家陷入腥風血雨之中，連年戰禍不但使社會經濟倒退了幾十年，還剝奪了幾十萬人的生命。雖然戈巴契夫以自己辭職作為代價換來了蘇聯的和平解體，但蘇聯解體前後，小規模的民族衝突戰火連綿不斷，也導致了幾十萬人喪生。
因此，極端民族主義和分離主義不是真正的民主主義者，而是力圖把國家引入分裂與內戰的、十惡不赦的麻煩製造者。對於這些勢力，只要其一出現，無論他們偽裝成宗教團體、民主派、人權活動家、地方黨政官員，還是偽裝成別的什麼面目，只要其從事民族分離主義活動，就必須堅決懲處，不容討價還價，決不能有絲毫的心慈手軟，更不能姑息養奸，一旦發現苗頭就立即將其消滅在萌芽狀態。為了達到這個目標，可以採取任何手段。
當然，防止國家分裂，僅僅靠壓制也是不可取的。必須實行正確的民族政策，樹立公民權利高於民族自決權的思想，給少數民族真正的平等權，不歧視少數民族，發展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文化事業，培養少數民族幹部，逐漸消除民族差別，遏制主體民族的「大漢族主義」傾向。總體說來，中國共產黨的少數民族政策是比較成功的。但是，過去的成功不意味著將來一定會避免失敗，無論何時都要做到居安思危。
第三，要嚴密防範「左」和「右」兩種破壞性勢力，培養一支堅定的建設性多數力量。戈巴契夫之所以從得到群眾擁護的改革者迅速變為只能在「左」、右之間走平衡木，最終翻身落馬，一個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沒有培養出一支建設性的力量作為改革的堅強後盾。由於蘇共長期實行一黨專政，蘇共領導人的產生與蘇聯人民的真實意願沒有任何必然聯繫。蘇共領導人的權力基礎，來源於控制著國家和社會方方面面的官僚—精英階層。1957年，官僚—精英階層在權力鬥爭中支持了赫魯雪夫，使之挫敗了馬林科夫—莫洛託夫集團的宮廷政變；而1964年，同樣是官僚—精英集團則在另一場宮廷政變中廢黜了赫魯雪夫。官僚—精英集團之所以在1957年支持赫魯雪夫，是由於他們已經厭惡了史達林時代殘酷的、動輒引來殺身之禍的政治遊戲規則，渴望體制和地位的穩定，因此他們需要排除那些死抱著史達林的粗腿不放的馬林科夫和莫洛託夫們；而1964年官僚—精英集團之所以扮演了相反的角色，則是因為赫魯雪夫的幹部輪換制、任期制改革與反對特權的政策侵犯了這些人的既得利益。
正是由於官僚—精英階層左右了國家政治大權，因此，他們可以讓勃列日涅夫在數次中風、患上嚴重老年痴呆症的情況下繼續統治這個國家達六年之久。不過，與其說是勃列日涅夫統治官僚—精英階層，不如說是官僚—精英階層把半痴呆的勃列日涅夫玩於鼓掌之間。勃列日涅夫去世以後，官僚—精英階層又讓病入膏肓的安德羅波夫擔任總書記，在安德羅波夫去世後又讓同樣病入膏肓的契爾年科邁上權力頂峰……官僚—精英階層之所以讓這三個病入膏肓的老人待在臺上，是因為這樣的人不可能有什麼太大的作為，因而保護他們既得利益的體制就可以維持下去。然而，當經濟不斷衰退並且接二連三地死掉總書記之後，一部分比較負責任官僚—精英階層感覺到原有的體制繼續運轉下去必然會導致危機，因而他們需要一個年富力強、能夠帶領國家擺脫危機的人物走向前臺，唯一合適的人選就是受過高等教育、年僅54歲的戈巴契夫。但另一部分則想繼續維持這個已經快轉不動的政治體制，他們傾向於推選保守的列寧格勒市委書記羅曼諾夫。在經過一番鬥爭之後，戈巴契夫取得了勝利。從這個意義上看，戈巴契夫也是這種體制的產物，沒有官僚—精英階層的支持，他就不可能當上總書記。
然而戈巴契夫改革很快令官僚—精英階層感到失望。急促的民主化和公開化使得官僚—精英階層發生了急劇分化：上層官僚由於政績不佳在選舉中失掉了職位、特權，或者岌岌可危，他們自然成為「革新了的社會主義」的反對者，也就是保守派；另一部分官僚和社會精英（包括知識分子和經濟工作者）則及時轉向，要麼把資本主義作為價值取向（因為形成於史達林時代的蘇聯體制中，官僚只是財富的管理者而不是所有者，官僚們雖然享有特權，但這種特權不是與某個人相聯繫的，而是與他的職位相聯繫的，某人叫克拉夫丘克還是叫葉爾欽並不重要，關鍵是他必須擁有某個職位，什麼樣的職位對應什麼樣的待遇，假如他丟掉了職位，也就失掉了特權，因而對一部分官僚來說，儘快地把自己管理的國家財產轉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私有財產也非常具有吸引力），要麼把民主化作為他們向上爬的階梯，因而他們急需打破妨礙他們得到權力的一切東西：共產黨、社會主義，甚至聯盟中央，因而他們自然成為激進民主派；地方的官僚—精英階層則祭起民族分離主義大旗作為自己爭權奪利的法寶。
戈巴契夫無疑意識到了官僚—精英階層對自己的改革缺乏真正的支持，甚至越來越激烈地反對，因而他對保守派和激進民主派都予以打擊。因此戈巴契夫期待民主化引進人民群眾參與，來支持他的改革。但是，作為一個長期在領導機關忙於具體事務的人，戈巴契夫在兩個地方沒有真正了解群眾：一是他沒有預料到蘇聯的公民社會遠遠沒有發育成熟，群眾往往被野心家們煽動起來的情緒所左右，思辯能力較差，因而民主化極易導致街頭政治和社會混亂；二是他沒有預料到群眾對傳統的「社會主義」早已喪失信仰，只是在蘇聯官方的刻意宣傳之下才維持了表面的穩定；而革新了的「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究竟是什麼，群眾並沒有很深刻的認識，也沒有為了捍衛這種不太清楚的「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而鬥爭的決心和信心。群眾希望變革，但並不清楚變革要付出什麼代價。而1989年以後蘇聯的經濟形勢急轉直下，群眾生活水平下降，加上激進民主派蓄意製造混亂，分離主義活動猖獗，整個社會逐漸步入危機狀態，因而群眾對戈巴契夫改革、對「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支持率和信任感也急劇下降，群眾開始發生分化：少部分轉為拒絕改革的保守立場，另一部分則被激進民主派的慷慨許諾所暫時迷惑。由於多數人不願意再按原來的方式生活，相比之下激進民主派迅速擺脫危機的許諾更吸引人，因而他們獲得了很高的支持率。
1991年5月，蘇聯進行了歷史上最大的一次民意測驗。抽樣人口中，10%贊成改革前的社會主義；36%贊成更多民主的社會主義；23%贊成瑞典式的社會主義；只有17%贊成自由市場的資本主義。從該民意測驗結果可見：當時支持改革，也就是主張走「更民主的社會主義」和「瑞典式社會主義」道路的蘇聯群眾是主流，合計佔到被調查人口的59%；史達林式的社會主義模式已經聲譽掃地。但同時也沒有任何證據證明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是蘇聯人民的意願。在是否保留蘇聯的全民公決中，76%的居民也是贊成保留的。但在蘇聯的官僚—精英階層當中，只有9.6%贊成共產主義和民族主義，12.3%贊成民主社會主義；多達76.7%的人贊成資本主義。官僚—精英階層與人民群眾的態度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遺憾的是，官僚—精英階層藉助突發的「八一九事件」後形成的混亂局面，再次強姦了民意，主導了蘇聯歷史的走勢。
史達林模式的社會主義的最大弊端，就在於缺乏制度化的民主機制，造成了共產黨脫離群眾。對於共產黨來說，取得政權之前的嚴酷鬥爭條件本身就會淘汰很多動機不純、意志不堅定的成員，而革命勝利後，就必須依靠制度化的監督和群眾的授權來進行淘汰，確保黨組織的純潔。但是，由於蘇聯共產黨長期的一黨專政並不遺餘力地打擊各種反對勢力，導致任何精英要想生存下來，都不得不戴上共產黨的面具。這嚴重妨礙了共產黨組織和思想的純潔。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史達林是靠不斷地進行殘忍的清洗和造神運動來維持黨的「純潔」的，毛澤東則是靠發動不斷的政治運動試圖解決這個問題的。但這種手段作用實在是有限，因為俗話說「知人知面不知心」，這種殘暴的清洗總是要造成大批冤假錯案，同時漏掉不少投機分子；同時，這種不得人心的殘暴和欺騙方式註定要遭到人民群眾和官僚—精英階層的一致抵制而不能持久。「秩序」總要歸於正常，「制度」終究要歸於穩定。因此，在失去了淘汰機制的情況下，一黨專政的共產黨組織實質上變成了各種思想的大雜燴：有強硬的史達林主義者、毛派分子，有對社會主義有更深刻理解的民主社會主義者，有純粹是撈取個人資本的野心家和投機分子，有沒有什麼主見、人云亦云的隨大溜者，也有根本就不相信社會主義、但為了政治安全而不得不委曲求全的資本主義崇拜者，還有懷有樸素的共產主義信念的普通勞動者。共產黨的這種複雜構成，決定了長期的一黨專政之後，共產黨內部的思想混亂和分裂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和民主國家的政黨不同，對任何一個共產黨國家的領導人來說，「分裂黨」被定義為一個足以使其身敗名裂的滔天罪行。因此，戈巴契夫很清楚黨遲早要分裂，既得利益保守派、激進民主派都會從共產黨內分裂出去，但他始終不敢首先邁出這一步，徒勞地維持著黨的虛假團結。而既得利益保守派、激進民主派留在黨內，卻造成了黨內思想混亂、組織渙散和內鬥不止，嚴重削弱了黨組織的戰鬥力。戈巴契夫忙於互相調停黨內鬥爭，在若干重大原則問題上態度曖昧，不敢得罪任何一方，不但沒有起到團結黨的作用，反而使得「左」、右兩派都不滿意，認為他首鼠兩端、左右逢源。在此情況下，戈巴契夫眾叛親離，越來越成為孤家寡人。
因此，蘇聯改革失敗給中國的改革者們提出了一個尖銳卻不能不迴避的問題：如何培養一支建設性的力量，使之既能堅定地支持改革，又能與形形色色的激進主義破壞性力量抗衡？如何始終使這種建設性力量保持旺盛鬥志，應付改革過程中可能出現的隊伍分化？筆者認為，必須清醒地認識到隨著改革的深入，執政黨必然會發生分化。中國的政治體制與蘇聯大同小異，蘇聯執政黨存在的問題，在中國的執政黨內仍然存在。雖然因中國的一些特性，表現方式略有不同。根據筆者觀察，由於中國的經濟改革持續了二十年，改革派已經發生了分化，因此在目前中國存在著四股大的勢力。
第一種勢力是「毛派」，拼命地想回到過去，否定改革開放的必要性和成就，想把中國拉回1978年以前的軌道。這種勢力被稱為「左」派，其上層人物主要是在改革開放後失意的政客。這些人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是沒有什麼市場的，因為那十年的改革是「柏累託累進」式，也就是社會全體階層受益的改革。然而，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以後，精英驅動的改革逐漸體現了官僚—精英階層與群眾利益高度的不一致。官僚—精英階層利用手中權力，制訂明顯有利於自己、剝奪中下層群眾利益的遊戲規則，造成劇烈的貧富分化。此時，恰逢一九八九年事件後「左」的思想一定程度上得到官僚—精英階層的支持，於是「左」派又活躍起來，利用人們善於遺忘的弱點，獲得了相當數量的、在官僚—精英階層異化了的改革中的受害者——貧苦農民和失業工人的支持，成為抵制改革的一股強大力量。
第二種勢力則是「激進民主派」，也就是被稱為右派的那些人。這股勢力完全否定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一切成績，主張全盤引進資本主義，完全倒向西方。在一九八九年事件中和其後的一些年裡，右派勢力一部分流亡海外，留下來的則受到持續不斷的沉重打擊，目前已經處於蟄伏階段。中國激進民主派最大的弱點，就在於在一九八九年事件之後思想越來越僵化，特別是在蘇聯改革在蘇聯的激進民主派破壞下弄得一敗塗地之後仍然不進行反思和革新，繼續重複著已經破產了的那些激進民主理念，不但遭到官僚—精英階層的打擊，而且也遭到「左」派打擊，卻在中下層民眾中得不到支持。但是這種力量在知識分子階層中仍具有頑強的生命力，我相信一旦有適當的時機，蟄伏的激進民主派又會活躍起來。
第三種勢力是「官僚—精英改革派」，他們是既得利益者。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之前，改革派隊伍基本沒有發生大的分化。但九十年代以後，官僚—精英集團與中下層群眾的開始逐漸走向利益尖銳對立局面，促成了原來統一的改革派的分化。官僚—精英利用手中權力，制訂遊戲規則，既是運動員，又是裁判員，在極度不公正的基礎上斂聚財富，損害了社會多數階層的利益。很明顯，「官僚—精英改革派」試圖讓這種局面持續下去。因此，「官僚—精英改革派」表現為在經濟改革方面全盤接受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經濟政策和社會福利政策的制訂，甚至比西方國家還要「右」；而在政治改革方面，頑固拒絕任何民主化和公開性嘗試，和毛派一樣「左」。由於官僚—精英集團手握各級政權，他們是當今中國的主流派。這種力量，我們姑且稱之為「右」派，因為他們的經濟政策實在是「右」的不能再「右」了。
第四種勢力則是「社會主義改革派」。社會主義改革派是真正的左派力量，是從八十年代的統一的改革派中分化出來的另一支。社會主義改革派尊重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和成就，但也正視其中存在的問題與挫折。社會主義改革派主張進行有利於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改革，建立廣泛健全的社會福利體系，主張限制官僚—精英集團的權力；並認識到缺乏民主是現實社會主義的最大弊端，妨礙了社會主義優越性的發揮和人民群眾的自主精神，因而社會主義改革派主張把民主話和公開性作為社會主義的根本目標之一來追求，但追求民主目標時力圖避免社會動蕩而讓勞動人民受苦；社會主義改革派認識到現實社會主義缺乏競爭的弊端，因而主張自由競爭，但社會主義改革派主張的競爭是人性化、充滿保障的競爭，是奧林匹克運動場的競爭，而不是古羅馬鬥獸場的競爭；社會主義改革派並不把私有制看作靈丹妙藥，反對「私有化大躍進」，特別反對將存量的國有資產私有化。社會主義改革派主張從根本上革新社會主義，賦予社會主義新的生命力。值得一提的是，自從邁入二十一世紀以來，社會主義改革派力量逐漸浮出水面。筆者全盤支持社會主義改革派的觀點，認為它是中國目前唯一的一支建設性力量，是真正的左派力量。
這樣，中國目前實際上是「左」派、左派、右派、「右」派並存。從追求民主的角度來看，左派與右派是民主派，但左派傾向於實質民主，並且把培育成熟的公民社會作為實行民主的先決條件，而右派傾向於形式民主，並且要求立即實現民主化，「左」派與「右」派是反民主派；從經濟政策的角度來看，「左」派和左派都不贊成私有制，但「左」派追求的是實踐中已經證明破產了的國家對經濟生活的全面壟斷，而左派追求的是混合經濟；右派和「右」派都主張私有化，但右派主張的是「全民私有化」，而「右」派主張的卻是臭名昭著的「權貴私有化」。
由此可見，「左」派和「右」派們，漠視人民痛苦，歪曲人民基本訴求，其發表政見、從事政治活動的動機不純，具有極強的功利主義色彩。他們主要不是為了國家的健康發展和人民的利益，而是滿足自己的政治野心或保住既得利益。這兩種勢力都是禍國殃民的，雖然我不主張採取「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方式，但我認為一定要對其進行嚴密防範。現在再不能允許「摸著石頭過河」了，新一代黨和國家領導人必須做出「走什麼路、舉什麼旗」的抉擇。按照「左」派們的主張，朝鮮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按照「右」派的主張，拉丁美洲的生活方式在等著我們；而按照右派的主張，俄羅斯的教訓還墨跡未乾。任何真誠的改革者都必須把改革的主導權從官僚—精英集團手中奪回到人民群眾手中，必須注意培育一支堅強的建設性左派力量，讓國家保持穩定，讓社會獲得進步。
第四，一方面要堅定地順應國際潮流，另一方面要頂住外國壓力。蘇聯改革失敗的一個重大教訓，就是蘇共領導人對西方寄予了過高的希望，幻想通過在國家利益上的讓步獲取西方對蘇聯改革的支持，並給予經濟援助。然而，西方資本主義大國並不希望出現一個民主的強大的蘇聯，因此一方面誘使戈巴契夫在裁軍、市場化、德國統一、民族問題上不斷讓步，另一方面則口惠而實不至，致使戈巴契夫利用外資拯救蘇聯經濟的打算全盤落空。對此，戈巴契夫難咎其責。此外，西方的經濟學家們為蘇聯開具了一個「休克療法」的損招，並被葉爾欽、蓋達爾等人視為靈丹妙藥，結果非但沒有拯救俄羅斯經濟，反而使其經濟急速崩潰，至今未能恢復到1990年的水平。對此，薩克斯等西方經濟學家只有雙手一攤，承認失敗：「等到打開病人的腹腔，我才發現該有的東西一樣也沒有。」可是老百姓為了這個江湖郎中的餿點子遭那麼多災難，誰來補償呢？
雖然我主張中國融入世界大家庭，不孤立於世界，但我認為一些外國勢力並不總是那麼樂善好施、古道熱腸的。他們根本就不希望看到一個統一、富強、民主、文明的中國成為其競爭對手，總是會想方設法予以削弱，對此必須要有清醒的認識。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要解決國內的問題，只能依靠我們自己的政治智慧。中國經濟的強大只能依靠自力更生，而不是依靠外國施捨；中國的民主化進程只能由中國人民獨立自主地完成，而不是靠外國的指導和幹涉。當然，外國的先進經驗可以吸取，進行建設也必須爭取到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這要求我們不挑戰現存的國際秩序，儘量與各國改善關係，並虛心向先進經驗學習。因此，我希望我國一方面避免某些「左」派主張的四面樹敵的全面對抗；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居安思危，在涉及到國家利益的問題上決不退讓妥協，決不能以出賣國家利益來換取外國的施捨。
第五，必須正確區分民主主義與無政府主義，並施以不同的政策。無政府主義思潮往往伴隨著民主化改革，二者面目非常難以區分。無政府主義是一種不負責任的破壞性力量，而且具有危險的傳染性。它主要表現在：不會提出任何建設性意見或建議，只是以極端的和聳人聽聞的言論攻擊執政者的一切做法，哪怕這種做法經過實踐證明是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在社會中製造混亂與彼此仇視，拒絕一切妥協與讓步；不顧一切後果煽動人們反對政府。民主主義與無政府主義最大的區別就在於是否具有建設性。表面上看，無政府主義者和民主主義者都會對政府的政策提出批評，但二者出發點根本不同：民主主義者要求的是代之以更好、更有利於人民的政策，而無政府主義者那裡根本就沒有替代方案；無政府主義者和民主主義者都要求分散權力，但民主主義者要求的是合理的分權，避免權力過分集中帶來的弊端，而無政府主義者則拒絕一切權力的集中，甚至為了維護社會正常秩序所必備的權力集中。
蘇聯改革留給我們的教訓，是民主化和公開性過程中的「民主無邊界，公開無底線」。在這種沒有任何限制的言論自由中，什麼樣的奇談怪論都能出籠，並且轟動一時，造成了社會秩序的混亂與群眾情緒失控。因此，必須對無政府主義傾向進行堅決打擊，不給其以危害社會的機會。
第六，無論進行任何領域的改革，都不能忽視經濟建設，都必須把提高人民群眾生活水平和質量放在首位。從某些角度來看，群眾對政治家的要求是苛刻的，特別是對那些他們寄予了很大希望的領導人更是如此。一項政策，一個政治家的生命力，取決於它（他）是否能夠給人民群眾的生活和處境帶來顯著的提高。當然，有的時候，某項長期看來有利於人民根本利益的改革可能會給群眾帶來短期的陣痛，但必須讓這種痛苦減少到最低、最小、最短，並且使群眾看到希望。蘇聯改革失敗一個重大教訓，就是改革重心從經濟轉向政治，從而忽視了經濟情況的改善，致使人民群眾生活水平下降，群眾不滿加劇。糟糕的經濟成為破壞性力量屢屢向蘇共和戈巴契夫發難的得心應手的工具，致使改革者陷入空前被動。
中國經濟改革已經進行了多年，一定程度上取得了顯著效果。但是，由於官僚—精英階層始終把持著改革的主導權，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後，改革出現了明顯的異化，給勞動人民帶來了很多痛苦。目前，我國改革已經到了十字路口，精英驅動的每一項改革都只造就一小撮受益者，損害大多數人民的利益。富者愈富，窮者愈窮，億萬誠實的勞動者被剝奪了一切權利：教育、醫療、工作、退休保障，一場革命在孕育之中。中國的改革者只有緊緊抓住「利為民所謀，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的「新三民主義」，不使其淪為簡單的口號，所有的改革都遵循這一根本原則，人民群眾才會擁護。為此，我再次呼籲立即廢除禍國殃民、不得人心的教育產業化和醫療產業化政策，停止對國有企業的「私有化大躍進」！
蘇聯改革留給我們的教訓還有很多，但限於本人精力和學識水平，我只能講這麼多。我希望中國的改革者們能夠認真研究蘇聯改革經驗教訓，既不被蘇聯改革的失敗所嚇倒而貽誤時機，也不要急躁冒進地推行改革。
第四節：關於我對米·謝·戈巴契夫的評價
有人說我是一個戈巴契夫主義者，證據是我沒有和他們一樣對戈巴契夫破口大罵，並對那些大罵戈巴契夫的人嗤之以鼻。確實，我很尊敬戈巴契夫，因為正是戈巴契夫採取措施，消除了中蘇關係的三大障礙並率先到中國訪問，結束了中蘇兩國長期尖銳對立的不幸局面；正是戈巴契夫結束了冷戰，使人類從核大戰的威脅下解放出來。並且，我對戈巴契夫民主的人道的社會主義思想中的部分內容持贊同態度，他為了不使國家陷入內戰而毅然放棄自己的權力的高尚品質、對政敵仁慈寬容的人格也令我格外欽佩。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我是什麼戈巴契夫主義者，因為我在肯定他的一部分主張的同時，也對他的很多主張、政策都持否定態度，更不想迴避他在蘇聯改革失敗和國家解體問題上的責任。
其實，假如我也和某些「左」派分子一樣對著戈巴契夫破口大罵，我也許會得到很多人的喝彩，而且我自信，比起對蘇聯歷史和蘇聯改革一知半解的毛派分子來，我的咒罵會更有分量，更切中要害。但是，我不會那樣做，那樣的謾罵除了顯示出謾罵者缺乏必要的道德修養和知識以外，解決不了任何問題。破口大罵不是戰鬥，破口大罵挽救不了蘇聯改革的命運，破口大罵也不會讓我們在蘇聯改革失敗和蘇聯解體這一歷史事件中獲得任何有益的經驗和教訓。
我承認，在蘇聯解體最初的幾個年頭裡，作為一個對蘇聯懷有真摯感情的人，我曾經非常憎恨戈巴契夫，我憎恨他為什麼會解散蘇共，為什麼不採取武力解決掉葉爾欽等激進民主派，為什麼不動用核武器保衛國家。為了解清這些不解之迷，我開始了對蘇聯改革問題和戈巴契夫思想的堅持不懈的研究。然而，隨著研究的深入，我不但沒有越發憎恨戈巴契夫，反而由憎恨轉為好感，好感轉為崇敬。常言道：「無知者無畏。」因此，那些根本就對蘇聯問題一竅不通、嗜權如命的「左」派們自然不會理解戈巴契夫的思想，以及這種代表蘇聯人民真實想法的思想如何走向了善良願望的反面。
我曾在《九月九日：對毛澤東的懷念與思考》一文中談到如何看待一個歷史人物：「我認為一個任何歷史巨人的出現，都是由一定的社會歷史背景決定的。也就是說，不是巨人創造歷史，而是歷史創造巨人。但是，歷史巨人之所以稱為巨人，就在於歷史巨人們對歷史的發展所產生的巨大影響，巨人也是歷史的創造者之一，並且往往是歷史的主要創造者。我們通常習慣於為歷史巨人們貼上「正義」與「邪惡」的標籤，卻往往忽視了巨人們的所作所為，往往是代表了當時人民的想法。」「評價一個歷史人物，我們一定要務求客觀，要在客觀事實的基礎上做出評價。但是我們在評價歷史人物時最容易犯下的毛病就是主觀臆斷……先主觀歪曲一歷史人物的思想動機，再來用這個被歪曲的動機來解釋他的行為。再好的行為，都禁不住主觀歪曲的塗抹，例如某人熱愛家庭、潔身自好，也可以解釋成為「沽名釣譽」——這樣的評價怎麼可能是客觀的呢？」對毛澤東的評價如此，對戈巴契夫的評價也應當如此。不管戈巴契夫的錯誤導致了什麼後果，對戈巴契夫本人的評價一定要務求客觀。然而，國內有一些所謂的「研究者」，缺乏最起碼的治學品格，先入為主地先把戈巴契夫定位為「叛徒」，再根據這個定性羅織材料，甚至不惜採取造謠的齷齪手段。我曾經見到某個「學者」的一本書，竟然把戈巴契夫的改革描繪成為了自己發財的過程——這是缺乏最起碼學術道德的肆意污衊。這種污衊甚至不合邏輯：作為世界第二強國的總書記，戈巴契夫不但掌握無限權力，而且掌握全國的資源——這樣的地位，世界上哪個億萬富翁能夠享有？而且，只要他和勃列日涅夫那樣「什麼都不改變」，他的總書記寶座一直可以坐下去，坐到死。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戈巴契夫是這類人，那麼直到現在我們的北方鄰居的領袖還叫戈巴契夫。
「我也可以不開始改革。」多年以後，戈巴契夫回憶到：「制度本身還具有穩定性，再維持幾十年是可能的。」對，確實是這樣，這種幹部終身制、特權制度確實還具有很大的穩定性，再維持幾十年應當不成問題，以後就不好說了。路易十五曾經說過：「我死以後，哪管洪水滔天。」 戈巴契夫完全可以墨守成規地當十幾年、甚至幾十年總書記，畢竟他登上權力頂峰時才54歲，而且身體健康，沒有不良嗜好。至於自己死後制度哪一天崩潰，國家與人民要付出什麼代價，那與戈巴契夫無關。人生苦短，趕緊享受特權、及時行樂有多好，可以找個漂亮女演員女護士演繹一段風流史黃昏戀，也可以到世界各地出出風頭，還可以到遍布全國的風景勝地度假療養狩獵，更可以對著紅場上山呼萬歲的人民培植自己的個人崇拜。是呀，幹嗎要搞那種勞什子、催人老、充滿風險的改革？
但米哈依爾·謝爾蓋耶維奇並不是這種人。他從人民中走來，對這種表面神聖的制度下，勞動人民生活的艱辛與困頓了如指掌，對勞動人民無權的現狀認識得一清二楚，對官僚—精英集團榨取人民血汗的行為義憤填膺。他是一個對人民懷有樸素情感的人，是一個對社會主義有自己的解讀的理想主義者。他要改變這一切，但他失敗了。假如戈巴契夫的改革完全按照他自己設想的方式發展，那麼將作為振興社會主義的偉人而永垂史冊。
在蘇聯六十九年歷史中，曾先後有過七位最高領導人：列寧、史達林、赫魯雪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羅波夫、契爾年科、戈巴契夫。這些領導人各有特性：列寧睿智而民主，善於傾聽別人意見並說服黨內同志；史達林堅強而冷酷，靠鎮壓與恐怖貫徹自己的意志；赫魯雪夫頑強好鬥，富於同情心；勃列日涅夫因循守舊，喜歡享受；安德羅波夫冷靜沉著，銳意改革；契爾年科則充當了勃列日涅夫的影子。可以說，在這些蘇聯領導人中，戈巴契夫的個性是最像列寧的人。但是，他的個性中缺乏必要的果斷與堅強，也沒有足夠的政治智慧。
二○○一年年初，一則刊登在《真理的追求》上的文章《極為難得的反面教材——戈巴契夫自白：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滅共產主義》引起了我的注意。該份雜誌煞有介事地宣稱：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2000年5月主辦的《蘇聯解體的原因和對歐洲的影響》國際學術研討會上，保加利亞科學院副研究員米哈伊爾·基列夫作了《蘇聯解體的原因》的發言……基列夫引用了戈巴契夫1999年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國大學研討會演講的自白，引起與會者極大的興趣。大家請他提供出處，基列夫當眾出示了捷克傳媒《對話》1999年第146期上一篇報導的複印件。會後，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研究員陳之驊向基列夫索要了這份材料，並請外交學院國際關係研究所周尊南教授全文譯出。在《真理的追求》所加的編者按中得意洋洋地說道：「這是一份極為難得的反面教材，請大家看看戈巴契夫這個反面教員，是怎樣給我們上了生動的一課。」在該文中，這個「戈巴契夫」講話的要點如下：
「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滅對人民實行無法忍受的獨裁統治的共產主義……我只有身居最高層職位，才能為此有最大的作為。因此，我妻子要我不懈地努力往上爬……我必須清除蘇共和蘇聯的整個領導，我必須清除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世界沒有共產主義會更美好。2000年以後世界將迎來和平與繁榮的時期，但是卻有巨大的障礙阻礙著人類走向和平與富強，這就是中國的共產主義。巨大的學潮時我正在北京，當時看來中國的共產主義要垮臺了。我很想對巨大廣場上的示威者們講話，告訴他們，要他們堅持住，我們同情他們，中國也必須改革。但中國領導不同意。這是極大的遺憾。要是中國的共產主義垮臺了，世界在走向和平和正義的道路上會前進得更遠……我離開克裡姆林宮時，上百的記者們以為我會哭泣。我沒有哭，因為我生活的主要目的已經達到：我消滅了蘇聯和所有歐洲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共產主義。我沒有哭，因為我達到了主要目的，這就是在歐洲消滅了共產主義。然而，阻撓人類在全世界實現自由理想的亞洲的共產主義也應當被消滅……人類走向真正自由的道路將是漫長的，但將是成功的，整個世界應當清除共產主義。」
實話實說，剛讀此文章時我首先感到極度震驚，其次感到難以置信。因為這番話與我對戈巴契夫思想軌跡的研究極度不符，假如這番話真的出自戈巴契夫之口，那麼就意味著我對戈巴契夫的所有評價都要統統推倒重來。我一時既沒法證偽，也無法證實，因此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我只好對此保持沉默。在此期間，該份「戈巴契夫的講話」被到處傳播，有趣的是，該份「戈巴契夫的講話」既被「左」派們引用來證明階級鬥爭必須天天講；也被右派們四處散發，來證明社會主義已經無可救藥。
然而謠言止於智者。很快我就發現，不止是我一個人，還有很多嚴肅的蘇聯問題研究學者也同樣對該份「戈巴契夫的講話」心存疑惑，其理由跟我完全一致。為此，中國社會科學院東歐中亞研究所徐葵研究員專門向戈巴契夫的主要助手切爾尼亞耶夫進行詢問。很快，切爾尼亞耶夫做出了回覆：「戈巴契夫在土耳其的『講演』完全是在莫斯科炮製的偽造，根據我們的材料是在《蘇維埃俄羅斯》報的編輯部裡炮製的。戈巴契夫不是在1999年，而是在1997年初到過土耳其。他根本沒有在美利堅大學作過講演。《對話》雜誌上發表的東西（《蘇維埃俄羅斯》報同樣予以發表）完全是胡說八道。戈巴契夫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時候從未講過這類話。」
同樣，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在《光明日報》駐莫斯科特派記者、中共中央編譯局研究員李永全對戈巴契夫進行訪談時，李永全也向戈巴契夫提出了這個問題，戈巴契夫的回答再次給了造謠者以一記沉重的耳光，他是這麼說的：
「我認為，失敗的不是社會主義思想……失敗的是蘇聯所代表的制度。實際上，這種制度在中國也遭到了歷史性的失敗。我們在擺脫這種制度。當然付出了一些代價，有一些損失。我現在成立了一個統一社會民主黨，又提出了社會主義、自由、公正、團結的口號。這是社會主義思想的核心。如果馬克思、列寧不總結和發展前人的思想，他們就不成其為馬克思、列寧。他們有這個權利，我們為什麼沒有？我們又不是殭屍，又不是沒有頭腦。我們也應該反思、總結這個世界，這個世界上的現象。應該把暴力拋進歷史的垃圾堆。需要的是對話、文明、非鎮壓，不需要霸權、控制。需要的是合作、夥伴關係和競賽。我們既需要好的社會主義經驗，也需要好的自由主義經驗。我們既不需要左的極端，也不需要自由主義的極端。中國和蘇聯都不需要『大躍進』，不需要『文化大革命』。我們需要的是人道主義的目標，自由、公正、團結的目標，難道我堅持這些，戈巴契夫就是叛徒嗎？我不知道關於土耳其講話的傳聞是哪來的？戈巴契夫不可能講那樣的話，這是斷章取義的結果。我在土耳其的講話有錄音。我在世界各地演講，人們總是問我：戈巴契夫，你是什麼人，是社會主義者還是修正主義者？我總是回答：我是社會主義思想的擁護者，我不會忘記我來自人民。」
讀了這一段戈巴契夫本人親口講的話，再讀一讀那份《極為難得的反面教材》中的「戈巴契夫講話」，謠言不攻自破。當然，造謠者們不會甘於謠言被戳穿後的尷尬，他們很快又炮製了一篇文章，又從其他一些人的著作中斷章取義地摘抄了幾句話，來「證明」 戈巴契夫就是「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的叛徒」。事情到了這個地步就已經非常無聊了，我仿佛看到一個謊言被當場戳穿而出醜的騙子，在徒勞地為自己辯解。
我對蘇聯改革和戈巴契夫本人思想的研究，確實已經到了非常痴迷的程度。二○○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晚上，我做了一個奇怪的夢，我夢見自己與戈巴契夫對話，向他提出很多很多的疑惑和問題，而他一一予以解答。第二天，我一直在想自己怎麼會做這樣一個奇怪的夢？然後，我恍然大悟：因為二○○一年三月一日正是戈巴契夫的七十歲生日！
我自信，至少在這個論壇上積極發言的人中，沒有任何人能夠比我更有興趣研究蘇聯問題，研究戈巴契夫本人的思想，也沒有任何人比我閱讀過的資料、進行的思考要多。正是在閱讀了大量第一手資料以後，我得出一個結論：戈巴契夫是誠心誠意地想給社會主義注入新的生命力的，但是他沒有足夠的政治智慧來完成這一複雜的使命，加上他認識上的一些偏差，他失敗了，至今他仍然忠於他的理想。戈巴契夫是個失敗的探索者，但以自己的失敗向世界展示了改革的風險，國家間的冷酷和激進主義的危害；戈巴契夫是一名優秀的思想家和政治學家，但他不是一個稱職的黨和國家領導人。
第五節：寄語新一代黨和國家領導人
從二○○二年中共十六大算起，新一代黨和國家領導人已經執政將近一年了，這一年裡我國發生了很多事情。雖然我這個人沒有為領導人歌功頌德的習慣，但這一年裡發生的一些事情確實讓我對新一代領導人寄予了很大的期望。
首先是二○○三年上半年在我國廣東、北京等地所發生的「非典型肺炎」事件。在這次事件發生的最初日子裡，制度仍然按照它的慣例行事：報喜不報憂、掩蓋真相。然而，新的領導集體很快顯示出了他們的不同：在4月份非典疫情最緊張的時刻，總書記出現在廣州街頭，與市民打招呼、與醫務人員握手交談。當時人們對來勢洶洶的非典病毒認識少而又少，在人們被疫情嚇得惶恐不安、不敢上街的時候，總書記卻走上街頭鼓舞人民的士氣。在他的講話中，沒有那種唱高調的豪言壯語，有的卻是充滿人情味的關懷：「我們既為一些群眾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受到嚴重威脅而感到很揪心，又為廣大醫護人員通過艱苦細緻的工作使患者恢復健康而感到欣慰……」當我通過電視看到上述情景時，我意識到：一個新的時代開始了。
二○○三年發生的另一件石破天驚的大事，則是孫志剛事件。二○○三年三月十七日，年僅二十七歲的中國公民孫志剛被廣州黃村街派出所以沒有辦理暫住證為由收容，隨後慘死在收容所裡。說實話，這類事件我們早就在網際網路世界、朋友之間私下的敘述中屢見不鮮，甚至都有些麻木了。然而這一次事件所引起的後果卻讓我感覺耳目一新：僅僅三個月之後，《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就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被討論即將廢止。如果我沒記錯的話，這個法律被廢止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因為個體遭遇的不幸而廢除一項法律。
二○○三年在十一月二十四日，俄羅斯莫斯科盧蒙巴各族人民友誼大學宿舍發生火災，造成了七名我國留學生死亡，四十多人受傷。災難發生後，中國駐俄使館教育參贊率教育處官員及時趕赴火災現場協助救災，並多次與俄方進行交涉，教育部則成立了臨時應急工作組，和外交部聯合派工作組赴俄處理善後事宜。這次事件官方反應及時與積極，也很出乎我的意料——因為這與以往中國公民在外受到傷害時官方的冷漠態度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現在，當我們打開電視時，一些礦難與災禍的消息不時會躍入眼帘；對普通人權利的關注越來越多……以往那種報喜不報憂的慣例一次次地被打破，那種貌似莊嚴的說教越來越少……是的，生活正在起變化，儘管這種變化很細微，不注意觀察和思考體會不出來，但畢竟在起變化。
當然，我也聽到一些人失望的嘆息。他們覺得新一代領導人沒有做出讓他們感到驚喜的事情，上臺後縮手縮腳，不夠大刀闊斧……在此，我要說一聲：羅馬不是一天建成了的，積累那麼多年的問題，也不是一天能夠解決的。假如是一個真誠的建設者，那麼就應該看到希望，並且堅持不懈地為它鬥爭。這是我們這一代人所必須承擔起的義務。
最後，我衷心祝願中國的改革者：請不要重演蘇聯改革失敗的悲劇，更不要走回頭路，把一個民主、富裕、安寧的中國交給中國人民。人民把太多的希望寄托在新一代黨和國家領導人身上，願你們不要辜負人民的厚望。
雅科夫·伊萬諾維奇·布爾什維科夫
初稿於二○○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修改於二○○三年十一月十八～二十八日
〔1〕《蘇聯興亡的沉思》
〔2〕《蘇聯國民經濟七十年》，陸南泉等著
〔3〕《超級大國的崩潰——蘇聯解體原因探析》，許新等著
〔4〕《當代俄國——強者的自我否定與超越》，姚海等著
〔5〕《戈巴契夫沉浮錄》，[俄]博爾金著
〔6〕《蘇聯政治內幕——知情者的見證》，[俄] 阿爾巴託夫著
〔7〕《大國的興衰》，[美]保羅·甘迺迪著
〔8〕《戈巴契夫上臺前後》，[美]達斯科·多德爾著
〔9〕《農產品的代價》，[俄]西蒙諾夫著
〔10〕《獨立報》，[俄]1996年11月14日，莫斯科
〔11〕《蘇聯模式的興衰》，程又中著
〔12〕《背叛的歷史》，[俄]雷日科夫著
〔13〕《一九九九：不戰而勝》，[美]理察·尼克森著
〔14〕《接班人》，莫斯科，1987年12月
〔15〕《警示》，[俄]利加喬夫著
〔16〕《在戈巴契夫身邊六年》，[俄]切爾尼亞耶夫著
〔17〕《真理報》，莫斯科，1988年6月29日
〔18〕《蘇聯最高層決策七十年》，邢廣程著
〔19〕《莫斯科真理報》，莫斯科，1989年3月19日，季霍米羅夫的文章
〔20〕《戈巴契夫訪談錄》，李永全著
〔21〕克留奇科夫1990年12月25日答記者問
〔22〕謝瓦爾德納澤1990年12月20日在蘇聯人代會上的發言
〔23〕《勞動報》，1991年2月12日
〔24〕《蘇維埃俄羅斯報》，莫斯科，1990年5月30日
〔25〕《對過去和未來的思考》，[俄]戈巴契夫著
〔26〕《真理報》，莫斯科，1990年7月11日
〔27〕《蘇聯解體親歷記》，[美]馬特洛克著
〔28〕雅科夫列夫1991年8月2日答記者問
〔29〕《蘇聯最高層七十年內幕》，渠福啟著
〔30〕《蘇共亡黨十年祭》，黃葦町著
文章來源：關天茶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