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誰最先翻譯《傲慢與偏見》的？
「奧斯丁（汀）女士死時，年四十二歲。在她所作的六部小說中，《驕傲與偏執》為最佳。多少的時髦小說都已被人遺忘，或只留給文學史學者去研究，而這本《驕傲與偏執》至今仍能給讀者以新鮮的感動，而且翻成中文我相信仍能贏得讀者的同情。」
這是1935年4月10日梁實秋先生發表在天津《益世報》上的文章，點明是為《驕傲與偏執》中譯本寫的序，譯者是董仲篪（音同遲）。同年5月，書由大學出版社出版，易名為《驕傲與偏見》，胡適題籤。
幾乎同時，商務印書館推出另一中譯本，譯者為楊繽，由吳宓作序。該譯本名為《傲慢與偏見》，即今之通用譯法。
兩個譯本誰先誰後？據1936年《國聞周報》第13卷第33期發表的《評〈傲慢與偏見〉的兩個譯本》，可知楊譯本完成更早，且質量更佳。
今年7月18日，是奧斯汀去世200周年紀念日，她的《傲慢與偏見》是最受英國人喜愛的百部文學作品中的第二名，而今年10月7日，則是該書最早的中譯者楊繽去世60周年紀念日。
█奧斯汀這樣來到中國
據學者葉新先生考證，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刊刻的《蘇格蘭遊學指南》中首次提到：蘇格蘭大學入學考試中，英文語法方面指定4本教科書，其中有奧斯汀的《愛瑪》。
9年後，魏易在《泰西名小說家略傳》中稱：「迦茵奧士丁者，英國小說家之一也……其生平最著名之小說四種。」魏易通英語，是林琴南的合作者，但他直引奧斯汀作品英文名，未譯成中文。
《傲慢與偏見》初名《第一印象》，1813年正式出版時，借用英國女小說家柏楠的《塞西莉亞》中一句名言。葉新先生將其譯為：「李斯特醫生說：這樁不幸事的所有一切都是傲慢與偏見的結果。」
奧斯汀無意讓達西代表驕傲，截取「傲慢與偏見」（Pride and Prejudice），因奧斯汀特別喜歡它，且有搭車宣傳的因素，至於Prejudice能否譯成「偏見」，頗值得商榷。
在中國，奧斯汀的早期推崇者有陳源、徐志摩、吳宓、葉公超等。
錢鍾書的老師溫源寧在《一知半解》中說：「陳（源）先生在言語和行動上充分表現出來『理智與情感』，但是，在對人對事的看法上……顯示了不少『驕傲與偏見』。」
葉公超教一年級英文時，只用《傲慢與偏見》原文，上課就讓學生依次朗讀，有一次，一個學生提了一個問題，葉大喝道：「查字典去！」一聲獅子吼，全堂愕然。
後來楊振寧也上過葉公超的課，他說葉講課極枯燥，有時還作弄學生，楊表示：「我不記得從他那裡學到什麼。」
█與傳教士情同母女
楊繽喜歡《傲慢與偏見》，可能是受美國女傳教士包貴司的影響。
楊繽本名楊季徵，祖籍湖北沔陽，1905年生於江西萍鄉。其父楊會康25歲便中舉，時任稅官。楊季徵家中行七，上有三兄三姐，下還有個同父異母的弟弟。
楊會康開明，允許子女習新學。1922年，楊季徵改名為楊繽，入美國教會在南昌開辦的葆靈女子學校。不久，楊繽受洗，她說：「一部聖經我由《創世紀》第一個字讀到了《啟示錄》最後一個字，成篇的《詩篇》和《箴言》我都背下來了。」
「五卅慘案」後，楊繽的信仰發生轉變。據吳世昌、趙蘿蕤回憶，楊繽的第一任丈夫死於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父親一度被北伐軍關押，楊繽為排遣痛苦，隻身去上海，接觸了馬列書籍。
據《評〈傲慢與偏見〉的兩個譯本》披露，1927年時楊繽便已開譯《傲慢與偏見》，1928年時已譯完，似不確。
1928年，經葆靈女子學校推薦，楊繽免試入燕京大學英文系，成了在該校任教的包貴司「最喜歡的得意門生」。包貴司與楊繽情同母女，據蕭乾說：「教英國文學史時，包貴司講得最起勁的是簡·奧斯汀。」
在大學期間，楊繽還用英語寫了自傳《童年》、《獄中》和長篇小說《挑戰》，交包貴司保存，上世紀80年代文潔若先生將其譯成中文，文先生說：「原稿用打字機打的，《獄中》一節，標題旁用鋼筆註明寫於1931年。」
包貴司還寫了一部小說《河畔淳頤園》，蕭乾認為小說寫得很糟，但記錄了楊繽的部分履歷。
█幸虧吳宓沒逐字修改
1931年，楊繽與同學動員罷課，認為英文系美國老師史密斯水平太差。當時燕京大學英文系沒有中國教師，而清華大學外文系都是中國教師，楊繽們要求學校聘中國教師，校方只好請清華大學的吳宓兼課。
吳宓1921年曾在東南大學英文系中設「英國小說」課，《傲慢與偏見》列入4本必讀書之一，吳宓因此成該書在我國大學中最早的推廣者。
據《評〈傲慢與偏見〉的兩個譯本》稱，吳宓對楊譯本逐字修改，其實未必，吳宓喜用傳統章回體譯西洋小說，常加入「話說」、「則此書開場」之類，致原作風味盡失。商務印書館出版《傲慢與偏見》時，稱吳宓為「總校」，可能只是廣告技巧。
吳宓的序寫於1931年，而董譯本1933年才動手，也有「總校」，是著名翻譯家張谷若（曾翻譯過哈代的《德伯家的苔絲》、《還鄉》等），張是北大教授，可能是看他面子，胡適、梁實秋才為董譯本捧場。
《傲慢與偏見》開篇是個冷幽默，楊譯為：「這是普遍的真理，一個有錢的單身漢，一定想要位太太。」董則譯為：「一個單身漢，有豐富財產，必須要個妻子，這是一般人承認的真理。」《評〈傲慢與偏見〉的兩個譯本》稱：「『楊譯』高出『董譯』多多！」不無道理。
楊譯本後來翻了4版，這可能與吳宓有關，他1935年將楊譯本列為清華大學「文學與人生」課的必讀書目。在社會上，《傲慢與偏見》並未流行。
█楊繽改名為楊剛
1928年，楊繽與北大學生、中共黨員鄭侃相戀，併入黨。1930年，楊繽參加「五一」反內戰遊行時被捕，在獄中遭遇酷刑，後經燕京大學保釋出獄。出獄後，為方便活動，楊繽改名為楊剛。
據楊剛的同事高承志回憶：「她對當時地下黨的教條主義作風很不滿，每逢『五一』一類節日，必定要舉行……所謂飛行集會……造成犧牲，她認為毫無意義。」
1932年，楊剛本該畢業，因患猩紅熱休學一年。
復學後，黨小組負責人是個山東人，「性格骨硬，做事決不轉彎」。楊剛想休息，向他請假，他問：病不是已經治好了嗎？為什麼又要休息？激烈爭吵後，楊剛退黨。
包貴司另一個很欣賞的學生是蕭乾，楊剛曾以大姐身份勸蕭入黨，並借給他理論書籍。
楊剛說：「當心你會掉進深淵裡去，或者在大森林裡迷了路，給老虎吃掉。」
蕭乾考入輔仁大學，後將楊剛介紹給自己的老師斯諾，幫他編譯《活的中國》，魯迅、茅盾等人作品因此被譯介到美國。
七七事變後，在夏衍等人介紹下，楊剛入黨。
1939年，蕭乾因赴英離開《大公報》，推薦楊剛接替。報社總經理胡政之聽說楊是共產黨員，蕭乾則說，不用楊，「會失去刊物目前的大部分寫稿人和讀者，刊物必然又恢復到吳宓主編時的學院派老樣子，哪裡還像一份抗戰時期的報紙」。
█將《論持久戰》傳向世界
楊剛接手《大公報》副刊後，使其風格轉向犀利，得到周恩來讚揚。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澤東發表了《論持久戰》的演講，稿件後來交到楊剛手中，讓她譯成英文。當時上海已淪陷，楊剛找好友、美國人埃米麗·哈恩（中文名項美麗），哈恩將楊剛藏在自己家中。在哈恩情人邵洵美幫助下，《論持久戰》在《自由譚》英文版上連載，邵洵美發按語稱：「近十年來，在中國的出版物中，沒有別的書比這一本更能吸引大眾的注意了。」後來又出了英文單行本。
1940年，楊剛700多行長詩《我站在地球中央》出版，轟動一時，人們稱楊剛是「金箭女神」。作為名記者和優秀作家，楊剛在重慶結識了學者費正清，在費幫助下，楊得以赴美留學。
當時趙蘿蕤也在美留學，據趙記：「某次她（楊剛）路過芝加哥時失竊，身上一文莫名，就到芝大圖書館找我『求救』。」
1948年，楊剛回國，繼續從事媒體工作，1950年10月調任周恩來辦公室主任秘書，1953年出任中宣部國際宣傳處長，1955年任《人民日報》副總編。
楊譯《傲慢與偏見》成為最早中譯本之一，有幸運成分。陳源早想譯，但被夫人凌叔華搶去。1932年，凌叔華寫信給胡適和葉公超，說她已經譯了一半《傲慢與偏見》，聽說葉也在譯，希望葉放棄。1932年至1933年，凌叔華未發表一篇小說，似乎在全力翻譯，可她始終未完成。抗戰期間，凌只是將自己的3篇小說翻譯成英文。
█她在撲朔迷離中告別人間
與楊剛比，董仲篪履歷較模糊。
1937年8月18日，謝覺哉在日記中記：「會九十七師政訓主任董仲篪。董寧鄉人，大革命時還是學生，他承認國民黨的墮落。」不知是不是同一人。
這個董仲篪與宋希濂是老鄉，後參加遠徵軍，入緬甸作戰，還當上中將，解放戰爭時被俘，以後情況不明。
抗戰爆發時，楊剛忙於救亡工作，無暇照料3歲的女兒，便寄養在包貴司處。抗戰期間，楊剛與丈夫鄭侃離婚，1943年，鄭侃死於日機轟炸。
1950年，楊剛與包貴司見了最後一面，當時在朋友家中，「本來說好不爭論，然而爭論是無法避免的」。楊剛平時工作12小時，衣食極簡樸，包貴司送給她一條皮褥子，楊剛拒絕了。包貴司給楊剛衝了一杯速溶可可，楊剛說：「我是中國人，我只喝白開水。」二人原本關係密切，說話較直接。
1957年10月7日，楊剛在家服用安眠藥自殺，未留任何遺言。對於她的死，眾說紛紜。楊剛去世前曾遭車禍，有人說此後她精神一直不太正常。日本學者江山幸子發現，楊剛的作品中常有悲觀厭世的情緒，如「人類的痛苦經到我的心上時,已經帶了化石的成分」，流露出無法適應時代巨變的苦悶。
上世紀50年代，《傲慢與偏見》被認為是批判資產階級虛偽的佳作，得到推廣，但反響平平。直到上世紀80年代，小說中幽默、趣味等元素得到重視，新譯本不斷湧現，到2016年時，已有34個中譯本。
(責編：鮑聰穎、高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