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談書法：宋人書法當以蔡京為第一，《祭侄文》是從二王來的

汪曾祺在家中（攝於1990年）

汪曾祺（1920.3.5～1997.5.16），江蘇高郵人，中國當代作家、散文家、戲劇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

汪曾祺：談寫字

寫字總得從臨帖開始。我比較認真地臨過一個時期的帖，是在十多歲的時候，大概是小學五年級、六年級和初中一年級的暑假。我們那裡，那樣大的孩子「過暑假」的一個主要內容便是讀古文和寫字。一個暑假，我從祖父讀《論語》，每天上午寫大、小字各一張，大字寫《圭峰碑》，小字寫《閑邪公家傳》，都是祖父給我選定的。祖父認為我寫字用功，獎給了我一塊豬肝紫的端硯和十幾本舊拓的字帖：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本褚河南的《聖教序》。這些字帖是一個敗落的世家夏家賣出來的。夏家藏帖很多，我的祖父幾乎全部買了下來。

汪曾祺 行書 水墨紙本

一個暑假，從一個姓韋的先生學桐城派古文、寫字。韋先生是寫魏碑的，他讓我臨的卻是《多寶塔》。一個暑假讀《古文觀止》、唐詩，寫《張猛龍》。這是我父親的主意。他認為得寫寫魏碑，才能掌握好字的骨力和間架。我寫《張猛龍》，用的是一種稻草做的紙一一不是解大便用的草紙，很大，有半張報紙那樣大，質地較草紙緊密，但是表面相當粗。這種紙市面上看不到賣，不知道父親是從什麼地方買來的。用這種粗紙寫魏碑是很合適的，運筆需格外用力。其實不管寫什麼體的字，都不宜用過於平滑的紙。古人寫字多用麻紙，是不平滑的。像澄心堂紙那樣細膩的，是不多見的。這三部帖，給我的字打了底子，尤其是《張猛龍》。到現在，從我的字裡還可以看出它的影響，結體和用筆。

張猛龍碑拓本局部

臨帖是很舒服的，可以使人得到平靜。初中以後，我就很少有整樁的時間臨帖了。讀高中時，偶爾臨一兩張，一曝十寒。二十歲以後，讀了大學，極少臨帖。曾在昆明一家茶葉店看到一副對聯：「靜對古碑臨黑女，閒吟絕句比紅兒」。這副對聯的作者真是-個會享福的人。《張黑女》的字我很喜歡，但是沒有臨過，倒是借得過一本，反反覆覆，「讀」了好多遍。《張黑女》北書而有南意，我以為是從魏碑到二王之間的過渡。這種字體很難把握，五十年來，我還沒有見過一個書家寫《張黑女》而能得其仿佛的。

張猛龍碑拓本局部

寫字，除了臨帖，還需「讀帖」。包世臣以為讀帖當讀真跡，石刻總是形似，失去原書精神，看不出筆意，固也。試讀《三希堂法帖•快雪時晴》，再到故宮看看原件，兩者比較，相去真不可以道裡計。看真跡，可以看出紙、墨、筆之間的關係。尤其是「運墨」，「紙墨相得」是從拓本上感覺不出來的。但是真跡難得看到，像《快雪時晴》、《奉橘帖》那樣的稀世國寶，故宮平常也不拿出來展覽。隔著一層玻璃，也不便揣摩諦視。求其次，則可看看珂羅版影印的原跡。多細的珂羅版也是有網紋的，印出來的字多淺淡發灰，不如原書的沉著入紙。但是，畢竟慰情聊勝無，比石刻拓本要強得多。

張猛龍碑拓本局部

讀影印的《祭侄文》，才知道顏真卿的字是從二王來的，流暢瀟灑，並不都像《麻姑仙壇》那樣見稜見角的「方筆」；看《興福寺碑》，覺趙子昂的用筆也是很硬的，不像坊刻應酬尺牘那樣柔媚。再其次，便只好看看石刻拓本了。不過最好要舊拓。從前舊拓字帖並不很貴，逛琉璃廠，挾兩本舊帖回來，不是難事。現在可不得了了！前十年，我到一家專賣碑帖的鋪子裡，見有一部《津化閣帖》，我請售貨員拿下來看看，售貨員站著不動，只說了個價錢。他的意思我明白：你買得起嗎?我只好向他道歉：「那就不麻煩你了！」現在比較容易得到的叢帖是北京日報出版社影印的《三希堂法帖》。乾隆本的《三希堂法帖》是濃墨烏金拓。我是不喜歡烏金拓的，太黑，且發亮。北京日報出版社用重磅銅版紙印，更顯得油墨堆浮紙面，很「暴」。而且分裝四大厚冊，很重，展玩極其不便。不過能有一套《三希堂法帖》已屬幸事，還有什麼話可說呢?

汪曾祺 書法 行書七言 水墨灑金紙本

《三希堂法帖》收宋以後的字很多。對於中國書法的發展，一向有兩種對立的意見。一種以為中國的書法，一壞於顏真卿，二壞於宋四家。一種以為宋人書是一個重要的突破。宋人宗法二王，而不為二王所囿，用筆灑脫，顯出各自的個性和風格。有人一輩子寫晉人書體，及讀宋人帖，方悟用筆。我覺兩種意見都有道理。但是，二王書如清燉雞湯，宋人書如棒棒雞。清燉雞湯是真味，但是吃慣了麻辣的川味，便覺得什麼菜都不過癮。一個人多「讀」宋人字，便會終身擺脫不開，明知趣味不高，也沒有辦法。話又說回來，現在書家中標榜寫二王的，有幾個能不越雷池一步的?即便是沈尹默，他的字也明顯地看出有米字的影響。

80年代末，汪曾祺在家中寫作

「宋四家」指蘇（東坡）、黃（山谷）、米（芾）、蔡。「蔡」本指蔡京，但因蔡京人品不好，遂以蔡襄當之。早就有人提出這個排列次序不公平。就書法成就說，應是蔡、米、蘇、黃。我同意。我認為宋人書法，當以蔡京為第一。北京日報出版社《三希堂法帖與書法家小傳》（卷二），稱蔡京「字勢豪健，痛快沉著，嚴而不拘，逸而不外規矩。比其從兄蔡襄書法，飄逸過之，一時各書家，無出其左右者」「……但因人品差，書名不為世人所重。」我以為這評價是公允的。

宋 蔡京行書 跋宋徽宗《雪江歸棹圖卷》

這裡就提出一個多年來纏夾不清的問題：人品和書品的關係。一種很有勢力的意見以為，字品即人品，字的風格是人格的體現。為人剛毅正直，其書乃能挺拔有力。典型的代表人物是顏真卿。這不能說是沒有道理，但是未免簡單化。有些書法家，人品不能算好，但你不能說他的字寫得不好，如蔡京，如趙子昂，如董其昌，這該怎麼解釋？歷來就有人貶低他們的書法成就。看來，用道德標準、政治標準代替藝術標準，是古已有之的。看來，中國的書法美學、書法藝術心理學，得用一個新的觀點、新的方法來重新開始研究。簡單從事，是有害的。

宋 蔡京行書 跋宋徽宗《雪江歸棹圖卷》 局部1

蔡京字的好處是放得開。《與節夫書帖》、《與宮使書帖》可以為證。寫字放得開並不容易。書家往往於酒後寫字，就是因為酒後精神鬆弛，沒有負擔，較易放得開。相傳王蓮之的《蘭亭序》是醉後所寫。蘇東坡說要「酒氣拂拂從指間出」，才能寫好字，東坡《答錢穆父詩》書後自題是「醉書」。萬金跋此帖後雲:

「右軍蘭亭，醉時書也。東坡答錢穆父詩，其後亦題曰醉書。較之常所見帖大相遠矣。豈醉者神全，故揮灑縱橫，不用意於布置，而得天成之妙歟?不然則蘭亭之傳何其獨盛也如此。」

宋 蔡京行書 跋宋徽宗《雪江歸棹圖卷》 局部2

說得是有道理的。接連寫幾張字，第一張大都不好，矜持拘謹。大概第三四張較好，因為筆放開了。寫得太多了，也不好，容易「野」。寫一上午字，有一張滿意的，就很不錯了。有時一張都不好，也很彆扭。那就收起筆硯，出去遛個彎兒去。寫字本是遣興，何必自尋煩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