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十年(公元815年),白居易被貶江州,元稹的「垂死病中驚坐起,暗風吹雨入寒窗」說的便是此事。元稹之語頗似文人慣用的誇張手法,但若將之與被貶江州對白居易的影響聯繫在一起,則顯得毫不誇張。
一、江州經歷對白居易思想的影響
《舊唐書》載:
十年七月,盜殺宰相武元衡,居易首上疏論其冤,急請捕賊,以雪國恥。宰相以宮官非諫職,不當先諫官言事……而居易作賞花及新井詩,甚傷名教,不宜寘彼周行。
這裡主要講了兩個原因,一是「宮官非諫職,不當先諫官言事」,二是「甚傷名教」。在《與元九書》中,白居易本人則這樣說道:始得名於文章,終得罪於文章。「文章」指的應是《秦中吟》和《新樂府》等諷喻詩,也就是說這些詩觸犯了既得利益者,使得他們報復白居易。
白居易自任左拾遺以來,作詩的核心目的之一就是幹預現實,也就是踐行「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主張。被貶江州之初,白居易首次對自己的詩進行了分類整理,將之分為諷喻、感傷、閒適和雜律四大類。
其中白居易最看重的是自己的諷喻詩,在寫給元稹的信中,白居易即這樣說道:時之所重,僕之所輕,至於諷喻者,意激而言質。也就是說,白居易最看重的是自己那些幹預現實、直陳其弊的諷喻詩。同時,對於「思澹而辭迂」的閒適詩,白居易亦提出了較高評價,這說明此時白居易的心態已經發生了一定變化。
但是在江州期間及江州之後,我們卻很難再看到如《新樂府》五十首和《秦中吟》十首那樣關注現實的諷喻詩。以江州期間的代表作《琵琶行》為例,它雖也反映歌姬命運的悲苦及自身因現實而生的抑鬱,但最終指向的卻是一種人類共通之情——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而在江州之後,白居易的創作亦未再體現強烈的諷喻性。
二、白居易的廬山草堂
白居易被貶江州身居閒職,於是在廬山邊上建立了一個陶冶情操的草堂。在《草堂記》中,白居易對廬山草堂進行了細緻描述:
三間兩柱,二室四牖,廣袤豐殺,一稱心力。洞北戶,來陰風,防徂暑也;敞南甍,納陽日,虞祁寒也……堂中設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張,儒、道、佛書各兩三卷。
此處可以「仰觀山,俯聽泉,傍睨竹樹雲石」,這使得白居易「一宿體寧,再宿心恬,三宿後頹然嗒然」,也就是親近自然最終達到物我兩忘之感。不僅如此,白居易還為草堂及周邊環境創作了多首詩。
如《池上竹下作》:水能性淡為吾友,竹解心虛即我師;何必悠悠人世上,勞心費目覓親知。如《草堂前新開一池》:繞水欲成徑,護堤方插籬;已被山中客,呼作白家池。又如《小池二首》:荷側瀉清露,萍開見遊魚。每一臨此坐,憶歸青溪居
不難看出,對於江州時期的白居易而言,這個草堂是極為重要的,它自成一方小小天地,使得白居易的內心得到慰藉,不至於因仕途不順而過於悲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