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長虹其人，作為曾經得到魯迅、鬱達夫等人讚賞的文學青年，作為《狂飆》的主持者，無疑有著過人的才華。文學創作上，他發表的作品集不在少數，尤其是詩集《精神與愛的女神》一經出版，便收到許多文學青年的稱讚。在文化團體的建設與文化運動的組織上，"狂飆社"及其相關活動，也超越了當時眾多的文學團體，在19世紀20年代的文壇上佔據一席之地。
為何這樣一位傑出的青年人與熱愛青年的魯迅先生發生了衝突？並且作為文學史上的一樁公案，這衝突是無數中國人的關注焦點。為何關係甚為親密的兩人突然出現了裂縫，還鬧到了檯面上？甚至一發不可收拾？
讓我們從他二人的交往開始談起。
魯迅與高長虹交往始末
1924年，或者說1923年底，是高魯交往的起點。
關於高長虹和魯迅的初次會面，確實是在1924年的一個冬天的晚上。這一事件，在魯迅的日記和高長虹的《一點回憶——關於魯迅和我》的文章裡皆有文字記錄。一個寒風凜凜的夜，高長虹帶著幾份《狂飆》去拜訪魯迅，於是兩個擅長於論戰的鬥士相遇了，這是習慣了在黑暗裡"荷戟獨彷徨"的兩個獨行者的會面。
儘管後來兩人的關係發展到了反目成仇的地步，但初次見面的他們，一方是伯樂，一方是千裡良駒，氣氛是非常融洽的。有高長虹回憶為證：
"在一個大風的晚上,我帶了幾份《狂飆》,初次去訪魯迅。這次魯迅的精神特別奮發 ,態度特別誠懇,言談特別坦率,雖思想不同,然使我想像到亞拉籍夫與綏惠略夫會面時情形之仿佛。"
魯迅作為一向對青年懷有莫大的愛與關懷，高長虹連續用了三個"特別"來敘述這件事，可以見得魯迅對於高長虹有著超越一般的文學青年的熱情。他激動於在"無聲的中國"出現了這麼一個大膽說話的青年，他誠懇而熱切寄希望於高長虹，他們談文學，談社會，談中國大地。
當然，欣喜於這樣一個激流勇進的青年的出現，魯迅前期與高長虹相處之和睦，交往之密切都是有史為證的，尤其是在魯迅的日記與書信中，高長虹大約是"高頻青年"了。僅1925年上半年間，魯迅就四次提及高長虹。重要的是，每一次魯迅都對高長虹表示了讚賞。
並且，在此後近8個月間，高長虹開始了頻繁地拜訪魯迅。除去對高長虹正面評價的語句，細數《魯迅日記》裡記錄的高長虹在此期間的拜訪次數，高達52次，有的月份甚至平均隔兩天就登門。在九月之前，相距時間最長的也只有一個星期。這頻繁的來往不僅顯示出高長虹對魯迅的尊敬，更反映了魯迅對高的重視。這重視，不僅是文字上的讚美，更是行動上的有意栽培。對自己喜愛的文學青年，魯迅一直用心於"年輕的戰士"的養成。更何況，1925年恰恰是魯迅走出生命的沉潛期的關鍵一年，是他又一次投身猛烈鬥爭的開始。對於高長虹這樣勇於而更善於鬥爭的青年，魯迅讚賞以及提攜是顯而易見的。
但是，這樣友好的交往並沒有一直持續下去。當韋素園主持《莽原》半月刊以後，在1926年10月份，將狂飆社成員所創作的《剃刀》和《冬天》退回，不予錄用。這一舉動激起了狂飆社盟主高長虹的不滿，而《莽原》半月刊的主持權是魯迅交給韋素園的。於是，衝動的高長虹在對韋表示不滿後也將怒火對準了魯迅，10月17日，他寫出了《給魯迅先生》這樣的文章來"控訴"先生。
如果魯迅這時候站出來安慰安慰高長虹，或者如高長虹所願的為他主持公道，那麼他們之間的矛盾可能就不會那麼早爆發了。但糟糕的的是，魯迅這時候並未作出書面上的回應。
魯迅一方的"杳無音信"，在高長虹看來大概是一種漠視。性情激烈的他怎麼受得了？獨角戲他是不願唱的了，10月28日，又寫了《1925，北京出版界形勢指掌圖》大肆攻擊魯迅。魯迅有些憤怒了，隔日便決定將出到二十四期的《莽原》停刊，令高長虹和韋素園沒有東西可爭。並在11月4日、7日兩次寫信給韋素園，表示打算"索性完全置之不理"。然而，《莽原》的消失、魯迅的沉默都沒有使高長虹停下罵魯迅的筆，連續寫了《時代的命運》、《<吳歌甲集>及其他》、《思想上的新青年時期》、《嗚呼，<現代評論>化的<莽原>半月刊的灰色的態度！》等文章或提到，或全力批評魯迅。這時候，魯迅已然憤怒了，他不忿自己被高長虹利用後又遭到攻擊，他甚至覺得對方在吸自己的血。走到這一步，魯迅斷然不會絲毫不放在心上，他開始感到憤怒了。終於，11月20日，他在沉默中爆發，寫下《所謂"思想界先驅者"魯迅啟事》作為回應，面對高長虹的批評與攻擊，1926年的12月，魯迅指向高長虹的筆幾乎沒有停下來過，除了寫信給許廣平、韋素園、李霽野等人連連談及此事，同時也做了《<阿Q正傳>的成因》、《<走到出版界>的"戰略"》、《新的世故》等文章登上刊物，激烈地批判了高長虹。
正當兩人之間的罵戰正酣時，1926年11月21日，高長虹在《狂飆》發表了一組詩《給——》，其中的第二首被稱為"月亮詩"，一經刊登便引來一波流言，對於這流言，一方面，魯迅有獨立理性思考的能力，還不至於完全聽信了這流言。但另一方面，接受了系統的中華傳統文化教育的他，非常看重自己的名節，在面對個人情感問題時也較為敏感。而這流言，恰恰是在魯迅的敏感問題上做文章，他如何能夠保持完全的理性來對待呢？因此，接下來的分析難免帶上了魯迅個人的情緒，猜測這流言有真的可能性。這期間還寫下了一篇與此相關的小說——《奔月》，用魯迅的話來說，是同高長虹"開玩笑"。高長虹在這小說中，被塑造成是一個忘恩負義的小人逢蒙。也正是逢蒙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正是這"月亮詩"與《奔月》之間的往來，讓高長虹與魯迅的論爭染上了愛情色彩，讓高長虹成為眾矢之的，他被批判，被攻擊，流亡海外，文學史上也沒有對他進行應有的書寫與評價。
此後，魯迅又接著創作了小說《鑄劍》，雜文《我的態度氣量和年紀》《女吊》等，其中皆有批判的高長虹的字句。
魯迅一生樹敵太多，然而縱使有許許多多的論敵，從對其的傷害之大來看，高長虹可以說是排在前面了。
魯迅與高長虹究竟為何爆發衝突？
那麼，作為文學史上的一樁公案，高魯衝突的原因是什麼？
高魯二人的交往，在某一角度來說，是"成也性格，敗也性格"。
魯迅生於晚清的官僚家庭，從小接受傳統的私塾教育，青年時留學日本，得以接觸新思想，傳統和新式夾雜的教育影響了他性格的形成。官僚子弟的覺醒是孤獨的，他甘願做最早的覺醒者，甘願承擔起一個家族長子長孫甚至是一個民族國家脊梁的責任，他不熱衷於尋找同伴，也不積極於結識精神上導師，他就是他自己的同盟與導師。由此，他形成大膽而孤僻的性格，在長久的獨自徘徊中，這孤僻的性格裡更是多了一些消極的傾向。
同樣是反抗舊的、追求新的，但高長虹身上沒有因襲的重擔，他骨子裡是個性格狂熱，追求自由的青年，他無所顧忌，他的性格裡有著年輕人目空一切的自信，肆意汪洋的狂傲。高長虹視魯迅為師長，但這種師生關係是平等的，他依賴於魯迅的支持，他的性格卻不允許他迷信魯迅的文章和觀點，他堅持年輕一輩和魯迅是平等的，誰都可以掌握真理，沒有人可以掌握獨一無二的威權。
於是，當韋素園等人喊出"思想界權威"的口號，即使這權威指的是魯迅，高長虹也要站出來堅決反對。而魯迅的孤僻性格使其在面對"思想界權威"事件時不善於解釋，也憊於解釋，魯迅只說"權威者一語，在外國其實是很平常的"，這時兩人之間的衝突還未爆發，但魯迅的不在意無疑造成了高魯二人間的隔閡。
"思想界權威"一詞的出現對高魯二人間原本親密友好的關係造成了破壞，但還沒導致他們的徹底決裂，直至"退稿風波"的掀起，狂飆同人的稿件被退是高魯衝突的直接導火索，其中二人性格上的差異促使事件朝著消極方向發展，催化了衝突。
高長虹的性格中感性成分太重，退稿事件的發生衝擊了他的狂傲，他感覺到了安徽作家群的威脅，急切地給魯迅寫公開信，他希望得到魯迅的支持。其實從始至終，高長虹都是一個感性的人，他對魯迅有情感上的需求。如果魯高的性格相合，魯迅能如高長虹所願般"主持公道"，事情可能就順利解決了。可是魯迅的性格與其截然相反，他是一個理性的人，也最不贊成年輕人的意氣用事，所以不願意奉陪高長虹和韋素園的吵鬧。魯迅的冷漠態度，使高長虹完全開始宣洩自己的情感，一時間，他對魯迅的批判來的如同暴風驟雨般猛烈。依據心理學家羅傑斯的自我理論，來自他人的無條件地積極尊重是個體心理和諧發展的重要條件，同理，不能受到無條件的尊重也會導致出現心理問題，從而妨礙人格發展，破壞人際關係的和諧。在高長虹的人格發展的過程中，他有強烈的被魯迅尊重和及時回應的心理需求，而魯迅面對一切問題都不置可否的態度在高看來是對他這樣的一種需求的一種忽略，他由此產生了一種強烈的心理失衡。
高長虹的心理失衡，反映的是高魯二人之間的性格失衡，這性格失衡，造成了高魯衝突的必然性。
另一方面，高魯衝突的爆發也來源於社會環境的壓力。
1925年前後，魯迅這個戰士還沒有足夠強大的力量與舊勢力抗爭，他寄希望於"聯合戰線"，所以他對於"思想界權威"這樣能夠聚集人心的稱號不表示拒絕，也對高韋之間會破壞"聯合戰線"的恩怨不予理睬。
魯迅所承受的社會壓力絕不僅僅存在於1925年，自幼時家道中落，他就開始承受外界的壓力。他過早地看清人間事態，為了走出舊壘，為了戰鬥，他不惜犧牲自己。正是因為犧牲，尤其是對舊家庭在婚姻上的犧牲，他對自己的私人情感的名聲十分看重，所以關於"月亮詩"的流言一出，魯迅沒辦法寬容，在當時的社會壞境下，輿論瞬間就會席捲魯迅的生活圈，他已經為婚姻犧牲了，他十分在意犧牲的結果，流言一出，魯迅一改之前的平淡態度，主動去了解事情的來龍去脈，分析原因。但魯迅出於對個人名聲的重視，在分析這流言時很難做到客觀，即使他也指出了流傳的關於"月亮詩"的解釋只是旁人穿鑿附會的可能性，魯迅仍然是憤怒了，爆發了，於是高魯衝突走向了高潮。
高魯衝突是時代孕育出的自由爭辯
誠如上文所述，高魯衝突更偏向於私人恩怨，有別於重大的文化論爭。但是，這場衝突絕不是一場"因愛生恨"的鬧劇，而是時代孕育出的自由爭辯。
"五四"運動給那個時代的中國人帶來了"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魯迅作為新文化運動的先驅，高長虹代表的是新文化運動培養出的一代新人，他們有很強烈的自我主體意識，存在著諸多認知差異。因此，他們的碰撞帶有一個時代的熱烈色彩。五四時期就如同春秋戰國時代時隔兩千多年在華夏大地的復生，經歷了長時間的文化大一統，作為個體的人被壓抑得太久，必會渴求擺脫鐐銬，自由地爭鳴。
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來說，魯迅和高長虹的論爭事件是特殊時代的產物。同樣的，高長虹的激烈言辭也染上了時代色彩，後人不應給予一味的批判，他在一定意義上扛起了"五四精神"的大旗，他對"思想界權威"的批判是新文化運動"打倒孔家店"的後續，是為打破"權威崇拜"而努力。
魯迅與高長虹，沒有因愛生恨，但他們又的確是性情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