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與宋美齡。抗戰之初，蔣介石感受到宋美齡的無形支持，兩人關係更進一層。
氣短情長：日記中的蔣介石情感(上)
確實，蔣、宋關係可能遠遠不像曾經盛行的描述那樣，只是一場政治婚姻。事實上，作為一個雖然算得上有勢力家庭的待嫁女，宋美齡能給當時中國的政治強人蔣介石提供的政治資源實屬有限，而從蔣介石日記看，他首先愛的也是肉體的宋美齡，其後才是精神的宋美齡，至於政治上，基本很難看到痕跡。
蔣介石的無後之憂
西諺有曰：和最愛的人吵架，和陌生人說心裡話。蔣介石也不例外。正因為對宋美齡依賴太過，蔣介石也很容易傷害到她。1930年12月9日，蔣在日記中反省：「誠意愛輔我者，惟妻一人。餘不能與其盡言歡別，拂袖逕行，使其不知我心中之痛苦沉悶。□□（兩字不清———引注）為其之故而發，而無處可為我發洩之地，故惟有對至愛之前者洩耳。」
蔣介石內斂的性格、中國的含蓄傳統，影響著蔣介石的人生和事業，也影響著蔣、宋關係。所以，雖然不能說蔣、宋間沒有愛情，但對雙方而言，愛的典範的定位恐怕內心都會以為實不敢當。比如宋美齡的後母身份就是雙方間很難填平的一道溝壑。
蔣、宋婚後，現有資料提到宋美齡曾兩次流產，這樣的打擊對蔣、宋都不可謂不大。緯國難言親生，蔣經國又遠在蘇俄，自己與宋美齡很難再有後嗣，這使蔣介石常常有絕後之憂。1931年底，共產國際工作人員牛蘭夫婦在上海被捕，被季米特洛夫稱作「已近乎是共產黨員」的宋慶齡出面營救，提出以在蘇俄的蔣經國交換牛蘭夫婦。對此，蔣介石強硬表示：「餘寧使經國不還，或任蘇俄殘殺，而決不願以害國之罪犯以換親子也。」
咬牙拒絕蘇俄之後，蔣介石內心戰戰兢兢，無後的擔憂纏繞著他，使他不斷在日記中為自己打氣寬慰：
「餘何為先人而獨憂無後，其志之小可鄙孰甚。經國如未為俄寇所陷，則餘雖不能生見其面，待餘死後彼必有歸鄉之日，為此則餘願早死以安先人之靈也。」（1931年12月27日）
「餘九死一生，不顧嗣子，不顧身命乃由共黨手中以救回黨國與民眾，而今日所得之結果如此，是理所當然耳。以聖賢立身救人不望當世之報酬，惟有犧牲自身以成其志而已。」（1931年12月28日）
蔣介石抬出聖賢和報國等等大道理自勉，恰恰可看出可能「無後」之事對其刺激之深。1932年元旦，蔣介石瞻前顧後，感嘆道：「國事家事一無所成，鬱郁殊甚，念子尤切，嘗以傳達在事業不在子孫以自解，且不欲子孫為念也。」1934年9月，蔣介石和宋美齡在江西湖口同遊石鐘山，蔣介石「讀東坡石鐘山記至『獨與邁乘小舟』之句，不禁嘆經、緯之不能隨遊也」。
「家事愁悶，不可言喻。」
蔣經國時在蘇俄滯留難歸，自是無法同遊，蔣緯國在國內，見面亦難，其中卻另有隱情。蔣、宋婚後，蔣緯國一直與其養母姚冶誠生活在一起，宋美齡與蔣緯國間，長期沒有見面。1936年5月蔣緯國到南京受訓，蔣介石也未安排其與宋美齡見面：「緯兒來京聽訓三日，不敢以私妨公，稍有表示，然而愛子之非可言喻，而兒則懵懵不知。」蔣緯國的身世存有重重疑問，這大概是蔣介石不欲他與宋美齡過早見面的原因，而宋美齡因存有對蔣介石的懷疑，可能也不願見到蔣緯國。
1936年10月21日，蔣緯國赴德留學。多年的養育，蔣介石、蔣緯國父子已經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緯國遠走他鄉，蔣介石的不舍之情難以克制：「生離之痛亦已甚矣，乃知當年幼年外讀時先慈不忍孤子遠離之情必甚於今日之餘也。」
在不舍蔣緯國的同時，蔣介石日記也有對家庭的抱怨：
「家中意見不洽最為苦悶。」（1936年10月17日）
「家事難言，因愛生愁，因樂生悲，痛苦多而快樂少也。」（1936年10月31日）
「家事煩悶，多愛生苦也。」（1936年11月1日）
自與宋美齡成婚後，蔣介石家中一直是兩人世界，蔣的抱怨對象只能是宋美齡，聯想到宋一直未和蔣緯國相見，其中的曲折大體可以有一個輪廓。當然，宋美齡亦非無理取鬧，蔣緯國的曖昧身份，讓她很難面對，這或許就是宋靄齡和宋美齡會主動向蔣提及營救蔣經國卻對蔣緯國不予置理的因由所在。因此，雖然蔣介石對宋美齡甚不以為然，但也無法多說什麼，只能在日記中暗地發狠，稍後登臨華山時，他寫道：「惜未得與緯兒同登耳。惟願再壽廿五年，重登華山與兒孫等團圓，祝禱上帝福佑我中華民國萬世千秋也。」
如果說蔣緯國因身份特殊，蔣、宋各有思慮，難言是非的話，蔣經國回國後，蔣介石對宋美齡的怨言就更加明顯。1937年4月，蔣經國由蘇俄回國，數年期望成真，蔣介石自然「私心竊慰」。4月18日，蔣氏父子均到杭州，卻未相見，當天，蔣日記說：「家事愁悶，不可言喻。」次日下午，蔣介石才令蔣經國來見。20日，蔣介石又在日記中寫道：「以家事煩惱，不勝抑鬱沉悶，強勉由杭來滬，此身幾無自由之趣，將以他人之喜怒哀樂為哀樂，可悲之至。」蔣介石的這股無名火來自何方，看看4月26日他在日記另冊雜記中的一段，就可見梗概：「婦女智慧愈高者，虛榮心愈大，而妒嫉心亦更高，做事且乏恆心，此婦女之所以歷來不能與男子共同建國之一因乎。」這大概是蔣介石對宋美齡最嚴厲的批評了。
不清楚宋美齡有什麼具體的表現讓蔣介石如此不滿，不過，如果站在宋美齡的立場，她所表現出的嫉妒，其實也可以理解。畢竟，宋美齡也是一個尋常女人。婚後十年的二人世界，驟然被一個和自己並無血緣關係的人打破，難免會有失落，而三代人相會的場面又很容易刺激宋美齡想到自己膝下空虛。當蔣介石指責宋美齡嫉妒時，可曾想到宋美齡的一腔委屈又向誰訴？
蔣、宋關係更進一層
雖然骨肉情深，難以拆解，但蔣介石也在刻意淡化蔣經國回國的影響。蔣先是讓蔣經國在溪口安心讀書，抗戰爆發後又讓蔣經國到江西發展，父子間並無太多時間在一起。蔣、宋二人世界的格局沒有因蔣經國回國而改變，由此引起的蔣、宋間的風波也很快過去。尤其是抗戰之初，在日本侵略重壓、軍事不利背景下，蔣介石深深感受到來自宋美齡的無形支持，兩人關係似更進一層：
「看書讀經如常，心神憂急之象未除，幸妻能解愁耐煩也。」（1937年9月27日）
「本日氣候陰沉，精神悽涼，所聞所見者皆屬悲感之事，惟讀經批閱猶未間斷耳。妻為伴侶覺我憂患，而百計為之消解憂愁，甚感也。」（1937年12月10日）
「本日敵機不斷在上空偵察轟炸；而吾妻興奮快樂之精神更倍於平時，夫妻相愛之切，實我足以消愁。在苦痛憂難中惟此足以自慰。」（1938年10月23日）
蔣介石日記中提到的日本轟炸場景，曾是共產黨人的英國人阿特麗親眼目睹：
「有些政府領袖都住在漢口的租界裡面，而蔣氏夫婦卻始終住在武昌的舊城裡……當我從前線回來第二次訪問蔣夫人的時候，我單獨和她談論傷病問題一小時之後，警報響了。她仍然好像沒有事似地談著。蔣委員長進來了兩次，穿著棉布制服，樸素得好像一個下級軍官似的。當炸彈似乎落在我們附近的時候，她才把我拉到他們的避彈室裡。」（弗雷達·阿特麗著、石梅林譯《揚子前線》，第188-189頁。）
正因為有宋美齡，在緊張的戰爭生活中，蔣介石還可以難得地獲得一些輕鬆的時間：「正午在聖經學校後山眺望福嚴寺一帶風景，紅葉青(微博)松、和風白日使人心懷豁達，如入太平仙鄉。妻為炒蛋飯餉餘。」
重慶傳言：蔣介石有外遇
1940年代，隨著抗戰進入相持階段，緊張的空氣有所緩解，此時，蔣、宋關係意外出現波折。兩人關係最戲劇性的一幕發生在1944年7月，當時因皮膚病發作，宋美齡準備離開重慶去巴西養病。蔣介石約集一批高級官員集會，聲稱要為夫人餞行。關於這次餞行會的情況，王世傑日記寫道：
「蔣先生今日約黨部、團部幹部同志三四十人暨中外基督徒若干人在山洞官邸茶會。在會中，蔣先生宣布兩事：一、蔣夫人將赴巴西養痾，休養畢將訪若干友邦；二、外間近有人散布謠言，誣衊蔣先生私德，謂其有外遇等等情事者，顯系有人慾藉此類造謠以搖動同志與軍隊對彼之信心。蔣夫人亦有演說，指述此類誣衊之用意，與彼對蔣先生之敬信。」（《王世傑日記》第4冊，第350頁。）
王世傑日記提到的蔣介石所言「外遇」，指的是1944年重慶流傳的一則傳言，這則傳言在美國大使館秘書謝偉思給美國國務院的報告中是這樣說的：
「關於蔣家庭發生內部糾葛的消息在重慶真是傳說紛紛。幾乎每個人都能為已普遍被人接受的消息提供一些新的細節和說法，即委員長找到一個情婦……如果性格傲慢而又拘守宗教戒律的夫人與她的丈夫公開決裂，蔣氏王朝就會陷於分裂，在中國和海外產生的影響都可能是嚴重的。」
謝偉思在報告中還具體談到了蔣介石外遇對象的各種說法：
「她是陳潔如小姐，是委員長與夫人結婚前的姘頭，一般認為她已得到一筆錢去養老，不再與聞人間煙火了。」
「她是陳立夫的堂妹，相當年輕美貌，由陳立夫在夫人逗留美國期間介紹給蔣，以作為一種並不是很有獨創性的努力來鞏固他自己和CC集團的地位。」
「她是一位美麗的福建姑娘，經政學系介紹獲得了委員長的歡心，政學系企圖以此來玩弄其裙帶政治。」（約瑟夫·W·埃謝裡克編、羅清、趙仲強譯：《在中國失掉的機會》，第93頁。）
不管這些莫衷一是的傳言有多少可信性，蔣介石和宋美齡關係這段時間比較微妙應屬事實。算起來，此時宋美齡、蔣介石都應該年當更年期，尤其是宋美齡反應比較嚴重，身體狀況不佳，蔣介石日記記錄了宋美齡當時患病的苦狀：
「妻病風疹瘰已半年餘，近更嚴重，每夜幾乎不能安眠……若上帝不速加憐憫，使之早痊，如此失眠痛苦，神經決難忍受，其病必深入神經矣。今日彼之心神萎頓沉悶，更為可慮也。」（1944年5月3日）
蔣介石日記早年有大量要求自己節制性慾的記載，當然這時也是他男女關係最為混亂的時期，與宋美齡結合後，這樣的記載逐漸減少，兩廣事變後，在自認為是收服了最後一個重要的地方實力派後，可能是心情大好，蔣介石稍有放縱，為此曾記有：「由粵回廬休息一周，精神怡悅，體力亦較有進步，惟性慾應自節制，嚴戒也。」這是1930年代中比較罕見的記載。不過，到1940年前後，蔣介石關於節慾的要求突然增多：
「汙穢妄念，不能掃除淨盡，何以入聖？何以治人？豈非自欺欺人之濁狗乎？」（1939年2月23日）
「年逾五十，尚不能不動心，其能有成乎？」（1940年2月11日）
「不能節慾，焉能救國，戒之。」（1940年4月13日）
「性慾漸起，舊念重生，應以靈性制之，不可使其放縱。」（1940年11月14日）
蔣介石此時面臨如此艱難的克制性慾問題，箇中因由，難以臆測，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也無法妄加定論，但和後來出現的傳言結合看，或許種種說法，也不完全是空穴來風。
蔣、宋關係渡過暗礁
無論是否發生過什麼，蔣介石和宋美齡畢竟都是身處最高層的政治人物，雖然他們的婚姻確實不能簡單稱之為政治婚姻，但政治在其婚姻中的分量無法否認。所以，當抗戰結束、內戰開始，國民政府和蔣介石面臨著中共的嚴峻挑戰時，蔣、宋間的親密關係再一次得到加強，宋美齡的陪伴成為蔣介石難以離開的心靈雞湯：
「晚課後，與妻二人聚餐，相互敬酒，共幹二杯甚難得也，以平生未敢如此痛飲也。」（1946年3月15日）
「正午夫妻兩人聚餐，比任何宴會為歡樂也，其味津津無窮。」（1946年10月31日）
「正午到黃龍潭野餐，瀑聲古樹，何不能滌蕩我憂患，惟妻煮菜餘炒飯甚覺難得之樂事也。」（1947年9月2日）
隨著戰局的日益惡化，蔣介石的心緒益加沉鬱，患難夫妻的感覺也愈加強烈：
「六時半起床，妻言星期日應可多眠一時，稍節勞力，你尚不知自發已全白，長此操勞，精力何以為繼。餘聞之只有彼此憐惜，互道『但願上帝保佑』，予亦無他言可慰也。」（1948年1月4日）
「大除夕宴會後放花筒與高升鞭炮，勉效少年度歲之樂，妻更歡悅也。」（1948年2月10日）
此時，年逾花甲的蔣介石勉效少年，娛妻，抑或娛己，後人難以索解。然而，喜慶的鞭炮，豈能炸得開內心的悲涼，或許這時候，已經深刻相知的蔣、宋夫婦，才最能體會到心心相印的感覺吧。
1949年大陸兵敗後，蔣介石夫婦分途從大陸和美國退往臺灣，在事業失敗的巨大陰影下，蔣、宋渡過了婚姻中的暗礁，進入了人生的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