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新記者 新記者
8月，蘇州。
趙瑞虎和三十多個快遞員同事已經罷工十天了。
韻達九鼎友新服務部的倉庫內，上萬件包裹堆積，高過人頭：大的、小的、長的、短的、橫的、豎的、紙盒、塑料的、紅的、灰的、藍的……在多天的高溫炙烤下，一股食物腐爛夾雜著塑料、灰塵的混合氣味，鑽過門縫，瀰漫到街上。
這些快遞員沒有像往常一樣分揀貨物，而是頂著日頭站在倉庫門口，等待他們的老闆——以及，拖了兩個月沒發的薪水。
但是，好不容易在電話裡同意「當面給個交代」的老闆，最終還是沒有出現。
（一）罷工
這不是趙瑞虎第一次經歷欠薪。就在今年5月，前任老闆欠下大夥兩個月的工資未發，不告而別。去年，更是有好幾個月「沒怎麼發過工資」。於是，趙瑞虎和同事停止向網點上交攬件的收入（代收貨款），權當自己拿了工資。
這次罷工大夥約好了：工資問題不解決，大家堅決不復工。他們報了警，還向市勞動局申請勞動仲裁，申請追回兩個老闆拖欠的工資，然而遲遲不見回音。給老闆打電話，得到的回覆永遠是「在努力籌措，再等等」。
沒了收入，再加上合計三四萬的工資未發，趙瑞虎逐漸感覺到了壓力。不好意思向家裡要錢，他開通了花唄借唄。
不過，相比囊中羞澀，更讓他不自在的，卻是突如其來的空閒。剛開始罷工的幾天，他猛補了幾天覺。但這樣的日子多過了幾天，他逐漸感到空虛——除了往返於站點和勞動局、打電話追債，他幾乎無事可做，只能刷刷短視頻消磨時光。為此，他甚至曾猶豫要不要停止罷工。
就這樣僵持了兩個月，韻達總部斷斷續續結清了第二個老闆拖欠的工資，也派來了新負責人接管友新服務部，臨時實行工資日結制。新老闆向趙瑞虎保證不會再拖欠工資，他才回來復了工。
然而，第一個老闆的欠薪，他至今只收到一半，「還差七八千，那個老闆說雙十一後結完，誰知道呢」。
復工後的蘇州韻達九鼎友新服務部倉庫門口
（雒少龍/攝）
趙瑞虎說，快遞員罷工很常見，「四通一達」都有，但持續時間往往不長。「有時候見著別的公司的快遞員會聊這個，有時我給客戶寄件的過程中發現對面顯示『網點異常』，那估計就是罷工引起的爆倉。」
南京、蘇州、上海等地的多位快遞員和網點負責人都向記者反映，對罷工有所耳聞。罷工，已經成為快遞員抗議欠薪、降薪的最常用、有效的手段。
「網點不幹了，快遞沒人送了，積壓得很多了，總部就會下來處理問題網點，罷工也不會持續太久。」上海中通快遞員張雷雖然沒有參加過罷工，卻已對這種討薪方法司空見慣。
事實上，就在友新網點復工的同時，同在蘇州的韻達元和服務站也因為欠薪，無人送貨，停工持續了兩周。放眼全國，類似情況頻頻見諸報端：7月，廣東清遠多個圓通站點快遞員因欠薪集體罷工，數萬快遞滯留；福建中通鼓樓十一部突然關門，拖欠快遞員工資數十萬；9月， 百世快遞南京江寧二部快遞員近3個月無收入，遂罷工；10月，韻達快遞長沙觀嶺分部陷入糾紛，快遞員稱自6月工資一直未發放……
除了工資拖欠，派費降低同樣是罷工的原因之一。9月，位於湖北孝感航空路的中通快遞網點，員工因派費未經商議一降再降而集體罷工。
微博數據表明，截至11月底，「快遞罷工」相關話題閱讀量過百萬的有7個，討論量近3.5萬，累計閱讀量近1.7億。其中，多地的「通達系」快遞的網點，是討論提及的「重災區」。
（二）循環
傍晚六點，一兩百平米的倉庫幾乎送空了，兩三平米、建材版搭起的辦公室還亮著白熾燈。許靜來回掃視著兩臺電腦屏幕，在監控視頻裡尋找丟失的快件。今年9月，她剛剛加盟中通，成為南京江寧區泰邦物流園內網點的負責人。對於盈利前景，她報有期待：「不賺錢我們也不會在這裡『玩』。」
南京泰邦物流園中通網點
（許子怡/攝）
過去五年，中國有數以萬計的創業者像許靜一樣，成為了加盟網點的老闆。他們是快遞公司物流網絡的毛細血管，接受總部的管理制度，上繳加盟費、面單費和罰款。除此之外，他們實際上更接近於獨立經營的商人——租場地、購置設備和車輛、招聘員工，自負盈虧。
國家郵政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19年初我國的快遞末端網點備案數量已突破12萬個——除了中國郵政、順豐、京東等採用直營制網點外，剩下的幾乎都是「四通一達」加盟網點的天下。
據企業業績報告，2019年一季度，中通已擁有近3萬個獨立快遞網點；今年上半年，韻達在全國已擁有3795個一級加盟商和32229個網點、門店和服務部（含加盟商）。
「類似於小作坊。」中央財經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莊家熾在形容加盟網點粗放而靈活的運作方式時這樣說道。他曾長期蹲守快遞網點開展田野調查，研究快遞業的資本監管與勞動控制。
正是這種以「小作坊」式加盟網點為主搭建起來的中國快遞網絡，在今年雙十一11天的快件處理量，與德國2018年全年的包裹總量持平。也正是這種加盟制的輕資產模式，讓「通達系」企業以燎原之勢將業務網絡迅速鋪展全國——從業務量看，實行加盟制的「四通一達」已佔領了近七成的全國市場。
然而，野蠻生長的背後，是毛細血管的混亂、無序和供血不足。
談起網點前兩個老闆接連敗走的原因，趙瑞虎抱怨他們不善經營，「辛辛苦苦折騰幾個月，結果不光欠我們工資，還欠總部上萬罰款」。
但是網點老闆能力不足，似乎無法解釋問題的全部。
國泰證券2019年的行業報告表明，國內快遞加盟商的利潤率普遍不超過5%，很多在生存線勉強維持。這意味著，即使是運營情況稍好的加盟網點，當單量暴漲、罰款增多、員工出走，也容易出現爆倉、癱瘓和資金周轉困難等問題。隨之而來的工資糾紛，可能引發快遞員離職和罷工，而這又會進一步加重癱瘓。網點由此陷入惡性循環。
許靜辦公室的斜對面，是百世棲霞區七部。已經在網點工作三四年的客服邵慧，遠不如許靜樂觀。她坦言，網點的盈利水平堪憂。
邵慧說，總公司支付給網點的派費，是一單1.5~1.6元，網點給快遞員則是一單1元。網點截留的幾毛錢收入，需要支付加盟費、場地費、車輛設備費、員工工資乃至罰款。如此一來，網點運營捉襟見肘，一些員工已經對延發工資司空見慣。「一般拖兩三個月。」邵慧說。
高額的罰款和索賠，也成為快遞員和網點無法承受之重。邵慧在11月7日就收到4個新投訴，手頭還有一個兩天前的投訴沒有處理完。快遞員將重量為0.18千克的包裹派送到某農家樂，然而客戶稱沒有收到包裹，便多次投訴，網點的罰款數額也隨之疊加。邵慧預計，僅這一單罰款，就達到幾百元。
南京江寧區泰邦物流園圓通網點的處罰條例
（許子怡/攝）
高壓環境讓很多快遞員選擇跳槽——沒有勞動合同的束縛，他們來去自由，留下網點苦苦支撐。邵慧在網點工作以來，經常看到快遞員離職。如果快遞員不幹了，他原先負責派送的區域就停止派件。在招到新快遞員之前，積壓的快遞不斷增加，客戶的諮詢、投訴電話便源源不斷地湧入網點。這期間產生的罰款，悉數由網點承擔。
然而，高辭職率和人員流動性，也形成了損害快遞員權益的惡性循環。據2016年《全國社會化電商物流從業人員研究報告》，45%的快遞員不到一年就離職了，在這個行業一份工作能幹滿3年的只有15%。莊家熾表示，在當前有限的利潤空間和高人員流動性下，勞動合同和相關保障會顯著提高網點對快遞員的僱傭成本，促使快遞點不願與員工籤署強有力的勞動合同。於是，網點乾脆跳過了勞動合同這一環，將更大的風險推給了快遞員。當派費一降再降、工資一拖再拖，快遞員便缺乏有效的法律保障。他們只能罷工反對，或者黯然離場。
（三）壓縮
2010年，快遞均價是24.6元。現在，這個數字降到了11.3元。
財報顯示，上半年中通、圓通、申通、韻達和順豐快遞業務的價格縮減均超過二成。
快遞公司的價格戰，落在最後一公裡的網點和快遞員身上，卻是一座大山。
李峰是韻達南京仙林網點的快遞員，負責大學城片區的配送。他說，往年從10月開始工資就會開始增長，11、12月能比平時高一兩千。今年雙十一提前開始，優惠分為兩波，單量也較往年更多，但是工資不增反降。10月，李峰只拿到了4700元。
「通達系」快遞網點的快遞員多實行無底薪（一般只在新上崗1至3個月內才有底薪）、月結工資制。快遞員單件派送費，各地不一，也往往不固定。上海中通快遞員張雷說自己每件派送費1.5元。而李峰所在韻達網點的派費只有1.1元，其中有0.5元要支付給菜鳥驛站，自己每件只能拿到0.6元。
趙瑞虎說，他的派費從1.2元降到現在的1元一票，同時攬收端的收入也在下降。由於上交的部分（即單號費和中轉費）相對固定，他得到的收入就會相應縮減。
這種說法似乎也可以從數據中發現端倪。國家郵政局發布的《關於2020上半年郵政行業經濟運行情況的通報》指出，上半年快遞行業快遞業務量、收增速差為9.5個百分點（上半年全國快遞服務業務量同比增長22.1%，而業務收入同比增長僅12.6%），量、收剪刀差持續擴大，「增量不增收」問題凸顯。
行業業務量與個人收入的剪刀差背後，是快遞行業曠日持久的價格戰。隨著疫情淡去，快遞市場的迅速復甦留下了巨大的市場空間，引發今年新一輪的競價。國家郵政局公布的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行業同城快遞均價6.5元，同比下降7.2%，異地快遞均價7.1元，同比下降12.1%。另據招商銀行研究院報告，全行業單票價格年中較年初就下降了7.8%。
價格走低，量、收剪刀差持續擴大，意味著單票收入一降再降。對此，企業只有一個選擇：狠壓成本。招商銀行研究院發布的上半年數據顯示，圓通單票成本已低至 2.13 元，較年初下降18.1%，最高的申通也只有2.47 元/票，下降11.5%。而韻達的單票成本降幅更是達到23%。單票成本壓縮，網點和快遞員收入首當其衝。
據張雷介紹，快遞員收入決定機制中，最重要的是「單號費」。單號費一分為二，一部分是總公司的管理費；另一部分是派件費，經過網點、驛站，最終到達快遞員手中。在攬件端，客戶支付的寄件費，減去單號費和快遞運輸的中轉費用，就是快遞員的攬件收入。
雖然 2~5月高速公路免費政策讓運輸成本有所下降，但中轉費、管理費等相對固定，價格下行直接傳導為攬件和派送費的降低。也就是說，當快遞企業尚可以通過規模效益和壓低成本維持10%左右的淨利潤增速時，位於末端的網點和快遞員卻只能「扛下所有」。
（四）無聲
「快遞業是具有高度同質性的行業，在這方面有點類似於低端製造業，比如口罩生產。」莊家熾說。
服務區分度低，在莊家熾看來，是快遞企業如此依賴價格競爭的主要原因。企業間僅有的區分指標就是配送速度和服務的安全性、穩定性，「但就連主打高淨值市場的順豐也開始下沉了。」2019年5月28日的全球智慧物流峰會上，圓通速遞董事長喻渭蛟提到「差異化競爭」，但也未給出具體方案。
當年的峰會上，五位「通達系」老總並排而坐，談笑風生。會散了，他們角鬥廝殺，至今戰局仍未明朗。2019年，包裹量前五的企業分別是中通、圓通、順豐、申通、韻達。這五家市場份額分別是19.6%、19.1%、15.8%、14.4%、11.6%，市佔率總計70%以上，而在美國，前兩大快遞公司的市佔率就超過75%。雖然阿里在「四通一達」均有入股，但遠未達到整合程度。
「當前的快遞行業競爭者依然眾多，很難形成價格同盟。」莊家熾說。
如今，快遞業已告別高速增長，從增量市場轉變為餘量市場，但從業者卻依然持續湧入。據《2018快遞員群體洞察報告》，快遞從業人員數量在2018年達到300萬，較2010年擴大了6倍，較2016年增長超50%。在價格戰、行業營收增速下滑和勞動力供給上升的聯合作用下，等待快遞員的，是越來越大的工作量和「越來越難」的工資。
據中國郵政快遞報社發布的《2019年全國快遞從業人員職業調查報告》，近半數從業者每天工作8~10小時，近兩成工作12小時以上。末端快遞員每天工作10小時以上的比例則更高。而月收入方面，75.07%的快遞從業人員（其中大半是一線快遞員）在5000元以下，其中6%的從業者不足2000元。
但與此同時，2020年胡潤富豪榜顯示，順豐董事長王衛財富達2400億，較去年上升8位，中通老闆賴梅松也達到500億，較去年上升7位。
造富和資本的故事在物流行業持續上演著。自2013年中通從紅杉引資3000萬美金，快遞業迎來資本化轉型。在2016短短一年之中，順豐、圓通、韻達、申通紛紛借殼登陸A股，中通則赴紐交所上市，行業正式進入資本時代。2017年以來，物流相關行業獲得億元以上融資就有9起。
只是，這些離趙瑞虎這樣的一線快遞工人太過遙遠。
復工後，九鼎友新服務部又經歷了一次大換血，老的快遞員只留下了8個。趙瑞虎看著身邊的同事換了一撥又一撥，不止一次有過「熬不住「的感覺。關於未來是否繼續幹這一行，他拿不定主意。不過，「與其想以後，不如先把這個月的活幹完，把工資要到。」
他直起腰，撣撣手，接過煙，猛吸了一口。他已經裝車完畢——不僅在車頂摞了三層，用繩子綁緊，還塞滿了駕駛座和腳下的空間。倒黴的是，出門時他的車輪還是壓到了地上的一件包裹。「搞不好又難免一次罰款，」他說。
10月18日，圓通、中通、申通、百世等公司相繼回應罷工傳聞，稱其為不實消息，目前快遞網絡「運營正常」。
（文中受訪者均為化名）
「如需轉載，請註明來自南京大學新記者」
記者 | 雒少龍 許子怡 竇南茜 王方鈺卓 杜聞馨
製圖 | 許子怡
原標題：《新深度 | 快遞員：最後一公裡的「無聲暴裂」》
閱讀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