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吉偉德
「+1」「+60」「+49」「00」……54分鐘內，市民李女士接到38個境外呼入的電話，幾乎個個號碼都不同，且每一個都是只放錄音、不可回撥的騷擾電話。近一周，許多北京市民都頻繁接到顯示為境外撥入的騷擾電話。技術專家表示，這些電話是通過虛擬工具撥打的「馬甲」號碼，並非真的跨國。要想徹底整治騷擾電話，還得加大處罰力度。(12月9日《北京日報》)
騷擾李女士的虛擬電話，近乎於「呼死你」的瘋狂，過度的電話撥打已影響到了正常通訊，給生活也帶來了極大的困擾。尤其是到了深夜或午間之際，騷擾電話成為「午夜兇鈴」，既影響休息的持續性，還會因過激反應而讓人在心中留下陰影。
李女士有此遭遇苦不堪言，手機被打斷電找不到解決的辦法，求助移運營運商客服後，得到了一個設置「手機管家」防騷擾的建議，不過虛擬號本身就是一個不存在的「馬甲」，納入「黑名單」的做法很難奏效，設置「白名單」也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該騷擾的還在繼續騷擾，用戶陷入了求助無門的境地。同時，按照工信部、公安部、司法部等十三部門日前聯合印發《綜合整治騷擾電話專項行動方案》的要求，工信部還推出了「12321」網站，專門用以用戶舉報騷擾電話和垃圾簡訊，受騷擾電話所困的李女士看似有很多救濟渠道，不過「誰來管管這些騷擾電話」的個體之憂依然沒有找到答案。
新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二十九條第三款明確要求，經營者未經消費者同意或者請求，或者消費者明確表示拒絕的，不得向其發送商業性信息。《治安管理處罰法》《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加強網絡信息保護的決定》也作出了類似的規定，儘管在法律界定方面還存在一些欠缺，不過對於騷擾電話治理並不完全存在「法律真空」，對上述行為可依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56條進行處罰。新一輪的聯合整治行動剛剛結束，電信騷擾這個「頑疾」依然還很嚴重。
從「95」開頭的國內電話號段，到顯示為境外呼入的騷擾電話，通過網絡改號的虛假號碼，立足於的是基於IP的語音傳輸技術所開發，屬於技術上的升級換代，較之於傳統的技術手段更加隱蔽，也更難以監管。某種意義上講，對於騷擾電話的整治已陷入了「舊的問題未決」，又「徒增新的問題」的境地，新老問題交織的情況下，離不開治理層面的能效提升，並最終以實際成效作為唯一檢驗標準。
正如相關專家所言，騷擾電話的治理應堅持「法律是基礎，政府是主導」的原則，首先，在法律責任已然明晰的情況下，應通過立法明確撥打騷擾電話的主體應承擔的法律責任，並輔以具有強制力的懲治依據。尤其是要真正落實電信營運商騷擾電話治理主體的責任，通過相應的促進措施讓電信營運商切實履行職責，發揮技術防控和前置把關的功能，真正守好防騷擾的第一道防線。
在此不妨採取舉證倒置的原則,只有平臺方能夠證明自己履行了責任,並申請虛擬電話履行了形式性審查責任，在日常管理中也履行了實質性監督責任，才能免於其責，否則就應當承擔相應的連帶責任。其實，應當聯立系統性的整治體系，由於防騷擾涉及多個部門，包括電信管理機構、市監、公安等各個部門，需要改變各地為戰的工作體系，實現由分散到統一的轉變升級。最後，再輔以全民的共同參與，才能形成人人喊打的治理格局。
時下，《網間騷擾電話治理技術要求》《移動智能終端防騷擾技術要求》《行動網路高密度騷擾電話防護攔截技術要求》等標準正在制定和出臺中，技術標準也越來越適應趨勢的需要，但還需要從法律、責任等方面方面補強，如此才能彰顯法律作依據，技術為手段，政府來主導，企業作主體，全民共參與的治理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