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畫/李嘉
那些藏在歷史裡的公版外文圖書遇到了中國年輕譯者
一個鮮為人知的「古登堡計劃」
一萬餘人報名，一千餘人最終成功參與，一個名為「譯言古登堡計劃」的項目已經在國內誕生一年有餘。在上千名年輕人手中，400多本進入公版的外文圖書經過翻譯，已有89本以電子書形式在線銷售。而挖掘冷門經典，讓這些書在熱鬧的暢銷書的包圍中，有著另一番存在的價值。
這群年輕人的行動，也讓以公版圖書電子化為宗旨、享譽全球的「古登堡計劃」在中國有了新的詮釋。
一小時漫遊出一個「計劃」
去年5月的一個下午，譯言網CEO趙嘉敏和圖書部主編李婷走出了紐約公共圖書館高大的圓拱門。他們剛剛完成了一次「朝聖之旅」，而那次漫遊帶來的震撼不光停留在了腦海中，還變成一個有1000多人操作至今的項目。
李婷早先通過圖片結識過這個美國最大的公共圖書館，「我原以為裡面到處是很高、很密的書架，上面擺滿了書。」但1小時的漫遊顛覆了原有的印象，在2000平方米的主閱覽室，雖說閱覽室兩側有觸及天花板的古香古色的書架，但更多的區域擺放了桌子，一半的桌子上還配備了電腦。幾乎所有到此的人，都在盯著電腦裡提供的各種掃描電子圖書看得專注。
趙嘉敏和李婷的內心受到震蕩，走出圖書館，兩個人在街角的咖啡館坐了下來。兩杯咖啡在手，三個小時飛逝，天色逐漸變暗，你一言我一語，一個國內從未有過的全新事業開始逐漸變得清晰起來。
沒有任何懷疑，趙嘉敏和同事堅信，在物理空間有限的條件下，數字儲存一定是圖書未來的方向，也一定是圖書館未來的方向。更何況，譯言網面臨的難題也不能忽視。「《賈伯斯傳》曾經是譯言網做過的很棒的翻譯項目，但從那之後，我就感覺傳統的翻譯流程弊端很多。我們要受出版社的擠壓，圖書出版周期無法掌控。」而最讓趙嘉敏頭疼的還有，購買外版圖書版權不僅資金高昂，而且運作時間漫長，譯言網即便大量購買版權，也根本餵不飽網絡社區譯者，「要打開內容來源，公版圖書是個最合適的入手點，我們為何不推出國外公版圖書的中文電子版呢？」當說到這一關鍵處時，趙嘉敏已忘記咖啡早就變涼了。
幾乎沒有時間差，譯言網迅速成立了平均年齡不過27歲的7人項目組，當年7月，譯言古登堡計劃上線了，而第一期的主題正是「紐約公共圖書館的世紀之書」，首批10本書是從紐約公共圖書館1995年建館100周年時評選出來的世紀之書中，精選出10本版權已開放的英文圖書。這10本書有的從未有過中譯本，有的只有繁體譯本，有的譯本比較老舊，有的譯本為人詬病。趙嘉敏記得，40多位譯者迅速參與到了古登堡計劃的首輪翻譯中，他們的作品陸續以電子書形式在線銷售，在字節社、豆瓣閱讀、多看閱讀、kindle中國等網站上都能見到。
截至目前，譯言古登堡計劃已推出了47期，這些公版圖書除了從古登堡計劃的網站尋找外，還有的是網友推薦的公版書。而且每一期都有不同主題，「字裡行間的影像——奧斯卡獲獎影片原著」、「大作家筆下的兒童文學」、「倫敦風物」、「紐約往事」……內容涵蓋了文學、教育、社會、科技、歷史、地理等。該計劃已翻譯完成圖書400本，其中80%為英譯中，其他語種則包括德語、俄語、日語甚至波蘭語等六七種。
一本書最多五個人譯
遠在菲律賓馬尼拉工作的劉斌，從美國密蘇裡大學食品科學博士畢業後到國際馬鈴薯中心菲律賓分部工作，無數個夜晚，他把自己的愛好和文字翻譯連在了一起。
今年2月初的一個周末，劉斌在網上發現了譯言古登堡計劃《芭貝特之宴》這本書的翻譯招募啟事，該作的作者曾寫出過聲名赫赫的《走出非洲》。想一試身手的劉斌用了一個誇張的比喻，「以我的水平翻譯這篇小說，結果會是用華美的食材做出平庸的飯菜。」但他仍然想在這篇傑作譯成中文的過程中留個名，於是就去報名當了負責人，也就是責任編輯。
劉斌並非等閒之輩，今年31歲的他曾是有幾十萬全球網友參與的接力項目——「直播『二戰』」中文版的主要翻譯者和負責人之一，幾乎沒有任何波折，他入選了。
劉斌首先開始挑選譯者。「按照我的眼光，譯文除了準確、順暢外，還必須優美而清新，最好稍稍有一點神秘氣味。」試譯稿陸陸續續地交了上來，劉斌發現「有的不忍卒讀，有的通順卻味如嚼蠟，有的中規中矩，有的過猶不及」。但他最終在眾多試譯者中尋到了合適的人選——南京大學大一學生浦雨蝶。
《芭貝特之宴》僅有23000字，完成翻譯用了一個月。「我們用一種叫Google Translator Toolkit的網上工具進行協作，譯文發上去後有權限的人都能修改。」劉斌說，更多的時候，他要做的是改改虛詞，查查資料。
原譯為「她平靜的面容和深邃的眼神自有一種魅力；在她的注視下，各種事物都靜靜地有條不紊地進行著」，經劉斌改動之後就有了些許不同，「她平靜的面容和深邃的眼神有一種磁石般的吸引力；她目光所及之處，各項事宜都有條不紊地靜靜進行」。而文中的人名地名、聖經引用等注釋，共有40條左右，都是劉斌搜集了大量資料後撰寫的。
在深圳工作的韋麗媚，先後作為《亨利·亞當斯的教育》、《月池》、《芬妮·希爾——歡場女子回憶錄》三本書的負責人出現在了譯言古登堡計劃中。她和劉斌有不同的工作方式，因為她要面臨更多的譯者，她會草擬一份進度及質量監控文件，上面寫明每個人負責的章節和字數以及相應的版稅份額，每天的工作量，校對安排、交稿和溝通方式以及獎懲辦法。「我和所有人確認，沒有異議才執行。」韋麗媚說，多人同譯一本書，最怕遇到譯者中途撂挑子，這種倒黴事她遇到過，趕緊找新人替補，算是沒耽誤大事。
一本書除了項目負責人和譯者外，還有其他角色，汕頭大學文學院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生高正哲擔當的是通讀師，他先後負責了幾十本圖書的通讀。「負責通讀，首要職責當然是發現是否有錯字、別字，還有標點的誤用、亂用，漏加注釋，以及其他各種文字上的硬傷。」
譯言古登堡計劃項目負責人梅瑩揭開了謎底，該計劃實行的是傳統出版流程從未有過的協作翻譯方式，每本書平均有三四個譯者，最多的時候，一本書會有5個譯者。「每一本書的成書由多個環節組成，從選定項目負責人，到招募譯者、翻譯和互校、負責人審核，以及最後的質檢和通讀，每一個角色都有清晰的定義和明確的社區分工。」據她介紹，平均每本書的上線周期僅為4個月左右。一本書的背後，不是一個人孤軍作戰，而是一個隊伍在工作。
一本書最少才賣出七本
譯言古登堡計劃銷售情況似乎並不火爆，最少的一本書才賣出去7本，但最多的達上千本，像《芬妮·希爾——歡場女子回憶錄》，上線半個月賣出了1000本。
面對這樣的結果，似乎沒有人太當回事，畢竟大部分讀者對這些書都十分陌生，像俄羅斯作家丹尼爾·哈爾姆斯的作品，之前根本就沒有中譯本，大家甚至沒聽說過這個人。因此上線電子書的讀者圈子並不寬泛，大多局限在高校學生中。
但高正哲認為，雖然這些書都不那麼流行和「時興」了，但通過精心的挑選和翻譯，讓這些距今久遠的經典作品重新煥發新質，很有些 「讓經典在中文世界重生」的感覺。「電子書是永存的，它可以永遠在那裡，如果有人想看就可以看到，這是很有意義的。」劉斌也如此說道。
但劉斌坦言，因為實行的是版稅制，而圖書銷量有限，所以現在拿到的稿酬甚至比不上國家規定的千字稿酬標準。譯者王驍雙也說，她和三位譯者合作翻譯完成的《她的國》中文總字數為11萬字，第一個季度稿酬拿到了，只有100元。「我並不指望賺錢，況且也是四人合譯的，作品又是這麼古老，還是女性主義題材，不大可能短時熱賣，這我也知道。」23歲的王驍雙安慰著自己。
王驍雙說，按照網上公開的規定，作品淨收入的50％歸運營方，即譯言網所有，10%歸項目負責人所有，40%歸參與項目的譯者所有，而多個譯者間的分成比例原則上根據譯者的工作量決定。「像《她的國》定價為12元，我的譯文字數佔總字數的30%左右，40%銷售額是歸譯者的，所以分下來我是佔12%左右，每賣出去一本書我能拿到1塊5。」
因為沒有可觀的稿酬，譯言古登堡計劃進展到現在更多是靠年輕譯者的興趣來支撐。26歲的陳萱說，「16歲的時候，我立志成為一名文學翻譯。轉眼10年過去，今年9月24日我的第一本翻譯作品上架，夢想終於成真了。」陳萱去年從英國回國後，在居無定所的求職歲月中，開始動手翻譯了這本《芬妮·希爾——歡場女子回憶錄》部分章節，「那個時候有孤獨寂寞、挫折傷痛和淚水，有不知明天在何處落腳卻信心十足的豪邁，還有感冒發燒還在趕稿的日子。」
遠在香港的王驍雙同樣難忘她翻譯《她的國》時的情景，「當時我正在北京為一家婦女組織做實習，白天在辦公室埋頭於翻譯與性別有關的國外新聞，晚上回到蝸居的租屋，沉浸於一個只屬於女性的烏託邦裡，文學與社會實踐從沒有過如此完美的高度結合。」那一個月，也是王驍雙最開心的日子。
「翻譯出好句子的心情有點像喝到一種不為人知的美酒，而想到在不久的將來它能與讀者見面，就想將這種酒介紹給大家。」劉斌說，他珍視這份感覺。
觀點
首譯應該得到提倡
在譯言古登堡計劃已上線銷售的書目中，可以找到美國作家夏洛特·吉爾曼出版於1919年的諷刺寓言《她的國》、俄羅斯荒誕派作家丹尼爾·哈爾姆斯的作品集，還有以《紅字》聞名的英國作家霍桑寫給孩子們的《雜林別墅裡的希臘神話》，絕大部分書都是國內未曾有過的譯本，而且都不是熱門圖書。
翻譯家黑馬顯然對譯言專闢冷門的做法有讚許之意，「現在的問題是很多人站在前輩肩膀上大肆重譯，重譯過程中發現首譯者的一些問題還拿來大肆鞭撻。其實是為了說明自己『不出於藍卻勝於藍』，這是卑劣的。」黑馬認為，目前的翻譯環境更要提倡首譯，而首譯就是原創精神的表現。
黑馬認為，每個時代的言語方式不同，這個年代的年輕人翻譯出的新本子在理解、不出錯的前提下，有這個時代的言語特色，就不一定要用上世紀30年代、50年代譯者的中文表達標準去衡量他們。「現代文學的那批作家和翻譯家們的語言風格基本上可望而不可即，現在整個語言環境變了，的確不能用那個標準強求了。」
但由年輕人來翻譯距今久遠的古老版本，多少讓人對譯本的質量產生一些擔心。對此，黑馬有自己的看法，「太成熟的譯者多有公職，翻譯只是業餘，功成名就後是不會僅為翻譯一本新書而接受低稿酬的，除非正好是他研究範圍內的作品或喜歡的作品。靠資歷淺的人，這是無可奈何的事。」但在黑馬看來，新人總是要有機會才能出頭，譯言古登堡計劃給新人出作品提供了機會。
不過，多人協作翻譯的商業模式也有令人質疑之處。協作翻譯好處是周期短、成本低，而且協作譯者可以在互校中取長補短。但也有劣勢，參與者良莠不齊，還有，大家只是因為興趣聚在一起，負責人對於譯者的約束力減弱，不益於把控譯文質量。黑馬表示，「在資訊時代，這樣的流水線方式未必可取，除非統稿的人特別認真負責，對著原文從頭到尾一統到底。」
黑馬建議，關鍵還要看組織者是否能採用先堵後補的方式，就是說找人時要仔細考察其資質，最好是有過出版經歷的人，要考察其試譯水平；後補就是後期編輯時要下功夫檢查和潤色。
對話
「有出版社招人，懂點英語就能當編輯」
受訪者：上海譯文出版社社長韓衛東
當下圖書市場文學作品翻譯質量良莠不齊、翻譯稿酬低等問題不斷被提及，但與此同時，目前國內文學圖書翻譯隊伍總體情況如何，翻譯整體質量良莠不齊的根本癥結在什麼地方，卻少有人從整體上進行把握，於是有了與上海譯文出版社社長韓衛東的這次對話。
問：出版社圖書翻譯的譯者主要是哪些人群構成的？
答：從圖書出版來說，主體上還是依靠大學老師作為譯者，現在也逐步有社會上的譯者參與進來，其中也包括一些網絡社區譯者。其實，專業文學翻譯，以及社會科學理論著作的翻譯，都需要有一定的研究能力，需要譯者對作者、作品的學術背景和相關知識有深入了解，但現在的翻譯隊伍構成複雜，也使翻譯質量良莠不齊。
問：出版社都在抱怨優秀譯者難尋，這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答：近些年來，引進國外圖書版權競爭激烈，付給國外權利人的版稅越來越高，而圖書的價格不可能無限制地漲。可以說，出版社給作者翻譯的稿酬是偏低的，目前翻譯二三十萬字的書也就是3萬多元的收入，只有很少的譯者翻譯圖書採用版稅制。但即便是這樣，譯者的稿酬加上給權利人的版稅已經佔到一本書的直接成本一半以上了，出版社不可能再提高翻譯出版的稿酬，這對專業譯者的培育是不利的。
因為稿酬太低，作為翻譯來說性價比不高，既沒名，也沒利。我們可以看到，很多大學老師以翻譯出版作為收入來源已經沒有什麼價值，更多的是作為學術研究，或者是提高學術影響力。現實的情況是，譯者積極性不高，因此想找到優秀的譯者變得越來越困難了。
問：據您了解，目前國內出版社參與翻譯圖書出版的整體情況如何？
答：改革開放後，翻譯出版空前繁榮。改革開放初只有幾家專業翻譯出版社，現在全國500多家出版社，絕大部分都在進行版權引進，國內每年有15000種引進圖書，數量非常大。但因為圖書翻譯沒有門檻、無需資質，出版社只要花錢買到版權，請到譯者就可以翻譯，就能出書，因此目前國內出版社「去編輯化」傾向很普遍，這更讓翻譯圖書質量堪憂。
但我認為，出版社要想推出優質文化產品，編輯的作用非常重要。專業出版社編輯除了為讀者挑選圖書外，很大功能是對翻譯質量和內容的把握，編輯不僅要和譯者反覆互動，而且一定要對原文，因為有些譯者遇到看不懂的地方就漏譯，這種情況比比皆是。因此，編輯如果不看原文，就沒辦法發現問題。但事實是，大部分出版機構沒有專業外語編輯，有不少出版社招人，懂點英語就開始當上編輯，而且出版社什麼語言都敢做，西班牙語、韓語、日語、俄語樣樣都來。
問：要改變這些現狀，是否有比較好的辦法？
答：翻譯沒有門檻，出版社沒有資質，造成了競爭無序，我認為翻譯出版行業也應該有行業標準，哪個行業沒有自己的標準呢？政府主管部門應該重視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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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登堡計劃
古登堡計劃是一個基於網際網路、大量提供版權過期而進入公有領域書籍的一項協作計劃。古登堡計劃目前已經擁有任何人都可以免費下載的34000本公版書。
1971年，古登堡計劃創始人麥可·哈特（Michael Hartt，1947——2011）還是美國伊利諾伊大學的學生，他獲得了學校材料研究實驗室中的Xerox Sigma v 大型計算機的使用權限，通過和善的操作員，他獲得了幾乎沒有時限的帳號。哈特想做一些有價值的事情，使這份饋贈「物有所值」，此後他決定將書籍電子化，供人們自由使用。到了上世紀90年代中期，更多的志願者參與到哈特的計劃中來，而在圖像掃描儀和光學文字識別軟體得到改進並被廣泛使用前，大部分文本都是靠手工輸入。
據一些熟知古登堡計劃的人士介紹，該計劃的主要價值在一些較冷門、專業的書上。不過，該計劃上載的圖書版本的可靠性曾遭到過質疑。翻譯家黑馬說，他主要翻譯英國作家勞倫斯的作品，但他發現，網站上載的勞倫斯版本都是比較老的版本。這些年，劍橋大學出版社根據最新發現的勞倫斯手稿，對勞倫斯作品進行了重新修訂，但這些最新修訂版網站自然無法上載。不過，那些特別經典的作品，因為無法再找到手稿，修訂可能性很小了，因此大部分版本還是相對可靠。（本報記者 路豔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