業主毫不知情，僅刷一下臉，房子就被抵押或過戶了！
更可怕的是，人臉數據一旦洩露，就是終身洩露！
來源：央視財經
刷一下臉，業主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名下房產就被過戶給他人或被用於抵押貸款，業主們的損失少則數十萬元，多則上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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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西南寧：十幾名業主刷臉賣房被騙超千萬元
今年以來，廣西南寧一些業主委託一家房產中介公司工作人員賣房時，疑似遭遇了詐騙，據不完全統計，受害人有數十人之多。
今年9月份，廣西南寧市民黎先生想出售一套商品房，9月27日，他來到南寧市建新路四街一家房產中介店，通過一位叫韋遠鵬的置業顧問，籤署了一份《房地產買賣代辦合約》，約定以150萬元的價格銷售房屋。在收取了3萬元的定金後，9月28日，置業顧問韋遠鵬以房屋查檔為由，要求黎先生和他見面，用手機給黎先生進行刷臉。
比黎先生賣房更早的還有南寧市好幾位市民，他們同樣是通過置業顧問韋遠鵬賣房，同樣是在籤訂《房地產買賣代辦合約》，交付定金以後進行刷臉查檔。但是大家都沒有等到房款，卻等來了一個炸了鍋的消息。
售房者黎先生：10月15日，我看到新聞報導那個姓韋的騙了很多人，通過人臉識別把很多人的房產轉給買家。
售房者陸先生：我們沒有收到錢，這房子為什麼能過戶？我們就趕緊去派出所去報案，10月18日我們接到了大沙田派出所一位民警的電話，說這個叫韋遠鵬的中介已經被抓了。
售房者們說，僅僅被韋遠鵬一個人騙的受害者已經超過10人，受騙總額超1000萬元。這些售房者都是在和韋遠鵬完成刷臉認證後，房子當天就被過戶出去，而且立刻被買家抵押給第三方。記者調查發現，韋遠鵬都是使用「邕e登」App進行不動產轉移登記的。
「邕e登」App是南寧市不動產登記中心於2018年推出的線上業務辦理平臺，辦的就是深化服務，讓市民少跑腿。目前96%的不動產登記業務都實現了線上辦理。
02
廣西南寧：仿冒業主籤名 不法中介瞞天過海
記者在採訪中發現，不動產轉移登記線上辦理，需要買賣雙方完成材料填寫、核驗房產、核驗稅務信息、認證、交登記費等一系列嚴格的步驟。最關鍵的是需要雙方進行信息確認、籤名操作、人臉信息採集。不法中介為何能夠瞞天過海、完成過戶？這起事件中暴露的安全隱患，該如何防範呢？
今年9月底，南寧市民黃先生也遭遇了韋遠鵬的套路，當時韋遠鵬還沒有被警方控制，至於為什麼不經過賣家同意就刷臉過戶，而且售房者也收不到房款的問題，韋遠鵬當時是這麼回復黃先生的。
售房者：問你個問題，上次刷臉是查檔嗎？
韋遠鵬：查檔、網籤一起。
售房者：網籤是什麼？
韋遠鵬：網籤就是確認買賣交易，確認有資格交易過戶。
售房者：你原來不是說查檔嗎，那你為什麼要搞過戶？
韋遠鵬：因為買家的貸款可能貸不了那麼多，我們要做抵押貸給他。
房子過戶後，黃先生向買房的買家確認，得知他已經將房款全額交給了韋遠鵬。
售房者：那辦抵押的錢呢，誰拿了？韋遠鵬拿了？
購房者：不是他是誰？我房款全部給完了。
和黃先生一樣，多個售房者表示，他們只刷了臉以及在紙質的《房地產買賣代辦合約》上籤過字，房子就被輕易過戶了。
售房者陸先生：我們後來去房產交易中心列印成交的電子合同，合同上面有我媽的籤字，但我媽當時確認了她沒有籤過任何字。
售房者覃女士：知道被騙的當天后，我就拿我爸的「邕e登」進去查詢，發現授權辦理申請刷臉認證的申請人是韋遠鵬，仿冒我爸爸的名字籤的。
從今年6月到10月，韋遠鵬用同樣的手法過戶了十幾名業主的房產。目前警方已對韋遠鵬事件進行立案調查，這些售房者被過戶的房屋已經被凍結交易。記者了解到，通過「邕e登」App進行刷臉認證，不僅可以查詢名下房產，還可以辦理房產過戶。若業主對操作流程不熟，房產中介則有機會通過便捷的人臉識別驗證程序進行不規範的操作。
為防範此類事件發生，南寧市不動產登記中心也表示，將於近期對網絡平臺進行優化，設置刷臉文字提醒、增加驗證碼確認等。
廣西南寧市不動產登記中心主任胡志海：在原來刷臉界面裡面，沒辦法在它界面上告訴大家現在在辦什麼。跟公安部門還有支付寶做了技術對接，在界面下方增加了信息提示欄，能明確地告知刷臉當事人，在刷臉的時候辦理了什麼業務。
清華教授：堅決對人臉識別說「不」！
本文轉自：南方都市報（ID：nddaily）
一場疫情，從多個維度改變了社會生活。流行起來的，除了口罩、消毒藥水，還有小區的人臉識別門禁。在很多地方，原有的指紋、門禁卡設備被取消，人臉識別成為居民出入小區的唯一驗證方式。
今年上半年，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勞東燕也遇到類似的狀況，但她決定對人臉識別說「不」。
作為一名法律學者，勞東燕發揮了自己的長項：她寫了法律函，分別寄到物業公司和居委會。後來，街道方面邀請她談話，在會談中歷數人臉識別的各種好處；她則列舉了種種風險，認為在小區安裝人臉識別裝置並無必要，而且不經同意收集人臉數據，也違反現行的法律規定。
雙方誰也沒說服誰，最終街道方面同意安裝設備後，讓居民在三種方式中自行選擇。不過，小區的門禁改造工作，不知何故被擱置下來。
在勞東燕看來，很多推動人臉識別落地的機構，可能並沒有意識到隨之而來的風險有多大。「如果人臉數據被洩露、被濫用，不僅不會改善社會治安，反而可能使相關的違法犯罪活動激增。」她說。
面對人臉識別門禁
她「稍微掙扎了一下」
勞東燕分享了前面的「維權經歷」。她回憶，與街道相關負責人談話時，對方的主要論據是人臉識別可以排查違法犯罪人員，讓小區更安全。
勞東燕對此難以認同。在她看來，人臉識別技術給社會帶來的巨大風險，遠遠大於它帶來的各種便利。更何況，打擊犯罪只是社會治理的目標之一，無法構成強制居民刷臉的理由。
後來，小區的門禁改造工作沒有繼續進行。勞東燕不知道是她的反對起了作用，還是另有其他原因。「我也只是稍微掙扎了一下，」她話音未落，會議室裡的人都笑起來。
勞東燕也笑。她解釋道：「在這項技術得到公權力部門大力支持的情況下，個人想要為自己的權利做鬥爭，是要付出很大代價的。這種代價並非我們普通人所能承受，因為它會嚴重幹擾原有的生活。」
今年4月，《光明日報》曾刊發評論文章，點評江蘇省常州市部分社區強制居民「刷臉進小區」的爭議事件。文章稱，爭議的導火線，或許正是對門禁系統的強制推行觸碰了信息被採集者的敏感神經，而信息的不透明、不對稱加劇了被採集者的安全焦慮。
勞東燕的主要研究領域是刑法學。這兩年，有關人臉識別的爭議性社會事件頻頻出現，讓她關注到這一新技術應用中的風險與法律規制問題。去年，她撰寫的一些分析人臉識別的法律文章，因為擊中了很多人的心聲在網上盛傳。
「人臉數據一旦洩露，就是終身洩露」
近一年過去，隱憂仍在，而且變得更凸顯了。在23日的論壇上，勞東燕詳細談了談人臉識別推廣適用過程中可能存在的風險，比如成為「透明人」、被操控的危險以及數據的洩露與濫用等等。
這些擔心並非杞人憂天，現實中早有相應的案例。裁判文書網公開信息顯示，從2018年7月開始，有犯罪分子通過非法購買公民個人信息並製作相應的「換臉」視頻，突破了支付寶的人臉識別認證。2019年，又有「00後」男孩繞過了廈門銀行App的人臉識別系統，使用虛假身份信息註冊多個帳戶並倒賣牟利。
在勞東燕看來，以上事件不過是冰山一角。隨著海量的人臉數據被收集，人臉數據或許會和電話號碼、身份證號一樣，成為違法犯罪分子所使用的新手段。
值得注意的是，生物特徵識別信息無法更改的特性，將使得受害者更難獲得有效救濟。「人臉數據具有不可更換性，因為我們無法換臉。一旦洩露就是終身洩露，即便採取法律手段維權成功，也難以恢復原狀。」她說。
讓勞東燕憂慮的是，從民眾到部分企業、管理者，似乎都還沒有充分的風險意識。比如她的小區要安裝人臉識別系統時，業主們在群裡討論。讓大家反應最大的，不是刷臉，而是上傳房產證信息的要求。「其實，人臉數據的收集所帶來的風險，要比上傳房產證大得多，二者根本不可比擬。」
如果說人臉識別的一端是一些民眾對於便利的嚮往，那麼另一端則是企業的變現衝動與政府的新型治理需求。
勞東燕認為，用人臉識別提升社會治安水平的初衷是好的，但人臉識別所涉及的，並不是個人隱私與公共安全的平衡問題——每個人就是「公共」的組成部分，人臉識別的推廣運用，本身就會給公眾的人身財產安全帶來「無法估量的風險」。「其間的問題在於，我們可能既不再享有任何隱私，也因此喪失絕大部分的安全。」
「網際網路的基本邏輯是，安全問題的解決並不取決於安保水平與能力最高的部門或企業，而是取決於其中水平最低與能力最差的。允許各式各樣的組織與單位隨意收集民眾的人臉數據，就等於埋下一個個地雷，數據被洩露與濫用的可能性會急劇地提升，這勢必嚴重危及公眾的人身與財產安全。」勞東燕說。
與技術的快速發展相對的是，現有的法律保護框架，難以對人臉識別實現有效的規制。勞東燕認為，在各方的角力之下，企業和政府成了強勢的兩方，作為個人之集合的民眾，則變成最為弱勢的一方。
她解釋道，目前的個人信息收集以同意機制為基礎，如果作為數據主體的個人表示同意，接下來的數據收集、使用、處理就交給了企業和政府，數據主體難以進行後續的監督和控制。
「基本上徵得同意之後，你的個人數據就跟你沒有關係了，之後所有的風險都需要由你自己來承擔。」她說，考慮到現實中，很多人都是在不知風險的情況下表示同意，或者由於必須使用相應App而不得不給予同意，以同意機制為基礎的法律保護框架更是顯得無力。
法律的滯後性總是存在。但在人臉識別領域，這一問題似乎更加突出。勞東燕用火箭來比喻人臉識別的發展態勢，用馬車來形容現階段法律及監管政策對人臉識別的規制能力。「你用馬車去追火箭，自然是追不上。」
學者建議引入公眾監督機制和市場化手段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教授王鍇指出，人臉識別能達到識別目的，關鍵原因之一是有一個事先建立的人臉信息資料庫，如果沒有這個資料庫，光憑技術也無法完成比對。「但是問題在於這個資料庫不受我的控制。」
《網絡安全法》明確規定，「網絡產品、服務具有收集用戶信息功能的，其提供者應當向用戶明示並取得同意」。近年來，隨著四部門App違法違規收集使用個人信息專項治理工作的推進，國內的App大都建立了要求用戶授權同意的機制。只是時至今日，強制同意、默認同意等情況仍然存在，人臉識別領域就更是如此。
王鍇表示，「同意」的基礎是對風險有足夠的了解，但是大部分民眾對人臉識別的認知並不夠。他認為，人臉資料庫需要由一個統一的主體來建立，並且接受公眾監督。「像企業這樣各自去收集和建立，洩露風險很大。有必要引入公共機構或社會團體去監督。」
勞東燕則認為，法律保護的整體框架急需做出調整，不應以同意機制為基礎。採用以同意機制為主的模式來保護個人信息，就等於是將數據的相應風險主要放在作為數據主體的個人身上。
在她看來，當前的主要問題在於，相應的風險是由實施收集、使用行為的數據控制者與處理者所製造，而因收集、使用個人數據的收益也主要由後者所享有。
「數據主體得到的便利跟企業和政府部門所獲得的收益相比，根本微不足道，沒有理由將相應的風險主要分配給數據主體來承擔。」她同時認為，法律不僅需要規制數據控制者的非法收集行為，也必須規制對數據的濫用行為，可能後者才是法律真正應當規制的重心。
對外經貿大學法學院副教授許可指出，目前數據濫用的問題之所以還沒有得到充分規制，是因為政府很難直接幹涉企業內部的經營業務。「政府部門缺乏技術、人力，當它試圖提高個人信息保護水準的時候，自身的執法力量可能達不到。同時，幹涉企業內部經營，在法律上也缺乏相應依據。」
許可說，除了依靠法律監管，也可以考慮使用社會的力量，通過樹立行業標準、增強市場競爭，來達到「良幣驅逐劣幣」的效果。「既有的思路過於強調了對企業的問責，但實際上它並不能真正發揮預期作用。能否通過一些市場化、技術性的手段來提升個人信息保護的水準？我覺得這是未來的一個方向。」他說。
「我個人認為風險沒評估清楚之前，應該立法先行，」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何兵說，「產業發展的最終目的，還是為了讓人幸福、安寧、自在地生活。人活在這個世界上，不是作為經濟動物而存在的，不能為了經濟不惜一切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