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貴州少數民族的近代歷史上, 基督教的傳入影響重大。西方傳教士在其中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西方傳教士特別是基督新教傳教士, 在貴州少數民族地區的聖經翻譯活動, 以及建立教會學校、創製文字等活動, 不僅促使基督教在近代貴州少數民族地區興盛發展, 成為貴州近代宗教事業中一個突出的特點, 而且促進了基督教對於貴州少數民族社會的改良, 使貴州少數民族社會的傳統文化在與西方基督新教文化的碰撞與交融中發生了重大的變遷, 構成了中國近代史上中外文化交流的一個重要現象。
19世紀40年代開始, 西方列強通過兩次鴉片戰爭用武力強行打開了中國的大門, 清政府被迫取消長達兩百餘年的禁教政策, 陸續向西方傳教士開放港口、內陸與邊疆, 促使當時在中國沉寂已久的天主教傳教士和後起的基督新教的傳教士紛紛湧入, 開啟了中國近代史上西方傳教士的傳教活動。1876年《中英煙臺條約》籤訂後, 天主教和基督新教都開始將傳教範圍擴展至邊疆, 工作的重點也轉向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地處中國西南腹地的貴州, 就是其中的目標之一。
在貴州少數民族的近代歷史上, 基督教的傳入影響重大。貴州少數民族基督教信徒人數急劇增加, 在全國少數民族信徒中所佔比重甚大, 這在當時中國的宗教界引起了震動, 不僅成為貴州近代宗教事業中一個突出的特點, 而且構成了中國近代史上中外文化交流的一個重要現象。其中, 西方傳教士的少數民族語言聖經翻譯活動是這一現象中突出的亮點, 與中國近代史上聖經漢譯活動一起掀起了中國聖經翻譯的高潮。
這場貴州近代少數民族語言聖經翻譯的浪潮, 主要由基督新教的傳教士興起。儘管天主教傳教士在第一次鴉片戰爭剛結束, 就深入到了貴州少數民族居住地, 且在1862年後形成了輻射少數民族聚居區的「龐大的傳教勢力範圍, 其傳教範圍遍及貴州大部分州縣」 (程印學, 2004:73) , 但此後天主教教會屢屢幹預政事, 無視中國法律, 藐視官府, 與地方官分庭抗禮, 還插手軍事, 參加鎮壓農民起義, 致使貴州教案迭起。天主教的形象在貴州因此被大大抹殺, 受到民眾的強烈抵制, 未曾有聖經翻譯活動的記載。基督新教在鴉片戰爭以後才傳入中國, 隨著1895年中華內地會 (China Inland Mission) 「苗疆開荒」政策的提出, 大量新教傳教士陸續進入中國少數民族地區。相比天主教, 新教傳教士尊重中國文化與習俗, 靈活糅合基督教文化與少數民族傳統文化, 使得新教的傳教事業在少數民族地區, 特別是貴州少數民族地區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到20世紀初期基督新教教會勢力極盛時, 「貴州省的安順、平壩、大定、石門坎、通州、獨山等地, 都成為基督教新教在少數民族地區傳教的中心」 (呂延濤、鄒曉辛, 1988:33) 。其中, 中華內地會傳教士胡致中 (M.H.Hutton) 、黨居仁 (J.R.Adams) 和循道公會 (Methodist Missionary Society) 傳教士柏格理 (S.Pollard) 等, 因深入貴州少數民族中傳播基督教而聞名世界。內地會與循道公會因此也發展成為「基督教 (新教) 傳入貴州歷史最久、教徒最多、影響最大的兩個主要宗派」 (張坦, 1991:21) 。近代貴州少數民族語言聖經的翻譯活動, 主要就在這兩個基督新教教派及其核心傳教士中興起與展開。
一、循道公會傳教士柏格理與黔西北威寧花苗語聖經翻譯塞繆爾·柏格理 (1864—1915, 亦稱塞姆·柏格理, 又譯波拉德或坡拉德) , 英格蘭人, 是世界上公認的基督新教「循道公會」 (衛理斯宗分支, 又稱「聖道公會」) 最傑出的5名傳教士之一。
柏格理於1887年來到中國傳教, 「先在雲南昭通傳教15年, 但收效甚微, 僅僅發展30名信徒」 (馬玉華, 2008:61) 。1902—1903年間, 柏格理聽聞黨居仁在黔西北苗族地區傳教獲得成功, 也開始尋找通往苗區之路。1904年7月12日, 受黨居仁指點, 貴州威寧苗族羅大以裡、羅彼得、張朝相、張朝書四人, 攜帶黨居仁的推薦信由安順抵達昭通, 請柏格理前往威寧苗寨傳教。柏格理乘機將教會遷移至貴州苗族核心聚居地威寧石門坎山寨, 成立了貴州繼安順之後的第二個苗族教會。石門坎位於黔西北, 「當地苗族自稱『髦』, 西方宗教文獻記作『A-Hmao』, 或『Big Flowery Miao (大花苗) 』」 (王貴生, 2011a:72) 。同年8月, 柏格理便在黑土河主持了第一場苗族禮拜。1905年3月, 柏格理又在石門坎建立了第一座教堂。自此, 柏格理一直致力於通過大力興辦學校和公益事業推動循道公會在石門坎的傳教工作, 直至1915年9月染病去世。短短的10年間, 威寧石門坎地區大多數苗族信仰了基督。據記載, 當時「有1萬人可以視為基督教徒, 有5千多人正在經受洗禮前的考察。新建或改建成的小教堂或學校70多座」 (柏格理等, 2002:582) 。石門坎因此發展成為西南地區最大的苗族傳教中心、「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區」, 被國外教會稱為「海外天國」 (佚名, 1942) , 一舉成為外國傳教士在西南地區傳教最有成就的地方。
在「柏格理苗文」 (Pollard Script, 或「波拉德文」) 還沒有創製出來之前, 柏格理在漢族布道者李司提反的幫助下, 「以簡易的漢語的韻文形式, 刊印了敘述從創世到世界末日的《聖經》故事, 不久, 這些小冊子連同其包含的故事就通過尋求者的渠道傳到所有苗家山寨」 (柏格理等, 2002:114) 。與此同時, 柏格理希望能夠用苗族自己的語言為他們編寫書籍。由於苗族沒有文字, 也無文獻作品, 所以, 為了滿足苗族信眾擁有民族文字的需求, 以此鞏固初創的苗族教會, 柏格理採取了兩項重大舉措:創製苗文和將《新約聖經》翻譯成新創苗文。
關於創製苗文, 據《威寧縣誌》記載, 1906年, 「柏格理同傳道員漢族李司提反、鍾煥然, 苗族張約翰、楊雅各、王道元合作, 研究苗語的音位, 參考漢字筆畫和苗族衣裙的花紋圖案, 創造苗文聲母, 用拉丁字母作韻母, 一個聲母和一個韻母拼成為一個音節」 (貴州省威寧彝族回族苗族自治縣誌編纂委員會, 1994:503) , 從而創製出了一套新文字系統。這套文字系統以石門坎苗語為標準音, 兼具象形與拼音特徵, 簡單易學, 是苗族有史以來的第一種文字。西方教會稱之為「柏格理苗文」, 俗稱「老苗文」。創製苗文是柏格理為苗族作出的最偉大貢獻之一, 他在石門坎所翻譯的聖經新約各卷單行本和全譯本, 「都是用這種新文字書寫與印刷, 沒過幾年的時間, 它就被成千上萬的人所掌握」 (柏格理等, 2002:574) 。柏格理文的出現與傳播, 「對在西南少數民族地區活動的傳教士們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 其創製方法不僅被廣泛藉助於其他文字, 而且這套注音文字也往往被直接用於其他少數民族的文字創製和聖經翻譯過程」 (東人達, 2010:21) , 如彝語、東傈僳語和哈尼語等其他西南少數民族語言的聖經翻譯。
關於柏格理在威寧石門坎地區的聖經翻譯活動, 根據英國及海外聖經公會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BFBS) 史料記載, 「早在1905年, 即龍年得道的第二年, 柏格理就用木刻出版了一本苗語小冊子, 裡面的內容包括摩西十誡、主禱文和幾首讚美詩, 印刷地點就在四川成都華英書局 (Canadian Mission Press) 」 (王再興, 2008:208) 。華英書局是當時著名的基督教文化出版機構, 由於當時還沒有苗文鉛活字, 印刷採用的是中國傳統的木刻印刷技術。
「柏格理、楊雅各等人於1906年初完成老苗文的創製後, 就立即著手把《新約聖經》翻譯成苗文並分冊付印的工作。」 (東人達, 2003:177) 他們最先嘗試翻譯的是《馬可福音》, 以希臘文聖經原典為基礎, 同時輔以英文聖經為參考。柏格理在其日記 (1906年2月5日、1906年12月18日) 中記載道:「苗族傳教士楊和我一起開始了把神聖的《馬可福音》譯成苗文的工作」 (柏格理等, 2002:719) ;「現在, 我們完成了苗文《馬可福音》的校對工作。……和我一起進行翻譯工作的, 是苗族人楊雅各。」 (同上:729) 據英國傳教士王樹德 (W.H.Hudspeth) 記述, 「柏格理不停地驅使自己像一名苦工一樣去完成把全部《新約全書》譯成苗文的任務。第一版的福音書是在當地印刷, 由木刻版印在劣質的竹漿紙上, 這些書銷售得比他們印刷得還要快。」 (同上:572) 柏格理當時已經意識到, 「情況十分明顯, 如果教會想提高對基督信仰的理解能力, 就必須擁有全部苗文《新約全書》」 (同上:572) 。
1907年, 柏格理文花苗語《馬可福音》同樣由英國及海外聖經公會於四川成都的華英書局印刷發行。「可能是由於以前的木刻印刷效果不理想, 這一次柏格理決定改用一種比較特殊的『照像石印』技法印刷出版。」 (陳建明、王再興, 2009:158) 該譯本主要流傳於人口較多的花苗支系。
1910年, 柏格理獲得英國倫敦循道公會總部特別撥款資助, 訂製了柏格理文活字一套。他立即對1907年出版的新約《馬可福音》譯本進行了修訂, 由英國及海外聖經公會負責, 在日本橫濱使用這套活字印刷發行了《馬可福音》修訂本。「該譯本是第一個使用現代鉛活字印刷術出版的苗文聖經譯本。」 (王再興, 2008:209)
1912年, 柏格理與楊雅各著手翻譯聖經《加拉太書》。同時, 令其高興的是, 由他主持、張道惠 (H.Parsons) 校訂、內地會傳教士郭秀峰 (A.G.Nicholls) 翻譯的柏格理文花苗語聖經《馬太福音》分卷譯本, 由英國及海外聖經公會在日本橫濱印刷完成, 並運抵石門坎地區。柏格理在日記 (1912年9月18日) 中寫道:「雅各和我正在忙著把《加拉太書》譯成苗文。我們非常喜歡這項工作。我希望主給我力量, 以完成全部翻譯工作。印刷完的第一批《馬太福音》已經運到, 並且很快售完。」 (柏格理等, 2002:772) 由此可見, 柏格理文花苗語聖經翻譯的工作, 與柏格理文創製一樣, 是在苗族與漢族布道員的協助下完成的, 其中以楊雅各貢獻最為突出。柏格理在其《苗族紀實》中曾回憶:「除去漢族老師們所做的之外, 幾位苗家兄弟向我們提供了大量的幫助。或許就是『雅各』與『約翰』, 二位在初期就加入了我們的苗族人, 處於翻譯者助手的前列。前者在我們籌備印刷《馬可福音》和《約翰福音》的時候, 對我幫助非常多。」 (同上:155) 1915年, 柏格理主持翻譯, 內地會傳教士郭秀峰等協助, 完成了柏格理文花苗語《使徒行傳》, 同樣由英國及海外聖經公會在日本橫濱印刷出版發行。
歷經近十年的努力, 花苗語聖經《新約全書》於1915年譯出。但遺憾的是, 譯本還未刊印, 柏格理便於1915年9月患病離世。去世前, 柏格理曾希望由其同事英國傳教士王樹德負責將《新約全書》譯文最後章節交給英國及海外聖經公會出版 (柏格理等, 2002:157) 。1916年12月, 王樹德偕同苗族布道員楊雅各前往上海的英國及海外聖經公會, 聯繫花苗語聖經《新約全書》印刷業務, 未果後馬上轉赴日本橫濱。在獲準印刷後, 王樹德從日本回英國, 而楊雅各則獨自完成了繁重的校對工作。1917年6月, 英國及海外聖經公會於日本橫濱印刷和發行了柏格理文花苗語全部《新約全書》。此系第一個柏格理文苗語新約聖經全譯本。「第1版發行了5 000冊, 隨後1919年第2版, 1929年第3版, 總共10 000冊。」 (何嵩昱, 2011:117-118) 其印刷發行量之高, 在當時少數民族語言書籍出版中十分少見。20世紀30年代初期, 王樹德、郭秀峰兩位傳教士主持, 苗族傳教士楊榮新協助, 依據漢譯本, 修訂了1917年苗語《新約全書》, 並加入了彩色聖經地圖, 1936年2月交由英國及海外聖經公會於中國上海印刷出版。修訂本克服了苗文原來的一些缺陷, 第1版印刷的7 000冊很快就銷售一空 (東人達, 2004:308) , 「一同出版的還有楊榮新翻譯的《聖主讚歌》」 (陳建明, 2006:173) , 兩本譯書至今仍在流通。(柏格理花苗語聖經譯本見表1。)
二、內地會傳教士黨居仁與黔中安順花苗語聖經翻譯中華內地會是最早進入貴州少數民族地區傳教的基督新教教會。內地會是一個專門針對中國內地和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宣教的跨宗派國際傳教組織, 由英國傳教士戴德生 (J.H.Taylor) 於1865年在中國創立, 總部設於杭州。內地會廣泛動員並派遣大批傳教士深入中國內地進行傳教活動。「清光緒三年 (1877) 中華內地會派遣祝名揚 (C.H.Judd) 、巴子成 (J.F.Broumton) 等由武漢出發, 先入湖南, 再經湘西, 徒步入黔, 在麥士尼將軍的幫助下, 獲得一居留地, 首先到貴陽開展傳教工作。」 (明秀麗, 2003:111) 又有史料記載為1873年由四川進入貴陽 (王貴生, 2011a:72) , 並在貴陽設立「貴州基督教內地總會」, 成為海外首個進入貴州傳教的基督新教教會, 隨後準備向貴州西部地區發展。1884年, 英國另一傳教士白德禮 (S.R.Clarke, 又譯克拉克) 被派到黔西重地安順傳教。之後內地會逐漸向黔西北地區傳播 (東人達, 2004:164-175) 。
1888年, 內地會又調派英國傳教士黨居仁來安順, 協助白德禮。黨居仁出身於英國農民家庭, 雖文化程度不高, 但對傳教事業滿懷熱忱。他先後在安順、黔西北一帶傳教長達24年之久, 並於1915年死於安順。黨居仁與循道公會的柏格理一樣, 是向貴州少數民族傳播基督新教最具成效的傳教士。1894年白德禮回國, 黨居仁開始主持安順內地會的事務。
1895年, 因在漢人地區傳教受阻, 中華內地會放棄了此前以城市為中心、利用教會傳教特權在士大夫階層中傳播基督教的方式, 開始實施「苗疆開荒」的新政策, 將傳教的方向指向未受儒教與佛教薰染的少數民族地區。內地會總會命令所在西南地區的所有傳教士, 儘快學會所在地少數民族的語言, 熟悉少數民族的文化與生活習慣, 開展在少數民族地區的傳教工作。
1899年後, 在安順城鎮漢族中傳教收效甚微的黨居仁, 開始將傳教的重點轉向黔中和黔西北的安順、威寧等農村少數民族聚居區, 在苗族、彝族村寨實施這一政策。同一年, 「在當地最早的苗族信徒安玉山、龍文賢等人的指引下, 選擇普定的苗族村寨等堆, 創建了內地會在貴州少數民族中的第一個教會與教育中心」 (東人達, 2004:117) 。內地會在安順少數民族地區的影響隨之急劇擴大, 並向黔西北織金、大定、納雍、畢節一帶擴展, 後又在滇、黔交界的威寧縣 (含今赫章縣) 境內的葛布、結構, 分別建立了苗族、彝族兩個傳教中心, 影響達及雲川。黨居仁在安順、畢節等地的傳教活動, 同時帶動了循道公會在黔西北苗族地區的傳教工作。也正是黨居仁將大量前來求道的苗族信徒推薦給了此時正在雲南昭通傳教的柏格理, 並促使柏格理從昭通遷往威寧, 開啟了石門坎的輝煌傳教事業。1915年, 黨居仁遭雷擊去世, 內地會在安順的傳教活動開始轉入低潮。
內地會在安順地區的聖經翻譯工作, 始於黨居仁對內地會「苗疆開荒」政策的實施, 同時也受到了柏格理所在循道公會聖經翻譯活動的影響。在黨居仁主持安順教會事務之前, 內地會傳教士工作的重心還在致力於發展漢族信眾。在經歷多年的「苗疆開荒」之後, 黨居仁的傳教工作在安順的花苗與水西苗 (川苗) 中打開了局面, 發展了近百名苗族信徒, 他「還因屢次為苗民討回公道而在當地贏得了『苗王』稱號」 (王再興, 2008:206) 。黨居仁的聖經翻譯, 主要是為了推進安順等地區苗族的傳教活動, 以及滿足此地苗族信徒對聖經的需求。
1895年「苗疆開荒」新政策下達後, 為了儘快掌握安順等地苗族的語言, 黨居仁開始採用拉丁字母 (羅馬字母) 拼音的形式創製苗文。同時為了提高苗族信眾接受基督教《聖經》的能力, 傳播基督福音, 他開始使用這種苗文翻譯聖經。黨居仁使用拉丁字母拼音文字翻譯苗語聖經的方法並非新例, 而是沿襲了基督教在華傳播過程中翻譯聖經的慣常做法。鴉片戰爭後入華傳教的傳教士, 在進入沿海地區傳教時, 就已開始「用羅馬拼音字將聖經翻譯成沿海一帶潮州話、閩南話、溫州話、上海話等各種不同的方言, 其中有些方言聖經譯本直到民國時期間還在各地教會中使用」 (王再興, 2008:208) 。< data-linktype="2" style="font-weight: bold;letter-spacing: 0.6px;margin-right: 2px;margin-left: 10px;color: rgb(47, 139, 214);outline: none;display: inline-block;width: 20px;height: 20px;vertical-align: middle;background-image: url("https://mmbiz.qpic.cn/mmbiz_png/wpF3u7cCsicSiaepxvYDBiaicia7Yb4U8KKd1F5v61iaLwBHocLYpDhOCkz6TJ9eUiceCCwyq7GFoOQrrjLWap69olvUg/640?wx_fmt=png");white-space: nowrap;background-repeat: no-repeat no-repeat;">
1908年, 黨居仁在一些苗族信徒的幫助下, 使用拉丁文將許多讚美詩和教義問答翻譯成苗文, 並印刷出版。1910年, 黨居仁在苗族信徒張雅各、張馬可等人的協助下, 「首次用這種方法翻譯出版了苗語新約聖經單行本《馬可福音》」 (王再興, 2008:208) 。同年還出版了《約翰一書》《約翰二書》《約翰三書》分卷譯本。1911年, 又翻譯出版了拉丁文苗語《馬太福音》《約翰福音》。在聖經翻譯的過程中, 由於循道公會柏格理與楊雅各、李司提反等人造出的「柏格理文」及其聖經譯本開始被廣泛採用, 加之黨居仁本人創製的拉丁文苗語書寫系統影響甚為有限, 黨居仁主動放棄了這一書寫文字, 開始採用「柏格理文」進行聖經翻譯。1911年陸續出版了用柏格理文苗語翻譯的《羅馬書》《加拉太書》 (《羅馬書與加拉太書合編本》) 《哥林多前書》《哥林多後書》。這些譯本都由設立於浙江台州的蘇格蘭聖經公會 (National Bible Society of Scotland, NBSS) 出版發行, 主要傳播於安順地區內地會傳教範圍的苗族教會。由於安順及其周邊地區的苗族絕大多數屬於花苗支系, 只有很小的一部分屬於水西苗 (川苗) 支系, 因此, 黨居仁為這一地區苗族教會翻譯的苗族語聖經譯本, 宗教文獻上同樣稱之為花苗語譯本 (Hwa Miao Version) 。1915年黨居仁去世, 拉丁文因推行困難, 被葛布教會廢除。安順地區的花苗語聖經翻譯由此停止。(黨居仁花苗語聖經譯本見下頁表2)
三、內地會傳教士胡致中與黔東南旁海黑苗語聖經翻譯
「黔東南是西方宗教文獻按苗族自稱擬音寫作『Hmu』, 或按我國傳統記為『Black-Miao (黑苗) 』的苗族聚居區, 其明顯的人口優勢使這裡成了傳教士特別關注並進入『苗區』的『始發地』。」 (王貴生, 2011a:72) 「旁海」系黔東南爐山縣 (今凱裡市) 苗族地區清水江岸邊一個重要的苗族聚居集鎮。宗教文獻稱這一地區為「旁海教區」或「黑苗教區」。
1896年年初, 為了有效實施「苗疆開荒」新政策, 內地會貴州辦事處「派遣傳教士韋伯 (F.B.Webb) 偕同苗族布道員潘壽山到苗族最為集中的黔東南各地考察」 (張坦, 1992:38) 。韋伯「曾兩次訪問黔東南黑苗地區, 並僱了一名當地黑苗男子作僕役, 他們是第一批前往黑苗居住區工作的外國傳教士」 (克拉克、柏格理, 2009:68) 。同年, 中華內地會派韋伯和苗族漢語教員潘世英、布道員潘壽山, 選取旁海鎮北岸的猴場中寨, 建立了苗族地區的首個傳教點, 後又發展至黃平重安江和麻江下司地區。旁海黑苗因此成為內地會傳教士最早到苗族「開荒」的地區。
1898年, 韋伯患病回國後, 澳大利亞籍傳教士明鑑光 (Williams Fleming, 又譯明建光) 繼續其傳教活動。不幸的是, 明鑑光與潘壽山因避「戊戌苗變」 (1898年清平苗族武裝暴動) , 在逃亡貴陽的途中於重安江被當地哥老會成員許五斤擊殺, 釀成了當時著名的「旁海教案」 (清政府稱之「重安江教案」) 。
英國傳教士胡致中隨後接替明鑑光繼續主持旁海的傳教工作, 歷時27年, 使內地會在旁海的傳教活動於「1925年達到全盛時期, 當時擁有教堂3間, 教徒26人」 (林晨, 2015:22) 。此後, 內地會在這一地區雖然得以生存並延續至今, 「但多年來皈依的教徒並無較大增長, 其在這一區域的傳播發展也相當有限, 基本上集中在巴拉河中上遊一帶的雷山縣和凱裡市的部分村寨」 (胡展耀, 2011:62) 。直到1949年, 各地雖建有十幾個教會, 其教徒只不過數百人 (王海濤等, 2002:445) 。
內地會傳教士儘管進入黔東南地區的時間相對早, 但主要致力於發展苗族教徒, 聖經翻譯活動開始得相對晚, 主要由胡致中主持並翻譯。因在苗族中用漢語傳教困難, 胡致中仿效威寧石門坎教會的辦法, 以旁海苗語為標準音, 以當時推廣的漢語拼音字母為基礎, 創製了一種「拼音字母苗文」 (NPS) (伍新福, 1999:608) 。漢語拼音字誕生於民國初年, 因其發明人為語言學家王照, 因而又稱「王照字」。漢語拼音字問世後, 北洋政府教育部組織在全國推廣使用。為了順利推進旁海地區的傳教活動, 從語言上為內地會進入這一地區掃除障礙, 胡致中與當時的苗族漢語教員潘世英採用了這種「拼音字母苗文」加調號的形式, 在將英語轉換為黑苗語發音的基礎上, 對《聖經》進行了創造性的翻譯。
1928年, 他們在苗族教師楊寬一的協助下, 「首次用漢語拼音字翻譯出版了苗語新約聖經《馬太福音》單行本」 (王再興, 2008:209) 。「該書同時刊有漢字、英文、苗文、羅馬字四種文字的書名, 分別刊印在封面、內封一、內封二和前言四處。」 (王貴生, 2011b:176) 初印本由英國及海外聖經公會出版發行, 印刷於山東煙臺。這一譯本至今仍流行於黔東南凱裡與雷山一帶信教的農村地區。此後, 他們「又於1932年翻譯了《馬太福音》 (修訂本) 、《馬可福音》《路加福音》《約翰福音》《使徒行傳》5種新約單行本, 全部採用漢語拼音字」 (王再興, 2008:210) 。1934年出版黑苗語《新約聖經》全譯本。這些譯本都由英國及海外聖經公會出版發行, 印刷於上海。1935年還出版黑苗語《羅馬書》分卷譯本, 該譯本由英國及海外聖經公會出版發行, 印刷於山東煙臺。但是, 採用漢語拼音字翻譯的黑苗語聖經譯本的傳播影響, 相比羅馬拼音字苗語聖經譯本還要小, 主要流行於旁海一帶的苗族教會中。(胡致中黑苗語聖經譯本見表3。) 此外, 當地教徒還用此文字翻譯創作了《讚美詩》《苗族詩歌》和其他一些宗教讀物。(趙曉陽, 2017:52)
四、其他傳教士與貴州少數民族語言聖經翻譯
在貴州, 除了以上3位主要的新教傳教士主持與進行的少數民族語言聖經翻譯工作之外, 還出現了少量其他傳教士的聖經翻譯。在貴州葛布, 由於柏格理文的傳播盛行, 葛布教會也採用了柏格理文及循道公會翻譯的頌歌與新約聖經。「1939年, 美籍傳教士劉谷森選數百首詩歌譯成苗文《讚美詩》, 在上海印裝成冊, 供各地教會使用。後來澳大利亞籍傳教士羅偉德執掌葛布教會, 又增譯了數十首詩歌, 由苗族信徒楊國光送到昆明印了上萬本, 取名《頌主詩歌》。」 (陳建明, 2006:173)
在貴州結構, 「彝族教會加拿大傳教士文道成組織彝族教徒用注音文字創製出一套彝文, 並用這種新彝文翻譯了一本《頌主聖歌》, 1935年在昆明出版」 (王海濤等, 2002:754) 。
在貴陽教區, 當時主持教會事務的英國內地會傳教士白德禮 (克拉克) 在學習黑苗語言的同時, 還「為學習這一方言編了一本入門讀本, 同時著手編纂苗英和英苗詞典, 此外用黑苗語言還翻譯了一本《教義問題手冊》和一些介紹基督教的小冊子、幾首讚美詩」 (克拉克、柏格理, 2009:68) 。1904年, 白德禮使用拉丁文拼音將《馬太福音》譯成布依族方言仲家語 (Chungehia) , 並印刷成書 (中華續行委辦會調查特委會, 1987:722) 。
五、西方傳教士聖經翻譯對貴州少數民族社會的影響西方傳教士在貴州少數民族地區的聖經翻譯活動, 以及他們所建立的教會學校、所創製的文字, 促進了基督教對於貴州少數民族的社會改良, 使貴州少數民族社會的傳統文化在與西方基督新教文化的碰撞與交融中發生了重大的變遷, 改變了其宗教信仰、風俗習慣、文化教育、思想意識等, 進而影響了這些少數民族文化的發展走向。
西方傳教士在貴州地區所進行的少數民族語言聖經翻譯活動, 首先拓展了西方傳教士在貴州少數民族地區的傳教活動, 促進了基督教在這一地區的本土化, 且擴大了貴州少數民族地區在國內外的影響。因聖經翻譯而創製的少數民族語言文字, 以及這些文字的聖經譯本與相關讀物的出版與傳播, 促成了少數民族傳統文化與基督教文化的整合。傳教士通過所建教會學校的聖經教育, 傳播基督教文化與教義, 堅定信徒信仰, 鞏固教會。如在石門坎, 傳教士特別注重通過所譯聖經來培養當地教區兒童的宗教思想, 甚至編輯苗文聖經短句和聖歌, 來促進傳播。在教會學校, 苗文聖經被直接用做教材, 以傳播基督教文化與思想。
與此同時, 傳教士還運用基督教的聖經故事內容對少數民族社會原始自然的宗教信仰與神話傳說進行解釋、替換, 迎合少數民族精神上渴望英雄、救星的情結與訴求。如「利用《聖經》所載洪水、諾亞方舟等故事解釋苗族古歌謠, 將基督教解釋為失而復得的、苗民祖先崇拜的宗教」 (孫詩錦, 2003:42) , 並將希伯來人盼望的「彌賽亞」, 解釋成苗族傳說中拯救苗族脫離逃亡與壓迫之苦的「苗族救星」與「苗王」。傳教士甚至有意識地將自己代入少數民族神話傳說, 並化身《聖經》人物。如在苗族地區, 「柏格理便是上帝派來領他們出埃及的摩西的誤解, 在當時成為風氣。柏格理默許和誘導了這種誤解」 (張坦, 1992:58) 。
少數民族語言聖經的翻譯與傳播, 以及傳教士對聖經內容的運用性發揮, 促使基督教文化成功地跨越了體制特徵與血緣基因差異等文化障礙, 進入了貴州少數民族的文化視野, 形成了貴州少數民族對基督教文化的認同感。基督教因而在貴州少數民族地區得到快速發展。在20世紀初期短短數十年間, 循道公會與內地會兩個新教教派都在貴州苗、彝群眾中「形成了規模較大的『歸化基督運動』, 分別擁有苗、彝族信徒萬數之眾」 (張坦, 1991:21) 。尤其是在苗族地區, 基督教甚至被稱為「苗教」。兩個教派所建立的少數民族教會, 都成為當時中國較大的少數民族教會, 聲名遠揚。循道公會「石門坎苗族教會」尤其成為中國少數民族基督教教會的典範。
其次, 傳教士的少數民族語言聖經翻譯催生了貴州少數民族語言文字, 對貴州少數民族社會的文化教育事業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傳教士在貴州創製少數民族文字, 初衷在於以這些文字作為傳播基督教的工具, 打開傳教局面。少數民族語言文字創製後, 通過使用和推廣, 迅速成為基督教文化的載體, 用於印刷發行眾多的基督教讀物。這些讀物在少數民族社會文化教育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尤其是少數民族語言聖經譯本, 被專門用於教會教育, 以強化貴州少數民族社會文化教育與基督教的聯繫與融合。
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的創製, 使少數民族首次擁有了本民族的文字, 如柏格理文的出現使苗族從此有了自己的文字。同時, 傳教士又在各苗寨創辦學校, 以苗文《聖經》為課本, 對苗族信眾進行掃盲。至20世紀30—40年代, 苗族「信教群眾已普遍懂苗文, 普遍能識字, 基本上掃除了文盲, 成了有文化有知識的民族」 (陳鈺, 2014:34) 。苗族的社會與文化地位因此也得到了提高。教會聖經學校培養的許多青年積極分子, 成為了當地教會的骨幹。此外, 苗族民眾也自發學習苗文, 使用這套文字記載日常生活, 記錄民族歷史事務, 傳承民族歷史文化, 促進了本民族文化教育的發展。
西方傳教士的文字創製與少數民族聖經的翻譯傳播, 以及以聖經為中心的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 在解決了貴州少數民族讀書識字問題的基礎上, 一定程度上還刺激了少數民族社會在物質文化與社會精神上的發展。它結束了少數民族長期沒有文字、只能世代口傳記錄文化的歷史, 少數民族在識字與聖經知識的獲取中, 提升了生產實踐的技術與能力, 提高了生產力水平。基督教文化教育模式也隨之融入少數民族社會, 改變了貴州少數民族傳統社會「以家庭為單位的職業和普通勞動生產技能教育模式」 (王再興, 2008:212) , 從而大大地推動了貴州少數民族的社會發育和文化發展進程。
再者, 聖經翻譯促進了聖經思想在貴州少數民族社會的傳播, 起到了解放貴州少數民族思想的作用。基督教早期作為被壓迫者運動的歷史特點, 「給《聖經》打上了深刻烙印, 使它在世界各個角落裡都容易被下層勞苦群眾所接受」 (東人達, 2004:354) , 在貴州少數民族群眾之中也不例外。清末民初的貴州乃至整個中國西南的少數民族, 尤其是苗族, 長期處在社會的最底層, 生活在貧窮與絕望的狀態之中。西方傳教士的文字創製與聖經譯本, 不僅結束了他們沒有文字的蒙昧歷史, 提升了他們的社會地位, 增強了他們的民族自信心, 而且使他們通過聖經譯本, 知曉了人生而平等的人文主義思想。恩格斯曾指出, 「路德因為翻譯了《聖經》, 於是就給了平民運動一個強有力的武器。」 (馬克思、恩格斯, 1979:410) 在貴州, 西方傳教士的少數民族語言聖經翻譯, 同樣給貴州少數民族帶來了平民思想這一強大的思想武器。少數民族語言聖經的翻譯傳播, 以及聖經中福音信息的接受, 使得貴州少數民族信徒「擺脫了原始的鬼神崇拜與巫術習俗, 從而獲得了精神自由與人格解放」 (王再興, 2008:211) 。而且, 貴州基督教教會學校早期培養出來的少數民族知識分子, 在進一步吸收西方歷史與自然科學知識後, 增強了民族自尊心, 並發展出了反帝愛國的革命思想。
1915年, 黨居仁與柏格理相繼去世, 特別是黨居仁遭雷擊身亡, 使得少數民族信徒對基督教及其教義產生了懷疑, 基督教在貴州少數民族地區的傳播開始走向衰落。這同時也預示著西方傳教士在貴州傳教的輝煌時代的終結。1949年後, 隨著新中國「自治、自養、自傳」辦教方針的實施, 西方傳教士在中國的傳教歷史也隨之結束。而近代貴州少數民族聖經翻譯活動, 雖然在胡致中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的黑苗語聖經翻譯中有所延續, 但盛世已去, 此後未再出現新的翻譯與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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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來源：王偉均.西方傳教士與近代貴州少數民族語言聖經翻譯[J].東方翻譯,2019(01):4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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