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羊村傳播
圖片來自網絡
推薦理由
在這本書中，作者通過一系列廣泛的話題，探討了網際網路和移動通信是否會重構我們的身份和人際關係這一議題，為數字媒體在人際關係中能扮演的角色提供了批判性的思考框架。主要討論了以下問題：人們在線上更容易說謊嗎？在線上建立的關係可靠嗎？在數字媒體上建立的關係會破壞我們現實中建立的其他關係嗎？
這本書反映了社交媒體和數位技術的最新發展，明確了新媒體帶給我們的困擾，同時也指出我們當下對於新媒體的評價與歷史上關於早期通信技術的討論其實並無兩樣。書中討論了我們應該如何使用中介化語言和非語言行為來發展社區和社交網絡。
對於媒體研究、傳播學、社會學的學生和學者，以及那些希望更加了解數字媒體和日常生活關係的人來說，《交往在雲端》應該列入自己的必讀書目之一。
作者介紹
本書作者是南希·K.拜厄姆，美國堪薩斯大學傳播學教授，現任微軟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參與創立網際網路研究者協會並曾擔任主席，主要研究方向為社會傳播、新媒體和粉絲文化。南希·K.拜厄姆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研究網際網路，已出版5部作品。
本書目錄
向上滑動閱覽
總序/001
譯者序：社交媒體中的交往與想像/001
第一章 新型人際關係/001
第二章 理解新媒體/025
第三章 數字空間中的傳播/053
第四章 社區與網絡/079
第五章 新關係，新自我？/111
第六章 日常交往中的數字媒體/143
結語 賽博空間的神話/175
致謝/182
參考文獻/184
索引/216
閱讀感悟
1.核心要點
首先，本書圍繞數字媒體和數字設備在人際關係中扮演的角色展開，作者重新為那些網絡社會中的迷思正本清源，反駁那些試圖脫離日常生活現實來理解「網絡空間」的做法，闡明在現代關係的生活世界（life-world）中，線上與線下之間是合流、交融的關係。在書中，作者提出了七個可以用來比較不同媒體和面對面交流的概念：交互性、時間結構、社交線索、存儲、可複製性、可及性和移動性。
其次，作者指出技術的意義不僅會受到技術可供性的影響，更取決與我們如何理解與運用技術。比如，在此次席捲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中，線上教育暴露出數字鴻溝等問題，技術迷思逐漸被破除。因此，我們不應把眼光局限於關注技術的特質，應該把重心放在我們如何使用技術、理解技術等方面。
最後，書中有一個隱含的觀點：中介化交流與面對面交流並無法相互替代。早期的研究者經常把「面對面交談作為一種參照系，再拿其他類型的傳播方式與之比較」的方法，這是一種堅持「線索消除」（cues filtered out）取向的研究，作者認為「中介化交流應該被視為一種新穎、兼容的混合交往方式，而不僅僅是具身（embodied）交流的縮減版本」。
註：線索消除論認為網絡人際傳播以傳播媒介為中介傳播，導致視覺、聽覺、情境等線索訊息缺失，從而導致傳播參與者實際在場感削弱。
2.延伸思考
（1）「缺席的在場」
在傳播研究中，身體在大多情況下並不是受關注的對象，反而被視為需要克服的障礙。大眾傳播學常常將身體看作是固著於特定時空的消極因素，因為信息的遠距離傳遞必須打破身體的束縛。正如彼得斯指出的那樣，「『交流』這一觀念容許肉體不在場而實現接觸，這種接觸對交流者（動物、人、機器）的身體形式並不關注，甚至對交流者『是否存在著有機體』都無所謂」[1]。我們對於身體問題好像有一種理所當然的看法，有點像一種意識形態或者德希達說的邏各斯中心主義，就是身體的在場。假設傳播的前提是身體在場，那麼面對面傳播會被當成是傳播的理想類型[2]。一旦身體缺席，參與者因社交線索的缺失，會產生一種焦慮，希望通過各種方式去克服它。技術的不斷發展，使我們擺脫身體在場的面對面交流的局限，實現了遠距離精神交流後，反而激發了我們對於身體的渴望。傳播學對身體的關注，很大程度來自於行動網路、虛擬實境、人工智慧技術崛起的刺激。這三項技術從不同方向突出了身體元素在人類社會各個領域的重要性，當然傳播領域也不能例外[3]。這也為我們提出了許多新問題：在傳播中，能實現既在場又缺席的狀態嗎？如果自我不再需要身體作為載體，它將是什麼樣子？
肯尼斯·格根（Kenneth Gergen）在《語境中的社會建構》認為我們正在與「缺席的在場（absent presence）所造成的挑戰」做鬥爭[4]。儘管在物理空間中，我們身邊不乏有血有肉的人，但我們仍然為自己在「漂浮世界」（floating world）中與不在場的對象打交道感到憂心忡忡。
雪梨·特克爾（Sherry Turkle）在《群體性孤獨》一書中指出，我們也許置身某地，但是心思和情感卻在別處[5]。例如，你的同伴雖然與你共進晚餐，但卻一直低頭用手機與別人聊天。那麼他的身體既是在場的，但同時又是缺席的，於是，「自我」的本質就變得模糊起來。
凱薩琳·海勒（2017）認為，要理解新技術所帶來的變化，必須拋棄傳統的身體在場/缺席的觀念，回到控制論的模式/隨機的觀念[6]。過去被認為是幹擾的噪音，現在變成了社會發展的重要因素。怎樣調整和噪音、隨機性的關係，這可能是我們未來要討論的重要問題，而不是今天的在場還是缺席的問題，這意味著我們要從新的角度重新定義身體與傳播的關係。
（2）如何理解新媒體？
每一種新媒體出現時，人們面臨的挑戰之一就是如何理解它。具體到技術與社會的關係來說，有三種論點較為普遍——技術決定論、社會建構論和社會形成論。
技術決定論視角認為，當新技術剛剛問世時，人們總是傾向將這種技術視作因果關係的動因。技術決定論有幾種變體：第一種視角經常與馬歇爾·麥克盧漢等人聯繫在一起。麥克盧漢提出「媒介即訊息」這一說法，認為技術能夠將自身的特性傳遞給使用者。第二種視角關注媒體選擇，是一種較為溫和的技術決定論，這種視角承認技術特徵會帶來直接影響，但「個人會將媒體的固有特徵與自身任務要求有效匹配」。
技術建構論視角關注技術是如何從社會過程中產生的，其關注焦點在於社會力量如何影響新技術發明的這一問題。
技術形成論視角認為技術的後果來自一種混合的「可供性」（affordances）——技術所提供的性能結構（capabilities configurations）——以及人們如何以一種意外、創新的方式利用這些可供性。
伴隨著人們對新媒體認知的不斷深入，馴化理論——這種認為通過馴化最終會將新技術融入日常生活的視角，開始逐漸為人們所接納。其理論格外關注在日常實踐中，新媒體從邊緣（野生的）轉變為日常（馴服的）的過程。
內容摘錄
技術並不能完全決定人的使用行為，它也許可以決定使用的起點，但卻不能決定使用的終點。人們進行情感交流的本能，永遠是推動「情感補償」行為的原動力。情感補償的第一種策略是標點符號的創意性使用，在中介化交流中，標點符號被賦予了新的意義。其次是文字的創意性使用。除此之外，還有一種更具文化色彩的情感補償方式，即所謂的「視覺方言（eye dialect）」。視覺方言是一種故意的、不標準的拼寫方式，用以表示文字的讀音和地域特色。
—— 引自譯者序 第6頁
通過傳播，人們賦予技術以象徵意義。我們傳播的有關技術的信息是具有自反性的，它在透露我們對技術的使用方式的同時，也透露了我們作為傳播者的觀念。
—— 引自第二章 第27頁
數位技術有可能使我們在網絡社區中更密切地聯繫在一起，不過，如果數位技術也讓我們從具身的本地互動中脫離出來，那麼就可能給我們造成真實的威脅。斯託爾（stoll，1995）等早期批評人士曾擔心膚淺和貧乏的網絡傳播會取代人們真實和深層的人際聯繫，並稱之為「矽谷萬靈油」（silicon snake oil）。人們獨自呆在屋子裡，拒絕在格根（Gergen）所謂的「漂浮世界」中與鄰居產生任何有意義的關係。
註：「漂浮世界」一詞可追溯到19世紀的日本，代指一個人們逃離政府控制進行社會互動的世界。具體到格根的使用中，他認為手機用戶「可以在任何時間出現在幾乎任何地點中，就像氣墊船或磁懸浮鐵路系統一樣漂浮在水面或鐵軌之上；沒有任何可以定位他們的具體地點」。
—— 引自第四章 第81頁
傳播技術從發展初期就有一個非常明確的特點，即它們破壞了消息傳遞和共享性空間之間的強制性連接。在缺少共享性空間的情況下，實時溝通的能力讓人們擔心自己會脫離物理現實，於是格根（Gergen，2002）擔心「漂浮世界」的出現，梅洛維茨（Meyrowitz，1985）擔心「地域的消失」。
—— 引自第四章 第102頁
網絡身份是通過複雜的技術過程創建的，但有什麼人能夠接受信息，接受信息之後的反應，都在掌控之外，我們能做的只是管理信息而已。而在管理這些信息進而塑造自己的網絡身份的過程中，人們似乎並沒有如擔憂的那樣表現出與線下太過顯著的反差。從某種程度上來說，線上和線下交往一樣，如果你確實想要了解對方的真實面目，最需要的可能只是一點膽量。
—— 引自第五章 第111頁
參考文獻
[1] 約翰·杜翰姆·彼得斯.對空言說:傳播的觀念史[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7:351.
[2] 劉海龍.傳播中的身體問題與傳播研究的未來[J].國際新聞界,2018,40(2):37-46.
[3] 孫瑋.交流者的身體:傳播與在場——意識主體、身體-主體、智能主體的演變[J].國際新聞界,2018,40(12):83-103.
[4] 肯尼斯·J·格根.語境中的社會建構[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1.
[5] 雪莉・特克爾.群體性孤獨[M].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4.
[6] 凱薩琳·海勒. 我們何以成為後人類:文學、信息科學和控制論中的虛擬身體[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
主編：曾潤喜
執行主編：郭思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