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愛滋病日，有不少人認為男同性戀是愛滋病的高發群體，實際上並非如此。而愛滋病的預防更與性取向無關，防微杜漸從性教育開始做起。周刊君為大家推送一篇舊文，希望能幫助消弭偏見，促進性別平權。
西安一個學習酒店管理的大學生，他是上了大學之後才發現自己的性取向，但是他的第一次表白就被他的同學拒絕了。
快感
通訊交友工具的發展，為同志社群的社交網絡提供了越來越便捷的途徑。
看準了同志間要找到彼此的剛需，耿樂推出了只面向男同性戀群體的社交產品Blued。這是一款類似陌陌的交友軟體，它在男同性戀社交產品中的地位相當於微信在國內社交軟體中的位置。迄今，Blued已經擁有1500萬用戶，300萬來自海外市場。其中90後佔到約半數。
耿樂是第一批進入同志聊天室的用戶，有時待一天才能等到一個「遊客」。同志聊天室帶給耿樂歸屬感，1998年上網之前，他在生活中沒有「見過」其他同性戀者。耿樂向《中國新聞周刊》回憶，那時他在網吧打開這類聊天室像做賊一樣，「一有動靜就關掉網頁，特別害怕」。
「耿樂」是網名，這是他開始做淡藍網時保護自己的方式。如果不是因為他在2000年因為感情抑鬱而開始做「淡藍網」，他現在可能依然是公安局一名嚴肅的領導，出櫃是遙遠的夢。「耿樂」這個名字，也只是隱藏在同志交友網站裡千萬個匿名ID中普通的一個。
Blued更像是一個線上的酒吧，每位用戶的「情況」、頭像，位置都依距離遠近醒目地羅列在主頁上，一目了然。像翻菜單一樣，用戶喜歡哪個，可以關注或聊天。相對於酒吧，這是一個零成本的篩選、搭訕的過程。
2015年春節過後，耿樂發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Blued裝機量在長假之後的幾天內突然激增，幾乎是直線上升。他後來了解到，那是因春節回家卸載的用戶又重新裝機造成的。耿樂坦言，大多數用戶的深度交流還是會轉移到微信。在公眾場合使用Blued無異於公開出櫃，不太方便。
Blued有諸多競爭者，比如 ZANK, Gay Park，Jackd等等。隨意在一所高校打開這些基於地理定位搜索用戶的軟體，在幾百米範圍內找同志不難。和陌陌一樣，這些軟體使得一夜情變得更加容易。
近期央視《今日說法》欄目公布了無錫市抓捕的一系列同性聚眾溜冰吸毒的案件，讓耿樂和他的團隊很頭疼。因為這些吸毒者正是通過在Blued互相聯絡得以聚集起來。在同志圈，「嗨，咕嚕咕嚕，17666」，都是召集一起吸毒的暗號。被警方審訊時，他們甚至叫不出對方的名字。
但耿樂解釋說，Blued只是一個社交媒介，即使把所有類似的APP都封鎖了，同志的社交需求依然存在，他們又會退回到同志浴室或者公園。
在查處的60多個吸毒人員中，絕大多數是20歲至30歲的年輕人。吸毒後，他們發生了缺乏安全保障的群交行為。根據核實，60個人中，有近20個是在衛生部門備案的愛滋病病毒攜帶者。
楊傑是幹預預防愛滋NGO組織「天津深藍工作組」的負責人，他最擔心的就是吸毒後的群交行為。吸毒後由於大腦處於極度興奮狀態，使用安全套比例下降，加上群交，極易感染愛滋病。同志社群中，不乏明知已經感染愛滋卻還參與不安全性行為的惡意傳播者。
大齊曾經使用過冰毒，他知道有人用冰毒做誘餌引誘新人吸食後進行群交，但他從不參與。自從身邊有好友感染愛滋後，他定期做HIV檢測，並堅決要求男朋友在排除窗口期做完檢測後才能發生性關係。大齊極度恐艾，身上有細微疑似愛滋病感染的症狀，他都要去做一個檢測才得以安心。但對於冰毒，大齊自信很多，使用冰毒兩年多，他覺得自己並未上癮。
但中國藥物濫用防治協會互誡分會會員雪莉向《中國新聞周刊》介紹，冰毒對腦神經和身體器官的損傷是百分之百不可逆的。但它對人體的侵害是一個非常漫長的過程，根據個體差異，五到十年後傷害才會逐漸顯露。她表示，目前的禁毒宣傳口號依然停留在把毒品描述為「一口上癮，家破人亡」，反而讓使用者對新型毒品產生「我不上癮，這不是毒」的錯覺。
相較於冰毒，被販賣者宣傳為純中藥成分無副作用的助性藥物Rush和零號膠囊，在同志範圍涉及得更深更廣。而目前，這兩類藥物在國內仍未被明確列入新型毒品。
零號膠囊含有安非他命。若在插入性性行為之前塞入肛門，能起到緩解疼痛的作用。韓諾曾經使用過兩次，感覺強烈。塞入幾分鐘內肛門有墜脹感，在三至四個小時中，他神志恍惚，渾身無力，做過什麼，都不太記得清。因為沒有產生心理和生理的藥物依賴，韓諾認為，它們對自己不會構成傷害。但確實存在青年男同因使用零號膠囊而死亡的案例。
Rush Poppers是一種由多種揮發性氣體亞硝酸鹽組成的催情氣體。吸入體內後擴張肌肉，放鬆肛門括約肌。張北川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肛交時肛門疼痛是一種自我保護的應激反應，但使用Rush之後，疼痛感減弱，這意味著即使黏膜破損也無法被感知，沒有安全套防護時，黏膜破損非常容易導致病毒入侵，包括愛滋以及梅毒、尖銳溼疣等性病。
楊傑了解到，在全國的男同群體中，Rush使用率達到30%以上。在同志密度較高的一線城市，Rush和零號膠囊被普遍用來提高性愉悅度和滿足感。甚至，在淘寶仍可以輕易購買到這兩類藥品，便捷的可及性導致它們已經迅速向二三線城市的高校蔓延。而不了解藥物危害的大學生，在對強烈快感的追求下，極易因濫用而導致傷害。
愛滋
由於直腸黏膜較薄，更容易破損，因此男男性行為中肛交感染愛滋病的機率高於其他性行為方式。而男男多性伴的現象，以及安全套使用情況不佳，都極容易造成愛滋病在男男性行為人群(MSM)中傳播。
愛滋對於男同社群，表現出更多的「不友善」。科研發現，我國感染耐藥愛滋病毒的陽性患者中，大多數人是男同;與我國一般人感染愛滋病毒後的進展相比，男同感染後的「潛伏期」明顯為短;男同在愛滋發作後，常常治療效果不好，病人的生存期明顯縮短。
國內首位在男同性戀人群中進行大規模愛滋病幹預的專家張北川認為，如今，隨著社會包容度的提高，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及早認知了自己的性向，但並沒有及時有效地得到性健康教育，是導致現今高校愛滋病感染率增高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學生不懂，但又有需求，「行為上走得極快，教育上又有很大空白，造成了很多失落。」
根據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性病愛滋病預防控制中心公布的數字顯示，在全國範圍內，學生感染者超百例的省份從2013年的5個迅速增加到2014年的10個。
安徽省從事愛滋病幹預的NGO組織者阿松發現，在檢測出的愛滋病高校感染者中，以大一大二居多。這些學生剛剛脫離學業壓力獲得自由，開始上網查找同性戀相關的內容，而往往最先找到的就是交友信息。
性快感容易上癮，一旦有了第一次，很難自我壓抑。高校學生正值血氣方剛年紀，都處於性活躍時期，而他們從小接受的性教育中，只有女性才需要在兩性關係中被保護。韓諾介紹說，也有很多年輕的同志，如果對方是個「老手」，一再以自己健康為理由拖延戴套，在意亂情迷性衝動中，他也不會再堅持。可常常事後，會陷入一段長時間的極端恐艾的心理壓抑期。
在進入愛滋病防治的NGO之前，韓諾也和多數同學一樣，自我保護意識沒有跟著性生活的開放而有所進步。帶他進入圈子帶他玩的前輩們只讓他體驗到了性的快樂，並沒有告訴他快樂背後的危險，以及可能要付出的代價。也許這些前輩們自己，知道的也不多。
大學畢業後，韓諾成為青島市青同社區的愛滋病檢測諮詢師，他才知道，原來的朋友圈裡已經有五位愛滋感染者。韓諾曾經與其中兩位發生過性關係，與其中一人發生時沒有使用安全套。他曾經和愛滋擦身而過。
青同社區是青島市唯一一家通過民政批准註冊的愛滋病防治社會公益機構(NGO)，也是獲得國家疾控部門授權的男男性行為(MSM)人群愛滋病監測哨點。虎子是機構的負責人。社區招募的30名志願者中，包括15名在校大學生。
青同社區是青島市最早做愛滋病快速檢測的NGO，快檢主要分為唾液和血液檢測，通過試劑反應，20分鐘內就可以出結果。方便快捷。但虎子並不建議個人購買試劑檢測。首先試劑並非百分之百準確，存在「假陽」的可能性;他更擔心的是，如果沒有正確的心理疏導，感染者很可能無法面對測出「陽性」的結果而產生極端行為。
在中國，大眾接受的早期宣傳理念中，愛滋病是死亡率極高的嚴重傳染病。
多數感染者初篩陽性後，第一句話是，「我還能活多久」。虎子記得一位大四學生，兩年前因為和感染愛滋的男朋友發生不安全性行為，一直活在「我是愛滋感染者」的恐懼中。虎子足足用六個小時才說服他接受抽血檢測。採血之後到出結果的十幾分鐘裡，男生跪在地上，臉煞白，出虛汗。
虎子遇見過一名自殺未遂的大學生阿哲(化名)。初篩結果呈陽性，當晚11點多阿哲給他打來電話 「虎哥，我割腕了。」這個男生還是社區的志願者，他知道高危性行為必須使用安全套，但他忽略了口交也會傳染愛滋病。
走出低落情緒後，阿哲堅持服用疾控中心提供的免費抗病毒藥物。現在，他的體內病毒載量很低，幾乎沒有傳染性。最近一次檢測，CD4也從最初的460上升到了850。CD4細胞的數值是評判愛滋病的標準之一，成人的CD4細胞正常情況下為每立方毫米500-1600多。
在阿哲確診後一段時間內，他很自卑，在經歷對男同性戀自我認同的糾結後，他需要再一次說服自己接受愛滋病感染者身份。面對追求自己的學弟，阿哲最初的想法是「不想害別人」。
作為專業的檢測諮詢員，虎子和憨憨都認為，在病毒可防可控的範圍內，感染者有性愛的權利。他解釋說，服藥之後身體病毒量載接近於0。
暗處
因為較高的愛滋感染率，男同群體一直是國家各級疾控中心重點幹預對象。但張北川認為，控制愛滋僅談愛滋解決不了問題。這是一個社會問題，首先是解決歧視，反歧視做不到就無法構建良好的人際關係。
由於缺少官方認可，目前，能直接接觸並幫助高校同志群體的，依然是大量的草根NGO組織。
從去年10月到今年3月，虎子帶領社區走進包括中國海洋大學在內的三所高校以及兩所中學進行愛滋病的預防，以及以男同性戀為主的性少數人群(LGBT)的權益倡導活動，反響出乎意料的熱烈。
相比於自己念書的年代，虎子發現，校內學生對同性戀的包容度已經非常高，有許多直人(異性戀者)主動參與做關於同性戀的調研，組建「撐同志，反歧視」的愛心社團。現場的提問也坦誠直白，不再對「同性戀」三個字扭捏遮掩。更多學生開始認同性取向不是一種疾病。
而這，在虎子念大學的年代是不可想像的。雖然早在1990年，世界衛生組織就將同性戀從精神病名冊中剔除;2001年出版的《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第三版中，同性戀不再被統劃為病態。但第二年他在精神病學的課堂上看到，沒有及時糾正的教材仍將同性戀列為性變態的分支。整個大學期間，虎子知道自己喜歡男生，有性幻想，但一直不敢交男朋友。
2012年，青島高校內還出現過學生因為性取向暴露，被學長持續毆打辱罵半年之久的校園霸凌事件。
2014年8月，廣州同城青少年資源中心對大陸高校中涉及心理學、心理健康教科書的內容進行調查，在統計的近百本教材中，只有42本教科書含有同性戀內容，其中2001年後大陸編著的教科書中超過40%仍明確認定同性戀為病態。
成為檢測諮詢員後，韓諾接待過一些35歲以上的同志，他們全都已婚。他們甚至勸韓諾，千萬不要暴露同志身份，到了該結婚的年紀就去找個女孩結婚。
剛開始做NGO志願者的時候，韓諾懷抱著某種理想主義，想為同志爭取權益發聲。但後來就放棄了。「咱老一代沒有樹立好榜樣，而這一輩人的同志文化又太亂。有些人認為我現在相約就約，想玩就玩，挺好。我不需要權利。」
包括韓諾自己，也剛剛從混亂的感情史中走出來。他見過圈子裡太多聚散無常。韓諾唯一慶幸的，是自己還很健康，沒有感染愛滋。
韓諾現在的男友馬龍，也是社區的志願者。和韓諾不同，馬龍有一段非常艱難的接受自己性向的過程。他在大學從未涉足任何同志交友圈，還交了女朋友試圖「糾正」自己。但失敗的「實驗」不但傷害了對方，也讓自己活在自責和愧疚裡。
最痛苦的兩年，馬龍每天早上五點半起床，繞著操場跑二十圈，在運動上消耗完過剩的精力，晚上才能不想太多倒頭就睡。關於同志交往的一切都在以不敢見光的方式偷偷進行。
耿樂認為，中國的男同群體還處於從地下慢慢浮出水面的過程。他比喻，如果把目前中國男同性戀者的生活狀態比對馬斯洛需求層次模型，大多數人還處於中下部的生理、健康和安全初級需求。韓諾也意識到，只有幾個人在金字塔上搖旗吶喊，但收效甚微。
如張北川說的，我們總以為對社會了解得很多，但好像人提著燈籠走在路上，我們能看到的，無非是燭光周圍能照亮的地方，而更大的黑暗我們是看不見的。
(應採訪者要求，文中君君、憨憨、大齊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