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當父母愈是生氣的時刻，愈不該打小孩？

「我們以前不也都是被打大的，為什麼現在卻不能用打的方式教育小孩？」「考不好被老師打，和被父母打，為什麼對孩子的感受會不一樣？」不論你是秉持著愛之深、責之切，或是認為打是疼、罵是愛，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那就是：為人父母的，在愈是生氣的時刻，愈不該打小孩。

陪伴每個父母和小孩，成為更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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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旅美記者曾小貓

曾任職美國國家廣播電臺、洛杉磯第18頻道，現為全職主婦、兼職自由撰稿人。著有《美國學生寫作技能訓練》等書，公餘熱心婦幼人權運動，獲頒美國國家母乳委員會新領袖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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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採訪記者，採訪過各界專家，沒有一位支持體罰。我的童年無論是學校老師或是父母，都採取體罰策略，而當我成為母親以後，我才想明白，原來，老師打我，和媽媽打我，是完全不同的。

自從跑教育新聞以來，我所採訪過的教養專家、心理學者、小兒科醫師⋯⋯沒有一位支持體罰。然而事情又很弔詭，每當發表呼籲零體罰的文章，總有家長抗議：「怎麼了，難道爸爸媽媽不能有情緒？是小孩害我們生氣，如果講得聽，誰想用打的？」

我不是專家，我只是一個記者。但我也曾經是一個孩子，如今也已是一個母親，對於體罰這件事，我也有自己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正因為有情緒、正因為生氣，所以不能打小孩。

我出生成長於1980年代的臺灣。當時的社會普遍允許體罰小孩，不論是學校的老師或家裡的爸爸媽媽，都經常採用體罰—包括巴掌、鞭打、杖擊—作為教養手段。

我當然也沒被少打，不論是在家裡還是在學校。

但是我對於「在家被打」跟「在學校被打」的感受卻是完全不同的。究其原因，就在於施加體罰者的情緒。

我升上初中的時候，臺灣教育部已經明令禁止能力分班。儘管如此，在家長的期待壓力下，很多明星中學陽奉陰違，用其他方式變相能力分級。

我們學校採用「能力分排」，以考試成績為依據編排學生座位，像我這種被認為一定要考上第一志願的學生，就坐在班上所謂的「第一好排」。

第一好排的學生享有不用輪當值日生、不必參與升旗典禮、只要專心讀書的特權，但如果考試成績沒有達標，處罰也是特別嚴厲，當時我們導師的政策是，第一好排的學生，凡考試成績未達滿分，少一分打一下手心（而最後一排的同學，就算考零分也不會被打）。

當我考試考不到滿分，被叫到講臺前打手心的時候，當然也是苦著臉，但並不害怕：如果我考了92分，我知道老師打我八下，就會結束了，不會永無止境地打下去。被老師體罰，就是按照規定打。我們老師從來不會情緒激動，平靜地打完，說一句「好了，記住這次的痛，下次再加油」就完事了。

但是拿著同一張考卷回家，卻令我心中充滿恐懼。

我媽媽一看見考卷，立馬七竅生煙：「妳考這是什麼成績？存心讓我丟臉是不是？」然後抄起藤條，對我劈頭劈臉的打下去。我總是捂著臉，不敢哭出聲音，心裡怕極了，不知道鞭笞什麼時候會停止。

好幾次，藤條打裂了，媽媽抄起衣架繼續打；衣架打變形了，媽媽抄起球拍繼續打。

我咬著牙，等她最後面目猙獰地坐在沙發上喘氣，吼出那句：「妳給我滾，我不想看見妳這個白痴！」只有等到這句話，我才能得赦，才能跑進房裡躲起來，這時候我屁股大腿上往往已經沒有一塊好肉。

後來我考上北一女了。我討厭體罰，但對於曾經打我的老師，並不感到怨恨，反而感激。對於同樣打我的媽媽，我卻無法感激，只有一種說不出的厭惡。

有很長一段時間，我不理解這種情緒，對於自己竟然無法感謝媽媽，有一種很深的罪惡感。

自己成為母親以後，我才想明白，原來，老師打我，和媽媽打我，是完全不同的。老師打我，那是處罰；媽媽打我，那是出氣。但是這之間的差距，恐怕連我媽媽自己也沒有覺察到。成年以後，我致力與母親和解，但縱使破鏡重圓，裂痕畢竟不會消失。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為人父母的，愈是生氣，愈不該打小孩。因為面對親子衝突，我們很難沒有情緒，而在憤怒的當下，管教與出氣甚至虐童之間的界線，是那麼的混沌、薄弱，一扯就會斷。

現在的我，有兩個兒子，正值頑皮的六歲與麻煩的兩歲。不論怎麼生氣，我絕不打他們——而且，在無數次跟小孩「過招」的過程中，我逐漸發現，真正讓我動氣的，並不是孩子胡鬧，而是我自己面對教養挫折時產生的不快。

經歷了這個過程，我更深深感到，我們為人父母的，要提醒自己不該產生「都是小孩害我生氣，所以我才打他」的想法，以教養為藉口，把自己的暴力行為合理化。

我們是成人，不該讓孩子替我們的情緒負責。諷刺的是，儘管很多家長嘴上合理化體罰，但沒有一個爸爸媽媽在打完孩子以後會感覺良好。

近年來愈來愈多研究證實，體罰的效果立即但短暫，負面影響卻很深遠。身為家長，我們都應該自我警惕：愈是生氣，愈不該打小孩。

＊本文出自【多聞看世界】，未經授權請勿轉載。

《本文為合作之嚴選作者觀點，不代表親子天下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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