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三人團」為何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

2020-12-19 金臺資訊

資料圖片:出席六屆六中全會前舉行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人員合影。前排右起:王明、項英、朱德、王稼祥、毛澤東、康生。後排右起:張聞天、周恩來、劉少奇、彭德懷、秦邦憲、陳雲。

(《黨史博採》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獨家發布,請勿轉載)

軍事鬥爭是長徵中壓倒一切的問題。軍情多變,複雜嚴峻,軍事指揮需要高度集權,果斷處之。

遵義會議後,接替博古在中央總負責的張聞天鑑於以前博古、李德軍事指揮上缺乏民主,獨斷專行,故為加強民主,常召集20多人的中央會議,對軍事行動開會討論,集體決策,懂與不懂軍事的人都參加,常為軍事行動爭論,這樣既牽扯了精力,更與軍情的瞬息萬變、需要集權相矛盾,實際上又妨礙了軍事指揮。

特別是在1935年3月10日,開會討論是否打打鼓新場時,唯毛澤東一人不主張打,並以辭去「前敵總指揮(3月5日被任命)的職務力爭」,但在「少數服從多數,不幹就不幹」的情況下,毛澤東的意見被表決否定,還失去了剛被任命不到一星期的前敵總指揮職務。後來事實證明,毛澤東的意見是正確的,還是毛澤東高明。

此事後,為適應軍事指揮的需要,毛澤東提議可繼續採用長徵初期的 「最高三人團」的方式,成立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三人組成的軍事領導小組,以加強和保證軍事的集中指揮。據周恩來回憶說:「這樣,毛主席才說,既然如此,不能像過去那麼多人集體指揮,還是成立一個幾人的小組,由毛主席、稼祥和我,三人小組指揮作戰。」張聞天1943年12月也在筆記中寫道:「在搶渡烏江以前,澤東同志提議以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三人成立三人團全權指揮軍事。」經過打鼓新場之事,張聞天也認識到軍事指揮需要臨機決斷,經常開會來決定,對軍事指揮不利,自己對打仗是外行,成立「三人團」,便於集中,也省掉召集會議的麻煩。

於是,經張聞天同意,報中央政治局批准,大約在1935年3月中旬,在貴州鴨溪、苟壩附近成立了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的「三人軍事領導小組」,即「新三人團」,全權負責軍事指揮。從「新三人團」成立看,人選名單是毛澤東提議的,政治局決定的。「新三人團」為什麼是這樣的人員組成呢?筆者以為,主要是因為周、毛、王搭配是當時的最合理組合,能充分保證軍事指揮的集中和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權。

行動是服務於目的的。從「新三人團」成立的背景看,當時主要有兩個目的。一是便於軍事指揮集中專斷,故人不能太多;二是為了保障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權,故人選要有利於此。在當時形勢下,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三人組合應該說是最合理組合,能充分實現這兩個目的。第一個目的最重要,但易於實現,因為遵義會議後黨內政治生活正常了,周、毛、王都已是政治局委員(王稼祥此前為候補委員,遵義會議後成為正式委員)。第二個目的的實現就涉及到人選搭配問題,在當時還是很敏感的。三人中,毛澤東自不必說須參加。

就周恩來而言。周恩來和朱德是遵義會議決定的軍事指揮者,特別周恩來是「黨內委託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又兼紅軍總政委(當時紅軍中政委負最後責任,權力大於同級軍事領導,是各級最高領導),在長徵初期實現紅軍「轉兵」和糾正「左」傾軍事錯誤中起到了別人無法替代的作用,不管是在黨內,還是在紅軍中都有深遠的影響和很高的權威性。加之周恩來為人謙和、靈活、易相處,能在紅軍高級指揮員及黨中央的同志中間起到一種特殊的紐帶作用。周恩來在長徵初期和遵義會議前後,就對毛澤東予以極大的信賴和堅定的支持。正是他的堅持,毛澤東才得以隨行長徵,是他的堅定支持和信賴,毛澤東的一系列主張和建議才得以採納,遵義會議上毛澤東領導地位的確立更是少不了周恩來的貢獻,如果周在「新三人團」中自然會全力支持毛澤東。所以,以周恩來當時的地位、權力、影響、能力,周參加「新三人團」必不可少。

而選王稼祥,人們的疑問就多一點。因為比王稼祥地位高、職位高、懂軍事的人有的是,而別人都沒有參加,王卻為毛澤東提名,且得到政治局批准。筆者認為,這不僅僅因為王稼祥是毛澤東的支持者,還有更為重要的考慮。一是從策略上可以團結留蘇歸來人員,遵義會議解決的只是最為迫切的軍事路線和領導的局部調整,而組織路線正如周恩來所指出的「並沒有完全解決」,或者說「是勉強解決了」,政治路線和思想路線沒有時間也不可能當時就得以解決,即使軍事路線在遵義會議上也曾展開激烈的爭論和辯論。當時博古「沒有完全徹底的承認自己的錯誤」,政治局候補委員凱豐「不同意毛張王的意見」,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則更是「完全堅決的不同意對他的批評」。

遵義會議後,「教條宗派主義者們並不服氣,暗中還有不少活動」。凱豐參加遵義會議回去後就說:「誰正確,誰錯誤,走著瞧吧!」當時,無論是從政治上考慮,還是從軍事上考慮,都需要團結留蘇歸來人員,需要他們的支持。王稼祥是從「左」的陣營分離出來的留蘇人員,讓王稼祥參加軍事領導,作為代表,就可以團結留蘇歸來人員群體,贏得一大批人的支持,避免思想上的分歧、內部的矛盾影響到軍事指揮。這體現了毛澤東的一種高超的鬥爭策略和大局觀念。二是可以解決毛澤東與王稼祥的矛盾。

王稼祥在根本上是全力支持毛澤東的,但對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戰略戰術原則並不完全理解。在毛澤東就任前敵總指揮後,王稼祥對其指揮「發些議論,經常要求中央開會,討論軍事行動」。在中央負總責的張聞天主持召開過幾次這樣的會議。經過打鼓新場事件後,張聞天認識到這樣會妨礙軍事指揮,就很贊成毛澤東成立「三人團」的建議,希望通過「三人團」使「毛王之間的矛盾可以由他們自己解決」而不影響軍事決策。

毛、王的矛盾只是軍事指揮上的具體問題上的矛盾,在一起只要加強交流溝通,增強理解,就可解決,從而有利於軍事指揮。三是毛澤東可獲得強有力的支持。遵義會議後,毛澤東雖成為常委,但常委分工,毛澤東只是周恩來「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許多人對毛澤東的軍事指揮並不了解,對其軍事才能信任也不足,毛澤東要充分發揮自己軍事才幹,實踐自己的軍事思想,需要強有力的支持。但當時,毛澤東獲得的支持還不夠,有不服氣者、有不信任者、有不理解者。打鼓新場爭論集中說明了這點。

張聞天後來曾講,當時一些領導包括他在內對毛澤東的信任「還是不堅定的」。在這種情形下,王稼祥參加「新三人團」,對毛澤東就可獲得強有力的支持。除了加強團結消除矛盾,減少阻力外,王稼祥是中革軍委副主席、紅軍總政治部主任,遵義會議上增選為政治局正式委員,本身是長徵中毛澤東的堅定支持者。這時,長徵途中形成的「中央隊三人團」中,張聞天已在中央負總責,王稼祥再進入「新三人團」就更加強了支持毛澤東的力量。因此,在人員受限的情況下,「新三人團」人選很重要,不能只從單純的軍事觀點出發決定人選,還要從政治上考慮問題,既講根本,也要講究策略,所以,毛澤東提議由周、毛、王組成軍事領導小組是當時最佳的人員搭配結構。

基於以上分析,筆者以為,「新三人團」人員組成是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基於當時形勢,全盤考慮後確定的,能最大限度保證軍事指揮的順暢。

相關焦點

  • 遵義會議前後的周恩來 全力舉薦毛澤東領導紅軍
    毛澤東鑑於敵人在湘西南地區布置重兵的情況,力主放棄北出湘西同紅二、六軍團會合的原定計劃,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以擺脫敵人爭取主動。他將此意見與洛甫、王稼祥商量後,由洛甫向周恩來提出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的建議。周恩來聽取了他們的意見,並向博古轉達。起初,博古不同意。周恩來說:「洛甫同志是政治局常委,毛澤東是政治局委員,王稼祥是政治局候補委員,他們三人有權建議召開會議,而且他們的意見我也贊同。
  • 再論長徵中新「三人團」成立的時間地點
    這一觀點有違史實,依據有四:    再論長徵中新「三人團」成立的時間地點——答楊奎松教授質疑    (一)誤解張聞天回憶的「搶渡烏江」    《再考》強調小組成立於3月31日是依據張聞天的回憶:「在搶渡烏江以前,澤東同志提議以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三人成立三人團全權指揮軍事。」
  • 毛澤東與周恩來是如何交往的
    周恩來到中央蘇區後沒有按照王明路線辦事,而多次聽取毛澤東的正確意見,使臨時中央感到十分不滿。1932年10月上旬,中共召開了歷史上著名的寧都會議。會上,一些人提出要把毛澤東召回後方,專門負責中央政府的工作,而由周恩來負軍事全責。周恩來不同意這個意見,他認為:「澤東積年的經驗多偏於作戰,他的興趣亦在主持戰爭」,「如在前方則可吸引他貢獻不少意見,對戰爭有幫助」。
  • 王稼祥妻子兒女現狀——王氏名人
    1925年在上中學時,王稼祥就領導同學們參加了反帝國主義愛國運動,並在這年的9月份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8年,王稼祥進入莫斯科紅色教授學院讀書,並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31年,王稼祥從蘇聯回國後,擔任中共中央黨報委員會秘書長,4月份被派往中央革命根據地,轉任為中共工農紅軍總政治部主任。
  • 王稼祥小傳:遵義會議上投出重要一票,「毛澤東思想」的提出者
    10月,由於王明主張冒進,撤銷了主張防禦的毛澤東的軍權,王稼祥極力反對,但無濟於事。1933年(27歲),王稼祥協助朱德、周恩來,取得第四次反圍剿戰爭的勝利。但在一次會議中,王稼祥被空襲炸傷,彈片一直留在體內,傷病嚴重。1934年,第五次反圍剿戰爭開始,在博古和李德的錯誤指揮下,紅軍遭到嚴重損失。
  • 毛澤東周恩來的珠聯璧合
    「謀事在毛,成事在周」,可以說沒有毛澤東,周恩來不會成為今天的周恩來;而對毛澤東,有如一位中央領導所說,最離不開的是周恩來。兩人的合作已具有令人神往的美學境界。應該說,這種合作格局的奠定和延續,是由多方面的原因促成的,其中性格、文化背景上的差異互補起了不小的作用。家族背景的不同韶山毛氏家族的最大特點是具有從軍打仗的傳統,尚武精神突出。
  • 為何選北京作為首都?毛澤東和王稼祥曾有過這番對話
    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根據中國革命的進程,提出了大約用5年左右的時間(從1946年7月算起),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日程表。 差不多相同的時間,沈鈞儒等一批民主人士先後到達了東北哈爾濱,10月,在那裡召開了三次座談會,為一年後新政協的籌備和召開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中共中央當時曾指示東北局和民主黨派,計劃在哈爾濱籌備、召開新政協會議,宣布新中國成立。
  • 毛澤東傳記
    軍委縱隊進入遵義後,黨中央即開始進行開會的準備,決定由博古準備一個在關於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由周恩來準備一個關於軍事問題的副報告。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也在認真作發言準備,他們三人一起討論,由張聞天執筆寫出了一個以毛澤東的思想為主導的反對「左」傾軍事路線的報告提綱。毛澤東過去開會一般都是即席發言,這次也寫了一個較詳細的發言提綱。
  • 周恩來僅有的一次用英語罵人,還怒拍桌子,到底是何人讓他憤怒?
    周恩來總理給世人的印象是謙謙君子,他為人謙善,溫潤如玉,並且擁有超人的智慧,在各大場合從容不迫,軒昂自若。罵人這種比較失禮的舉動,似乎不會發生在周恩來身上,但周恩來曾經對一位外國人破口大罵,罵的還是英語,到底是何人何事讓他大發雷霆呢?
  • 周恩來為何選鄧小平復職的當天要求病休
    由於毛澤東突然親臨追悼大會,使得這次追悼會的意義和影響遠遠超出其本身的含義。在同陳毅親屬的談話中,毛澤東連稱陳毅「是1個好人、是1個好同志」。他還指著在座的周恩來、葉劍英等說道:「要是林彪的陰謀搞成了,是要把我們這些老人都搞掉的。」就在這次談話中,毛澤東也提到鄧小平,並且是把鄧和時任第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劉伯承並列在一起的。說鄧是人民內部矛盾。
  • 毛澤東熱為何經久不衰、歷久彌新?(組圖)
    現已進入「小雪」,寒氣襲人,可韶山毛澤東紀念館館長夏佑新說:「11月28、29日這兩個雙休日來韶山的遊客依然很"火",達到27000多人,平日遊客也多,主要是新場館、新面貌比過去更吸引人」。其實,不僅是韶山旅客「非常火爆」,井岡山、延安等愛國主義示範基地遊客也「摩肩接踵,絡繹不絕」。在當下,凡是毛澤東足跡踏過的地方,幾乎都成了人們競相追尋的熱土。
  • 周恩來唯一一次用英語罵人,如果這次不罵,後果就嚴重了
    我們都知道,周恩來總理向來以儒雅、冷靜著稱,山崩於前不變色,很少有發火的時候。但有一次,周恩來卻罕見地發了火,而且還是用英語極力爭吵。可以說,如果沒有這次爭吵,中國革命很可能就危險了。要說這件事,咱先來介紹一下另外一個人——李德。
  • 毛澤東對周恩來說:這頂帽子,我戴了
    同時,從對方那裡帶回將由香港秘密電臺向延安黨中央機要總臺和其他機要電臺拍發的機要電報;1943年2月,李靜奉命調到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在秘密電臺做機要工作,一度任秘密電臺機要組長。毛澤東作為紅色中國的領導人,他的一舉一動都會傳達出重要的政治信息。在延安,毛澤東常穿發皺的上衣,他的不修邊幅,反而形成了獨特的個人風格。但這次來渝會見蔣介石,是帶著和平的心態和誠意,形象非同小可。近20年來,毛澤東和中共領導們的形象,一直被國民黨反動派肆意歪曲。怎樣設計好毛澤東的第一印象,周恩來為此苦思冥想。最後,他決定把自己曾經戴過的考克帽推薦給毛澤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