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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翻譯：親歷中蘇高層破裂
赫魯雪夫問我：「毛澤東剛才是不是在罵我？」我不便直譯，只好說：「毛澤東說的是生氣的話，但他不是罵您。」他半信半疑地看著我，又看著毛澤東，也對我低聲說出一句難聽的俄語
文/顧達壽口述 鄭少鋒執筆
50年代後期，中蘇兩國兩黨關係中發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毛澤東開始不滿意赫魯雪夫的某些觀點和做法，赫魯雪夫也對中國這時發生的政治運動持懷疑態度。
1958年在中國興起的「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就曾使蘇聯領導人大惑不解。
我發明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這兩個俄文詞彙
我清楚地記得，我第一次聽到這幾個新的政治名詞是在中共中央做出這個決定之後。按雙方互通消息的慣例，由中國領導人通過外交會晤將之正式傳達給蘇聯方面。這次是由中國國家主席劉少奇向蘇聯駐華大使尤金傳達的消息。
我記得那是1958年春天的一個傍晚，中國國家主席劉少奇在北京中南海他的辦公室接見尤金大使，我作為尤金的翻譯陪同前往。在座的還有為劉少奇主席擔任翻譯的趙宗遠先生。
當劉少奇主席向尤金大使通報中共中央關於在全國開展「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決定時，我在腦子裡就開始琢磨如何正確翻譯他所說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這兩個在俄文裡還不曾出現的新政治術語。根據其中文原義，我起初想的是將「大躍進」譯成俄文為「快速的運動」，將「人民公社」譯為「人民協會」或者「大眾公司」。但當我聽了劉少奇主席進一步闡明關於「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具體涵義之後，我立即否定了我起初意欲翻譯的這兩個俄文詞彙。於是，我用更能貼近中文含義的俄文將之直譯為「大的飛躍」，同時我從俄文「巴黎公社」想到了「人民公社」這一新詞的譯法。
在我正式向尤金大使翻譯劉少奇主席的談話之前，我特地先徵求了在座的中國資深俄文翻譯家趙宗遠先生的意見。他聽了我的說明，思索片刻，當即表示贊同。他認為，如此翻譯已非常準確達意。他尤其欣賞我用「公社」，說這個詞翻譯得恰到好處，比之俄語中的同義詞「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更能達致其意。
於是，我向尤金大使翻譯了劉少奇主席傳達的中共中央的決定。
誰料我回到使館後，尤金大使嚴肅地問我：「你翻譯的這兩個詞義是否準確？」他說他看見我同中國翻譯趙宗遠談話，他認為也許這是中國人的譯法。當我再次肯定並確認翻譯無誤時，他仍表示懷疑，對我說道：「劉少奇是馬克思主義者，他不可能說出這樣的話。」
尤金大使是蘇聯著名的馬列主義理論家和哲學教授。他認為，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所謂「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是不符合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規律的，那麼，中國人發明的這兩個政治術語是同馬克思主義的傳統學說不相符的。這是蘇聯的馬克思主義者所不能接受的觀點。他認為，劉少奇曾經在蘇聯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教育，他不可能提出違背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如果翻譯準確無誤，那麼劉少奇傳達的中共中央決定，其實就是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曲解。
為此，尤金大使專門召集使館各處參贊開會，研究討論我對中共中央這個決定的詞義翻譯。
在那次使館內部會議上，尤金大使認為，應該立即向蘇聯高層領導報告中共中央的這個決定，因為這兩個敏感的政治新詞可能會使蘇聯人對中國人的觀點不易接受，很可能會使赫魯雪夫和毛澤東的關係出現裂痕，而勢必影響兩國兩黨業已建立的友好關係。
他提出，為驗證我的俄文翻譯的準確性，可否另外用符合馬克思主義理論根據的同義詞來翻譯這兩個政治名詞。但我仍堅持己見併力陳我如此翻譯原義的理由。出乎意料的是，使館大多數外交官同意了我的翻譯。之後，尤金大使決定將此情況報告蘇聯外交部轉呈蘇共中央。
然而，據我所知，蘇聯方面對中國廣泛開展的這場政治運動保持了一段時期的沉默。
這以後不久，中國到處出現了這兩個新的俄語詞彙。然而，在蘇聯出版的《漢俄詞典》中卻未收錄這兩個詞彙。也許蘇聯人認為，這兩個詞是中國人發明的政治詞彙，其實卻是我這個蘇聯人翻譯的俄文詞彙。我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俄文翻譯首先得到了中國領導人的確認。這是我未曾想到的結果。
蘇聯沒有對中國的這場政治運動進行攻擊和抵制，蘇中關係依然保持相互友好。那時候，赫魯雪夫正在推崇「土豆燒牛肉」的「共產主義」生活。蘇聯和中國這兩個社會主義陣營內的大國分別按照自己既定的目標向共產主義邁進。
我擔心赫魯雪夫不是毛澤東的對手
蘇中兩國關係開始出現裂痕是在20世紀50年代末。那時候我在蘇聯駐華使館工作。1958年夏天，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雪夫率領蘇聯代表團來北京，我被指定作為蘇聯代表團的首席翻譯。
1958年我才29歲，已在中國斷斷續續工作了六年。這次我是第一次為蘇中兩國最高領導人會談當翻譯。我深感自己肩負的責任重大。
那年赫魯雪夫64歲，毛澤東比他大一歲，但看起來似乎毛澤東比他顯得年輕，身材也比他高大魁梧。
我在1957年夏天曾經陪同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米高揚在杭州第一次見到毛澤東。那天毛澤東與我們共進晚餐時，他還給我取了個中國名字「顧達壽」。我深知毛澤東知識淵博，談吐非凡。我想，赫魯雪夫恐怕不是毛澤東的對手。
史達林逝世後，毛澤東認為，社會主義陣營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應該由創建新中國的中國共產黨參與領導，而不是由蘇聯共產黨凌駕於中國共產黨之上。從會談始末給我的印象來看，我感覺到毛澤東是看不起赫魯雪夫的。據我後來了解，毛澤東曾在中共中央的一次內部會議上點名批判赫魯雪夫，譏諷他是「不讀書不看報專靠以勢壓人竊取黨的名譽的大黨閥」。
在這次會談中，赫魯雪夫向毛澤東介紹了關於蘇聯將調整的對外政策，包括與世界上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實行和平共處的外交政策；關於對「帝國主義就是戰爭根源」這個問題的重新評論；關於蘇聯對中國開展「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的不同看法。赫魯雪夫對這些問題闡述了自己的看法，並且表明他的看法代表了蘇共中央的觀點。
赫魯雪夫的觀點立即遭到毛澤東的嚴厲駁斥。對於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毛澤東認為，社會主義的中國永遠不同美國「和平共處」。對列寧關於帝國主義就是戰爭的根源這個論斷是絲毫不應懷疑的。
毛澤東對一系列政治敏感問題的鮮明立場，使赫魯雪夫明顯感覺到談判的氣氛對蘇聯方面不利，但是他無法說服中國領導人接受蘇聯的觀點。這時候，我看到赫魯雪夫皺著眉頭，也許他已經依稀看見，蘇聯與中國的友好關係的深層已經開始出現一道新的裂痕。
但他沒有過多地與毛澤東爭論。接著，他提出關於蘇聯和中國建立「聯合艦隊」和蘇聯在中國設置「長波電臺」這兩個重要問題，請中國領導人考慮。這是赫魯雪夫此行來北京與毛澤東談判的主要目的。
赫魯雪夫滔滔不絕地談論了蘇聯將要實施的這個戰略性計劃的理由，以證明蘇聯的這個計劃是對中國最大的軍事援助。他要我將他的話逐字逐句地翻譯給中國領導人聽。他也許認為，毛澤東應該會贊同蘇聯的這項重要建議。
然而，毛澤東不等赫魯雪夫說完，立刻嚴正指出：蘇聯實施的這個計劃，實際上是對中國主權的蓄意侵犯。所謂「聯合艦隊」「共建海防」純屬無稽之談。他再次強調，中國不怕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人民能夠打敗侵略者。毛澤東的言下之意等於拒絕接受蘇聯的「軍事援助」。我注意到，毛澤東慷慨激昂地說完這些話，瞪了赫魯雪夫一眼，於憤憤不平中竟忍不住罵出聲來。
這時，我當然不能對赫魯雪夫翻譯毛澤東罵他的話。但此刻赫魯雪夫已經坐不住了。他顯得非常煩躁不安，並且他似乎感覺到毛澤東剛才是在罵他什麼。於是他問我：「毛澤東剛才是不是在罵我？」我不便直譯，只好說：「毛澤東說的是生氣的話，但他不是罵您。」他半信半疑地看著我，又看著毛澤東，也對我低聲說出一句難聽的俄語。這時，我聽見在場的中國翻譯將我與赫魯雪夫的對話也悄悄地翻譯給毛澤東聽。
俄頃，毛澤東反而平靜地笑了，對赫魯雪夫朗聲說道：「赫魯雪夫同志，我們對原則問題是不讓步的，這個原則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看來我們之間有些原則分歧還要繼續爭論下去啊！」
毛澤東的話使赫魯雪夫感到很尷尬。他已清楚地知道，在這個問題上與毛澤東再也沒有協商的餘地，於是，他不再言語。他已經預感到，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如今已不再服從蘇聯共產黨在社會主義陣營的核心領導。
這時我看見赫魯雪夫的面容現出一絲不易察覺的苦笑，看得出他很憂鬱。我聽見他低聲地說：「毛澤東怎麼會這樣？」然後，他看著毛澤東沒有說話。雙方會談中大約有三分鐘的冷場。因為兩位國家首腦沒有表態，在場的雙方代表團成員也都沉默不語。
會談結束時，赫魯雪夫依然沉默著。毛澤東則微笑著對他說了聲再見。這時，赫魯雪夫才從沉思中站起身來，迎向前去，無可奈何地與毛澤東握手告別。
我這次在北京是第二次作為翻譯陪同蘇聯領導人與毛澤東會談，卻是第一次看到毛澤東的另一種性格，與我一年前在杭州見到的他也大不相同。那時他幽默的風度、風趣的談吐與現在的嚴肅表情、果決表態，簡直判若兩人，真令人捉摸不透。其實，這就是毛澤東作為政治家的複雜性格。在這方面赫魯雪夫顯然遜色，他在談判席上表現的喜怒感情全部流露在面容形色上。
毛澤東與赫魯雪夫的第二次握手終究沒有彌合兩國關係的初始裂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