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爾克斯曾說：「比起婚姻中的巨大災難，日常的瑣碎煩惱更加難以躲避。」家務無疑是親密關係中最瑣碎的煩惱，但面對家裡滿溢出垃圾桶的四處散落的紙巾、浸泡在浮著油星的洗手盆裡的碗筷，以及堆滿了幾周前買回的已經發黴的豬肉的冰箱，再加上伴侶趴在床上專心玩手機的超然物外的姿態，家務這件小事能立刻將所有神仙情侶拉回到地面，將他們的如膠似漆砸得粉碎。理想的劇情應該是：在經過若干次的爭吵之後，雙方相擁著痛哭，保證會更體諒對方的付出，找到一個合理平等的分擔家務的方式，從此家裡窗明几淨，情侶繼續享受著你儂我儂的甜蜜。
然而現實是，即使已經到9102年，女方依然是家務勞動的主要承擔者。多項統計顯示，中國女性的家務勞動時間遠遠高於男性，在2010年中國婦女地位調查的數據中，這個差距甚至達到了三倍。更讓人擔憂的是，即使目前女性工作時間正在持續增長，但家務勞動時間的性別差異甚至還在擴大，也就是說，女性在職場付出了更多精力，在家務勞動中卻依然未能獲得平等的位置。
而家務勞動作為「第二輪班」，對情感與身體的消耗以及對自由時間的佔用，一方面對女性的健康帶來了更大風險，另一方面，同樣會影響女性在職場中的表現。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ILO）在今年婦女節前夕發布的報告《性別平等的巨大飛躍：為所有人創造更美好的未來》中指出，在相同條件下，有孩子的女性會比沒有孩子的女性收入更少，這被稱為「母職收入差距」（Motherhood pay gap），並且有孩子的女性更不可能晉升為管理層，原因正是女性需要承擔更多家庭與照護兒女的責任，因此被認為在工作上更難投入精力。而有趣的是，有孩子的男性，卻反而比沒有孩子的男性收入更高，並且更可能晉升為管理層。
為什麼總是女人做家務？
最近的熱門綜藝《做家務的男人》便將這個社會問題拉入大眾視野，儘管由於綜藝節目效果的需要，以及各位嘉賓作為主持人或演員的職業特殊性，節目中對家庭分配家務勞動的刻畫與真實的普通家庭或許相差甚遠，但從節目中，我們還是能一窺現實社會在分配家務勞動上驚人的性別不平等。
節目試圖對比傳統的魏大勳一家與「神仙眷侶」袁弘張歆藝夫妻如何分配家務，形塑「新」「舊」兩種家庭形象：從魏大勳一家回到家開始，魏媽媽就忙裡忙外，無論是收拾行李、洗衣服，還是做飯，全家只有她一個人在做家務，而魏爸爸和魏大勳的主要工作就是癱在沙發上看電視，他們因此被稱為「沙發二子」，甚至還上了微博熱搜。
「媽媽幹活，父子不動如山」這種典型的家務分配方式似乎過於真實，不僅僅是魏大勳家的現實，恐怕也是我家和你家的寫照。面對採訪，魏媽媽也無奈地承認：「中國傳統的女人就是這樣。」儘管在後面的節目安排中，魏爸爸和魏大勳也做了家務，但從魏爸爸認為男人做家務「不光彩」——「上外頭說去好像是怕女人似的」——可以看出，家務勞動的性別化差別不是簡單地在家庭中可以輕易打破的一種習慣，在背後支持的是關於男性氣質的整體論述。
雖然節目名字叫《做家務的男人》，但袁弘似乎是節目中唯一真正做家務的男人，被力贊為「寵妻狂魔」的他對妻子張歆藝無微不至的照顧讓觀眾羨慕不已，無論是日常的打掃做飯，還是更需要耐心的對孩子的照護，袁弘在自己忙碌的同時，也會讓妻子安心休息，並且在節目中對家務勞動的繁瑣毫無怨言，儼然一副居家好男人的形象。
與魏大勳一家相比，這種男方包辦一切、對妻子體貼入微的照顧似乎是一種全新的婚姻形式。微博上的網民也紛紛表示「我酸了」。但很快有觀眾發現，儘管袁弘忙得團團轉，但做家務時還是顯得有些生疏，他在節目的訪談中也承認，雖然以前做家務的能力很強，但他最近幾年忙於拍戲，在家裡並沒有怎麼做家務，已經被張歆藝「慣壞了」。而張歆藝也表示有些事情不必要男人做，坦言：「他有想做好的心就夠了。」這麼看來，他們在節目外的家務勞動分配方式，也並沒有那麼令人激動。
節目中對男性與家務勞動的關係的描述與討論，為我們提供了繼續思考家務勞動的路徑：什麼鑄就了家務勞動的性別化差別？怎樣才能打破它？
長期以來，許多學者在家務勞動分配上持有兩種對立的觀點：「資源爭論理論」認為家務勞動是大家都不願意承擔的勞動，因此它的分配取決於親密伴侶雙方在關係中的權力大小，而金錢則是決定關係中權力的重要因素，所以收入相對高的一方更可能逃避家務勞動；而「性別資源理論」則主張男性被社會認為是謀生者的角色，為家庭提供收入是男性的資源，而女性被社會認為是照顧家庭的角色，所以家務勞動是女性的資源，親密關係正是通過雙方的資源交換合作而維繫的。
而隨著女性工作參與率在世界範圍內的迅猛上升，男性的家務勞動參與率依然止步不前。甚至在一些親密關係中，女性的收入超過了男性，依然承擔了更多的家務勞動。在康奈爾大學社會學系研究者Sarah Thebaud的論文《男性氣概、協商與養家：在有償工作的文化背景中理解男性的家務勞動》中，作者通過跨國比較研究指出，在男性氣概主導、更看重在外賺錢養家的國家中，與妻子相比賺得更少的男性並不會投入更多時間在家務勞動中，這與「性別越軌抵消」（gender deviance neutralization）理論相吻合：家務勞動分工必須與社會文化對性別的期待相符合，在看重男性氣質與工作價值的文化中，當男性處於收入比妻子低這種反常規的情況下，他們通過不參與家務勞動來彰顯自己的男性氣質。而在沒那麼看重這兩者的國家裡，如荷蘭，當男性收入更低時，則會承擔更多的家務勞動。
《男性妥協：中國的城鄉遷移、家庭和性別》 蔡玉萍 彭銦旎 著 羅鳴 彭銦旎 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9年7月
在中國，情況似乎有些相似，但更加複雜。在來自香港高校的兩位社會學者蔡玉萍和彭銦旎合著的《男性妥協：中國的城鄉遷移、家庭和性別》一書中，作者通過對266位珠三角的打工者進行深入訪談，發現農民工家庭依然延續了中國傳統家庭觀念中「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分工，但由於妻子工作的收入同樣很重要，所以家務勞動必須在夫妻之間分配。然而，有的丈夫通過參加社交的方式，堅持迴避家務勞動；也有的承擔性別屬性更「中性」的家務，例如做飯；還有的丈夫，由於工作時間比妻子短，會積極參與家務勞動，但對外會保持低調，防止被其他人笑話。
這似乎與前文提到的魏爸爸對待家務的態度如出一轍：可以做，但並不認為是正常或值得驕傲的，而認為是一種恥辱。此外，正如作家王安憶在《關於家務》中抱怨的那樣，男性做家務時，「總有著為別人代勞的心情」，不但漫不經心導致效果不彰，還覺得自己給女方施了恩惠，而且稍微做了一些就以「好男人」「體貼」自居，外人也會稱讚有加，卻不知道女方承擔了更瑣碎更勞神的雜務。在兩位研究者看來，目前的性別秩序並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如果有變化，也只是男性氣概在現實狀況面前的妥協，如果現實條件發生改變，家務勞動分工的模式會退回到傳統的女性包攬的狀況。
界面文化日前援引英國蘭開斯特大學社會學系高級講師胡揚的演講指出，「經濟實力等同於親密關係中的協商優勢」的直覺印象並不完全準確，是家庭中的財政支配權決定了家務的性別分配。他通過分析全球最大的家庭動態追蹤資料庫「英國家庭縱向研究」發現，無論是男性主導財務管理、女性主導財務管理還是兩者共同進行財務管理都對女性家務時間沒有太大影響，唯有在一種情況下女性的家務時間能夠明顯下降——當家庭內部實行財務獨立，女性能夠自主管理個人財產的時候。與此同時，家裡財政的管理權與決策權的分配，也並非完全根據個人收入或雙方相對收入決定，文化環境對每一個人細微綿密的性別角色規訓同樣也起到了重大作用。
如何反抗家務勞動不平等？
我們通過揭示家務勞動分配機制的不平等，能夠覺察到性別秩序如何默默地規訓整個社會。而如何反抗它，無疑是我們最亟待回答的問題。
女性主義者曾經呼籲女性通過工作、通過經濟獨立將自己從消耗生命的家務勞動中解放，而今天的現實告訴我們，即使女性能夠克服困難，賺取與男性一樣的收入，也依然要花更多時間在家務勞動中，尤其在養育孩子這些母職的範疇裡，女性被要求承擔更多的責任。
另一方面，如今發達的服務業促使越來越多人將自己的家務外包，僱傭其他人完成家務勞動。這似乎是一種為女性賦權的完美方法，也激勵女性向更高的社會階層攀爬：通過努力工作能夠賺取更多收入，並將家務勞動外包，讓自己不用在消磨身心的雜務中窒息，有更多的時間繼續奮鬥或休閒娛樂。
然而，根據密西根大學社會學系的教授Alexandra Killewald的研究，外包並沒有對妻子的家務勞動時間有太大影響：每1%的外包率的提升，只會導致女性每周平均減少1分鐘的煮飯時間與1分鐘的清潔時間。同時我們要看到，家務勞動中很大一部分是消費勞動，也就是家庭必需品的日常採購或禮物的選擇，這些是無法外包的，因為它本身是一種情感的展現、與親人關係鞏固的方式，必須自己承擔；而這同樣是勞心勞力的家務勞動，並且通常與女性捆綁在一起。
許多學者呼籲國家在教育與公共政策上投注更多的財力與精力，扭轉社會對性別的刻板印象。例如上文提到的ILO的報告就指出，只有通過社會與經濟政策的改變，才能扭轉只有女性承擔家務勞動與無薪的照護工作。可行的舉措包括在農村地區興建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鼓勵護理經濟的發展，讓女性、男性以及國家共同承擔家務勞動的負擔，這樣才能消除由於疲於照顧家務、孩子與老人的女性的「時間貧困」，讓她們有更多時間休養或者發展自己的事業。
這當然是一個可行、但同時也已經讓人們聽得耳朵起繭的建議，還有人提出了一個更具爆炸性的建議：家務勞動有償化。
早在1970年代，受到工人運動影響的義大利女性運動者就喊出了家務勞動有償化的口號。達拉·科斯塔（Mariarosa Dalla Costa）與塞爾瑪·詹姆斯（Selma James）兩位女性主義者在著名的小冊子《婦女的力量與社會翻轉》（ The Power of Women and the Subversion of the Community）中將家務勞動與資本主義制度聯繫起來，她們反對傳統馬克思主義在分析生產時對女性家務勞動的忽視，她們認為女性在家庭中日復一日的家務勞動，同樣具有使用價值，並且對剩餘價值的生產至關重要。因為實際上女性通過家務勞動在為男性工作者提供免費服務，她們充滿熱情與愛意，並盡心盡力撫育下一代，當男性工作者在外受到壓迫時又是他們出氣的發洩口——她們是「僱傭奴隸的奴隸」，為資本主義社會的運作降低了成本，同時也輸送新的勞動力。
《婦女的力量與社會翻轉》西爾維婭·費代裡奇（Silvia Federici）激昂地指出，家務勞動有償化並不意味著她們只想要錢，其真正目的是拒絕社會為她們構建的理想女性形象。與工人要求更多薪資的鬥爭相反，即使她們得到了工資，她們也不是為了回到家庭中繼續乖乖承擔家務勞動，她們的最終目的是讓原本隱藏在愛與責任背後的勞動顯形，讓社會看到家務勞動同樣是一種有價值的工作，也讓社會看到家務勞動與其他工作一樣，都會對女性的身體與心靈造成巨大的損耗。只有當社會承認家務勞動不是女性理所應當的免費服務時，家務勞動才不會自然地屬於女性，女性才不用再被無休止的家務所淹沒。
儘管在今天看來，這些呼號依然充滿反叛而浪漫的色彩，但風靡一時的家務勞動有償化運動早已銷聲匿跡。而其他旨在縮減家務勞動性別差距的教育與政策似乎也並不見效，無數嚴謹的學術論文與慷慨激昂的宣言又在故紙堆中腐爛，飛速發展的科技帶來的琳琅滿目的家庭電器除了在家庭帳單上添了一筆以外，也並沒有多大幫助……
《做家務的男人》提醒著我們，時至今日，男人做家務還是一件新鮮事。或許我們該重複1975年西爾維婭對世界的怒吼：「為什麼我們的替代方案只有這些？什麼樣的鬥爭才能讓我們實現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