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自古有俗語：秀才識字識半邊。因為在漢字當中，形聲字佔到九成以上。但是，「半邊」找不對，也會鬧笑話。於是乎，這句俗語又成了諷刺不學無術者的貶義詞。
漢字的演變，以秦朝為界，分為古文字與今文字兩個階段。古文字包括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今文字包括隸書、楷書、草書、行書等。有人將隸書作為古文字與今文字的一種過渡形體。
中國的歷史悠久漫長，疆域遼闊廣大，這便使語音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當然，更重要的原因還是變動——即戰爭，動亂，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人口大規模遷徙。
中國自古以來有這樣一句俗語：「秀才識字識半邊。」在漢字當中，形聲字佔了絕大多數，到目前為止已經達到了90%以上，給識字者帶來了很大的方便。清代著名語言學家段玉裁即說過：「同諧聲者，必同部也。」翻譯成今天的話就是：以同一個字為「聲符」的一組形聲字，例如何、河、柯、苛……它們的讀音相同或相近。
然而，在數量浩大的形聲字當中，卻又每每會出現「不盡如人意」的地方。例如「破綻百出」的「綻」、「草菅人命」的「菅」等等，如果只是讀「半邊」必然會貽笑大方。於是乎，「秀才識字識半邊」也就成為了一個笑柄，成了一個諷刺不學無術者的貶義詞。
名人、大家為何也讀錯字
秀才識字，讀半邊鬧笑話，緣於「半邊」沒有找對，這屬於文字學方面的問題。在古代，人們往往將文字、音韻、訓詁合稱為「小學」——基礎學科也。這門學問非常深奧，非一般人所能掌握，因此「小學家」們每每都非常自負。據說語言文字學家黃侃就是一身傲氣。一次，著名的經濟學家馬寅初去拜望他，與他談到了《說文解字》，不曾想，黃先生竟然置之不理，還扔出了這樣一句話：「你還是去弄你的經濟學吧，小學談何容易，說了你也不懂！」
《說文解字》，為東漢許慎所著，是我國第一部字典，它的出現標誌著我國文字學的真正誕生。它對「六書」，即漢字的六種構造方式，不僅下了定義，而且還進行了解釋，即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其中前四種屬於造字方法，後兩種屬於用字方法。
象形字，是一種形象化的符號，比如日、月、人、牛等等，取的是事物的輪廓或是最有特徵的部分。指事字，則是用抽象的符號來表示意義，比如一、二、上、下等等；又或是用這種抽象的符號標示出所要說明的事物的特點所在，比如本、末等等。會意字和形聲字則不同了，它們是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字組成——會意，是把它們合起來，表示出一個新的意義，比如杲、杳等等；形聲，則是用其中的一部分表示它們的意義範疇，用另一部分表示它們的讀音，比如河、柏、爐等等。
由此可見，在象形、指事、會意和形聲這四種造字方法當中，前三種均不能表「音」，唯有形聲字具有了這方面的功能。為此專家學者們認為，形聲字的產生是漢字造字法中一個根本性的變革，甚至有人斷定：這是漢字之所以沒能像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一樣走上拼音化道路的重要原因。
既然形聲字可以表音，為什麼又有人會將它讀錯呢？只因表音的部分沒有找對。具體來說，又分為以下四種情況——
第一，錯將會意字當成了形聲字。
通過剛才的分析，我們知道了：在「六書」當中，象形和指事屬於「獨體」（即不可再分化為字了），會意和形聲屬於「合體」（即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字構成）。為此，對於「獨體」，不存在「識字識半邊」的問題；而對於「合體」，則出現了究竟哪個「半邊」屬於表音的問題。
據說北宋名相王安石也曾鬧過笑話，他將「波」解釋為水之皮，將「滑」解釋為水之骨。蘇軾嘲笑他說：「如此說來，『鳩』就是九隻鳥了。」——王安石犯的錯誤，是將形聲字當成了會意字；我們今天則更容易將會意字當成了形聲字。比如：昶(chǎng白天時間長)、嵐(lán山裡的霧氣)、昊(hào廣大無邊)、蠱（gǔ蠱惑，將眾多毒蟲子放入器皿當中，令其互相吞食，不死者曰蠱）等等，若將它們的「半邊」當成了聲符，就必謬無疑了。然而犯這樣錯誤的人卻不在少數。
第二，找錯了聲符。
在大多數的形聲字裡，結構上是存在著一定規律的，比如：左形右聲、右形左聲、上形下聲、下形上聲、外形內聲、內形外聲。
至於為何會找錯了聲符，原因有二：其一，弄反了。比如「問」，聲符偏偏不是「口」，而是「門」；「篤定」的「篤」，聲符為「竹」，而非「馬」；「虒亭」（山西地名）的「虒」（sī），聲符偏偏不是「虎」，而是上面的那個部分。其二，有一部分字的聲符與形符並非「平分天下」，而是偏居於一個角落，比如，有聲符偏於一隅的，例如「施」。民間有這樣一個傳說：明代著名文士方孝孺，因為堅決不給燕王朱棣草擬即位詔書，被誅滅十族。其僥倖活下來的後代被迫改姓「施」——其義即「方人也」。其實它並不是一個會意字，它的形符讀yǎn,甲骨文和金文中都是旗幟的形狀，因此以它為部首的字多與旗幟有關，例如「旌」、「旗」等等，因此它們的聲符沒有佔據「半邊天下」，僅僅是右下方的「也」、「生」、「其」等等。
第三，聲符字本身的寫法發生了變異。
主要有兩種表現：其一，它被省略了一部分形體，或是被簡化了，致使今天的人們無法將其認出——比如「京畿（jī）」之「畿」，聲符字本為「幾」（幾），加進形符之後，竟省略了其左下的部分而不成其為字了；「麇集」之「麇(qún)」，聲符字本為「囷(qūn,古代的一種糧倉)」，簡化之後竟變成了「禾」……這些字如果還堅持讀「半邊」的話，同樣是必謬無疑。 其二，它的形體（亦即寫法）發生了訛變，同樣使今天的人們無法相認——例如：「賊」，讀左半讀右半都不對，而是從戈則聲，「責」，上、下都不是聲部，而是從貝朿聲（cì刺的本字）。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因為漢字的形體在數千年的歷史長河中發生了變化。一般來說，以秦朝為界，分為古文字與今文字兩個階段。前者，包括商周時期的甲骨文、金文及秦統一天下前的大篆（又稱籀文）和統一天下後「書同文」的小篆；後者，包括秦漢時期出現的隸書，和魏晉之後出現的楷書、草書、行書等等。有人將隸書作為古文字與今文字的一種過渡形體。「隸」即「皂隸」，政府基層工作人員。秦始皇統一天下之後政務極其繁忙，《史記·秦始皇本紀》中記載：「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為此，負責書寫工作的皂隸們的任務也繁重不堪，然而該時的小篆筆劃太繁，書寫極為不便，於是他們便將原有的結構化繁為簡，從而漸漸發明了隸書。然而這樣一來，字型是簡單多了，但是它們卻打破了文字原有的結構，有些字也從此很難再找到它們的「娘家」了。
第四，聲符被人為地變成了「多音字」。
漢字於造字之初，均當是一字一音的，絕對不可能出現一字多音的現象。但是解放後，人們在對漢字形體進行簡化的時候，卻漸漸忽略了「六書」的要求，人為地產生出了一批形同、音異、義更不同的所謂「多音字」來。
比如「廠」，本讀hǎn，是一個古已有之的象形字，意為山崖下的石穴；但「工厰」的「厰」字簡化後，卻將聲符「敞」省去，只留下一個意符「廠」，使得原本風馬牛不相及的兩個字合用了一個形體，變成了所謂的「多音字」。
如果它們單獨使用，尚且不會造成因「識字識半邊」而帶來的錯誤，但是一旦作為聲符，便後患無窮了。比如說，「適」與「適」，即屬於這種情況——前者的聲符是kuò(上邊為「氏」，下邊為「口」)，後者的聲符是「啇」（dí）,但繁體一經簡化，硬給「合二而一」了，造成了「冤假錯案」——更有甚者，由它倆簡化成的「舌」，卻又不是「舌頭」的「舌」，「舌頭」的「舌」是從幹、從口；比如 「甜」，即由「舌」和「甘」會意出來的一個字。
戰亂、遷移造成讀音變異
造成「秀才識字識半邊」錯誤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表音的部分沒有讀準。這屬於音韻學方面的問題。
中國的歷史悠久漫長，疆域遼闊廣大，這便使語音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然而更重要的原因還是變動——即戰爭，動亂，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人口的大規模遷徙。
舉例而言，在中國悠久的歷史長河中，統一政權時的京都往往都在北方，它不僅是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而且語音也被視為「正聲」，即標準音（正如我們今天的普通話要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一樣）。但當我們北部邊境的遊牧民族紛紛南下，而朝廷又無力抵抗時，中原地區的人民便只有隨著中央政府大規模南遷了；與此同時，他們亦將中原一帶的語音帶到了新的地區，並且從此保留了下來，而且離開中原越早、越遠，保留的古音也就越多、越純（例如吳語、粵語、湘語、鄂語等等）。而此時的中原大地，則由於更換了主人，在語音上也同樣呈現出了新的變化。
南京方言的「前世今生」
有人考證，江西和廣東的客家人，即西晉末年「五胡內遷」時從中原地區南徙的移民；而粵語區的漢族人進入廣東的時間更早，是在秦始皇略定揚越，發卒五十萬戍守五嶺之時；至於南京的方言，為什麼在當年同屬吳語地區（南京在歷史上屬於春秋時代的吳國），而今天卻變成了「江北話」？這與東晉時期山東琅琊郡的王氏大族大規模遷移有莫大關聯。
南京大學的鮑明煒教授專門研究南京方言的歷史演變，他認為影響最大的事件有這樣幾次——
第一次，東晉政權於南方的建立。晉元帝司馬睿在建康建立了東晉政權（317年）之後，北方的世家大族便大舉南遷，構成了東晉統治集團的基礎。為了安置這些南來的人，東晉政權設置了許多的僑州、僑郡、僑縣。建康是京城，也是南渡客戶最集中的地方，先後設立的僑郡和僑縣就達到20多個。據不完全統計，渡江南來的漢族人口約在百萬以上，某些郡縣甚至超過了當地原來的人口。這一情況，不僅大大改變了建康的傳統風俗習慣，而且令其語音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由原來的吳語開始向北方話轉變。
第二次，隋朝建立後的巨大破壞。自東晉到南朝近三百年間，以洛陽話為代表的北方話在建康逐步取得了「官話」的地位。然而，等到南朝的最後一個偏安小朝廷——陳，被隋兵破滅之後，隋文帝下令：「建康城邑，平蕩耕墾。」其目的是為了將南朝的基業徹底剷除。建康經過這一次的巨大破壞，人口的變動是非常大的。後來到了唐代，政府又將建康的居民大批遷往揚州，於是人口比例上再次發生了變動。
第三次，南唐小朝廷的滅亡。南唐建都金陵（937—975年），經濟文化重新繁榮。然而這又是一個短命的小朝廷，等到宋兵南下，「金陵受圍經歲，城中鬥米者相救籍，……百姓疫死，士卒乏食。」金陵人口又經歷了一次大聚散，此時由於大批的北方人參與其間，因此便推動著金陵話繼續向北方話轉變。
第四次，南宋年間的遷徙與破壞。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年），金兵破了江寧，建康城遭到毀滅性的破壞，遺留下來的居民不到原來的十分之一。由於大批的北方人入住，致使北方話再一次地侵蝕了當地的語音。
第五次，明朝初年的變動。明初之時朱元璋建都南京，南京人口增加到了47萬餘人（元初僅9.5萬人），但由於明太祖朱元璋「慮反側」，從而對當地居民進行大規模的調遣，變動非常大。一方面是向雲南、青海等邊疆地帶遷移（昆明的一些方言至今還與南京話有著某些共同之處），另一方面，大批的由其他地區遷入，他們主要來自浙江、安徽、江西、湖廣、福建、四川等省，他們的語言非常複雜，從而使得南京的方言也更加複雜起來。
第六次，太平天國的失敗和天京的破滅。洪秀全建都天京，最初城內的居民將近90萬，後來經過了兩次攻守大戰，以及最終清兵入城，大火延燒七天之久，人口又經歷了一次大聚散。據史料記載，此番變動之後，安徽、江西二省之人佔到了十分之七（其中尤以皖人為多），至今許多南京市民尚知其祖先是從安徽遷來的。另外還有不少蘇北人，以及從北方遷來的滿人貴族。
第七次，抗日戰爭時期南京的淪陷。日寇在南京屠殺了30萬人，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抗戰勝利之後，雖然很快又恢復到了原來的100多萬人口，但補充進來的則多為蘇北和皖北之人。
有這樣一個故事，可以充分說明語音變化所留下的痕跡：據說乾隆皇帝下江南時，來到了蘇州附近的一個小站滸墅關。「滸」字於江南一直讀hǔ（如《水滸》），而乾隆卻讀成了xǔ,他是皇帝，沒人敢說他讀錯了，於是這一讀音便留了下來。其實，他並沒有讀錯，因為此時北方已經出現了顎化音j,q,x,而南方卻仍然保留著古音g,k,h。今天，在《新華字典》上，這個字便同時注有了兩個讀音，不過讀xǔ時，只出現在地名滸墅關一詞上。
還有一個故事：在馮小剛導演的賀歲片《手機》中，有這樣一個情節——葛優扮演的那個角色操著一口河南方言，他怕別人嫌他土，竟誇耀道：「如果倒退到當年大宋時期，我說的可是地地道道的代表著京城的普通話。」其實他說錯了，北宋時的「普通話」早已隨著南宋人民的遷移跑到南方來了，如今的河南話也早已不是當年的「正聲」了。
（本報記者 葛靈丹 根據陳虹教授在南京圖書館的講座編輯整理，未經本人審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