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跑步和健身走等運動成為國內一種流行的生活方式。在廣州的花城廣場，幾乎每天都有很多人跑步，即便在炙熱的夏天，也可以看到眾多的夜跑族在三十多度的高溫中運動，而每周五晚上更有各種跑團活動舉行。
伴隨著這股「運動熱」，運動健身APP開始進入大眾視野，其中，使用最廣泛的當屬跑步/健身走類的APP。「2015中國休閒小康指數」調查顯示，在跑步時使用手機APP或微信運動排行榜等「工具」的人佔比50%。搜索手機應用平臺可以發現，國內的運動類APP多達數百個，一些APP擁有數千萬用戶。
不少APP可以追蹤跑步步數、運動路線、運動身體指標等信息。在中國各大主流社交網站上，隨處可見「曬」運動數據的圖文。線下運動，線上分享正成為中國全民健身運動的新模式。
四川成都，白領們在公園夜跑。視覺中國 資料圖從2016年到2017年間，我的研究團隊通過線上觀察跑步APP社區、線下訪談45位跑步APP使用者，來看跑步APP及其相關設備的使用如何嵌入人們的跑步實踐中，其產生的數據如何影響人們的生活。
被量化的身體和跑步：作為自我監督的APP跑步APP最吸引使用者的是它的基本數據記錄功能。一位受訪者將室外跑步同健身房或跑步機跑步作對比，「健身房有公裡數啊，出來跑沒有公裡數啊。跑步機上有公裡數，還有消耗的熱卡」。然而健身房或跑步機鍛鍊對很多受訪者來說是奢侈的選擇，免費的APP卻可以讓在室外跑步的人如同在健身房或跑步機上鍛鍊一般，對自己的情況有清晰的了解，從而制訂跑步計劃，一步步提高自己跑步的耐力和距離。
馬拉松是眾多跑步專業人士必然參加的活動，從訓練到日常飲食都需要大量準備。跑步者會結合APP及相關設備產生的數據研究自己的跑步特點，估算身體的耐受力，甚至加入到APP內的訓練計劃，為挑戰更大的目標做準備。
我們訪談的專業跑步愛好者都非常看重數據、追求精準度，甚至為此購買昂貴的專業測量設備（比如心率帶）。一位跑友就表示，一次跑步自己沒戴心率帶，只戴著智能手錶，就覺得心率測量不準，害得他亂跑。另一位跑友更稱自己是「恪守規則的較真者」，嚴格按照設備給出的數據指示來跑步，以預防可能出現的風險。
2019年4月14日，運動員們跑步經過在武漢長江大橋上設置的10公裡計時點。視覺中國 資料圖當跑步的數據以量化的方式出現在使用者面前，這讓他們對跑步活動變得更有意識，進而導致行為改變。「比如說我跑了800米，我看再跑200米就有1000米了，我就想達成這個目標……」；「跑步過程中聽裡程報數，想要比上次跑多一點……提醒你多久沒跑步了也有一定的鼓勵作用」。
數字的出現成為一種鼓舞，讓跑步變得更有目標感。而對跑步數據的長期追蹤，讓APP使用者看到自己的進步，在APP上積累了一定公裡數會有榮譽稱號和勳章之類的虛擬獎勵更是讓跑友動力十足，「就像解鎖成功一樣」。
跑步APP通過數據的呈現讓使用者反思性地監測自己的行為，直到把運動及健康生活方式變成一種習慣。在很多受訪者的表述中，APP及其相關設備是如教練一般有意識的主體，會主動「指導」、「給建議」或「提醒」：它對使用者的運動進行規劃，為使用者制定科學健康的運動進度；對使用者的運動時間進行分析，在運動達到一定時間後提醒使用者注意休息；也主動推送與運動相關的科普文章讓使用者獲得健康運動的相關知識。
在人和這些設備長久的互動中，設備外在測量的數據開始和人們對自我的內在認知發生交互影響，跑步者用數字來表達並感知運動，而關於個人數字的集合——由量化的分段信息構成的全景，更可以長期指導個人的運動和生活習慣，參與到構建健康身體中。
跑步數據的社交分享：從自我監督到他人監督《2015年中國體育人群調查研究報告》顯示，「愛秀」是所調查體育人群的一大特點，接近六成受訪者表示會在朋友圈或微博等社交平臺曬出運動照片或運動成績，這一特質也讓記錄運動成績的APP成為了運動愛好者的手機必備神器。
當APP使用者的跑步數據被納入社交媒介，成為他人可見的狀態，一系列的轉變就會發生，比如產生被激勵或競爭的感覺。一名大學生表示，「加好友後可以看見別人跑了多少，覺得身邊人跟你學習生活差不多但還能夠堅持運動，自己會產生想去compete的感覺」。
數據在分享和對比中開始出現新的意義。看到別人的運動成績讓跑步者對自己的跑步數據做出新的解讀，與他人的比較讓跑步者重新衡量自己的數據是「突出」、「正常」還是「一般」。而為了佔據或保持（微信）運動「排行榜」靠前的位置，很多人會不斷運動，甚至故意繞道多走。一位中年跑步者就表示，他和他朋友圈裡眾多中年跑步愛好者常常不吃不喝都要去跑步，搶（微信運動排行榜）第一。
將跑步數據發到社交網絡平臺對跑步者更是一種外在的監督。如微信朋友圈中，認識的朋友對跑步曬圖點讚，哪天不跑還可能遭到朋友們的「埋汰」。各種跑步類貼吧或聊天群也是跑步愛好者常分享跑步成果的地方。
我們團隊追蹤的一個專業跑步愛好者群裡，跑友積極地分享跑步的數據截圖，同其他跑友一起解讀並討論數據的意義，並給彼此提出可以改進的地方。這樣的分享在每天的晨跑和夜跑後出現高峰期。在另一個由跑步愛好者組成的網絡貼吧，一些跑友堅持在跑吧「打卡」或寫「跑步日記」多年。
「刷步數」或「曬成績」讓使用者感覺不是一個人在跑步。有跑步者坦承，「其實分享並不是讓別人知道什麼，很多人覺得是給別人看的，其實是給自己看的」。
跑步者讓自己在分享中獲得激勵，他們把數據置於一個公開或半公開的社交平臺，納入更廣範圍的「外部監督」以更好地「自我監督」。APP使用背後的隱憂：束縛、隱私與監控跑步APP讓運動變得越來越數據化，這也引起人們的反思。一些跑步者表達出糾結的態度，一邊感受到跑步APP帶來的便捷和激勵，一邊感覺到束縛和不自由。
APP的「主動」提醒和建議為跑步者提供了督促，但也在使用者因為種種客觀原因無法堅持運動的情況下帶來強迫感和壓力。「手機裡有這款APP給朋友看見了又象徵著『每天都運動』，所以下載了這個APP會有點怕它，有種強迫的感覺」。
受訪者表示，運動被量化後反而帶來一些不必要的負擔：「我看過那些數據就覺得很麻煩嘛，它會規定你今天跑多少，明天跑多少，什麼速度跑之類的，束縛你，有強制性，跑步就隨心所欲嘛，放鬆心情的，為什麼要被它控制呢？」； 「有時候無意識的就會為了數據跑，心情就不夠放鬆。」
APP傾向於標準化運動，其數據重新定義什麼是正常的或需要被改進的運動。當自由的跑步行為變成需要一個外部設備來衡量和評價時，這給人帶來約束和壓力。在45位受訪者中，有近十位在使用APP及其輔助設備一段時間後，放棄或減少了使用。即使APP的積極使用者也避免跑步時攜帶過多設備而「麻煩」。
此外，數據並不總是給人帶來準確、清晰的掌控感——有時候即便掌握了數據，使用者也只能作為參考，沒有後續的措施幫助改進。比如一位在外企工作的白領表示，即使手環測出她運動量不夠或睡眠不夠，也沒辦法，「不是我想睡就能睡，有時候工作到十一二點睡，然後第二天又六點多起，那不是我能控制的」。
數據對個人的指導意義和自我監督作用，囿於生活和時間等客觀因素，而變得有限。而看起來增加個人自我掌控的跑步APP，卻無法讓使用者真的掌控自己的運動數據。APP等設備在使用者知曉或不知曉的情況下不斷把個人的數據上傳到雲服務平臺。這些基於高度私人的數據可以用來對人們進行活動追蹤，可能導致個人隱私被洩露。
如果APP用戶規模夠大，其使用中產生的海量數據能反映眾多使用者的生活習慣、行動路線、運動範圍、日常需求等。這些數據集合具有極大的商業價值，可用於了解用戶需求、針對需求投放廣告、開發產品、並針對用戶特徵推廣產品。目前國內已有保險公司開始涉足，在提供重大疾病保險時基於海量的運動數據來精準地篩選用戶。用戶的使用數據也開始被反饋給設備商來開發相關的醫療健康電子產品。
在筆者的研究中，大多數APP使用者不會去設想他們個人生產的數據會如何同他人的數據一起被匯集、分析、產生價值並被售賣，也很少就他們的數據可以如何被使用做決定，數據的生產者更少有得到經濟補償的情況。
那些看起來是「為了使用者而生產的數據」其實成了「關於使用者的數據」以及「由使用者提供的數據」，並為獲取商業利益提供了可能。APP的使用及其產生的數據還可能讓使用者受到更多管控。筆者團隊在廣州市中央商務區的訪談和跑團活動觀察中，發現不少企業鼓勵員工運動、定期舉行跑步比賽，並結合跑步APP的使用來記錄員工的運動情況。一些單位鼓勵員工使用某款APP來記錄日常的運動情況，並定期截圖放到公司群裡看誰跑得最多，推廣一種「有毅力」、「能堅持」的積極員工形象。
保證員工身體健康，督促他們自己鍛鍊，這有助於維持公司的正常運行並提高效率，還能減少（醫療、病假、健康福利等）成本。然而，這些結合APP記錄功能的跑步倡導，把健康責任轉移給員工個人（而不是改變不利健康的工作制度），可能迫使一些員工從事自己不喜歡的運動，還可能讓企業對員工的監督從工作延伸到日常生活中。
未來利用運動數據，保險公司和公司合作，甚至可能影響人們在特定行業受僱傭的機會、工作中保險的提供和收費情況等等，這將進一步加劇一些弱勢者的不利地位。
結語在社交媒體和大數據時代，跑步APP這類設備讓公共領域和私人空間的邊界進一步模糊。個人信息和隱私的界定問題，數據的所有權、使用權、安全問題尚未解決，相關的法律法規需要及時跟進以應對新技術帶來的複雜情景。
運動APP背後，推崇的是一種「自我負責」的價值觀，將健康責任轉移給個人。它激勵人們過一種「競爭的」、「積極的」、「健康的」的生活，提倡一種自我奮鬥和進取的精神，讓使用者去不斷提高跑步數據，最優化自己的身體狀態。
然而，在人群中不斷地強化健康是自己責任的觀念，忽視了社會因素對個人的影響。畢竟，健康和運動不僅僅是個人的責任，還取決於眾多社會因素。
（本文改編自學術論文《從自我監督到他人監督：跑步APP使用者的數據追蹤與身體實踐》，刊於《青年研究》2019年第二期。作者塗炯系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副教授。在此感謝李家興、甘瑩、鄒知賢、鍾吉惠、黃河清和其他「步步驚心」調研小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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