冤案平反，只是真相的一部分
「他們說我兒子不是張玉環殺的。但我兒子被人殺死了，是誰殺的？總要給我一個說法。」近日，「張玉環案」原案受害兒童的母親舒愛蘭接受採訪，將兩個被殺孩子的家庭重新拉回到人們的視野。
27年前，張玉環被指殺害同村兩孩童，7年後被判處死緩。歷經20年的申訴，被羈押9778天後，他於今年8月獲改判無罪。幾天前，張玉環的家人領取了國家賠償決定書，江西省高級人民法院向張玉環支付國家賠償金共計496萬餘元，包括無罪羈押9778天人身自由賠償金和精神損害撫慰金。
「張玉環案」改變了3個家庭的命運。張玉環等來公道，被害人家庭則在繼續尋找真相。另一受害兒童的母親劉荷花近來常常覺得喘不過氣——她一直恨的人竟然是無罪的，那她該恨誰呢？除了真兇，還應有冤錯案件的製造者。
10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舉行的全國法院審判監督工作會議上披露，黨的十八大以來，全國法院依法辦理各類審判監督案件178萬件、刑罰執行變更案件386萬件，再審改判刑事案件1.1萬件，依法糾正張氏叔侄案、呼格吉勒圖案、聶樹斌案等重大刑事冤錯案件58件122人。
這些冤錯案件糾正的過程，張氏叔侄案等了10年，呼格吉勒圖案經歷了20年，聶樹斌案是22年……這些冤錯案件中也只有部分得到了完全澄清，有些真相可能再也無法追尋。回顧這些案件的發生，可以發現，被告人供述在其中起了決定性作用。
比如發生於1994年、宣判於1998年的佘祥林案，以及發生於1998年宣判於2003年的趙作海案，由於沒有使用當時已有的、相對比較成熟的DNA鑑定技術來確定被害人身份，只是依靠被害人親屬對高度腐爛的屍體進行外觀辨認的方式，導致對案件事實的認定在確認被害人這一環發生了重大錯誤。數年後「亡者歸來」，冤案得以糾正，重獲自由的趙作海和佘祥林都反映，當時的招供是被逼而為。
在石家莊西郊發生的聶樹斌案中，直接證據只有聶樹斌的有罪供述，現場勘查筆錄、屍體檢驗報告、物證及證人證言等證據僅能證實被害人死亡的事實，不能證實被害人死亡與聶樹斌有關。但聶樹斌還是被作為強姦殺人案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並被判處了死刑。
2005年，另案被告人王書金自認系聶樹斌案真兇，經媒體報導引發社會廣泛關注。2016年1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迴法庭對原審被告人聶樹斌故意殺人、強姦婦女再審案公開宣判，宣告撤銷原審判決，改判聶樹斌無罪。而在王書金的二審判決中，法院認定王書金的供述與石家莊西郊強姦、故意殺人案在一些關鍵情節上存在重大差異，該案不是王書金所為。真相還未大白。
德國法學家拉德布魯赫說過：「自從有刑法的存在，國家代替受害人施行報復開始，國家就承擔雙重責任……刑法不僅要面對犯罪人以保護國家，也要面對國家保護犯罪人，不單面對犯罪人，也要面對檢察官保護市民，成為公民反對司法專橫和錯誤的大憲章。」
為了避免冤假錯案，我國刑事訴訟法早在1979年即規定：「對一切案件的判處都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沒有被告人供述，證據充分確實的，可以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
2012年修改後的刑訴法更確定了「證據確實、充分」的刑事證明標準，對證據確實、充分的條件進行了細化。物證沒有得到詳細調查的情況下，冤案被製造出來，真兇則逍遙法外。
今年1月，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再審改判無罪的張志超強姦殺人案中，原審兩位證人的證言之間產生了嚴重衝突，而這兩名證人的證言與張志超的供述之間也存在矛盾。此外，4名同學證明被告人張志超沒有作案時間，這些證言在原審中未被出示。張志超的有罪供述的真實性和合法性便存在疑問。與此同時，案發現場也沒有發現任何指向張志超作案的客觀證據，無法形成完整的證據體系。據此，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再審認為，原審認定的張志超強姦罪的事實不清、證據不足。
張志超的辯護律師發現，被害人的屍體上套有90釐米×108釐米的白色塑料編織袋，根據編織袋上的字樣，基本上確認編織袋是裝柳編等工藝品出口的袋子。律師認為，該編織袋只能是兇手佔有並使用的，查清楚來源，基本上可以確定兇手。原審時，因為沒有查清楚，判決書迴避了這一物證。15年過去，這一線索能否得到繼續追查，案件真相能否水落石出，也成了一個謎。
頂著「疑罪從無」的名義獲得無罪，張玉環們依然要承受許多無端的懷疑和指責，無法真正從案件中解脫。在某種意義上，無論是被平反的蒙冤者還是原案件的受害人，查明真兇都是他們最大的目標。張玉環的哥哥張民強就表示：「我們希望公安機關，能對當年兩個死去的小孩死因重新立案複查，捉拿真正的兇手，對死者家屬交代，也是對社會一個交代，如果公安機關能抓到真兇，我們願意從張玉環的賠償金裡，拿出5萬元獎勵參與偵查的幹警。」
近年來，隨著刑偵領域新技術的大規模應用，我們不斷看到一些陳年積案告破，比如塵封28年的「原南京醫學院女學生被殺案」。但對於張玉環案的受害人來說，蒙冤者平反還不是終點。
來源： 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