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AI財經社 劉碎平
編輯 | 嚴冬雪
張江高科技園區的外企白領Vivian覺得自己最近都「生活在垃圾桶」裡：從年初開始，公司總部斥資做了一應改造，包括撤掉辦公區垃圾桶，各大屏幕滾動播放上海市垃圾分類知識宣傳片，就連電梯裡都新裝了半人多高的大屏幕，步入電梯，然後被各式圖片包圍。
在上海，垃圾桶面前人人平等，男女老少都繞不開志願者的一句靈魂發問：「你是什麼垃圾？」
7月1日起，被稱為「史上最嚴」垃圾分類措施的《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正式實施，個人混合投放垃圾可罰款50至200元，單位則是5千至5萬元。重錘之下，上海居民既要捂住錢袋子，又不能讓全國人民看笑話。
看笑話是不可能的，北京、成都等多地強制垃圾分類的鐘聲也已敲響。到2020年底，先行先試的46個重點城市，要基本建成垃圾分類處理系統。
錢袋子也是捂不住的，罰款到來之前，鈔票已經流到了其他地方：在上海，餐廚垃圾粉碎機和垃圾桶賣到脫銷，商家不得不採取限購或預約政策。數據顯示，6月18日當天，京東垃圾處理器類目的成交金額同比超過去年的150%；在天貓上，貝克巴斯（廚餘垃圾處理器品牌）首小時成交金額超過去年的410%，1分鐘超去年全天。
從拾荒這個古老行當演變而來的垃圾分類回收業，迎來了前所未有的全行業爆發。
7月1日，上海寶山路街道、閔行某小區兩地實拍
01
垃圾分類的成本
7月1日早上8點，上海白領七七趕早去了一趟小區「垃圾臨時堆放點」，她頗有儀式感地認真分類好並進行分類投放。本以為人頭攢動的投放點只有她一個人。過了好一會兒，才有上班族匆匆前來扔垃圾。
「今天唯一的區別就是我們可以和執法機關一起開罰單。」靜安區寶山路街道工委會黨工委副書記、辦事處主任胡建文告訴AI財經社，垃圾分類工作在該小區已經開展很久，如今法規正式實施，目前大多只是口頭警告，尚無處罰案例。
在便利店，顧客留下的泡麵桶在店員手裡經歷了一次完整的分類處理：先將麵湯倒入水池，再將殘渣倒進溼垃圾桶，泡麵桶被扔進幹垃圾桶。
上海某外企茶水間
「第一次（混裝）拿回去重新分揀，二次上門警告，三次罰款。」閔行區合川路附近一家麻辣燙店負責人介紹，垃圾分類已經半個多月了，廚房裡有6個分類桶，確實麻煩了許多，「罰款後仍舊不改的，可能就要取消營業執照了。」他皺了皺眉，但仍覺得分類終究是好事。
「不分類，我們就不收。」該街道一位負責商鋪垃圾收運的工作人員介紹，沿街商鋪試行垃圾分類以來，每天都很忙，團隊10人每天兩班倒，從早上4點忙到次日凌晨1點。
商鋪尚好監管，但面對個體，對擁有2500萬人口的特大城市上海來說，垃圾分類絕非易事。
靜安區景鳳路52弄的昌林公寓被視作垃圾分類模範小區。採用四分法，定時定點投放，過時不候。小區居民李磊告訴AI財經社，他們做過統計，定時定點試行一個半月後，全小區400戶居民，每天約有25到30戶居民在規定時間之外丟垃圾，將垃圾袋堆在垃圾箱外，其中約有10戶以上做了分類，整體參與度僅50%左右。
到了規定投放時間，小區物業僱傭的工作人員會將地上的垃圾袋打開、分類、投放。身穿志願者服裝的老頭老太們也會出來監督指導。
志願者李麗告訴AI財經社，志願工作是無償的，有時遇到不講道理的居民還會被罵。不過，再過幾天，服務點就要裝上攝像頭，「誰亂扔就可以罰誰。」像李麗一樣的志願者，在上海大概有10萬名，他們普遍已經退休，在居委會的組織下，成為監督社區垃圾分類的最後一道防線。
早7點到9點、晚6點到8點的投放時間對上班族並不友好。一些網友則表示，自己都是在晚上偷偷倒垃圾。有痛點就有商機，幾天前，餓了麼高調上線「代扔垃圾服務」，一單12塊，跑腿範圍不超過3公裡，需要事先已經分類。
小區公共領域撤桶也帶來很多問題，「亂丟亂扔的現象明顯變多了。」閔行區一位小區保潔員告訴AI財經社，撤桶後，清掃任務加大了很多。
面對爭議，上海市綠化和市容管理局環衛處副處長齊玉梅談到，定時定點不是目的，而是希望有一個大家直接溝通的時間和地點，讓人們更快更好參與。齊玉梅透露，目前，上海全市規範社區投放點的改造已經完成71%，據不完全統計，全市約30%的社區垃圾分類已經「蔚然成風」。
復旦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系教授馬麗哈德認為，處罰監管只是一種手段，如果不做分類，懲罰已經存在了，比如環境汙染、垃圾圍城。數據顯示，我國生活垃圾年產生量在四億噸以上，隨著外賣、快遞等行業的發展，垃圾總量還在激增。
公開信息顯示，截至2018年8月，上海城管執法系統共有7900多名工作人員。這意味著，每一名城管要對超3000名居民執法，而且要深入到大街小巷。在愛芬環保聯合創始人郝利瓊看來，懲罰監督成本非常大，只有社區建立一套自我管理和監督才是可持續、低成本的，「法律當然需要，但是未來更多還是要靠社區人格素質的提升、建設，通過這些方法來實現行為改變。」
7月1日上午10時，上海市城管執法局對一家酒店開出首張整改單，並將在一個月內隨時複查。當天，上海各級城管執法部門共出動執法人員3600人次，檢查各類單位4216家，教育勸阻881起，責令當場或限期整改623起，依法立案查處生活垃圾分類違法行為20起。
02
消失的「搖鈴鐺」
閔行區一個堆滿廢品、燈光昏暗的回收站裡，李剛和他的妻子、父母在此工作。
老早之前，李剛們在上海被叫做「搖鈴鐺」。他們蹬著三輪車，搖鈴走街串巷，靠收撿廢品養家餬口。在數以萬計的搖鈴鐺裡面，也藏著不少造富神話，大多數李剛不屬於這一類。改革開放後，國有廢品回收系統全面退出了民用廢品回收市場，大量職業拾荒者湧現出來，往往以個體、家庭為單位，而且具有很強的地域性，有資料顯示，主要以四川、河南、河北地區的農村人口為主。
據調查，1998年，北京有近30萬拾荒者，當年回收物質180到200萬噸，售出收入20億元以上。北京愛分類科技有限公司負責人徐源鴻的父親就是其中一員。徐源鴻是85後，也是有名的「廢二代」，上個世紀90年代初，他的父親從河南信陽來到北京，先幹了幾年包工頭，發現老鄉都做廢品回收，還更賺錢，就轉了行，在昌平區東小口開了廢品回收市場。到該市場被取締時，徐源鴻父親已經在這兒幹了快20年。資料顯示，東小口廢品回收市場曾經承載了北京市近1/4的垃圾集中回收量。
愛分類的垃圾二次分揀中心
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廢品回收行業和從業群體一直處於社會邊緣。一方面，該行業監管長期缺位，人員魚龍混雜，又藏匿著大量銷贓、偷盜等違法犯罪行為；另一方面，踩著三輪車亂竄的「搖鈴鐺」不僅威脅交通安全，也影響市容市貌。
2007年，一位領導來視察，碰巧有幾個小孩在玩耍，一位陪同指著孩子開玩笑：「你看這都是』廢二代』，父母是收廢品的，他們也是收廢品的。」這句話深深刺痛了徐源鴻，暗自發誓要改變人們對行業的看法。
2019年1月31日，《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獲得通過，規定實行生活垃圾分類投放管理責任人制度，責任人要將垃圾分類駁運至交付點。責任人的出現，意味著「搖鈴鐺」們退出歷史舞臺。《條例》試行後，李剛主動找到小區物業，拿下了廢品站附近兩個小區、約600戶居民的垃圾收集工作。除了將可回收物送到站點，李剛還負責小區垃圾桶裡的垃圾分揀工作。
「賺不了什麼錢，有什麼辦法？」李剛介紹，平均下來，全家每月總收入一萬塊出頭，他記得附近還有不少像他一樣的回收人員。
作為曾經的搖鈴鐺，李剛們或被一些回收中轉站完全收編，成為垃圾二次分揀員，或被物業收編為保潔員，另一些則不得不面臨失業或轉行。
6月25日下午，友誼路街道一位社區保潔員張強正在籤署協議，他即將成為藏宇環保公司在寶山區收編的84個保潔員之一。在寶山區，藏宇環保負責84個社區的兩網融合工作，兩網即「居住區再生資源回收體系」與「生活垃圾分類收運體系」網絡。
「兩網融合」是政府關於生活垃圾的一個託底項目，用業內的話來說，就是一個「正規的回收中轉站」。從體量上來看，李剛以家庭為單位，藏宇這樣的公司則是企業化運作。過去，一些廢品廠在利益驅使下，僅回收具有高附加值的可回收物，如黃紙板、塑料瓶等。由政府託底的兩網融合點，則承擔著低附加值物的回收，比如玻璃、泡沫等。以往，這部分低附加值的垃圾會被送往焚燒廠，兩網融合的推進，也是達到垃圾減量的一個手段。正因如此，政府也會有相關的補貼措施。
準確說來，這是張強的第二次收編，由於有回收經驗，此前，張強已經被小區物業僱傭為保潔員。今後，除了清掃保潔工作，張強還要把可回收物集中到「兩網融合回收服務點」，達到一定量之後，再通知回收企業上門。開車上門的司機則承擔著稱重、登記工作，這些信息將和可回收物一同被帶回中轉站，再輸入系統。
某中轉站負責人介紹，保潔員收到的可回收物，中轉站將以市場價格付費，不過，作為公司收編的保潔員，必須保證操作及收運規範，並且要保持每個種類的純淨度。除了保潔員，中轉站的部分全職分揀員也是從「搖鈴鐺」收編而來。
相比未被收編的李剛，張強能拿到三份收入：保潔員工資、廢品差價以及上門回收的鼓勵金。今年3月前後，居民通過支付寶搜索「垃圾回收」可在線下單，張強上門回收，每單幾毛錢不等。
住建部公布的《2017年城市建設統計年鑑》顯示，2017年，全國城市用於市容環境衛生的固定資產投資為508.1億元，相比十年前增長了10倍，其中，用於垃圾處理的投資經費達240.8億元，相比十年前增加了5倍。
據透露，全上海大概有20幾家企業和社會組織做著和他們類似的工作。
事實上，垃圾分類能否順利推廣，與當地的末端處置能力有很大的關係，否則分類好的垃圾又將陷入混裝混運的尷尬局面。數據顯示，我國城市平均溼垃圾所佔重量比例為64%，部分東部城市超過70%，而其他國家平均為46%。
中科院高等研究員史吉平曾對媒體列出一組數據：如果全部生活垃圾都得到了有效分離，上海的日均溼垃圾量將達到1.56萬噸，而目前的處理能力是4000噸左右。
「要加班。」上海靜安區綠化市容局官員尤文堅對AI財經社透露，目前的處理能力還是有缺口。在上海乃至全國，垃圾處置鏈條上的中後端還是以國企為主，在處理缺口明顯的情況下，一些涉足分類回收的社會企業熱切希望能向中後端延展。除了當地政府開放度，資質問題也是社會企業不得不面臨的難題，比如拿下一個環評就得兩三年。
同濟大學循環經濟研究所所長杜歡政對AI財經社表示，在分類、回收、處置的這串鏈條上，後端缺乏相應的規模化企業，總的說來，體系還沒有建立起來。「要一步一步來，我預計要10到20年的時間才能把事情做成。」杜歡政說。
也就是說，曾刺痛徐源鴻的那句話，尚需時日才會淡去。
03
誰在賺錢？
2009年，北漂14年的四川巴中人朱星龍懷著落葉歸根的心情，來到山城重慶。他打聽到一個山城棒棒軍幹了5年廢品回收，就供了兩個娃上大學的故事，一個大膽的想法在他腦中浮現。
拿著當淘寶店主攢下的1600萬元，朱星龍正式進軍廢品回收行業，成立恆奧環保公司。一年後，朱星龍在《參考消息》上面讀到日本人以廢紙換手紙的故事，受此啟發，恆奧推出「垃圾換物」的活動，比如，1公斤報紙換2包手紙。這不僅引導居民主動進行垃圾分類，還讓老百姓有了「獲得感」。2011年，「垃圾換物」得到媒體的大量報導，引發關注，這其中就包括遠在千裡之外的南京市城管局。
2013年，由於廢品單價持續走低、政府環境不夠友好等因素，朱星龍在重慶的廢品生意宣告破產。2014年，南京正在為青奧會做準備，背著垃圾分類的指標，找上了朱星龍。朱星龍帶著僅剩的兩萬塊錢，來到南京棲霞區堯化街道，成立了南京志達公司。這一次，他放棄了靠回收掙錢的思路，主要盈利業務變成分類回收相關的大數據、培訓策劃、以及平面設計等。
在朱星龍備受外界關注的那年，遠在北京的中環創新創始人李震正在嘗試另一種模式。2004年，一次偶然的機會，「海歸」李震接觸到政府助殘就業的項目，負責組織殘疾人回收廢品。這次經歷帶給李震的震動，不亞於朱星龍聽到棒棒軍發家致富的時候。
2009年，李震開辦了中環創新，進駐北京朝陽區勁松街道，在10個社區開展垃圾分類。2011年末，中環創新推出一站式垃圾分類回收站「綠馨小屋」，採用積分換禮品的方式鼓勵居民主動把垃圾分類。
兩年後，「綠色帳戶」積分在上海推行，直到今天，上海市民仍然在使用綠色帳戶。在一些社區垃圾投放點，居民每投一次垃圾就可以獲得5積分，積分可用於換取日常用品和繳納物業費。
不同於朱星龍和李震，技術出身的王永在環衛設備領域深耕多年，2013年，浙江聯運環境公司成立。聯運環境副總經理肖龍回憶，早前，聯運環境是環衛設備商龍馬環衛在浙江的代理商，靠著智能垃圾桶業務，他們切入了垃圾分類服務市場。
圖/視覺中國
聯運環境向AI財經社提供的數據顯示，截至2018年12月，聯運自主研發生產的智能回收硬體和軟體平臺應用於全國2000多個項目，服務於800多萬居民用戶，再生資源日均回收量達2100噸。目前，聯運智能回收箱除擁有自己的App和小程序外，也接入了支付寶、微信，用戶掃碼即可開箱投遞。多家企業向AI財經社表示，聯運手握的數據是一塊很大的優勢。
目前，聯運全部業務的用戶量約800萬，肖龍透露，用戶突破千萬之後，日活會是下一個指標。
「聯網並不是智能，不過是自助式的。」藏宇環保楊愷提出質疑，在他看來，市面上的智能垃圾回收箱並非真正的智能，智能應該要分辨出垃圾的純淨度、有沒有分類，要完全脫離人工才叫智能。聯運向AI財經社坦言，居民小區的廚餘垃圾和其他垃圾的正確度打分，主要靠巡檢員通過手持終端來人工進行，「這一塊是很累的。」
不管企業做法存在多大差異，它們的甲方都主要是政府，甚至完全依賴政府。靠政府補貼和售賣廢品賺不了什麼錢已是業內共識，找到新的盈利增長點才是一個長久發展路徑。
「我要指著這個（垃圾分類）活著，那就得餓死！」李震告訴AI財經社，中環創新涉足了部分增值服務，目的就是希望能擺脫對政府的依賴。除了一些上門回收等服務，可回收物的再造業務也是重要的一塊。比如桌子，回收後進行集中粉碎，再進行二次生產，形成環保地板等新產品。
從智能垃圾箱切入市場的聯運環境，目前的盈利來源主要有政府補貼、運營收益兩大塊。運營收益主要包括硬體和回收物，其中，智能回收箱業務佔到總營收的1/3。2018年，聯運環境實現營收2.13億元，比去年同期增長135.97%；實現淨利潤2812.92萬元，同比增加163.93%。毛利率高達27.01%，其給出的解釋為「環衛信息化及垃圾分類業務增長迅速」。
目前，聯運環境正在申請公司股票在全國中小企業股份轉讓系統終止掛牌。肖龍透露，公司計劃在主板或科創板上市，力爭成為「垃圾分類第一股」。「後半輩子就靠這個了。」一名股民開玩笑地說。
事實上，垃圾分類產業鏈相關企業在資本市場走俏已久。同花順行情中心數據顯示，固廢處理、垃圾分類等相關概念股已久連續幾周領漲A股，垃圾分類概念股。其中，龍馬環衛、偉明環保、上海環境、綠色動力、中國天楹等多支概念股漲停板不斷。
作為頭部環衛設備供應商，整個6月，龍馬環衛股價漲幅超70%。2018年，龍馬環衛整體營收達34.44億元，同比增長11.63%。對此，龍馬環衛回應AI財經社表示，環保行業是很典型的政策驅動型行業，以政策拉動和法規標準倒逼為特點。當下的政策，對公司環衛裝備製造業務、環衛服務業務及後端垃圾處置業務均是利好。
末端處置企業也因此受益。A股上市公司偉明環保主要從事城市生活垃圾焚燒發電，2018年實現營收15.47億元，同比增長50.29%；2019年一季報顯示，其營收為4.79億元，保持48.83%的增速。偉明環保回應AI財經社稱，去年以來，密集出臺的相關環保政策多次提及「推進生活垃圾分類處理」，垃圾分類市場化的步伐明顯加快。目前，該公司已做好相關技術儲備，未來，垃圾分類也將作為戰略性發展業務進行考慮。
04
資本入局
整個行業是從2017年開始熱得一塌糊塗。
「直接脫銷了。」肖龍回憶，2017年9月，聯運生產的智能垃圾回收箱突然賣斷貨，生產壓力很大，「這個時候我就知道有問題了，當時一部分原因也是因為產能不足。」 在此之前，聯運一年的智能垃圾桶產量在4000套左右，如今擴容到了1萬套。
幾乎所有企業都對AI財經社回憶，因為政策利好，從2018年開始，參訪人員絡繹不絕。行業大會也從上百人的規模，激增到全國幾千人。2016年12月，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上，普遍推行垃圾分類制度被提上議事日程。自此，一部分嗅覺靈敏的人就開始相繼湧入行業。
截至目前，在企查查搜索「垃圾分類」關鍵詞，跳出來的相關企業多達7000餘個，其中大多數都在2017、2018年之後成立。
被傳統回收企業認為難掙錢的業務，卻是網際網路公司眼中的香餑餑。行業大火這兩年，資本助力下的廢品回收O2O企業不斷湧現。其中，東莞的小黃狗、杭州的虎哥、北京的閒豆、上海的我愛收、廈門的廢品大叔、武漢的九貝殼都曾是個中佼佼者，大都在小區、學校等地鋪設智能回收箱佔領市場。
目前，上述企業大多已完成A輪融資，閒豆則在去年10月完成了億元級的C輪融資，其創始人方浩在今年年初時對媒體表示，閒豆「有望成為第一個圍繞回收來做的上市企業」。
今年4月，曾在擴張道路上一騎絕塵的小黃狗首先倒下，成為了廢品回收領域的小黃車。6月15日，小黃狗工作人員向AI財經社證實，小黃狗正在申請破產。
圖/視覺中國
成立於2017年的小黃狗曾在2018年兩度融資，資方分別是中植集團和上市公司易事特，前者投資10.5億元，後者增資1.5億。同年12月，小黃狗宣布以現金+股權的形式收購笨哥哥，彼時，其估值高達150億元，已是名副其實的獨角獸。
彼時，小黃狗董事長唐軍對外稱，預計2019年，小黃狗的設備鋪設量將達到 10 萬臺，後端智能分揀處理中心也將達到100個，覆蓋主要一二線城市。
話音落地不足4個月，唐軍首先出事了——除了擔任小黃狗的董事長，唐軍還是團貸網的法人，2019年3月28日，團貸網因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被立案偵查，唐軍等人主動投案。此後，受拖累的小黃狗被曝出欠薪、資金凍結，大批員工被迫離職。
除了受團貸網風波影響，在不少傳統從業人員眼裡，小黃狗的匆匆來去，論證了網際網路燒錢模式在這一行行不通。在肖龍看來，小黃狗這類以純粹的資本思維切入的公司，必然會面臨著資訊、市場培育的短板，這些無法一蹴而就。肖龍解釋，網際網路企業過於注重線上，但這行需要線上線下並重。
說到底，垃圾分類回收目前仍以公益用途為主，在傳統企業尚未探索出行之有效的盈利模式時，網際網路企業前方也難有坦途。
目前，小黃狗項目仍在運轉，其向AI財經社出示的最新數據顯示，目前，小黃狗項目已進駐全國30多個城市，鋪設設備1萬多臺，覆蓋社區近9000個，居民2000萬，註冊用戶370萬，月平均增速80%。面對外界質疑其盈利模式不清晰，小黃狗對AI財經社回應稱：B端客戶、廣告、物流等增值服務都是自己的盈利點。
不過，小黃狗的遭遇確實讓不少傳統企業鬆了一口氣。有業內人士向AI財經社透露，網際網路模式如果被證實有效，首當其衝的就是長期接受政府補貼的傳統企業——這意味著，政府又多了一個選擇。「我們希望通過足夠市場化的行為先把垃圾分類的理念宣傳給用戶，在達到一定效果，並形成可行性方案後，再與地方政府進行合作，這樣可以為政府更好地節約成本。」小黃狗對AI財經社說。
從目前的現狀來看，網際網路企業燒錢模式的打法，還處於吸引甲方注意力的階段。小黃狗的倒掉，無疑為網際網路模式蒙上了一層陰影。
不過，千千萬萬個小黃狗還在跑來的路上。成立於2014年的廢品大叔，已經探索了一套與政府合作的模式，主要為當地政府提供定製化的專業垃圾分類+再生資源城市化解決方案。
相較之下，完全市場化運作、不依靠政府的我愛收明顯有些吃力。成立於2017年的我愛收，在2018年末完成了A輪融資，以智能設備終端切入回收市場，以紙板等高附加值可回收物為主要業務。創始人李光堅持認為賣廢品「能賺錢」，但目前盈虧基本持平，「人力成本太高了。」李光感嘆。
事實上，垃圾分類服務企業確為勞動密集型，需要拼人力、拼運營。AI財經社了解到，前述所有企業人力成本普遍超過總成本的1/3。以頭部公司聯運環境為例，2018財年，其期初員工總計為1751人，期末員工總數暴增至3230人，支付給職工以及為職工支付的現金接近總營收的40%。
「行業確實火了，但真正懂行的人特別少。」曾立誓改變世俗眼光的徐源鴻，如今已完成「廢二代」的華麗變身。2011年，碩士畢業的徐源鴻去了一家投資公司，工作之餘幫助父親管理回收市場。之後，索性辭職，拾起了父輩的老本行。2017年，徐源鴻成立了愛分類科技有限公司，將垃圾分類與網際網路結合，其小程序在北京市昌平區提供幹垃圾上門回收服務。不過，以政府採購模式來看，傳統企業即便穿上網際網路的馬甲，其服務範圍也只能局限在所覆蓋的小區。
不管傳統或網際網路企業，未來新的盈利模式已成為業內關注的焦點。箱體廣告、上門服務、物流……似乎隱藏著無限可能。有業內人士表示，未來將是社區戰，如果說新零售爭奪的是社區的「最後一公裡」，那麼垃圾回收將成為社區最後100米、甚至是最後10米的主戰場。
2018年初，中國全面禁止進口洋垃圾，其中包括廢棄塑膠、紙類、廢棄爐渣、與紡織品等24種固體廢物。從一些發達國家經驗來看，今天推行垃圾分類，其實是為了不走歐美垃圾越堆越多、越丟越貴、地下水被滲透汙染的老路。
另一方面，一些垃圾分類嚴格的國家和地區已取得不錯的經濟效益。中國臺灣從1995年全面實施垃圾強制分類，到2015年，中國臺灣廢棄物回收公司超1600家，年營收達20億美元，資源回收率達55%。在德國，垃圾處理行業每年帶來的收益約為500億歐元，解決了24萬人的就業，佔全國經濟產出的1.5%。而在以垃圾分類著名的日本，2010年，其再生資源產業從業人員達1400萬，年產值約3500億美元。
2000年，中國曾公布全國首批8個垃圾分類試點城市，上海、北京、南京等在列，那次轟轟烈烈的新生活運動，由於各地分類標準不統一、缺乏配套處置系統以及忽視前端減量化等原因而偃旗息鼓。而今，在一個14億人口的大國重啟垃圾分類，又將釋放出怎樣的市場？
上海只是起點，7月1日開始，一個新時期到來了。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Vivian、李剛、李麗 、張強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