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察·左
爾格（Richard Sorge）1895年10月4日生於高加索巴庫。他是二戰時期最著名的諜戰精英，他的最大功績是提前獲得德國進攻蘇聯的
情報。1930年1月，左爾格以德國記者、自由撰稿人身份來到
上海，開始了他三年的中國之行。他的真實身份是蘇聯紅軍總參謀部情報特工，名義上是共產國際駐華代表。他的主要任務是深入研究蔣介石國民政府的內外政策，國民黨軍隊的編制、武器裝備，以及西方列強、特別是德日的對華政策。左爾格於1941年10月在東京被捕，1944年11月7日被處以絞刑。
左爾格及其戰友經常到匯中飯店（今和平飯店南樓）接頭。
牛蘭夫婦照片。1932年8月，國民黨當局以「危害民國，擾亂治安」罪判處牛蘭夫婦無期徒刑。
20世紀30年代初的上海，人口已達300萬，為中國的首位大城市，交通樞紐，工業、金融、貿易和文化的中心；在世界城市中，上海是僅次於倫敦、紐約、東京、柏林的第五大城市，號稱「東方巴黎」。
由於治外法權和租界的存在，上海是「冒險家的樂園」，是遠東外國人活動的中心；各種政治勢力均不會輕視上海的存在，這裡成為他們活動的基地。各種力量犬牙交錯、相互重疊。尤其是在1930年代及以後，這裡也是世界情報戰的重要戰場。國民黨、共產黨，租界，日本勢力，傀儡政權，黑社會，還有共產國際、蘇聯政府和紅軍代表，以及美國共產黨、日本共產黨、安南共產黨等，各種政治勢力在此較量……上海租界裡，還有一些專門以搜集和販賣情報為生的職業特工。
在上海的紅色情報戰線，除了以龍潭三傑（錢壯飛、李克農、胡底）為代表的中央特科，還有極富傳奇色彩的左爾格領銜的「拉姆扎小組」，他們演出了一幕幕鮮活生動的紅色情報歷史劇，成為蘇聯「重要的交通站之一」。前者披露較多，而後者至今仍隱秘重重，撲朔迷離。筆者擬在左爾格犧牲70年前夕，依據史料，勾勒上海左爾格小組的歷史輪廓。
據悉，9月15日-16日，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中國現代人物專業研究委員會將主辦「左爾格與上海情報戰國際學術研討會」，這是中國第一次舉行左爾格情報史的會議，將有來自中國、俄羅斯、日本、韓國、澳大利亞等地的學者及左爾格後人共60人參與此會。
左爾格來到上海1929年春夏之交，一度撤銷的共產國際遠東局從海參崴移至上海，負責與中國及遠東各國共產黨組織的聯絡。其前期領導人為原德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埃斯勒、波蘭人任斯基，後來又來了共產國際東方部副部長米夫和持有美國護照的阿瑟·尤爾特。遠東局下設政治部、組織部和軍事顧問組，它們相對獨立。1933年進入蘇區擔任軍事顧問的德國人奧託·布勞恩（中國名李德）就是隸屬於該顧問組的。應共產國際之邀，中共也陸續派遣了一批精明的黨員充實該國際情報隊伍。
理察·左爾格1895年10月4日生於高加索巴庫。父親是德國工程師，母親是烏克蘭人，大學時代即嚮往社會主義，先後加入德共和聯共（布）。1924年他從德國移居蘇聯，以共產國際特派員身份在歐洲活動，之後投入蘇聯紅軍總參謀部第四部部長別爾津將軍麾下並受其派遣前往東方，為了不給敵人留下口實，他以共產國際情報局遠東地區情報員的身份活動。
左爾格1929年11月啟程前往柏林，在那裡取得德國護照，並獲得了《德意志糧食報》特派記者頭銜，以及一家社會學雜誌的供稿合同。1930年1月30日來到上海，入住沙遜大廈的華懋飯店（Cathay Hotel），化名亞歷山大·詹森。左爾格的公開使命是研究銀行業務，這是他在漢堡經濟學院研究過的課題。在上海時，左爾格又得到了一項來自德國化學學會的委託，調查在中國市場銷售法本工業公司產品的可能性。他受到德國駐上海領事波爾希的熱情歡迎。波爾希把他介紹給了在華的德國軍事顧問們，左爾格「既有魅力又漂亮，他有一個狹長的腦袋，一頭濃密而捲曲的頭髮，臉上已經有了皺紋，一雙深藍色的眼睛，鑲著一圈深色的睫毛，他有一張輪廓漂亮的嘴」。在社交場合他風度翩翩，器宇不凡，頗有人緣。以後，左爾格成了顧問團的常客，馮·克裡貝爾上校又把左爾格引薦給了軍政部長何應欽，而這位上校不久就晉升為將軍，後來擔任上海總領事。左爾格回憶說：「軍事顧問們經常邀請我去南京，他們也來上海看望我。」
左爾格曾說：「諜報工作是我所喜歡的，而且我認為自己適合幹這行……我的性格、興趣和愛好，都使我傾向政治情報和軍事情報工作，而迴避黨內爭論。」他接替了老資格的蘇聯在滬情報網的負責人亞歷山大·烏拉諾夫斯基。左爾格需要重建上海的情報網，他需要完成的任務包括：第一，對南京政府社會、政治分析；第二，研究南京政府的軍事力量；第三，研究中國各派系的社會政治結構、軍事力量；第四，南京政府的內政與社會政策；第五，中國等各國尤其是日本對蘇聯的外交政策；第六，南京政府及各派系對美英日的政策；第七，列強在華軍事力量研究；第八，治外法權及租界問題；第九，中國工業概況及工人、農民狀況研究，等。可以說，內容繁多，任務沉重，但左爾格仍充滿信心。
左爾格到上海後不久，便從收費昂貴的華懋飯店移住西藏路青年會大樓（今西藏路123號），最後定居在尾崎秀實的居所，地址是山陰路145弄2號，並以此為在滬基地而展開活動。左爾格在上海時，喜歡騎摩託車，而且速度飛快，以至於曾因車禍而住進醫院。根據《遠東德國通訊錄》記載，他在上海有個私人信箱是1062號。他的上海情報網被蘇聯稱為「拉姆扎小組」。
拉姆扎小組外僑核心成員在上海落腳後，莫斯科給左爾格配備了幾位外僑核心成員，並日益擴大，形成了國際小組。
報務員馬克斯·克勞森，約生於1899年，是德國漢堡一個店員的兒子，1917年入伍擔任德軍無線電報員，後加入德共，到蘇聯接受訓練，成為總參謀部四局的成員。1928年10月，他從漢堡乘坐火車經西伯利亞到達哈爾濱，然後到大連乘船來到上海。一天，他來到匯中飯店（今和平飯店南樓），左手拿著一份《字林西報》，右手持菸斗，與一個名叫吉姆的人接上了頭。後來他擔任左爾格的報務員，租賃了當時法租界的一個單元房屋。為遮人耳目，克勞森像其他外國人一樣，搞些賺錢的買賣，他在所住的虹口開了一個帶車庫的摩託車行。克勞森設計和組裝發報機，建立了電臺。在左爾格的撮合下，克勞森與住在同一樓的芬蘭女郎安娜結婚了，安娜是上海一家醫院的護士。後來，克勞森奉命隨左爾格前往日本繼續情報生涯，並成為二戰情報戰中的著名人物。
約翰，也叫格裡沙，波蘭共產黨人。20多歲，沉默寡言，在上海開設一家照相器材商店，所以他發揮特長，擔任小組的攝影師，並把情報資料複製成微型膠捲。這個商店同時也成了秘密交通員的歇腳點。他在上海多年，而父母對兒子在遠東一個叫上海的城市長期潛伏根本不知道。
記者艾格尼絲·史沫特萊1890年生於美國一工人家庭，早年即同情革命，思想激進。1928年12月到上海，身份是德國《法蘭克福報》特派記者。她最初所居就是左爾格也住過的華懋飯店，所以聯繫非常方便。左爾格知道40歲的史沫特萊思想左傾，他最先與之進行會面。她剛剛出版了自傳體小說《大地的女兒》（Daughter of Earth），憤世嫉俗，熱愛中國，將中國視為第二故鄉。後來史沫特萊去了優雅的法租界，她與左爾格成為摯友，她對左爾格小組的貢獻不在於搜集了多少情報，而是介紹了不少可靠的人員。史沫特萊對尾崎秀實有著深厚的感情，甚至稱其為「心上人」、「我的丈夫」。
左爾格是通過史沫特萊認識尾崎秀實的。尾崎秀實1901年出生，其父為日本著名報人。秀實1928年11月攜妻英子來上海，任《朝日新聞》記者，成為中國問題評論家、「滿鐵」調查科的顧問，他以批判日本「大陸政策」的立場來研究和報導中國。尾崎秀實居住在山陰路145弄2號，與魯迅、夏衍、陶晶孫、鄭伯奇、馮乃超、沈西苓、田漢、鬱達夫、成仿吾等進步文藝人頗為熟悉。尾崎的導師是中共黨員王學文。左爾格吸收尾崎進入地下組織，成為戰友。最初，尾崎只知道他是詹森。「他們通常事先定好會面地點，非必要絕不使用信件或電話聯繫。」最常用的就是左爾格駕摩託車到靠近日本人居住的虹口的外白渡橋邊，尾崎秀實上車後坐在後座上，「然後他們在馬路上兜風，由尾崎講述新聞，或者到一家中式飯館去用餐。不過，他們最喜歡去的場所是艾格尼絲·史沫特萊舒適的寓所，她已經搬出了旅館」。 尾崎為左爾格的人格魅力所感召，全力投入了情報戰。
尾崎秀實還介紹了一些在滬日本人加入左爾格小組。如鬼頭銀一是美國共產黨員，他從安南潛入上海，主要使命是搜集各種情報。接著將主張反戰的、中國日文版畫報《上海新聞》的記者河井也拉了進來，他被派到東北區負責刺探關東軍進攻蘇聯的計劃。河井提供了諸如日本人挾持溥儀、建立偽滿洲國等情報。還有川合貞吉，30多歲的《上海新聞周報》記者，個頭矮小卻舉止沉著。
中西功，據中共情報系統文件記載：中西功，1931年4月參加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8年5月轉為中共正式黨員。 中西功的寓所在施高塔路留青小築28號（今山陰路124弄28號），這裡也成為左爾格時常光顧的聯絡窗口。
西裡龍夫，先由王學文介紹進入中國共青團，並被發展進入中共特科，正式加入中共是在1934年。尾崎、中西、西裡以及川合貞吉、船越壽雄（日本新聞社駐上海辦事處成員）、水野成（船越的同事）等在滬的日本人組成了「日中鬥爭同盟」。其中有些人是東亞同文書院的學生，而這個學院是中共重點發展的對象，先後成立學院的中共支部和共青團支部，其骨幹多加入了左爾格小組。尾崎秀實本人於1932年2月被《朝日新聞》總社調回東京，正當他為離開上海、離開左爾格而沮喪時，左爾格後來也到了東京，並與之共同成就了諜報事業的輝煌。
魯特·維爾納是德國共產黨員，1930年夏隨丈夫羅爾夫·漢堡嘉來到上海，這一年她23歲，她的丈夫經好友瓦爾特介紹，來應聘公共租界的市政工程師。在上海，魯特·維爾納結識了史沫特萊，通過她又與魯迅、丁玲、宋慶齡等成為朋友。11月，當史沫特萊介紹她與左爾格相識後，魯特·維爾納視左爾格為「老師和榜樣」，已懷孕的她表示願意立即工作。她的主要任務是為左爾格小組提供秘密接頭地點，收藏情報資料，保存武器和電臺。她曾為隱藏中國同志而與丈夫漢堡嘉爭吵，而左爾格為漢堡嘉謀到新的職位，挽救了他們的感情。維爾納最初寄居在瓦爾特家裡，1931年4月1日，他們遷居到法租界的霞飛路（今淮海中路）1464號（1932年11月1日起，霞飛路門牌變更，1464號改為1676號。此屋在1930年代已拆除，現淮海中路1676號建築為後建—筆者注），左爾格小組每周至少要在這裡舉行一個半天的會議。維爾納逐漸學會了地下鬥爭的生活：「白天或者晚上，我要注意觀察是否有人監視我的房子或者我本身。同志們會面之前和之後，我要不動聲色地檢查一下大街上的動靜……要儘量多請些資產階級的客人來，免得『地下工作的客人』太顯眼。」她還在《紅旗》上發表了一篇文章。1932年左爾格回蘇聯後，她於1933年夏天也被調回莫斯科，接受訓練。後又曾被派到東北工作。令她非常自豪的是，她所使用的電臺在中國一直沒有被破壞，「她總是能運用自己的智慧，在敵人的眼皮底下坦然而大膽地工作，利用一切可能的條件和機會，巧妙地與敵人周旋，出色地完成了她的使命」。在戰鬥中，她「開始理解和熱愛這個民族了」，最初她的丈夫是個局外人，後來也加入了鬥爭的行列。和平年代，她成為了著名作家。
弗蘭茨也是報務員，他有淡黃色的頭髮，紅色的臉膛，身體結實，並不高大，他與一個白俄女人結婚。除此之外，左爾格小組成員還有負責密碼和照相的波蘭人約恩、德國人格哈特·艾斯勒、電報解碼員兼小組聯絡員愛沙尼亞人保爾·裡姆、德國姑娘伊薩、德國人弗雷德·施特恩、德國商人瓦爾特及情報人員諾倫斯-呂格夫婦等等。
左爾格的中國戰友們左爾格手下不僅有國際組，還有中國組。之所以要建立中國組，除了協助左爾格在中國展開工作以外，還有就是左爾格奉共產國際的命令，要運用各種方法支持中國革命，支持中國紅軍。 但迄今為止，中國組的秘密仍未全部公開。在同事們的合作下，左爾格較為順利地建立了上海情報網，據筆者所知，主要成員有吳仙青、蔡叔厚、張放、社會科學家陳翰笙及夫人、經濟學家王學文（中共江蘇省委委員）及夫人劉靜淑，還有朱姓夫婦，姜某等。
陳翰笙由史沫特萊引薦給了尾崎秀實。1929年初陳翰笙從蘇聯回到上海，在宋慶齡處結識史沫特萊，當時雙方並不知道對方在為第三國際服務。陳翰笙後來又認識了左爾格，並將年輕的孫冶方介紹給他。一次，熱情的孫冶方用流利的俄語與左爾格交談，後者大吃一驚，左對陳翰笙說，他不再見孫冶方了，因為在公開場合，他從來不使用俄語。他們的工作極其機密，同志之間也不準過問。1932年2月， 陳翰笙奉命提著打字機在徐州車站接人，想不到從上海來的是左爾格，他們一起到達西安，接待的主人竟是楊虎城將軍。
與左爾格合作的中央特科特工「王君」，他在左爾格情報活動中起過重要作用。此人便是左爾格在《獄中手記》中唯一提到的，在上海時一道工作的同志，是左爾格和史沫特萊去廣州時經董秋斯介紹認識的第一個中國得力助手。這位「王君」就是張放，筆名方文，曾用名張金增、陳培生。他燕京大學畢業，中共黨員，時任廣州東山美國教會女子中學語文教師。1930年張放進入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左爾格情報小組工作，成為出色的國際特工。15 張放奉左爾格之命，在特科領導蔡叔厚的幫助下，從外國武器商人手中購置武器，並請他夫人魯絲的姐姐著名話劇明星藍天小姐僱車將武器運到指定地點。一天，左爾格對張放說，中共中央現在急需國民黨策劃中的「圍剿」計劃的情報，包括它的進攻方向、兵力、裝備以及部隊集結的日期等等。並責成張放與中共特科代表潘漢年作為雙方的聯絡員，定期接頭，交換各自所獲得的情報。從此，中央特科和共產國際進行了多個渠道的有效合作。
吳仙青，女，俄文名字葉琳娜。1928年至1930年在莫斯科東方大學深造時，就參加了共產國際的工作。她俄文流利，受總參四部別爾津將軍的青睞，曾在莫斯科接受過正規特工訓練，如化裝偵察、微縮拍照、秘密書寫、駕駛、刺殺、格鬥、射擊等。她走出洋房時，有時打扮成女教師，有時打扮成傭工。她組織能力極強，參加小組的一年裡，便在華東、華南建立起20多個網點，並發展了沙文漢（解放後任浙江省省長）、陳修良（沙文漢妻子，曾任浙江省委宣傳部長）、沙文威（解放後任全國政協副秘書長）等人入黨。中共許多老一輩都尊稱吳仙青為「巾幗英雄」、「遠東第一諜」。
蔡叔厚，早年加入中共，留日攻讀機電專業。1920年代在上海開設紹敦電機公司。1928年秋，中央決定在上海設立黨的秘密電臺。周恩來把任務交給特科的李強，並調蔡叔厚協助他。到1929年夏，中共的第一個電波便從法租界蔡叔厚寓所傳出。周恩來聞訊後決定，將第一臺無線電設備送往江西根據地，從此溝通了上海黨中央和蘇區的無線電通信聯繫，以後蔡叔厚與李強又製作了數臺收發報機，送往洪湖賀龍、鄂豫皖徐向前領導的紅軍根據地。1932年，蔡叔厚被左爾格看中，也成為一名紅色國際特工。我們所知道的，蔡叔厚除了完成通訊方面的本行，還根據左爾格的指示，利用各種社會關係，為小組購買武器。
韓先生和溫先生是魯特·維爾納的中文老師，維爾納則教授韓英文。「韓有一副生動的面孔。他生性活潑，理解力強，這兩點促使維爾納和他之間建立了很好的關係。」溫先生「是一位沉著而細心的人，他講究科學的工作方法，上課時，維爾納給他們讀共產國際機關報《國際新聞通訊》，與韓用德文，與溫用英文。兩個人學習都很用功」。維爾納曾參加溫的婚禮，見證婚禮的「自家人」竟然有130人，這讓維爾納極為吃驚。
還有位中國女性，是一個聰慧、勇敢、年輕而又謙遜的女人，她父親是國民黨的高級將領，她與一個貧窮的共產黨員結婚時，被父親趕出家門。
維爾納的印象中還有「楊教授也是左爾格圈子裡的人。他在一所大學任教，夫人是圖書館館員，他們的外國名字是彼得和茜必莉。彼得又瘦又小，但博學多才，還很幽默。他有講不完的故事，一有機會便露一手，讓大家開懷大笑。兩口子來我家做客時，史沫特萊也常常過來。即使是地下工作，有時也需要這種調劑和放鬆的」。16
參與翻譯資料的，還有柳憶遙、肖炳實、陸海防，聯絡員老常等。到1932年8月時，左爾格在以上海為中心的中國情報網，已發展到近百人，中國組的成員經常在維爾納的霞飛路寓所見面，通常是每周一次；大家交流情報，左爾格在那裡傾聽，最後會提出一些高明的建議。其間還向蘇聯保送了一大批青年學生學習情報技術，為中國革命培養了許多情報人才。
小組的活動與使命與中央特科的活動有相似之處，左爾格小組以小組成員開設的照相館、西餐館、書店等為活動基地。
左爾格以上海為中心展開活動。一項使命就是了解和判斷日本對華侵略的可能。當時美國有一份秘密備忘錄即費森登報告，評估了中日關係、蔣介石與西方關係、上海治外法權、美國的態度等，該報告尚未公布，左爾格已獲得並送往莫斯科。他是如何獲得該情報的，細節至今仍不清楚。
左爾格具有卓越的情報才能。他的信條是：不撬保險柜，但文件卻主動送上門來；不持槍闖入密室，但門卻自動為他打開。
一·二八事變爆發後，左爾格小組活動十分頻繁。他們甚至派人到日本勢力控制的虹口地區去偵察，以了解日本在滬的軍事情況。2月2日維爾納寫道：「日本人居住區看上去簡直令人不可思議，整條街空無一人，死氣沉沉，偶爾看見駛過幾輛日本軍用汽車和幾具死屍。大多數住宅都沒有玻璃，門被打破。值得慶幸的是我們手裡有一個日本人的名片，可以到處通行無阻。」這張名片就是尾崎秀實的。小組成員還到前線去慰問十九路軍的傷兵。
在德國領事的推薦下，左爾格很快遷至法租界辣斐德路（今復興中路）一套舒適而租金不貴的住宅，並住了兩年。他也活躍於德國軍事顧問團、德國外交官和德國商人之中，他刺探日軍的配備及其作戰計劃，美英法德對華圖謀，國民黨的政治和軍事概況，對紅軍的「圍剿」等。
左爾格通過收買在南京政府工作的德國工程師、無線電通信軍官施特爾茨的中國太太，掌握了國民政府南京總司令部及其所屬部隊的無線電通信密碼、德國軍事顧問相互之間的無線電通信密碼和一本德國軍事顧問與國民黨中國進行聯絡的電話號碼。此後，大量有關中國問題的情報源源不斷地飛往莫斯科。
根據左爾格小組當年的成員張文秋的回憶錄，周恩來曾在上海密會左爾格，這一首次披露的信息，在海內外引起極大的轟動。這個新解密的、饒有趣味的史實，為人們進一步研究左爾格在上海的情報活動提供了新的視角。
熱情好客的維爾納在霞飛路的寓所，一直是左爾格與特科的合作人聚會、交換情報的隱蔽場所。但中共中央的一些秘密機關，如雲南中路政治局會議場所、成都北路中央組織部機關、西摩路中央秘書處之類的地方，並不向左爾格小組開放。大多數場合，中共特科與左爾格小組還是各自獨立活動的。
中共給左爾格和共產國際提供了許多幫助和情報，反之亦然。1932年夏，國民政府同日本籤訂《淞滬停戰協定》後，蔣介石立刻將槍口對準蘇區，籌劃第四次「圍剿」。為此，在桂林的一次秘密會議上，德國顧問魏策爾退役大將同蔣介石的軍事指揮官擬定了對鄂豫皖根據地的進攻計劃以及他獨創的所謂「掩體戰略」。左爾格從顧問朋友處得到詳細計劃後，在電告莫斯科的同時，把情報交給了陳翰笙。陳翰笙則通過宋慶齡及時地把它送到了蘇區。鄂豫皖根據地的紅軍以徐向前任總指揮的紅四方面軍為主力，他們得到情報後，立即主動退出根據地，使國民黨軍撲了個空。紅軍在反「圍剿」中與國民黨軍隊周旋了兩個多月，又一次徹底打垮了他們，隨後進入川北，開闢川陝邊區革命根據地。克勞森等還買通國民黨在滬的軍需上校，以德國專家的名義購買了一批軍火，秘密運至中央蘇區。左爾格對紅軍反「圍剿」的勝利功不可沒。
「拉姆扎小組」的情報發給「慕尼黑」（莫斯科的代號）。過去的研究以為，克勞森的無線電臺並沒有從上海或廣州發過電報，實際情況並非如此。據俄羅斯新近解密的檔案，左爾格在上海從事情報工作期間，共發回莫斯科597份急電，其中有335份直接通報給了中國工農紅軍或中華蘇維埃政府。這些電報是克勞森從上海發往海參崴的。當然，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的鼎力相助，左爾格是不可能取得如此業績的。還有多種傳遞情報的方式，調查報告之類由克勞森拍攝在微型膠捲上，然後由交通員通過哈爾濱遞送。也有經廣州取道香港轉送莫斯科。
左爾格小組需要大量的經費，這些經費除了交通員從莫斯科帶來外，還通過紐約國民銀行的帳戶匯款。
小組的網絡以上海為中心，還有6個情報站，即南京站、北平站、大連站、哈爾濱站、華南站、武漢站。左爾格以記者和農業專家的身份，得以方便地環遊中國，向中共通報國民黨軍隊的動向，對中國革命起了一定的作用。如他曾將有關國民黨引進新式武器的情報通報給中共，結果在國民黨尚未投入使用時，紅軍便熟悉了這種武器。
除了以上情報站，左爾格還在太原、重慶、海豐、杭州、漢口、河南等地設有情報員，從而完成了中國的「一幅天衣無縫的情報圖畫」。
牛蘭事件與撤離上海大革命失敗後，共產國際決定派情報人員牛蘭（Nougat）夫婦來華探討建立秘密聯絡站。1931年6月，牛蘭夫婦在上海被英國巡捕逮捕。同年8月，顧順章叛變，國民黨軍事當局引渡了牛蘭夫婦，並傳出牛蘭將被判處死刑的消息。
1931年轟動一時的「牛蘭事件」發生後，左爾格奉命開始介入此案。中國情報員張放通過中統總幹事張衝，了解到牛蘭關押在南京。這時，德國共產黨人西伯勒爾和布勞恩（即李德）每人攜帶2萬美元來到上海，交付左爾格進行營救。左爾格通過張放-張衝這條線以3萬美元的高價，獲得牛蘭在獄中的親筆信，並在上海的報刊上如路透社、德國新聞社、英文版《中國論壇》、《申報》等中外傳媒作了大量報導，確證牛蘭夫婦被國民黨關押，從而使得國民黨秘密處死的陰謀破產。
中共和共產國際立即在社會上號召開展救援活動，發動國內外知名人士如宋慶齡、魯迅、高爾基、蔡特金、羅曼·羅蘭、愛因斯坦、羅素、杜威等發表聲明，向國民黨施加壓力。在各界的營救下，1932年7月，宋慶齡發起組織「牛蘭營救會」並擔任主席，親自與蔣介石、汪精衛等交涉。8月，國民黨當局以「危害民國，擾亂治安」罪判處牛蘭夫婦無期徒刑。1937年8月19日，日軍轟炸南京時，牛蘭夫婦乘混亂之際越獄，後返回蘇聯。
由於牛蘭案件的交易，無形中留下了左爾格情報小組與國民黨特務組織藕斷絲連的關係，也等於將自己的組織暴露在「中統」的視線之內。1932年5月，左爾格給皮亞特尼茨基的電報中稱：我們現在的處境已不允許我們再從事這方面的聯絡活動。我的身份已經受到懷疑。有跡象表明，國民黨特務開始跟蹤、尋找他們。左爾格接到命令，於1932年11月12日匆匆離開上海，經海參崴回到莫斯科。同他一道撤離的，還有張放、柳憶遙和肖炳實等。此前尾崎秀實也回到日本。張文秋等一批中國情報戰士則回到了中共黨內。陳翰笙則於1934年也到東京協助左爾格繼續情報生涯。
為了蘇聯的情報事業，左爾格在上海3年，不辱使命，並成長為卓越的情報人員。對於左爾格在華的工作，蘇聯國家安全部第四局局長帕維爾·蘇多普拉託夫曾指出，「左爾格搞到的情報在整個30年代都相當受重視」，它們為蘇聯制定其遠東政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據。1933年左爾格奉命前往東京，與上海戰友陳翰笙、尾崎秀實、克勞森等一道再建「拉姆扎小組」，譜寫了二戰史上最出色的情報樂章。1944年在生命的最後時刻，左爾格在東京巢鴨監獄的獄中日記裡寫道：假如不是為了崇高的事業，我將在中國一直待下去。我深深地迷戀上這個國家了。
（作者為上海師範大學都市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注釋【美】魏斐德著，章紅、陳雁、張曉陽譯，周育民校：《上海警察1927-1937》，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93頁。
【日】尾崎秀樹：《事件中國》，東京勁草書房1989年版，第177頁。
【德】魯特·維爾納著，張黎譯：《諜海憶舊》，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第38頁，第52頁。
【美】F.W.狄金、G.R.斯多利著，聶崇厚譯：《佐爾格案件》，群眾出版社1983年版，第71頁，第61頁。
轉引自楊國光：《理察左爾格—一個秘密諜報員的功勳和悲劇》，世紀出版集團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頁。
【日】尾崎秀樹：《上海1930年》，巖波書店1990年版，第167-168頁，第163頁，第164頁。
楊國光：《諜海巨星左爾格》，學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83頁。
11【蘇】尤裡 科多利科夫著，永穆、愛琦、李薇譯：《間諜—左爾格》，新華出版社1980年版，第69頁。
12尾崎秀樹：《事件》，中央公論社1963年版，第20頁。
13轉引自楊國光：《理察·左爾格—一個秘密諜報員的功勳和悲劇》，世紀出版集團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頁。
14張曉宏、許文龍：《左爾格援助中國工農紅軍》，《黨史信息報》2006年11月8日。
15陳印口述、葉德英整理：《諜王左爾格在中國的營救行動》，《縱橫》2011年第3期。陳印為張放之子。
16【德】魯特·維爾納著，張黎譯：《諜海憶舊》，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第5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