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一財網
一場新冠肺炎疫情，讓日本政府吃足了苦頭。
安倍在位時，下令給全體國民，也包括在日外國人，不管男女老少，一律發放10萬日元（約6500元人民幣）的生活補助金。
這一喜訊傳來，人人歡喜。但是這一筆錢，發了整整3個月。原因是許多人沒有身份證，即使有的話，也沒有和自己的銀行帳號掛鈎。
也就是說，政府想給你發錢，但不知道往哪裡發。
發錢一事，讓日本政府與日本國民都發現了一個問題：日本社會的IT化，是不是已經很落後？
來看看聯合國發表的一份2020年的調查統計，「電子政府」做得最好的，第一位是丹麥，第二位是韓國，第三位是愛沙尼亞。而美國排在第九位，日本排在第十四位。
中國從1984年開始建立身份證制度，剛開始是一張塑封卡片，現在的第三代身份證，已經完全高度信息化。
日本建立國民身份證制度，比中國晚了28年。直到2012年，國會才通過一部法律，要實施國民身份證制度，給每一位國民，包括在日外國人一個身份編號。
但是，日本沒敢說是「身份證」，而是小心翼翼地把它叫做「マイナンバーカード」（我的編號卡）。
結果編號卡制度一經推出，立即遭到了國民抵制，因為大家都擔心，個人隱私被政府控制，或被洩露。
日本政府為了推行這張「身份證」，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最後想出了一個誘餌——領取「我的編號卡」的人，可以獲得政府5000日元的購物券（約人民幣325元）。
但是直到2020年4月，8年間，領取「我的編號卡」的人，還不到20%。絕大多數的人，不願意領取。
那麼，日本社會迄今為止，作為個人身份證件的東西，究竟有什麼呢？第一是駕照，第二是國民健康保險卡。外國人則使用「外國人在留卡」。
為什麼在日本社會，「我的編號卡」這種全民身份證無法得到廣泛的使用？
解讀很簡單，就是因為日本有一部法律，叫《個人隱私保護法》，個人的姓名、出生年月日、家庭住址、電話號碼、銀行帳號等均屬於個人隱私，任何機構與個人未得到本人同意，不得擅自要求提供，更不得洩露。
正因為有這部法律，政府就無法搜集和掌握國民個人的隱私資料，除了最基本的戶籍資料之外，像個人資產、銀行存款等信息，除了持有法院搜查令之外，銀行不得向包括政府、警察在內的任何機構擅自提供。
這部法律就像一堵圍牆，一定程度上保護了日本國民的隱私，但也給日本政府和日本社會的電子化，帶來了重重障礙。
假如日本政府已經實現了國民管理的電子化，這一次發放10萬日元的補助金，政府根據個人信息資料，分分秒秒可以立即匯入每一位國民的個人或家庭帳號。但是，日本政府這一次的發錢，還是用了最原始的信函郵寄通知的方式。1.26億人口，加上320萬外國人，每個人都要寄一份厚厚的發錢資料，所花費的人工費，就浪費了300多億日元。
所以，這一次菅義偉當首相，他實施的行政改革的第一大目標，就是要成立一個「數碼廳」，作為全國管理IT化的中央機構。
那麼，菅義偉首相眼中的數碼社會，到底應該是一個怎樣的社會？
第一，政府機關的辦公和信息管理，全部實現電子化。要逐步消滅紙頭和印章。
第二，通過「我的編號卡」的全面使用，建立起政府機構與國民之間的服務電子化系統。譬如，你要取一份自己的戶籍資料，不再需要親自跑到市政府去，在家附近的24小時便利店的專用終端機上，輸入個人號碼，就可以列印出來。
第三，在一定程度上，建立起政府對於國民基本信息的掌握，特別是遇到地震、海嘯、颱風等自然災害時，政府隨時可以向災民提供救濟。而只要有「我的編號卡」身份證，災民就可以用其代表銀行卡取錢，或接受醫療。政府或醫療機構可以從你的「身份證」上獲取你個人信息。
但是，一聽說「我的編號卡」要與銀行帳號掛鈎，許多日本人就不幹了——堅決不能讓政府知道我有多少錢。政府解釋說，我只綁定你一個銀行帳號，其他帳號我不管。但是一直到9月初，全國「我的編號卡」領取率還不到40%，這是最令日本政府感到頭疼的事情。
日本研究AI問題的東京大學教授松尾豐說，日本政府與日本社會電子化、數碼化、AI化的落後，不是日本沒有這方面技術，而是因為整個政府與社會，還沒有建立起統一的規則，並對電子化、數碼化存在輕視，認為網際網路沒什麼大不了的事，我用現金也可以，幹嘛一定要用電子支付？日本與中國、韓國已經在這些領域拉開了很大的距離，不趕緊追趕，將會影響產業發展。
當了7年零8個月內閣大管家的菅義偉首相，雖然已經71歲，但是深知整個社會實現電子化、數碼化的重要性。設立「數碼化廳」，推進全社會與全民生活的數碼化，不只是為了提高社會管理的效率，更重要的還是想把「電子化、數碼化」作為新經濟的增長源，攪動數碼AI產業的發展，儘快讓日本社會邁入AI時代。
但是，就不知保守的日本社會，許多國民的腦筋能否轉過彎來，去熱烈擁抱數碼生活與AI時代的到來？
（作者系亞洲通訊社社長）
第一財經獲授權轉載自微信公眾號「靜說日本」，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