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有這樣一個笑話：有個小地主破產了。他苦苦哀求他的佃戶把田退給他自己耕種，而終於沒成功。
1941年的中國農村，Carl Mydans拍攝。
江南中小地主，實為弱勢群體。這話近乎天方夜譚。但這是歷史事實。過去的歷史學家也看到這個問題的，但因為國家政治的需要，因為意識形態，或是不吭聲，或是迴避了。譬如，我們在一些歷史作品常常讀到這樣的話：封建社會將巨大的戰爭負擔轉嫁到農民身上。這話一點也不錯。但這樣的表述，很容易地掩蓋了另一個事實，所謂轉嫁到農民身上，其中一定也包括了地主。士農工商，大家都知道，是國家依賴的基本群眾。其中的農，就既指農民，也指地主的。或者說，地主的基本屬性，是農民。
本文提出「江南中小地主，實為弱勢群體」這一觀點，是以江南中小地主的整體為著眼點的。江南中小地主中也有不是好好叫的人，就象江南佃農中也有不好好叫的人一樣。這兩種不好好叫的人，都不是本文討論的對象。這是需要說明的。
江南中小地主之所以弱勢之一：
江南中小地主，是現代漢語的表述。在明清時代，叫「庶民田主」；在民國時代，叫「在村地主」。意思是接近的，都是指佔有土地的規模不大，中小而已；沒有政治身份或背景，沒有功名，沒有做官。僅僅是個地主而已。
這樣的身份，決定了他是弱勢的。
從秦始皇到滿清，中國的地方行政建設只到縣。七品知縣官，是最基層、也是最小的行政一把手。縣以下，採取的是鬆散自治的辦法。鄉鎮一級開始有國家政權機關，已經是清末的宣統三年，而真正實施，也就是民國了，但事情是清政府開的頭，所以這筆帳要記在滿清的身上。
那麼，縣以下，按照當時的建制，或有都、圖；或有閭、鄰；或有保、甲，究竟誰在主張？這鬆散自治的主角是誰？答曰：是地方紳衿。紳是退休的官僚；衿是具有功名的知識分子。紳衿作為地方紳士，掌握著左右基層的權力與輿論。庶民地主自然擠不進這樣的圈子，他沒有話語權，國家下達給縉紳地主的各種優惠政策，他享受不到。譬如，明朝對縉紳地主有免除勞役和部分賦稅的優惠，庶民地主就只能幹瞪眼，享受不到。
在地主階級中，他是個土地主，他是弱勢的。
所以，中小地主的政治理想是耕讀傳家。土地，他渴望的；他還希望家裡出個讀書人，奢望能出個進士、出個舉人，哪怕出個秀才。陳獨秀說，當時鄉間有這樣兩句流行的諺語：去到考場放個屁，也替祖宗爭口氣。能參加一次童生入學考試，都覺得為祖宗爭光了。其中，能反映出的社會情態很複雜，有人說，這反映了全社會比較的尊重知識、尊重人才，但我看未必，乃是一種官場敬畏的真實流露。科舉，不就是讀書做官？
江南中小地主之所以弱勢之二：
永佃制下的江南中小地主，更處處顯示出是個弱勢群體。
根據清華大學社會學系的研究，中國農村永佃制的起始，首先發生在蘇州周遍地區。這是蘇州的又一個全國之最。晚明以來，蘇州府、松江府，以及西面的常鎮寧，南面的杭嘉湖，這一地區的農民就早早地通過購買獲得了永佃權，從而使土地關係變得空前的複雜起來。這個購買，是怎麼實現得呢？清華大學社會學系的報告沒有說。按我的理解，就是源於佃戶向地主支付一筆租田的押金，使地主與佃戶間的租約得到了金融保證，從而實現了「永佃」。這筆押金，有的地方稱為「佃頭銀」。
「永佃」的始初，不失為一件好事，有一點現代商業運作的意思在。就象現在租房、租門面，都要交納一筆押金一樣。而且江南地主對這筆押金是支付利息的，利息在當年的田租中扣除，做得光明磊落。
「永佃」的這筆押金要交多少？大約是三年的田租。而當時的租佃合同（契約）也是三年一籤的。三年合同到期，作為佃戶可以徙佃，換一家東家做做；作為田主，也有辭佃的權力。這本來是一種極好的經營方式，雙方都進退自如。就象城裡的商鋪一樣，到年終的時候，各人要把自己的鋪蓋帶回家的，待過了年，接到東家的請酒帖子，才意味著重被聘用一般。
但「永佃」的含義，從良好的願望開始卻結出了惡果。上文說到，「永佃」的押金，大致為三年的田租，如果以米租計算，三年就是三石。如果以租金計算，三年就是三兩銀子或三元大洋。那時，蘇州的能收一石米租的上等好田，其價格為每畝20元，這是民國初年的價格。按這樣的性價比，地主與佃農不會發生什麼租佃矛盾。因為投資一畝地需要20年的地租才能收回成本，這樣的投入產出比，對投資方來說，效益很低；對租田方來說，負擔不重。
上文說到，「永佃」制度生發在晚明的蘇嘉杭地區，在整個有清一代，它處在一個平穩的成長發育期。在清朝政府的強有力的統治管理下，「永佃」不可能觸動傳統的土地領屬關係。田主就是田主，佃戶就是佃戶。一直到太平天國以後， 在巨大的社會動蕩下，土地關係重新得到整理，這時候的「永佃」，出現了一個意想不到的後果。它分出了「田底權」和「田面權」。「田底權」就是土地的產權，它屬於地主；「田面權」就是耕作權，它屬於佃農。這樣，一田二主。在一塊土地上出現了兩個對等的權利，埋下了不對等的利益衝突。本來，佃戶只要欠租，地主就可以轉佃或辭佃。但"永佃"以後，佃戶即便欠租，地主也無法辭佃，因為佃戶擁有「田面權」，地主在事實上被排除在土地領屬關係之外了，他只剩了收租權。儘管他常常收不全或收不足他的地租。
於是出現了這樣一個笑話：有個小地主破產了。他苦苦哀求他的佃戶把田退給他自己耕種，而終於沒成功。
「永佃」之下，地主失去了對土地的控制權，但這種失去，有時是有利於生產發展的，它造就了自耕佃農。獲得永佃權的自耕佃農通過家庭的群體勞動，對土地的投入明顯高于田主，土地單產提高了，十邊隙地得到極大利用，社會財富增加了。譬如晚明時期，大地主莊園式的經營已基本絕跡，而讓位於「永佃」了。「永佃」是那個時代的聯產承包責任制。
「永佃」後的地主，雖然失去了對土地控制權，但沒有失去他所承擔的上繳國家賦稅的義務。當國家財政發生困難的時候，還得為各種附加，加派而掏銀子；而農村減租減息，風氣日盛，成為一種潮流。地主成了夾在漢堡包中的一塊肉餅子，上下裡外都想咬一口。
鹹豐三年，吳江縣黎裡鎮湯字圩佃農陸孝忠、陸孝思、龐耀採、顧鬍子等，集結了72圩之眾，與地主爭輸租之數，每畝只許納五鬥、三鬥。對不承認減租的地主則襲擊其家屋和或倉房。這場減租風潮延續了一年多。
面對佃戶的抗租，江南中小地主幾乎沒有什麼良策。事情一旦弄大，弄到追租局，面子拉破，以後催租的日子更難過。
另有一個更想不到的後果出現了。「田面權」既然可以轉移，無形中，它也就具備了價格身份。根據吳縣縣政府社會調查處民國19年的報告，蘇州上等良田的地價從原來的20元一畝上漲到了100元一 畝。這100元中，不全是地主投資的增益，而是田底60元，田面40元。「田面權」轉身一變，成了活生生的貨幣，這完全是「永佃制」砸在佃農頭上的金饃饃。這個情況與改革開放後的房卡有點相似之處。房卡是房管部門授與租房戶的一份租房合約，租房戶憑房卡租房並交納房租，房卡本身是無償的。後來，房卡進入私下流通，變成商品。隨著房價的上漲，房卡的身價也從數千元飆升到數萬元，甚至十數萬元。而這種收益恰恰與房管部門的利益毫無關連，房管部門依然只收它的房租，幾元或幾十元。
房管應該是強勢的，它代表政府，對政府資財進行管理，但卻成了弱勢。地主是土地的擁有者，是業主，他也應該是強勢的，卻也成了弱勢。
道理是相通的。
江南中小地主之所以弱勢之三：
佃農可以抗租，地主無法抗稅。國家的正賦是向土地的業主徵收的，地主就是業主。
下面，我們依據1930年的統計來說事。
據1930年編撰出版的年鑑類刊物《吳縣》，所列出的由地主承擔的負擔共有十三項：正稅；省稅；縣稅；省附加稅；浚凇經費；縣附加稅；築路經費；輔助費；公安費；普教畝捐；地方輔助畝捐；保衛團經費和農業改良畝捐，大致每畝的貨幣負擔為大洋4元多一點。
據1930年編撰出版的年鑑類刊物《吳縣》，當時的蘇州田價，已在100元一畝的高價位了。高價位說明兩個問題，一是蘇州土地被投資者看好，價格上升。另一個原因是通貨膨脹，糧食價格在上揚，地價隨之水漲船高。
據1930年編撰出版的年鑑類刊物《吳縣》，蘇州地主能在地上收多少租？按高的一檔算，依然是一石，折算成貨幣，大致是每畝6元。這樣做一減法，地主在每畝地上可獲得利益近2元錢，但這是靠不住的。按正常的年景，如果國家能收到八成的賦稅，皇帝就要跑到宗廟去祭告列祖列宗了。地主也一樣，能收八成的田租，就上上大吉了。所以，6元的貨幣地租要打個8折，為4元8角，地主拿不到更多。如果通過租棧要租的，地主還有一筆中介費要開支，這筆開支約是租額4%。
同樣，據1930年編撰出版的年鑑類刊物《吳縣》，蘇州的一畝地能有多少產出？答曰：土地歲收每畝最高30元，每畝最低20元。
據此，蘇州的佃農至少比地主快樂。他只要交了6元一畝的地租，其他的就與他無關了。種田而發財，不是地主，而是佃農。史書上說，「既獲厚利，復作非為」，這批評的，恰恰是佃農。
信不信由你。
自民國31年後，蘇州農村的催租與抗租就一年比一年厲害。這裡也不全是體現了階級關係與經濟關係，中國農村有著非常強大的族群對抗的傳統。譬如，蘇州的老祖宗與越人有仇，所以蘇州人就不大願意與越人通婚，這是作者小時候的記憶。譬如，蘇州的沺涇、湘城、太平地區，之所以有比較融洽的租佃關係，是因為租佃雙方，地主和佃戶都是本地人。而在種客田的外鄉人大量聚集的地區 ，租佃關係中的階級性和族群對抗攪和在一起，已分不清眉毛鬍子了。族群矛盾說到底，是類似於民族矛盾的血緣矛盾，它深深的滲透在人的骨髓中，是與生俱來的。它與階級矛盾沒有因果關係，只有依存關係。從表象上看，這是地主與佃農的對抗，而實質是種族性質的對抗。
這世界上的事，用階級鬥爭一把鑰匙來開，是打不開的。歷史已經證明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