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中國古代專制主義說的知識考古》
侯旭東
時下的各種著作、報刊文章乃至各種課本中在涉及中國歷史上秦至清的帝制時代時頻頻會出現「專制」、「專制皇權」或「專制政體」、「專制主義」之類的表述。具體說來，「專制」既用來描述個別皇帝，如秦始皇、漢武帝、明太祖；亦用來概括秦代以來的二千多年帝制時代的中國政體。這一論斷成為大陸中國史理論概括的基本觀點之一，流傳之廣，影響之深無需詳論。此說不僅盛行於國內，在日本研究中國歷史的學者中也有一定影響。[1]正是由於這種深厚久遠的影響以致學界幾乎視之為當然，而喪失了對此論斷的反省能力[2]，使得這一論斷成為眾多學者認識中國歷史的無意識框架，影響了研究的深入。同時，這一論斷不僅成為20世紀以來書寫「歷史」的重要中介，自出現之時起，它就直接捲入歷史實踐，清朝的滅亡與此說的流行有相當的關係。將它視為「深刻改變了20世紀幾代中國人感受力的」重要論斷之一併不為過。[3]
其實，如果我們挖掘一下這一論斷的根底，不難發現它並不是什么科學研究的結果，而是亞裡斯多德以來的西方人對東方一種偏見，18世紀時個別西方思想家開始以此來描述中國，19世紀末以後則經由日本廣為中國思想界所接受，並未經過充分的事實論證。關於這一問題，臺灣學者甘懷真做過初步的梳理[4]，大陸學者也開始關注[5]，筆者亦曾有所涉及[6]，這裡將對這一說法產生與流傳過程，接受背景、影響與後果作進一步的探討。除了對該說的西方淵源與日本中介作簡單的回顧外，討論的重點是19世紀末至20世紀前半葉的中國。希望能有助於中國學者認清這一論斷所包含的問題，進而有助於推進今後對帝制時期統治機制的重新認識。
首先必須強調的是，本文只是對關於中國古代政體及皇帝本性的一種「論斷」的傳播、發展歷史的剖析。具體說屬於詞彙史[7]、觀念史，泛言之，屬於思想史的範疇，並不是對帝制時代二千多年中實際運轉的中國統治體制本身的研究——對統治體制本身的研究絕非一篇短文所能完成。
思想史研究大體有兩種路數，一是側重探討學說內在邏輯發展變化的「內在理路」[8]，一是注重學說發展與社會、局勢乃至權力間的關係的「外在理路」[9]。後文首先釐清這一論斷的發展脈絡，在此基礎上對其流行的背景作些分析，可以說是兩種路數並重。「知識考古」一詞出自福柯（Michel Foucault），指以考古學的方法梳理人類知識的歷史，這裡則借用來分析一種具體論斷的發展史。[10]
「專制」一詞很早就見於中國文獻，《左傳·昭公十九年》有「晉大夫而專制其位」的說法，《韓非子·亡徵》在討論導致亡國的種種現象時指出「種類不壽，主數即世，嬰兒為君，大臣專制，樹羈旅以為黨，數割地以待交者，可亡也」，後面又說「出軍命將太重，邊地任守太尊，專制擅命，徑為而無所請也，可亡也」。的確，中國傳統文獻中 「專制」一詞並不罕見，但其含義幾乎都是指大臣或太后、外戚、宦官之類等掌管應屬於君主的職權，具體又分為受命專制與不受命專制兩類，前者是合法的，後者屬於擅權。並非用來描述君主，更不是指一種政治體制。[11]現在所說的「專制主義」、「專制政體」乃是近代引入的新含義，是對西方政治學術語Despotism的翻譯，「專制君主」則出自英語despot一詞。亦有人用「專制主義」翻譯英語「Absolutism」，實際是錯誤的，該詞正確的譯稱是「絕對主義」或「絕對君主制」，在歐洲歷史上有特定的含義。[12]
一、西方的「專制政體」說與「中國專制說」
關於「Despotism」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來龍去脈，前人已有系統的介紹[13]，不擬詳細引述。這裡僅就與本文有關的內容稍作討論。
追根溯源，「Despotism」來源於「despot」，最早為希臘語「δ σπ тη 」[14]，在亞裡斯多德的《政治學》中就有很多關於它的描述。誠如論者所概括的：專制政體很明顯的，從一開始就是歐洲人用來理解亞洲政府和習俗所用的概念：一般總認為，歐洲人生來就是自由的，而東方人卻是有天生的奴性。因而專制政體常常是用來認定，解釋或者指責奴隸制度，對外徵服，以及殖民或帝國統治。
具體說來，「從波希戰爭那時代開始，希臘人就把專制政體看成是帶有非希臘特徵的一套體制，或是野蠻民族天生奴性的思想，亞洲人習慣的王權形式」[15]。如亞裡斯多德說「凡照顧到公共利益的各種政體就都是正當或正宗的政體；而那些只照顧統治者們的利益的政體就都是錯誤的政體或正宗政體的變態（偏離）。這類變態政體都是專制的[他們以主人管理其奴僕那種方式施行統治]（1279a）」，「在研究君主政體（王政）時，我們也談到了兩種僭主政體，……這兩種是（一）某些野蠻民族（非希臘民族）中所尊崇的具有絕對權力的專制君主，以及（二）在古希臘城邦中曾經一度存在的類似君主的所謂民選總裁（1295a）」。[16]
上引希臘語到東羅馬帝國時仍一直通行於當地，13世紀出現了《政治學》最早的拉丁文譯本，自此，「專制」說開始流行於西歐。此後從中世紀至18世紀的西歐理論家中關於「Despotism」的思想不斷得到發展，不過，此間有些理論家用「專制政體」來譴責西歐的僭主統治（Tyranny）,也有人繼續將「專制政體」與亞洲國家聯繫起來，此時的靶子則是土耳其帝國，其中只有霍布斯（Hobbes）賦予該詞正面的意義。[17]
稍後，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1689-1755）以專制政體為三種基本的政府形態之一，使得專制政體成為18世紀政治思想中的一個核心主題[18]，不僅如此，他還是西方思想家中第一個將中國劃入「專制政體」的。他說：「中國是一個專制的國家，它的原則是恐怖。在最初的那些朝代，疆域沒有這麼遼闊，政府的專制的精神也許稍為差些；但是今天的情況卻正相反。」[19]因此，孟德斯鳩被認為是「從否定方面將中國列入一種世界模式的第一人……為法國和歐洲提供了與以往不同的中國形象」[20]。其說儘管在當時受到同時代的許多思想家的反對，隨著時間的推移，則逐漸成為西方人看待中國的基本前提。18世紀是西方中國觀發生根本變化的世紀，即從以「頌華」（sinophilie）佔優轉為以「貶華」（sinophobie）為主。此外，他亦認為專制主義是亞洲各國的特點[21]。
這裡有必要對歐洲人的中國觀做一扼要的回顧。從13世紀的馬可·波羅到18世紀的西方耶穌會傳教士，他們筆下的中國形象主流都是積極的，是西方效法學習的對象。[22]著名的利瑪竇（1552-1610）在中國生活了30多年，在北京居住了10年[23]，他根據親身經歷，認為明朝萬曆年間中國朝廷在一定程度上是「貴族政體」。他說：雖然我們已經說過中國的政府形式是君主制，但從前面所述應該已很明顯，而且下面還要說得更清楚，它還在一定程度上是貴族政體。雖然所有由大臣制訂的法規必須經皇帝在呈交給他的奏摺上加以書面批准，但是如沒有與大臣磋商或考慮他們的意見，皇帝本人對國家大事就不能做出最後的決定……我已做過徹底的調查研究，可以肯定下述情況是確鑿無疑的，那就是：皇帝無權封任何人的官或增加對任何人的賜錢，或增大其權力，除非根據某個大臣提出的要求這樣做。[24]
即使在18世紀的歐洲，孟德斯鳩以外的更多的人仍堅持傳統的看法。義大利哲學家維科（1668-1744年）就認為中國的皇帝是最人道的。[25]伏爾泰（1694-1778）[26]與魁奈（1694-1774）也不同意孟德斯鳩的判斷。魁奈也將中國的政體歸為「專制」，不過，他所說的「專制」與孟德斯鳩不同，含義近似於「君主制」。魁奈說「用專制一詞來稱呼中國政府，是因為中國的君主獨掌國家大權。專制君主意指主管者或當權者，因此這個稱呼可以用於執行法定絕對權力的統治者，也可以用於篡奪權力的統治者，而後者執政不論好壞，其政府都不受基本法則的保護。這樣就有合法的專制君主與為所欲為的或不合法的專制君主之分……君主、皇帝、國王以及其它等等，都是專制君主。」對於中國，他認為「中國的制度建立於明智和確定不移的法律之上，皇帝執行這些法律，而他自己也審慎地遵守這些法律。」他還專門設立一節講「皇帝的絕對權力受到制約」，並針對孟德斯鳩的看法加以反駁，認為他誇大了專制權力。[27]此後，在1770年，英國駐君士坦丁堡的公使波特（Porte）也對孟德斯鳩關於土耳其人專制主義的過分簡單化的思想表示反對。[28]
應該指出，除了魁奈與波特，孟德斯鳩的論斷問世後不久又受到更加嚴峻的挑戰，一個名叫安格迪爾—杜貝隆（Abraham-Hyacinte Anquetil-Duperron, 1735-1805）的法國學者根據他在印度多年的生活，發現歐洲人對印度、土耳其、波斯乃至整個亞洲的宗教、歷史與社會、政治制度抱有許多錯誤的觀念。他根據自己的親身體驗，對孟德斯鳩提出的「東方專制政體」說的論據做了批駁。他認為事情的真相是專制政體的概念只被用作證明歐洲人在亞洲進行壓迫合理的工具。[29]
東方專制說儘管遭到有力的狙擊，也被證明並無實據，但這種批駁的聲音最終被歐洲人遺忘，在歐洲人頭腦中逐漸佔據主流的依然是「東方及中國專制說」。黑格爾與馬克思分別繼承了這種觀點。黑格爾說「它（指中國——引者）的統治並不是個人的識見，而是君主的專制政體」、「中國人既然是一律平等，又沒有任何自由，所以政府的形式必然是專制主義」，「天子實在就是中心，各事都由他來決斷，國家和人民的福利因此都聽命於他」。[30]20世紀以後，對現當代歐美中國研究有深刻而持久影響的馬克斯·韋伯也接受了這一論斷，他認為「秦王當了皇帝以後……建立了一個真正的專制制度，取代了古代的神權封建秩序」，在介紹完秦始皇的政策後他又指出：「這樣，純粹東方式蘇丹制的任人唯親與等級公平和專制獨裁相結合的制度似乎就在中國登場了。」[31]20世紀50年代，在冷戰背景下，隨著魏特夫（Karl Wittfogel）的《東方專制主義》的出版，視中華帝國為「專制政體」一度成為西方學界的流行觀點。[32]
西方人20世紀以前關於中國的概括，無論偏重正面還是負面形象，都是在對中國一知半解的狀態下形成的，依據主要是幾部遊記、有限的傳教士的通信集與譯成西文的若干中國典籍。據研究，孟德斯鳩對中國的了解主要是靠閱讀來華耶穌會士及一些到過中國的商人、遊客所寫的遊記,如柏應理的《中國賢哲孔子》、基爾歇的《中國圖說》、杜赫德的《中華帝國全志》與《耶穌會士書簡集》。此外，中國人黃嘉略與返回歐洲的來華耶穌會士傅聖澤對孟德斯鳩的中國觀也有重要影響。[33]而魁奈關於中國情況的主要來源，甚至可以說唯一的來源就是入華耶穌會士的書信和著作。[34]伏爾泰的情況也是如此。[35]因此，得出的結論包含相當的想像與幻象的成分。
直至20世紀初，情況並沒有根本的變化。馬克斯·韋伯並不通中文，研究中國依據的是歐洲學者對少數中國文獻的翻譯，如理雅格（Legge）譯的《中國經典》、沙畹譯的《史記》片段，及其它歐洲學者的初步研究[36]，論說亦包含了許多推斷。他們對中國的研究——更確切地說是半研究半想像——所經歷的變化，與其說是因信息豐富而生，不如說是隨中西力量對比變化而出現的，均缺乏足夠的事實依據。儘管如此，這些想像下的中國對後來許多西方人，包括學者，理解中國歷史與現實都帶來揮之不去的深遠影響，成為認識的起點。
這種論斷，原本只是18世紀西歐個別人並無多少根據的論斷，如果沒有後來的廣泛推行，處境和顧炎武的思想差不多，只不過是一種「地方性知識」，不會有多大世界性影響。但是隨著工業革命與西方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包括 「中國專制說」在內的西方學說,隨著西方的商品，一同被輸送到世界各地，在船堅炮利的輔佐下，逐漸成為支配性的話語，成為眾人俯首稱臣而罕加質疑的普遍「真理」[37]。
這種變化顯然不能僅從學理內部加以解釋，更多的需要考慮思想生存的外在環境。正如薩義德所說，「所有的表述，因其是表述，都首先受表述者所使用的語言，其次受表述者所屬的文化、機構和政治氛圍的制約」。[38]18世紀末以後隨著工業革命的興起與資本主義的發展，西方崛起，中西力量對比因而變化，西方眼中的中國也由羨慕的對象演變成了批判的靶子，專制是其中一項重要「罪名」。[39]20世紀，特別是隨著中國革命的發展，以及東西方冷戰對立局面的形成，這一論斷又進一步淪為西方藉以攻擊社會主義陣營的意識形態工具。
二、中國人接受與傳播「專制說」的考察
不僅如此，關於中國「專制」的想像也經由日本返銷中國，直接對中國歷史進程產生深遠的影響。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中國仁人志士尋求救國道路之時，這種想像的觀點通過日本在海外中國知識分子中產生共鳴，並逐步流行開來，成為推翻清政府的有力思想武器，同時也被用作分析中國歷史，解釋落後原因的利器,以致演變為一種無須論證的先驗結論而傳誦至今，罕有置疑者。
就目前所見，最早將Despotism翻譯為「專制政體」的應是明治維新後的日本人[40]，19世紀末逃亡日本的中國維新人士及留日中國學生最早通過日語接受了這一翻譯，時間大約是在1899年。
1. 明治維新以來日本思想界對「despotism」的翻譯與理解
這裡有必要簡單回顧日本接受「專制政體」說的具體過程。「專制」一詞很早就從中國引入日本。797年完成的《續日本紀》卷7「天正天皇靈龜二年（716年）五月庚寅」條，天皇詔書雲「自今以後……其所有財物田園，並須國師、眾僧及國司檀越等相對檢校，分明案記。充用之日，共判出付，不得依舊檀越等專制」[41]，就已使用了該詞。1827年成書的《日本外史》卷1「源氏前紀」「養和元年」亦載，清盛臨終前說「我自平治年間建功王室，專制天下，位極人臣，為帝者外祖，復何所遺憾」云云。[42]不過，上述語境中出現的「專制」的含義與中國傳統文獻中是一致的，即獨斷專行，指的往往是侵奪他人（多指君主）職權而獨斷專行，並非是一種政體。[43]
作為政體的「專制」來自明治前後日本知識分子對西方學說的翻譯。1861年，日本藩書調所的洋學者加藤弘之（1836-1916）著《鄰草》，介紹「世界萬國的政體」，稱「雖然大凡世界立國無數，若論其政體無外乎君主政治（洋名モナルキー[44]）官宰政治（洋名レプユブリーキ）兩者……君主政治的政體分為君主握權（洋名オンベペルクテモナルキー）上下分權（洋名ベペルクテモナルキー）兩種」。[45]7年後，即1868年，加藤弘之在《立憲政體略》的「政體總論」中則進一步將《鄰草》中稱為「君主握權」的政體分做兩種，改稱為「君主擅制」與「君主專治」，並分別予以解釋。君主擅制是「君主以天下為一己之私有，而擅制億兆，生殺予奪之權唯心所欲之政體」，君主專治是「君主私有天下，其一人專禮樂、徵伐之權，其臣民不得參與國事。與君主擅制稍有不同的只是習俗自然成為法律，此則對君權稍有所限制而已」。[46]在日語中，「擅制」與「專制」發音相同，均為「せんせぃ」。1866年福澤諭吉所譯的《西洋事情》將despot音譯為「デスポット」，並意譯為「立君獨裁」。[47]1872年中村正直翻譯穆勒（John S.Mill）的《自由論》（On Liberty）為《自由之理》，其中將「despotism」音譯為「デスポティズム」，並意譯為「霸政」。[48]而1874年12月，尾崎三良（1842-1918）在華族會館所做的關於英國歷史的講座中有一篇名為「君民同治論」，講述世界各國的政體，其中說到：「晚近論及國體，往往分為四類，曰君主專裁、曰君民同治、曰貴顯共和、曰百姓共和。」這裡用的是「君主專裁」，下面接著說：概括而言，為立君、共和兩類」，後文進一步指出：政事多出於君主之專斷，以是或目之為專制之國體，以是知其為長君主之私慾、助其無道的階梯。
將「君主專裁」稱為「專制的國體」，此文次年（1875年）3月刊登在《會館記事》第2號附錄中。[49]這是目前所見最早提出「專制」國體的。前此尾崎三良曾隨三條實美的世子留學英國多年，此說當是根據他在英國的見聞與英語說法，加上他個人的理解提出的。不過，講稿中「專制的國體」並沒有明確與「despotism」對應起來，亦沒有和中國聯繫起來。這一聯繫一年後因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被譯成日文而突顯出來。
1876年日本人何禮之（1840-1923）根據英譯本將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翻譯成日文《萬法精理》時[50]開始採用「專制政治」這樣的詞彙來譯「despotism」。譯者在《萬法精理》卷二第一回中說：
政府之三類稱為共和政治（レプツブリック）、立君政治（モナルキー）與專制政治（デスボテ#ズム）。[51]
其中的「デスボテ#ズム」就是英語「despotism」的音讀，譯者將其意譯為「專制政治」。該書以下部分反覆使用「專制」、「專制政治」一詞。在該書卷8第21回「論支那帝國」譯者根據英譯，明確將中國歸為專制國家，其文做：據此所見，支那是專制國，其精神是畏懼。[52]
這是筆者所見最早明確將中國政體劃歸「專制」的日文著作。上引福澤諭吉所著的《西洋事情》中已將中國（文中稱「支那」）政治歸為「立君獨裁[デスポット]」[53]，只是當時還沒有將「デスポット」譯成「專制君主」。《西洋事情》在日本幕末至明治時期影響極大[54]，書中的這一觀點亦應廣為人知。不過，將這種政體固定譯為「專制政體」應是到了《萬法精理》出版以後。此後，專制政體一詞逐漸流行於日本。
1881年中江兆民發表的《君民共治之說》的開頭指出「政體的名稱有數種，曰立憲、曰專制、曰立君、曰共和。」[55]便是將專制視為政體。1885年出版的末廣鐵腸的政治小說《雪中梅》中就有「不知當今西洋事情，將專制政治理解為最好的政體」，「不同於立憲政體，將專制國家確立為優勝者的地位」[56]之說，亦是在政體的意義上使用「專制」一詞。1888年底至1889年初陸羯南在《東京電報》上刊登的評論（1891年彙編成《近時憲政考》作為《近時政論考》的附錄出版）中更是明確提到他是從何禮之翻譯的《萬法精理》中吸取的三政體說，不過，文中作者依然是「擅制」、「專制」混用[57]。
除了「專制政體」的日譯史之外，同樣值得注意的是當時日本思想界、政界對各種政體的認識。概括而言，自加藤弘之以降，明治時期無論日本的思想家還是政治家，根據歐美歷史發展，均視「專制政體」為落後政體，為未開化的國度所採用，而立憲政體則是更好的制度。
在前引《立憲政體略》（1868年）中，加藤弘之在介紹完世界上五種政體，即屬於「君政」的君主擅制、君主專治與上下同治，屬於「民政」的「貴顯專治」和「萬民共治」後指出：
在此五種政體中，如君主擅制、君主專治與貴顯專治等均為未走向開化文明國家的政體。其中如擅製作為蠻夷的政體屬於其中尤為惡賤者。
而「君主專治」則是人文未闢愚蠢的民眾眾多的國家採用的制度，隨著逐漸開化，轉變為上下同治或萬民共治制。作者指出：五政體中確實能制定公明正大，確然不拔之國憲，以求得真正治安之政體，唯有上下同治與萬民同治二政體。因之稱之為立憲政體。[58]
突出了上下同治與萬民共治政體的優越性與正當性，這種觀念成為日後思想界與政治界的討論國體、政體問題時的基調。1873年11月，即徵韓論決裂後次月，主政的大久保利通在向政府提交的「關於立憲政體的意見書」中就指出世界的政體分為君主政治或民主政治，政體發展方向是歸於民主，至於當時的日本則「維新以來……我國……政治依然因襲舊套，保留君主擅制政體」，儘管他亦承認未來應實行「君民共治」，當時依然因循舊制，實行的是君主擅（專）制政體，且認為此制適用於當時的風俗人情[59]，自然在他眼中過去的江戶時代亦屬於君主專制。因當時加藤弘之任天皇侍讀，為天皇講歐美的政體、制度與歷史[60]，大久保所使用的 「君主擅制」當根據加藤的翻譯。1874年因徵韓論下野的板垣退助等提出「設立民選議院建議書」，批評政府為「有司專裁」與「任意放行」，認為不應以百姓不學無智、未臻開明為由而拒絕設立民選議院[61]，實際是對執政的大久保利通等施加壓力，希望儘快建立代議制政體。這批自由民權派與執政者在政體問題上的區別與其說是目標不同，不如說是在實現途徑與方式、實現的速度上有分歧。這一點從8年後，即1882年板垣退助發表的《自由黨組織の大意》演說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板垣指出確立立憲政體的7條障礙，其中就指出日本原來處在封建制，而封建制是通過專制來治民[62]，這一看法與執政的大久保的觀點並無根本差別。實際到了1890年，著名政論家陸羯南還認為從史跡看，古代以來日本人習慣於專制政治——儘管不一定是君主專制，因而認為倡導自由、排斥政府干涉的自由論派的思想脫離日本的歷史與現實。[63]
明治初年以來，日本思想界出現不少提倡共和、民選議院以及代議制，強調民權的人物，亦有將居於主流的主張君權的帝政論派斥為「專制論派」的說法[64]，各派追求的政體目標相去不遠，而實現的途徑差別較大，卻幾乎沒有人否認「專制」與「專制政體」代表了落後與野蠻[65]。此外，1889年明治憲法頒布以前，日本各派思想家提出了許多種《憲法草案》[66]，亦從另一側面反映了時人對立憲政體的追求與渴望。
《明治憲法》頒布後，儘管憲法規定天皇的實際權力相當大[67]，近於專制獨裁者，但在形式上確立的日本國體是君主立憲制。當時即便是激進的思想家如幸德秋水也只是批評首相伊藤博文為專制的政治家，而不否認日本是立憲政體，且這種聲音極其微弱，更重要的是當時幾乎沒有人公開批評日本國體的專制性[68]，思想界與社會主流對明治體制，對於天皇的權力是認同和支持的[69]。可以說，從加藤弘之最早介紹西方政體學說以來，「擅（專）制」便成為描述政體或政治時一帶有負面意義的詞彙，位於政體進化鏈條的低端，而立憲政體則處在更高的位置上，對應於文明與開化。
總之，如果不考慮政治的實際運作狀況，幕末明治初年以來，通過翻譯、學習西方政治思想，特別是政體進化思想，日本思想界與政界接受了「專制政體」說，並視之為未開化國家實行的落後政體。譯成日文的西方學說中亦包含將中國歸入此一政體的內容。在這一思想氛圍下抵達日本的中國留學生與維新派等自然難免其影響，他們後來主要從負面接受「專制政體」觀念與「中國專制說」應與此背景不無聯繫。
此外，18世紀以來日本的國學派思想家不斷地貶低中國歷史與政治，視之為「惡之國」[70]，加之中國在甲午戰爭中落敗，使得無論從現實，還是透過日本，中國知識分子接觸到的更多是中國的負面形象與表述。可以說，日本思想界的翻譯與認識成為後來中國思想界流行的「專制主義」、「專制政體」說的直接源頭。
2.清末中國思想界對「專制說」的接受與傳播
在近代接觸西方之前，中國人頭腦中並沒有政體的觀念，以往文獻中的「政體」指的是為政的要領，與國家政權的構成沒有關係。梁啓超說「中國自古及今惟有一政體，故政體分類之說，中國人腦識中所未嘗有也」[71]，確有幾分道理。其實，中國不僅沒有政體分類的觀念，恐怕連政體的觀念也不曾存在。近代海開以後才逐漸對此有所了解，王韜是較早介紹西方立國原則的知識分子。[72]當時人們所接受的政體說是君主、民主與君民共主三類說。[73]
在這種新知識的影響下，遭遇甲午戰爭慘敗的刺激，中國知識分子開始反思中國傳統政治，此時一個重要現象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黃宗羲等人的思想盛行一時，成為人們批判傳統制度的武器。[74]不過，此時黃宗羲等人的思想的重新興起，是帶有實用目的的「比附」，包含了對其說的許多拔高。如陳旭麓所指出「近代中國的民主不是從黃宗羲等人的思想直接孕育出來的，乃是由轉述西方思想及其政制為起點，是在西方民主思想傳入之後才去追溯中國固有的民主思想，在其開始，且懷有與視其它西方事物為中國古已有之的同樣心理，說堯舜禪讓就是民選總統，明堂則是議院的先河。」[75]
由於黃宗羲等鋒芒所指是中國歷史上所有的為君者，而非具體的某個「君」，受到其說的啟發，並藉助於西方引進的新思想，維新派知識分子開始從總體上批判中國的君權，這為數年後接受將秦以來帝制時代的中國政體概括為「專制」的觀點奠定了思想基礎。
譚嗣同在1896-1897年完成的《仁學》中說，「兩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西人輒詆中國君權太重，父權太重……二千年來君臣一倫，尤為黑暗否塞，無復人理，沿及今茲，方愈劇矣」，提出「廢君統，倡民主，變不平等為平等」。[76]二千年來的政治就是「秦政」，就是大強盜，這裡已是將兩千年的政體一以貫之，加以概括，且表現出了強烈的反傳統的態度，充滿了感情色彩。此說承襲了明末唐甄《潛書》中的思想，並補充了西方的「民主」、「平等」等觀念，而他的其它觀點亦明顯繼承了黃宗羲的思想。[77]當時嚴復、梁啓超也持類似的看法。梁啓超在《與嚴幼陵先生書》（1896年）中引嚴復看法，並表認同：「先生謂黃種之所以衰，雖千因萬緣，皆可歸獄於君主，此誠懸之日月不刊之言矣」。[78]一年後，他在《西政叢書敘》中又有進一步的論述，說：「中國三代尚已，秦漢以後，取天下於馬上，制一切之法，草一切律則，鹹為王者一身之私計，而不復知有民事。其君臣又無深心遠略，思革前代之弊，成新王之規，徒因陋就簡，委靡廢弛，其上焉者，補苴罅漏，塗飾耳目，故千瘡百孔，代甚一代，二千年來之中國，雖謂之無政焉可已」[79]，對秦漢以下的中國政治持全盤否定態度。梁氏此說或許是受到譚嗣同的直接影響。[80]此後無論改良派、革命派概括中國歷代政體均沿襲了這種思維方式，只是此時尚沒有使用「專制」一詞來概括中國政體[81]，卻在思想上為接受「專制」說做了鋪墊。
就筆者所知，日本出現的「專制政體」說在1899年首先為梁啓超所注意。[82]此前的1897年，他根據嚴復的譯著，了解到歐洲政制有三種。他在《論君政民政相嬗之理》中說「嚴復曰，歐洲政制，向分三種，曰滿那棄者（疑指monarchy——引者），一君治民之制也；曰巫理斯託格拉時者，世族貴人共和之制也；曰德謨格拉時者，國民為政之制也。」[83]此時他並沒有區分出君主獨攬大權的政制，而只是說「專行君政之國」，並未雲「專制」國。而到了1899年，他在該年4月20日出版的《清議報》發表的譯作《各國憲法異同論》的前言中說：
故苟凡屬國家之大典，無論其為專制政體（舊譯為君主之國），為立憲政體（舊譯為君官共主之國[84]），為共和政體（舊譯為民主之國），似皆可稱為憲法。
在正文第一章「政體」中，又有：政體之種類，昔人雖分為多種，然按之今日之各國，實不外君主國與共和國之二大類而已。其中於君主國之內又分為專制君主、立憲君主之二小類。
隨後簡單介紹了歐洲諸國從專制發展到立憲的情況。[85]文中梁啓超首次使用了「專制政體」、「專制君主」、「專制國」等詞。[86]應該說，按照此文的觀點，君主國只有專制君主與立憲君主兩類，且專制乃是政體發展的必經階段，可自然引申出中國為專制國、專制政體的結論，因為中國是君主國且無憲法。由於上述政體分類中已將「立憲君主國」從「君主國」分出，餘下的所有「君主國」就都是「專制君主國」了。據此，梁啓超在前言中指出的看來並不是完全對應的新舊譯法，尤其是在內含與外延之間有相當的不同的專制政體與舊譯君主之國間的對應，實際也能解釋得通。君主之國即嚴復所說的滿那棄，是「一君治民之制」，專制政體只是其中君權極度發達的一種形態。梁啓超將兩者對應起來，似乎為他將中國君主統治歸為專製做了鋪墊。這似乎也可以解釋下文所揭示的他在中國政體歸屬上的搖擺。依梁啓超的這種對應，專制說自為中國知識分子所接受時起就有些含混乃至誤解。稍後，梁啓超在9月15日《清議報》上發表的《草茅危言》中首次指出中國三千年歷史就是專制獨裁統治。該文開頭說文章錄自日本深山虎太郎發表在《亞東時報》上的文章，實際夾雜了不少梁啓超個人的話。其中指出：今欲舉秦漢以來積弊，摧陷而廓清之，以舉自強維新之政，則必自恢復民權始……餘嘗讀史，漢以下歷朝帝王不下數百人，而求其聰明叡知天下真主者，百中僅得一二耳。中材之君則百五六，庸劣之主則百九十矣。故天下百年而無十年之治……若有人於此，其力能擺脫三千年宿敝，變專制獨裁之治，作眾思公議之政，中國之天下不足治也。[87]
這裡梁啓超首次將中國曆朝歷代的統治歸納為「專制獨裁之治」。應該說此時梁啓超在對中國政體的認識上尚處在遊移狀態，同年12月13日《清議報》發表的梁啓超的《蒙的斯鳩之學說》一文中在介紹孟德斯鳩的三大政體說，即專制政體、立君政體與共和政體的同時，自己也加了一些按語，其中有：任案：蒙氏所謂立君政體者，頗近於中國二千年來之政體。其實亦與專制者相去一間耳。若英國之君民共治不與此同科也。窩的兒嘗評之曰，蒙氏所論專制立君二者，其性質實相同，特其手段稍異耳。[88]
梁啓超介紹孟德斯鳩的學說依據的應是前引何禮之的日譯本。稱《論法的精神》一書為《萬法精理》當是據何禮之而來；孟氏的三大政體，梁啓超用的是「專制政體」、「立君政體」與「共和政體」，基本依照何禮之的譯法，只是將「政治」改為「政體」，人名則沒有照用何譯，而做「蒙的斯鳩」。這裡，梁啓超又將中國歷代政體歸入「立君政體」，即通常所說的「君主政體」，並說與專制政體差距不大，說明此時梁啓超對這一問題尚無確定一致的看法。[89]
這種情況到1901年前後則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在日本的中國知識分子的看法明顯趨於一致。值得注意的是在1900年12月發行的由中國留日學生編輯的《譯書彙編》第1卷第1期上開始連載《萬法精理》的最早的中譯本。據《萬法精理》譯文按語，這個中譯本依據的是何禮之的日文本。[90]中譯本一共連載了3期，到1901年4月出版的第1卷第3期中止。只翻譯了前4章，相當於譯完1961年張雁深譯本的第4章「教育的法律應該和政體的原則相適應」。這個譯本沿用了何禮之的譯法，稱：萬國政府之形質，可以三大別概括之，曰共和政治，曰立君政治，曰專制政治……以一人之喜怒裁決政務，不受法律之節制，而唯所欲為者，專制政治也。[91]
譯文中論及專制政治之處很多，如「專制政治，無所謂法憲以定其基本，自無所謂府庫以藏其法憲。故此類邦國宗教常有大權。宗教者即彼所謂法憲之府庫而為一線之延者也。不然，則必有一定之風俗習尚而不讓於法律之權力者」。又說：專制政治之所以為專制者，君主以一人而有無限之君權，又以行此君權之權力，舉而再委諸一人。其人居至尊之地，其外皆僕妾也。彼其意一若萬事唯我一身，一身之外，無復有他人者，則雖欲不驕盈矜誇，不塗聰塞明，不可得也。故專制君主，怠於政務而不顧，亦出於必然之勢。當是時也，設官分職，以理庶事，同僚之間，爭競無已，莫不逞其私智，上以固其恩寵，下以恣其威福，故君主不得不親攬大權，不得已則舉國而聽之於冢宰，使之專決政事，其權與人主同。東方諸國大抵如斯。[92]
由於《萬法精理》中譯本只有前4章，沒有涉及何禮之日譯本中關於「中華帝國是專制國」部分。不過，上引一段已將東方諸國歸入「專制政治」之列，不能不引起中國知識分子的聯想。更為直接的是，《譯書彙編》第1卷第1期刊登的日本人鳥谷部銑太郎的《政治學提綱》就明確將「中國」視為專制國。他說：又吾人所不可不知者，第一，近代之君主政體，如古代之用專制至極點者亦甚少。除俄國、支那、土耳其數國外，大抵皆以憲法為主……所以如俄國、支那、土耳其等數國之專制政體，在今日已可稱為各國例外之政體，將來亦不得不變……今日之世界，專制政體居十分之一，立憲政體居十分之七八。專制已敗，立憲已勝，故專制之後，必成立憲也無疑矣。[93]
鳥谷部銑太郎的論述不僅明確將中國政體定性，並進一步以世界大勢為據，指出這一政體必將為立憲所取代，提出了變革的方向。這種論斷對於中國知識分子不能沒有啟發與幫助。
受以上思想資源的刺激與啟發，約自1901年起，「專制」說逐漸為中國的海外知識分子所了解，並迅速成為他們批判的武器。[94]1901年5月10日《國民報》第1期刊出的《二十世紀之中國》說：
嬴秦暴興以降，獨夫民賊無代不作，率皆敝屣公理，私土地、人民為己有，使天下之人，知有朝廷不知有國家；又恐其民之秀傑者，不滿於己之所為，乃施以種種牢籠、束縛、壓制、威脅之術，以便其私圖。故夫學術者，所以智民也，而民賊愚之。取古先儒言論之最便於己者，作一姓機關之學術；利於民者，闢之為邪說；專以柔順為教，養成奴隸之性質，以便供己軛束役使之用……中國二千年之學術、政治、法律及一切，一人一家之私教養成之者也。
作者在分析中國落後的原因時並沒有使用「專制」一詞，不過其具體描述與後來「專制」說所概括得並無區別。作者顯然了解「專制政體」，他在後面敘述歐洲歷史時多次提到「專制」問題，如「十八世紀之末，大革命起，倡自由平等之義者，聲震全歐，列國專制之君聞聲震駭……於是列國乘之締結維也納大同盟，主張君主專制之政體，將以全歐國力，壓抑民權之說」等等。[95]一個月以後，即1901年6月10日《國民報》第2期刊登的《說國民》一文引述流行觀點則直接將中國自秦以來的政體歸為「專制」。文云：「說者曰：秦漢以來，中國人之屈服於專制者，二千年於茲矣，故每謂三代以前有國民，而嬴秦以後無國民。」[96]此文發表上距《萬法精理》中譯本問世只有半年。
此後，各種批判中國歷代「專制」的文章不斷見諸在日中國知識分子所辦的各種報紙。
梁啓超在1902年5、6、10月第8、9、17號《新民叢報》及1904年6月第49號發表了《中國專制政治進化史論》，在1902年11月第21號《新民叢報》又發表了《論專制政體有百害於君主而無一利》。前文中他提到了孟德斯鳩對政體的分類，後文中作者根據史書記載，對二千年的政治制度做了一番宏觀概括，他說「今民間稍有知識者，莫不痛心疾首於專制政體。其惡之也，殆以此為吾害也」，並將中國歷史上王朝興衰均歸結為專制之禍，說：中國數千年君統，所以屢經衰亂滅絕者，其厲階有十，而外夷抅釁、流賊揭竿兩者不與焉。一曰貴族專政，二曰女主擅權，三曰嫡庶爭位，四曰統絕擁立，五曰宗藩移國，六曰權臣篡弒，七曰軍人跋扈（如唐藩鎮之類），八曰外戚橫恣，九曰僉壬朘削（如李林甫、盧（木＋巳）之類），十曰宦寺盜柄。此十者，殆歷代所以亡國之根原。凡叔季之朝廷，未有不居一於是者也。至求此十種惡現象所以發生之由，莫不在專制政體。專制政體者，實數千年來破家亡國之總根原也。[97]
以下，梁啓超歷數各代衰亡的原由，最終無不落實在專制政體上，所謂「中國君統之亂本何在？在彼十種惡業。十種惡業之亂本何在？在專制政體。專制政體一去，則彼十種者無所附以自存，不必以人力坊之也。」「苟非專制政體，則此十種惡現象者，自一掃而空；若是乎，吾中國數千年膿血之歷史，果無一事焉而非專制政體貽之毒也。」[98]此文痛快淋漓，可以說是聲討中國二千年專制政體的一篇戰鬥檄文，其思路與觀點對時人的影響不可低估。應該說，此文對於中國的專制歷史做了系統的梳理，此後，知識分子則更多是直接接受這一論斷，基於「專制」說展開論述。
1903年革命派的領袖孫中山也接受了中國「專制」說，此前他多次談到或寫到政體與朝廷情況，他只是稱為「目前極其腐敗的統治」，沒有提到「專制」。[99]1903年9月21日他在《支那保全分割合論》一文中說：支那國制，自秦政滅六國，廢封建而為郡縣，焚書坑儒，務愚黔首，以行專制。歷代因之，視國家為一人之產業，制度立法，多在防範人民，以保全此私產；而民生庶務，與一姓之存亡無關者，政府置而不問，人民亦從無監督政府之措施者。故國自為國，民自為民，國政庶事，儼分兩途，大有風馬牛不相及之別。[100]
這裡孫中山第一次提出秦行「專制」。數月後他在檀香山發表演說，亦云：我們必要傾覆滿洲政府，建設民國。革命成功之日，效法美國選舉總統，廢除專制，實行共和。[101]
此時「專制」已是與「共和」相對的制度，不過，孫中山尚沒有明確將中國數千年帝王統治歸為「專制」。到了1906年，他也如梁啓超，開始說「中國數千年來都是君主專制政體，這種政體，不是平等自由的國民所堪受的」[102]。此後，專製成為他所常用的概念。
這種論斷出現不久就迅速開始在國內傳播，傳播的橋頭堡應是上海。1900年鄭觀應出版了《盛世危言》8卷本，增加了《自強論》一篇，其中指出：「論者謂變法之易，莫如專制政治。所言不為無見，然蒙謂專制政治，究不如立君政治之公。何則？專制政治即君主之國，乾綱獨斷，令出而人莫敢違。」「蒙謂」當是指孟德斯鳩，看來他亦是從孟氏思想論著中接受的「專制」論。此前，作者心目中的政體概念還是君主之國、民主之國、君民共主之國（14卷本《議院上》），此時作者儘管已經接受了「專制政治」這個概念，卻沒有明確將中國視為專制政治，或是有所忌憚，或是抱有幻想。[103]
1902年甘韓編撰的《皇朝經世文新編續集》收入了前引《國民報》刊發的《論二十世紀之中國》、《說國民》等文，包含了抨擊秦以來二千年專制的內容，此外，《君民權平議》與《尊民權》亦從不同角度批判專制，伸張民權。其中所收《孟德斯鳩學說》更是詳細介紹用相當篇幅介紹了孟氏三大政體說。[104]1903年鄒容所著《革命軍》在上海出版，其一開篇就說：「掃除數千年種種之專制政體，脫去數千年種種之奴隸性質」，後面回顧歷史指出「自秦始統一宇宙，悍然尊大，鞭笞宇內，私其國，奴其民，為專制政體，多援符瑞不經之說，愚弄黔首，矯誣天命，攙國人所有而獨有之，以保其子孫帝王萬世之業」，而他思想來源是：「吾幸夫吾同胞之得盧梭『民約論』、孟得斯鳩『萬法精理』……等書譯而讀之也」，理論基礎是：「一國之政治機關，一國之人共司之，苟不能司政治機關，參預行政權者，不得謂之國，不得謂之國民，此世界之公理，萬國所同然也」[105]，其上述思想亦應是源於孟德斯鳩等的著作甚明。
1903年發表於上海《國民日報》，並收入次年的《國民日日報彙編》第1集的無畏（劉師培）的《黃帝紀年論》亦說：「中國政體，達於專制極點，皆由於以天下為君主私有也。今紀年用黃帝，則君主年號，徒屬空文，當王者貴之說，將不擊而自破矣」[106]，亦是出於反對專制提出要改用黃帝紀年。時人的思考已經從抽象的「專制政體」發展到對其具體表現的改造，可見「專制政體」說已成為思考的一個支點，表明該說已深入人心。
又如同年發表於該報，後收入《國民日日報彙編》第2集的《中國古代限抑君權之法》說：「環地球而國者以百數，而專制之國，獨以亞洲為多；環亞洲而國者以十數，而專制之國，又以中國為最……及秦有天下，變封建而為統一，地方分權之制變為中央集權之制，君民共主之世變為君權專制之世……至秦而民權盡亡，及宋而臣權盡亡，至明末而漢人之權盡亡，凌夷至今，遂成一君權專制達於完全極點之時代。」 以下則述歷代限制君權的思想以及慫恿發展君權的思想，以證明「專制之禍」「溯其原因，皆起於中國人民之思想」。[107]亦是以中國為「專制政體」作為論述的出發點。作者的分析將政體的不同落實在空間上，特別是將「專制之國」與亞洲聯繫起來，有明顯的「自我矮化」的味道。
此後，專門論述中國歷代專制的文章雖已不多，正如熊範與1907年所說：「今日中國救亡之道，首在改革政體。斯說也，固已成為今日輿論之勢力」[108]，許多文章都是以此為立論的一個前提。如1905年2月孟晉在《論改良政俗自上自下之難易》一文中指出：「然觀我政府，自數千年專制以來，積習相沿，已若牢不可破。」[109] 同年10月孫中山在《民報》第1號發刊詞中說：「今者中國以千年專制之毒而不解，異族殘之，外邦逼之。」[110]1906年1月覺民的《論立憲與教育之關係》一文稱：「夫專制流毒之浸淫於中國者，二千有餘載矣。」[111]同年4月署名撲滿的《革命橫議發難篇》一文亦說：「中國自秦以來，專制之術，日益進化，君之所以待其民者，無慮皆鈐制束縛之策也。」[112]1907年5月署名與之的《論中國現在之黨派及將來之政黨》一文認為：「中國夙以專制國聞於天下，近數年來，自由民權之學說，膨脹於國民之腦中，莫不憤慨於國權之衰弱，而切齒於政府之腐敗者。」[113]
除了批判「專制政體」，亦有人提出應利用「專制」以實現「立憲」，顯示了更為深入的思考。1905年5月刊發的榖生《利用中國之政教論》一文亦指出：「吾中國之政教，可以一語蔽之曰，寡人專制」,不過，作者不贊成「立憲而後中國可興」的主張，提出「中國興而後可立憲」，具體做法是「莫如即專制之政教，而因以為功」，通過專制的力量發展教育，不適於生存者，「一以專制之力剗絕之」，「其有合於強國者，一以專制之力提倡之」，並批評說「世人不察，徒詬厲專制之政教，欲舉一切蹂躪之，蓋亦炫於立憲之美名，而不知所處耳」[114]，其說認識到立憲無法一蹴而就，需利用專制力量，較之簡單的批判要深刻得多，在當時也顯得另類。1906年1月刊出的章太炎《演說錄》亦云：「我個中國政治，總是君權專制，本沒有甚么可貴……（但）不好將專制政府所行的事，一概抹殺。就是將來建設政府，那項須要改良，那項須要復古，必得胸有成竹，才可以見諸施行」[115]，亦是超越了全盤否定的二元對立觀。但是，這種看法並非主流。
其實，同在1905年，最早將中國歸入專制政體並加以批判的梁啓超在遊歷美國目睹其民主制度的弊端與旅美華人的狀況後，思想亦發生了相當的變化。他在該年發表的《開明專制論》中指出中國民智不開，施政機關未整備，實行君主立憲的條件尚不具備，轉而歌頌開明專制的優點，希望通過一強大而開明的朝廷來行使國家主權，抗衡西方。[116]此說看似倒退，實際反映了梁啓超更深的觀察與思考。不過，襯託在當時主張立憲與革命的兩派的高亢旋律下，這類聲音頗為微弱。其實，孫中山後來所說的「訓政」的含義與梁啓超的「開明專制」並無原則性的差別，兩人的區別只在於實現的途徑不同：孫是在推翻清朝後實行，而梁則寄希望於清廷。
20世紀初，上海的報刊與日本的中文報刊內外呼應，一道成為傳播「專制」說的陣地。
經過幾年的宣傳，儘管在如何對待「專制」上意見並未統一，但視中國過去二千年為專制上並無異詞。此說影響之大不僅孫中山等革命黨人力主此說，就是如康有為、黃遵憲與楊度這樣反對革命，倡導保皇改良的知識分子也不得不向此說低頭。
早在1902年9月發表的《辨革命書》中，康有為就稱：「又歷朝皆少失德，無有漢桓、靈，唐高、玄，宋徽、光，明武、憙之昏淫者。若夫政治專制之不善，全由漢、唐、宋、明之舊，而非滿洲特製也。」[117]強調專制並非滿族所創設，而是沿襲漢代以來的舊制，潛臺詞並不否認中國自漢代以來就存在「政治專制」。次年1月13 日黃遵憲在《水蒼雁紅館主人來簡》說：「吾非不知中國專制之害，然專制政體之完美巧妙，誠如公語，苟非生於今日，地球無他國無立憲共和之比較，乃至專制之名，習而安之，亦淡焉忘之……（中國）風俗之敝，政體之壞，學說之陋，積漸之久，至於三四千年，絕不知民義民權之為何物。」[118]所說不無道理。楊度在1907年1月出版的《中國新報》「敘」中說：「今地球上以大國被稱者十數，而中國居其一。雖然，以中國之大言之，固有非各國所能及者，若以言乎富與強，則反在各國下數等。此其故何也？則以中國之政體為專制之政體，而其政府為放任之政府故也。」[119]此三位均反對革命，卻同樣不否認中國歷來專制政體之存在，可見此說影響之深廣。
更引人注目的是中國為專制政體說出現10年後，甚至連清廷的大臣、官員也屈從於這一論斷。武昌起義爆發後，宣統三年十月二十一日奉天代表曾有翼等致內閣袁世凱函稱：「革命風潮浸及東省，東省人士非不知脫離專制，尊重自由。無如默觀時局，知非君主政體不足以自立」云云。一個多月後甘肅諮議局議長張林焱等致袁世凱轉伍廷芳等電反對共和，支持君主立憲，其中亦稱：「查我中原民族，休養於專制政體之下者四千餘年，服教畏神，久成習慣」，因此認為不能急於實行共和[120]。儘管這些人反對共和，但他們卻已在使用與「共和」密切相聯的「專制政體」一詞來概括歷代政體，至少在語言層面上已經屈服於新思潮。「專制政體」說開始成為清廷部分官員自我認識的一部分，為其覆滅提供了思想基礎。宣統宣布退位後兩天，即辛亥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河南巡撫齊耀琳致電袁世凱等亦稱：「此次中華改革國體，由專制一躍而為共和，閱時不過四月，潮流迅急，亙古所無」。[121]此人視清廷為「專制」顯非始於清帝退位之時。從這一角度看，「專制」說並不只是一種流行世間的論斷，它亦參與到歷史實踐中，成為歷史進程的一部分。
總之，無論維新派、革命派、保皇派，還是清政府，均接受了「中國專制」說，確如佐藤慎一所指出的：「在對現狀的分析上，各持不同的未來圖景的論者之間，其意見卻奇妙地一致。這就是將從秦始皇開始到20世紀初延綿不絕的中國的政治體制都一併視為專制政體。」[122]
3.「專制說」在中國大眾中的傳播與學界的不同見解
「專制政體」之說不僅很快見諸國內的書籍、報端，國內新出現的百科辭書中不久也開始出現「君主專制」的條目。1908年根據日本辭書翻譯的《東中大詞典》就設有此條，解釋做「君主總攬國務，一切大小政事，均由其獨斷獨行，恣意處理者是也」[123]。1911年出版的《普通百科新大辭典》雖未見「專制政體」或「君主專制」的專條，但亦有一些條目內容涉及「專制政體」或「專制國」。[124]1915年首版的《辭源》也有「專制」一條，釋義二做「政令之權，全出於一國之君者，曰專制，參看專制政體條」。同時設「專制政體」一條，云：「國家之元首有無限權力，可以獨斷獨行者，謂之專制政體，為立憲政治之對。」[125]表明來自西方、表示政體的「專制」，作為一個新詞已在漢語日常詞彙中佔據了合法的位置，預示它將逐步成為中國人認識歷代政體，乃至歷史的概念工具。
此外，擴大「專制」說社會影響的另一重要渠道的是20世紀以後的中學歷史教科書。自20世紀初起，一些歷史教科書開始將中國歷史上的一些皇帝描繪成「專制君主」，一些朝代描繪成「專制」王朝。目前所見，1904年夏曾佑著《最新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是最早的一部按新式章節體撰寫的中學歷史教科書，後更名為《中國古代史》再版，其中就有不少地方使用了「專制」與「專制政體」之說。該書第二篇「中古史」第一章「極盛時代」的第五節「秦於中國之關係上」云：
秦自始皇二十六年並天下，至二世三年而亡，凡十五年，時亦促矣，而古人之遺法無不革除，後世之治術，悉已創導。甚至專制政體之流弊，秦亦於此匆匆十五年間，盡演出之，誠天下之大觀也。[126]
第十七節「文帝黃老之治」云：文帝好黃老家言，其為政也，已慈儉為宗旨，二十餘年，兵革不興，天下富實，為漢太宗。其專制君主之典型哉。[127]
第二十節「漢外戚之禍一」云：推其（指母后臨朝之制——引者）原理，大約均與專制政體相表裡。[128]
第六十五節「文學源流」云：（以文辭取士）與中國相始終，推其原意，皆立談之變相耳。此專制政體之不得不然也。[129]
對於歷史上的許多現象均以「專制政體」來解釋，無論現象與專制政體間是否存在聯繫，「專制政體」似乎成了包治一切的妙藥。
此外，1914年出版的鐘毓龍編《新編本國史教本》第二編第一章第一節「秦之內治」指出：始皇為專制之大梟桀，故其內治多為專制，與後世關係甚多，約計之有六端（下略）。
此書1914年8月發行，至1920年已印行16版[130]，發行量之大，影響之廣可想而知。又如1924年出版的顧頡剛、王鍾陵編，胡適校訂的《現代初中教科書·本國史》（中冊）云：明太君由平民得帝位，乃不料君權的膨大，反比從前加厲，這為什么呢？其實只是君主專制的自然趨勢，明朝適逢其會，便得更上一層罷了。[131]
再如1932年出版的周予同著《開明本國史教本》上冊，第三編「中古史——中央集權制的確立與平民革命的暴興」中說：從此以後政權遂集中於君主的掌握，官吏變為君主的僕從，而確定二千餘年來的君主專制的基石。
次年出版的下冊中稱：明太祖的開國政術不僅將政權總中於君主一身，而且濫施淫威，竭力擴張君主的權勢，明代官僚所受待遇的惡劣，遠甚於前代。君主專制的局勢，到明代而達於極點，但這樣的政制，便於英主而不利於庸君。[132]
再如1933年出版的金兆梓著《新中華本國史》上編，第三章「政治的演化」中說：漢代盛時的政治中心，實在是在皇帝一人手裡。所有那時的政治，實在可說是君主專制政治，和上古的貴族專制不同了。[133]
應該指出，1949年以前的各政府所頒布的各種中小學歷史課程標準中均沒有將秦以來的政體稱為「專制政體」的條目與要求，只是個別標準提到歐洲「中古教會之專制」、「十八世紀世界專制政治及其所引起之反動」[134]或「十八世紀的開明專制政治」[135]。明確將秦以後的政體與專制聯繫起來的是1956年以後的中學歷史教學大綱。[136]上述教科書中的論述均是出自編者本人的觀點，這些作者，除了鍾毓龍生平待考外，餘下的大都經歷過五四運動，經受了民主思潮的洗禮，在教科書中做如此判斷並不奇怪。
私塾蒙書退場後，歷史教科書成為塑造廣大國民歷史記憶的重要工具，「中國專制」說從為中國知識分子所了解到開始進入中學教科書，前後不過幾年時間，其間沒有時間進行認真的思考、消化與鑑別。在如此短暫的時間內，一種舶來的新詞彙、新論斷就被視為當然的結論採入中學教科書，傳授給青年，不難看出當時中國知識分子的焦急心態。
中學歷史教科書中的「專制」說不過是民國學術界主流思想的延伸。1911年以後學術界的共識之一就是中國歷代王朝為「專制政體」。1929年出版的呂思勉《中國政體制度小史》說：「（中國）習於一君專制之治，以為國不可一日無君」，「中國後世之政體，雖若一君專制之外，更無他途可出」。[137]1939年毛澤東在《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中指出：「自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後，就建立了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138]這一表述對1949年以後的大陸學界有深遠的影響，其實除了「封建國家」說之外，接受的均是民國時期通行的觀點。專門研究政治制度的曾資生亦認為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為君主專制政體。[139]楊熙時在討論中國歷代政制的時代劃分時指出：「第二，有秦一代，是封建政治與專制政治交替時代。第三，秦代以來專制一尊，成了政治的常軌，所謂魏晉南北朝的門閥政治，中唐的藩鎮，元清的種族專制等，都在這個自秦以來的專制一尊的政治環境裡盤桓。」[140]王亞南在1947-1948年曾概括到：新舊歷史學家、社會史家已公認秦代是中國專制政體發軔的朝代。而由秦以後，直到現代化開始的清代，其間經歷二千餘年的長期歲月，除了極少數的場合外，中國的政治形態並沒有了不起的變更，換言之，即一直是受著專制政體—官僚政治的支配。[141]
確如王亞南所說，在中國王朝時期的政體問題上，不同立場的史學家，無論是傾向自由主義，還是贊同共產主義，基本觀點是一致的，只是對於中國社會性質各派見解不同。就連更早的「國粹派」也頻繁使用「專制」來描述中國傳統政體。[142]
民國時期，大概惟有錢穆明確反對將中國王朝時期的政體歸入專制之列。1941年10月錢穆在《思想與時代》發表了《中國傳統政治與儒家思想》一文，對辛亥革命前後「一輩淺薄躁進者流，誤解革命真義，妄謂中國傳統政治全無是處，盛誇西國政法」的風氣強烈不滿，關於政體，則指出，「西人論中國政制，每目之曰專制，國人崇信西土，亦以專制自鄙」，認為自稱中國專制是「自鄙」。對於中國為何不是專制，他也做了簡單的分析。他認為中國傳統政治與。西方有很大區別，其結論是「若目西國政權謂『契約政權』，則中國政權乃一種『信託政權』」。[143]幾年後，他在《中國傳統政治與五權憲法》中指出：「西方學者言政體，率分三類：一、君主專制。二、貴族政體。三、民主政體。中國自秦、漢以下，嚴格言之，早無貴族，中國傳統政治之非貴族政治，此不待論矣。中國雖有君主，然固非君主專制，此如英倫雖至今有君主，然不害其為民主政體也。中國傳統政治，既非貴族政治，又非君主專制，則必為一種民主政體矣。」[144]不過，他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認中國存在過「專制」，同是在1945年發表的《論元首制度》中，他說：細按中國歷代政制，惟滿清君主，始為徹底之專制，其所以得爾者，蓋為滿洲王室有其部族武力之擁護。其專制之淫威，雖甚慘毒，而亦尚不至於黑暗之甚，則因中國傳統政制，雖此君權相權衡平調節之妙用已為破棄，而此外尚多沿襲，故最高政令雖常出之滿洲皇帝一人之專斷，而其下猶得彌縫匡救，使不致流為大害也。[145]
以上是錢穆一貫堅持的觀點。在此前出版的《國史大綱》（1940年初版）與1950年代出版的《中國歷史研究法》等書中，錢穆也表達了類似的見解。[146]儘管如此，此說一出，猶激起了蕭公權與張君勱等人的批評，可見主張中國古代為專制政體者之固執。仔細分析，錢穆的論斷儘管反對專制論，從更深一層來看，他與專制論者均接受了亞裡斯多德三大政體說的基本框架，同樣是以西方的政體說作為普遍標準來衡量中國政體，與主流的區別只是在於部分否認中國為專制，而代之以民主政體說。這不過是一種「顛倒的」東方學，更多的體現的是民族主義情緒與西方政體學說的對抗。錢穆立說依然沒能掙脫西方學術話語的籠罩。
三、中國接受「專制說」的背景與後果
從以上分析不難發現，中國知識分子從聽說到接受 「中國專制」 說歷時甚短，前後不過一二年。短短的一二年顯然不可能對秦以來二千年的中國政治史做充分的研究，而且當時也不存在安心從事研究的外部條件與環境。這一論斷可以說是在沒有經過認真論證的情況下匆忙接受的，並隨即應用到實踐中。從學術的角度看，是犯了結論先行，以論代史的錯誤。中國知識分子為什麼能在很短的時間內接受這一併無多少事實根據，且沒有經過嚴格論證的論斷？
從中國本土方面考慮，最直接的是甲午戰爭與戊戌維新的失敗，中國知識分子遭遇到的空前挫折促使他們反省自己的歷史，意識到自己的政體存在問題，關於這一點，前人的研究已多[147]，不擬贅述。這裡僅就政治局勢背後隱藏的深層「心態」做些分析。
進一步觀察，支持這種認識的是中國人看待「過去」時長期存在的「成王敗寇」邏輯。這種邏輯集中體現在史書中，中國歷史上「正史」編撰的基本方式是本朝只修起居注與實錄，由後代為前朝修史，更強化了這種邏輯。權力鬥爭中取勝的一方（新王朝）擁有最終的敘述前代王朝歷史的權力，失敗的一方（覆滅的王朝）只能被表述，不能自己去陳述自己的「過去」。在這種格局下，歷史的敘述，特別是涉及新舊王朝交替時期的人物與事件時自然多呈現出「曲筆」與「回護」，將歷史進程描述為向新王朝邁進的「線性的歷史」，貶低前朝的政績與功績。史家往往成為槍手，負責執行「曲筆」任務。[148]同時，還應注意到，所有的士人，即知識分子，都是在不斷閱讀這些呈現出「線性歷史」的史書中步入士林，進入官場的，難以逃脫浸透在「史書」中的這種史觀的潛移默化影響。即便到清末，當他們走出國門，這種邏輯也會潛藏在他們頭腦中繼續發揮作用。只不過在清末巨大衝擊中所遭遇到的是亙古未有的變局，取勝的不再是某個從中國內部產生的新王朝，或某個周邊的外族，而是遠道而來，挾堅船利炮的「夷人」，落敗的不僅是清王朝，而是以清王朝為代表的有數千年歷史的中國。這一次，中國知識分子通過「專制說」等等對自身歷史的批判與重新論述，再次充當了執行「曲筆」的槍手，只不過這次目的發生了變化，目的是拯救中國，而不僅僅是證明某個中國王朝的無能與失敗。
1902年梁啓超在《新史學》中分析中國史學的正統問題時就曾指出：「諺曰『成即為王，敗即為寇』，此真持正統論之史家所奉為月旦法門者。」[149]不幸的是，他雖然意識到這一問題，但在他自己的實踐中卻依然重蹈覆轍。
這種邏輯也同樣應用到打敗清朝的「洋人」身上，因為自1840年以來洋人多次打敗清軍，顯示了船堅炮利的力量，中國知識分子逐漸對西洋人、西洋學說由漠視到佩服與羨慕，從而出現了帶有「虛無主義」傾向的自我否定歷史的潮流。20世紀以後出現「全盤西化」說不過是這種潮流的極端而已。這種邏輯說穿了是一種「以今度古」的「非」歷史的態度，類似於對歷史的輝格解釋（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150]。更深一層講，體現了權力對「歷史」敘述的操縱。如果說近代西方邏輯是「知識就是力量（權力）」，中國古代在一定程度上則是「權力就是（歷史）知識」，擁有權力也就獲得了解釋歷史知識的權力。
從西方的角度看，中國知識分子接受「專制」說則是一種「自我東方化」，如學者所指出的，「在二十世紀，歐美東方學的理解與方法在中國自我形象的形成與中國對過去的理解中成為一個可見的組成部分」，無論是儒教、專制政體、官僚政治、家族主義還是特別的種族特性，都可以溯源至歐美東方學的描述。所有這些描述的共同之處在於使用出自西方觀念的形象、概念與標準來「重新書寫」中國歷史。傳播這種西方意識的不僅是西方的傳教士，還包括海外的中國人[151]，實際上還包括作為重要橋梁的明治維新後的日本人。這幾股力量共同作用將西方對東方的表述，如中國專制之類，譯成中文，引入中文世界，並變成自己的表述加以傳播，進而重新塑造中國人自己的歷史記憶。[152]
其結果是中文世界中出現的中國史，表面看來由中國人自己做出的論述，用的是中國的「語言」——實際已經不是傳統中國的語言，而是經過翻譯、引進與創造的「近代漢語」語彙，骨子裡則是歐美東方學對中國漫畫式認識的重複、再現與拓展，中國「歷史」因此喪失了依據自身的脈絡表達自己的機會與能力，從而實現了在物質層面之外的「文化與表述層面上」對西方的依附。
同時，這種舶來的論斷又直接捲入清末的實踐活動，為推翻清朝發揮了一定的作用。當中國人在對自己歷史的描述中用「專制政體」來概括秦代以來的二千年政治時，就等於在替西方人宣傳他們對中國歷史的歪曲，正是由於是中國的歷史學家自己如此表述，也才會更具有欺騙性與「說服力」，才更容易為百姓所接受。接受這一論斷的過程也就是中國人走向自我東方化的過程，即按照西方人的觀念重新塑造對中國自身歷史認識的過程。其結果是我們在空間上是生活在西方以外的東方，但是，從商品、品味、感覺到表述，實際都難以掙脫西方製造的牢籠。
「中國專制」說從出現到流行於中國學界與社會的歷程是中國近代遭遇危機背景下國人思想上經歷西方理論殖民的一個縮影。如果說中國在現實中僅僅是半殖民化，但在思想觀念上受到的殖民卻更加嚴重。近代中國學術可以說幾乎都是在西方的刺激下形成的（其中不少是取道日本而獲得的），許多基本前提與判斷，和「中國專制」說一樣，都是沒有經過認真的論證就接受下來，作為學術積累與流行觀念的基礎。追根溯源，這類中國觀大多不是在科學研究基礎上形成的，加以西方「東方主義」的歪曲，其中的問題必然不少，不可等閒視之。這種歪曲的中國觀通過各種渠道流行於世，所以，即便是研究中國古代歷史的當代學者也並非直接、透明地面對史料，而是透過包含著近代以來，乃至早到傳教士時代以來所形成積累的「中國觀」在內的觀念來認識過去，因此，近代歷史對於研究古代的學者也不是可以忽略不計的。
清末救亡圖存的鬥爭年代，以「專制政體」與「專制君主」說作為批判的武器無可厚非，隨後未經認真充分的研究，將這種因想像而生的觀點作為定論引入學術界，則遺害不淺。這不僅嚴重束縛了中國學者對自身歷史的理解、忽略並遮蔽了許多歷史現象，妨礙對帝國體制的把握，也暗中應和了西方人對中國的歪曲，無意間為西方的「東方學」做了不少添磚加瓦之事。即便是似乎遠離理論問題的具體研究，實際也難以擺脫其間接的影響。如果沒有對以「專制」說為代表的西方中國觀的徹底清理，具體研究很可能會在不自覺中為這些歪曲之說推波助瀾。
如果以上分析不誤，現在亟需摘掉這類先入為主的「有色眼鏡」，把歷史上的「國家」重新開放給學者。通過系統、全面地探討歷史上的君臣關係、統治的運作機制，將官場中反覆出現的主要現象均納入分析的視野，逐步提煉和概括出關於中國政體、皇帝與官吏的認識。[153]在缺乏對中國歷史上的皇帝制度以及君臣關係全面清理的情況下，貿然以「專制」論作解，可能會如陳寅恪先生所說「其言論愈有條理統系，則去古人學說之真相愈遠」[154]。這一重新探索的過程也許需要幾十年，甚至上百年，其間也許充滿艱辛與曲折，但對於中國學術來說，卻是值得的。
本文選自《近觀中古史: 侯旭東自選集》（侯旭東 著，中西書局，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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