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師雲集的清華文學院：復建於1946，失落於1952

上世紀40年代後期，清華大學外文系學生合影。一排（坐者）右二為資中筠，二排右八為文潔若。

1946-1952：「清華文學院」最後的輝光

本刊記者/宋春丹

發於2020.8.31總第962期《中國新聞周刊》

1946年7月，西南聯大停辦，清華大學遷回北京復校。當時，工學院機械系一年級學生、清華政治系教授張奚若之子張文樸正因病休學在家，住在清華園新林院。

休學期間，他在校園內旁聽過兩次陳寅恪講課。幾近雙目失明的陳寅恪坐在椅子上，直接大段背頌《二十四史》，一旁的助教王永興將之寫在黑板上。

陳寅恪的博聞強記，讓張文樸嘆為觀止。那時他還不了解，陳寅恪曾是久負盛名的清華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之一。

一年後，病情初愈的張文樸轉入清華文學院歷史系，見證了清華文學院最後的輝煌。

「白雲扶著的紫氣」

張文樸進入清華文學院時，清華國學研究院已成絕響。

王國維1927年自殺，梁啓超1929年病逝，趙元任常年在外調查，四大導師只剩陳寅恪。1929年7月，清華停辦國學研究院後，陳寅恪進入清華文學院歷史系，主持國學研究院工作的吳宓則進入外文系。

清華文學院1928年成立。當年8月，清華學校更名「國立清華大學」，設文學院、法學院、理學院、工學院。其中文學院設中國文學系、外國文學系、哲學系、歷史學系和社會學系（社會學系後改屬法學院），由此開啟了碩儒輩出的難以超越的時代。

抗戰勝利後復校的頭兩年，西南聯大三校——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和南開大學依然舉行聯合招生考試。

1946年，英文考試題目為作文《解剖一隻麻雀》，國文考試要求寫一篇題為《學校與社會》的作文，並解釋四個成語：指日可待、變本加厲、隔岸觀火、息息相關。

三萬多名考生共錄取一千名，但各校錄取分數線不同，清華最高。文潔若被第一志願清華外國文學系錄取。

英若誠、聞立鶴與文潔若同班。她曾聽聞立鶴講，他父親聞一多遇難時，他撲到父親身上掩護，結果自己也中了一槍，大難不死。

1947年，資中筠從天津耀華中學畢業，因發揮失利，與清華大學失之交臂，考入燕京大學數學系。但她決心堅定，大二時通過轉學考試如願入讀清華外文系。

資中筠的同班同學中，不少跟她一樣是轉學而來的。清華文學院院長馮友蘭之女馮鍾璞在南開大學讀了兩年後通過轉學考試進入，清華校長梅貽琦的女兒讀了一年先修班後考入清華。

第一堂散文課，老師出的作文題是《我為什麼選擇外文系》。資中筠寫下了自己的肺腑之言：「我認為每一種文字都像一把金鑰匙，可以打開一扇扇通向無盡的知識寶庫之門；我又深感我國的文化無比光輝燦爛，卻不為世人所知，這金鑰匙多數也可以使中國文化通向世界。」此文獲得了最高分。

每天，資中筠在宿舍、課堂、圖書館和音樂室間四點一線。文潔若的課外時間也全泡在圖書館。

圖書館閱覽室的地板用貴重的軟木鋪就，走路無聲無息。在這裡，文潔若將郭沫若的《女神》譯成英文，將英國小說家查理·裡德的代表作《修道院和家灶》譯成中文，以此練筆。大家每晚都在圖書館待到閉館才回宿舍。宿舍晚10點熄燈，很多學生備著油燈繼續讀書。

清華圖書館前種著紫荊花。清華校徽以紫荊色為底色，刻有「清華」兩個白字。文潔若一直保存著當年的校徽，反面刻著她的學號350003。清華校旗亦為紫白兩色，聞一多曾釋之為「白雲扶著的紫氣」。當時外文系流行一首英文歌，其中有歌詞：「O Tsinghua, fair Tsinghua, our college bright. May we be loyal to the purple and the white.」（啊，清華，美麗的清華，我校光明遠大，我心忠於白雲紫氣。）

外文系設的多是文學課程，如散文課、英文名著、英詩歌、希臘神話、聖經。休斯夫人的維多利亞時期小說是資中筠和文潔若最喜歡的，狄更斯的小說資中筠絕大部分都讀過。

雷海宗講授西洋通史課。世界史教授劉崇鋐曾對學生說：「你們選世界史課，最好去選雷海宗的。他的課講得出哲學味，我講不出來。」雷海宗講課時會將西方歷史與中國歷史做比較，如公元某年相當於魯哀公某年，這對資中筠啟發很深。

彼時錢鍾書和楊絳剛回國不久，錢鍾書講授西洋文學史，楊絳教授西方小說。錢鍾書和楊絳都是清華外文系的畢業生。楊絳曾說，他們夫婦認為中國大學裡外文系最好的就是清華，所以決定接受清華的聘任。

錢鍾書上課不用講義，站在講臺上便滔滔不絕，學生只能拼命記筆記。他講到哪一部分，就把閱讀參考書目寫在黑板上。每學期不設考試，交三份讀書報告來判定成績。

相比錢鍾書的尖銳，楊絳性格溫和，講課輕聲細語，學生們以她的名字為諧音給她起了外號「young lady」。

文學院還有一些外籍教授。講英國詩和英國文學史的美國教授溫德曾是楊絳就讀清華時的導師，他同情共產黨，國民黨抓捕進步學生時，很多人在他的保護下逃過一劫。

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後，外籍教授紛紛離校，一直對美國政策持批判態度的溫德則留了下來。他每周末在家裡舉行音樂會，放唱片，多為西洋古典音樂。他家的大客廳裡只有一套沙發，沒有椅子，很多人在地毯上席地而坐傾聽。

1951年，清華大學哲學系歡送畢業生，於清華勝因院10號金嶽霖家門口合影。後排站立者（左起）為哲學系教授沈有鼎、張岱年、王憲鈞、金嶽霖、鄧以蟄、任華、馮友蘭，前排右二為羊滌生。供圖/受訪者

　

未預潮流者謂之不入流

1947年張文樸就讀歷史系時，教中國史的老師已清一色是清華歷史系創始人陳寅恪的學生，如秦漢史教授孫毓棠、魏晉南北朝史教授周一良、宋史教授丁則良、元史和清史教授邵循正、明史教授吳晗、專研唐史又兼教近代史的講師王永興和專攻近代史的兩位助教陳慶華、張寄謙。其中周一良、王永興、陳慶華是陳寅恪的助手。

從清華國學研究院時代起，陳寅恪常開課程有魏晉南北朝隋史、隋唐史、隋唐五代史等十多門。他懂印度文、巴利文、西夏文、蒙古文、梵文等多種語言，在課堂上也會隨時引用。他的每一種研究都有指導思想，學生聽課要結合很多輔助資料才能領悟。他對學生只指導研究，從不點名和小考，只有學校常規考試，從不給學生不及格。

陳寅恪的思想觀點為清華歷史系奠定了史學傳統。在他看來，「身、心、家、國的一致性」是一個人學術生命的核心。他主張「預流說」：「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其未得預者，謂之不入流。此古今學術之通義。」

歷史系一年級必修課之一是「中國通史」，由吳晗講授。吳晗在西南聯大期間加入民盟，與張奚若關係密切，在北京常與張奚若在張家屋後的筒子河釣魚。吳晗政治上反蔣，信奉馬列主義，但在課堂上是純粹的學者面目，不借古諷今。他講課不完全按朝代劃分來講，而是選擇官職、社會形態、經濟狀況等專題貫通來講，尤其是社會經濟方面的專題。有同學經常曠課，惟獨吳晗的課從沒曠過。

清華歷史系的教材選用也別具一格。那時大多數高校使用中華民國教育部指定教材或教師講義，指定學生閱讀相關「學術名著」，如講「唐史」指定學生讀陳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論稿》，講「明史」指定學生閱讀吳晗的《從僧缽到皇權》等。清華歷史系則講求「正本清源」，不用「部定教材」，也不提倡讀「學術名著」，而是讓學生直接讀《二十四史》《資治通鑑》等原著。

張文樸記得，邵循正講授中國近代史，從鴉片戰爭講到五四運動。他是研究蒙古史的專家，講課喜歡分享研究心得，引人入勝。他身體瘦弱，講著講著就要坐一會兒，有時還要吸一口煙。

　

「教育要追求應然」

新中國成立後，開始逐漸在高等學校實行課程改革。實際上，1949年1月北平解放，清華被接管，人事、課程、思想等方面的改造就開始了。

課程改造後，清華大學歷史學系的發展方向轉向中國近代史，中國文學系以培養文教和文藝幹部為主要任務。

外文系原來以英文為主要外語，俄、法、德、日為第二外語，注重文學素質培訓。教改後，外文系分設俄文組、英文組、法文組，主要任務是培養為外交服務的口譯或筆譯人員。

很多學西方語文專業的學生要求轉到俄語專業，將這視為從資產階級向無產階級的轉變。後來黨團組織布置學習史達林論語言的論述「語言沒有階級性」，說服他們安心留在原專業。

一位法文口譯教授被借調參加了高規格國際會議的法語翻譯工作，回校後宣講外文系應著重培養翻譯尤其是口譯人才，被外文系師生視為笑談，也令其他教授所不屑，甚至遭到錢鍾書的譏諷。

1949年9月，馮友蘭辭去哲學系主任，雷海宗辭去歷史系主任，分別由金嶽霖和吳晗繼任。9月26日，吳晗被任命為文學院院長。1950年1月，吳晗被選為北京市副市長，金嶽霖繼任文學院院長。

清華文學院存續的24年裡，馮友蘭擔任了18年院長。

資中筠與馮鍾璞關係要好，常去馮家。在資中筠看來，文學院教授大多個性鮮明，各具鋒芒，甚至文人相輕，常有矛盾，要做好這個院長絕非易事。她覺得，馮友蘭學問能服眾，是少有的真正能稱為學貫中西的學者之一，而且為人正派溫和寬厚，兼容並包，有老派儒者風範，因此能讓文學院中人和睦共處。

馮友蘭數次在清華面臨困境時被推到代理校長之位，維持局面，扭轉形勢，但從未被正式聘為校長。解放前夕，清華一度到了無法開出工資的窘境，也是他臨危受命。資中筠說，馮友蘭不僅行政才幹突出，能帶動學校的發展，同時也是一位具備完整教育思想的教育家。她對《馮友蘭論教育》中一個觀點感觸頗深：「政治是處理已然，教育要追求應然。」

1949年夏，過完暑假回校的資中筠強烈感受到了氣氛的變化。外文系的三十幾名學生，有一大半參加了南下工作團，離開了學校。校園裡到處在唱《解放區的天》，政治學習增多，團組織也頻頻開會。

經濟學家王亞南受邀開設了政治經濟學大課，每個系派一名助教指導，學生分組討論，這是資中筠第一次接觸到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陳毅也到清華作報告，強調解放軍進城後的統戰工作，他說：「人家說我們右，我們就是右了怎麼了？」

1949年，17歲的韓家鰲考入清華大學中文系。為迎接開國大典，他和同學們的課餘時間幾乎被學革命歌曲、準備遊行等各種活動填滿。

趙淑華本是歷史系學生，二年級時轉到中文系。她回憶，當時教育資源已經開始向工農兵傾斜。她班上20名同學，約三分之一出身於工農家庭。

「舊學」的地位開始動搖。中文系新生鮮有好學古代文學的。為應對考試，韓家鰲在圖書館借了一本線裝《詩經》，一旁做題的工科生投來異樣的眼光，讓他很不自在。

中文系裡星光熠熠。中文系系主任、黨支部書記李廣田教現代散文，餘冠英教《詩經》，呂叔湘和朱德熙教語法修辭，聞一多的學生陳夢家教新詩，王瑤講中國新文學史，季鎮淮講古籍導論，馬漢麟講音韻學，吳組緗講現代小說史，郭良夫上習作課。還有一些兼課老師，如艾青講授現代詩，何其芳講授文藝學。在頻繁舉辦的專題講座上，韓家鰲聽胡風講過魯迅，聽郭沫若朗誦過自己的詩。

李廣田是詩人、作家，講課不限於理論，引人入勝。他的課總有七八十個本系和外系學生來聽，這在大一文科中比較罕見。

也是在1949年，羊滌生考入清華大學哲學系。

哲學系1929年建系後發展迅速，到30年代已是名師雲集。金嶽霖、馮友蘭、張申府、張岱年等被稱為「新實在論」學派，即清華學派。羊滌生說，他們的共同特點是強調邏輯分析，都有家國情懷。

文學院院長馮友蘭和金嶽霖先後擔任哲學系主任，兩人關係密切。解放初期，一批老知識分子尤其是馮友蘭、潘光旦等民盟成員都被要求作檢查，由年輕老師和學生審查提意見，馮友蘭和潘光旦屢次不過。金嶽霖聞之和馮友蘭抱頭痛哭。

金嶽霖講授形式邏輯，帶學生念英文原著，選修的學生很少。每周六，他會換一身西裝，將皮鞋擦得鋥亮，直奔梁思成和林徽因家而去。

50年代初，受蘇聯極左思潮影響，形式邏輯受到批判。清華大學請馬列專家艾思奇為全校學生講政治大課，由金嶽霖主持。艾思奇批判形式邏輯，金嶽霖總結時說：「艾思奇講得很好，好就好在他講的都符合形式邏輯。」羊滌生聽說，之後艾思奇幾天沒睡好，後來金、艾二人成了朋友。

那時，有的老師講西方哲學史，每講一個哲學家，都要貼個標籤，說明他代表哪個階級。

王憲鈞講「二難推理」時提到邏輯史上著名的「半費之訟」。一對師生籤訂合同，老師向學生傳授法律知識，學生先付一半學費，若第一次官司打贏，再付另一半學費。學生畢業後一直不打官司，老師得不到另一半學費，打算起訴學生。學生對老師講，如果你勝了，按合同我不用付另外一半學費；如果你輸了，按照判決我也不用另外一半付學費。因此無論官司輸贏，你都拿不到另外一半學費。

80年代，在清華教形式邏輯選修課的羊滌生去北大找王憲鈞。對於「半費之訟」困境，他有了破解之道：如果第一次打官司後學生不付學費，老師可以再次起訴他。因為學生既然贏得了訴訟，那就該支付另一半學費。

「現在看一所大學沒有文科是不行的」

1950年抗美援朝戰爭爆發時，資中筠正在做畢業論文，導師是錢鍾書。她最初的題目是《中西小說之比較》，因框架太大，被錢鍾書改為《從西洋文學批評的角度看中國小說》。錢鍾書沒有為她開列參考文獻，只建議她看自己在這方面的著述。

當時清華園內從軍熱潮高漲，學校大禮堂幾乎一天一場大會，號召參軍。資中筠深受感染，決定放棄一切報名參軍，但未獲批准。

清華95％以上學生報了名，但只有50人獲準。國家規定，三四年級工學院和外文系學生不予抽調，為國家建設做儲備。此外，在「肅清帝國主義思想影響」運動中，外文系師生是重點。

資中筠作為外文系畢業班「總幹事」，被同學們推舉，代表全系向系主任吳達元請願，要求取消畢業論文，讓學生有更多時間投入社會活動，結果被駁回。吳達元說：「清華是要做畢業論文的，你們不想做可以轉到外國語學院去。」

1951年，國家開始實行就業統一分配，各高校畢業生統一集訓，在中山公園音樂堂聽報告。清華畢業生由學生會主席朱櫧基帶隊，北大畢業生由學生會主席胡啟立帶隊，與北師大畢業生同住在原輔仁大學的校園裡，白天聽報告，晚上回來搞文娛活動。

周恩來和各部部長為這批畢業生作了十幾個報告，介紹了國家各個領域的建設情況。資中筠記得，報告中說，400個農民的辛苦勞作才能培養出一個大學生，每個學生都是國家的寶貴財富，因此大家要服從國家統一分配，為國家建設作出貢獻。

最終，清華外文系的十餘名畢業生被分配至人民出版社、外文出版局、公安局等單位，資中筠和馮鍾璞被分配到政務院宗教事務委員會。外文系學生公認的理想去處是文學研究所，但幾乎無人如願。

不久後，資中筠調入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馮鍾璞調入中國文聯研究部。兩人自此走上不同的職業道路，資中筠成為國際政治及美國研究專家、翻譯家，馮鍾璞成為著名作家，筆名宗璞。

1951年，歷史系主任邵循正有意讓張文樸留校做助教，但統一分配使他的留校治學夢破滅，他被分配到教育部人事處。後來，張文樸進入外交領域，曾擔任外交部美大司司長，中國駐加拿大大使。

這一年，文潔若進入人民出版社，在那裡，她認識了丈夫蕭乾。這對著名的翻譯家夫婦，晚年合譯了《尤利西斯》，被視為文壇盛事。

1951年初，韓家鰲班上的十幾位同學近半數提前結束學業。有人被調到正在籌辦的《北京日報》，有人被調到急缺人手的中蘇友好協會，還有人參軍，韓家鰲被調到清華工農速成附屬中學任教。直到清華文科重建後，他才擔任了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

1952年，全國院系大調整正式拉開帷幕。除二十多人外，清華原有的文、法、理各系全部調整到北大等單位。北大、燕京兩校的工學院調整到清華。調整後的清華，成為一所多科性的工科大學。

院系調整前，趙淑華被調去東歐交換生中國語文專修班工作，調整後隨這個班遷至北大，復學夢碎。這個專修班一路變遷，後建成北京語言大學，她也在該校的教授崗位上退休。

1952年，羊滌生南下參加土改後回校，被留在清華黨委機關工作。此時，他的13名同學大多已轉系或併入北大。

在全國院系調整中，國內所有高校哲學系全部撤銷，一律歸併北大，金嶽霖擔任系主任。羊滌生說，這事實上就是集中改造思想。金嶽霖曾說，這個系主任不知該怎麼當，每天去上班，坐在辦公室也沒人來找。不久後，金嶽霖帶領沈有鼎等一批人調到社科院。

1982年，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曾在清華國學研究院師從陳寅恪、王國維的蔣天樞致信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陳雲，建議清華大學建成真正意義的綜合性大學。陳雲將此信轉給相關部門。1983年3月，清華黨委向教育部黨組提交報告，建議在清華增設文科，逐步把清華辦成以工科為主的綜合性大學。經批准，清華大學成立了文科籌備小組。

羊滌生調進籌備小組，籌建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後擔任副所長。一次，羊滌生與時任清華大學校長高景德以及金嶽霖和王憲鈞的學生、洛克菲勒大學終身教授的王浩同桌用餐。高景德說：「院系調整時有當時的道理，現在看一所大學沒有文科是不行的。」王浩很不客氣地說：「你們當時有沒有道理我不知道，反正是按照俄國人的辦法幹的。兩校各有特點，幹嗎非要合併？」

清華大學逐步復建了外語系、社會科學系、中國語言文學系等文科學系，1993年底恢復歷史系建制，2000年復建哲學系。現在的清華，分別設有人文學院和社會科學學院。清華源遠流長的文科教育的生命，得以重新孕育。

清華文科復建後，提出秉持「中西融合，古今貫通，文理滲透，綜合創新」的學術範式。羊滌生說，這正是清華學派傳統的繼承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