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對在美國大學讀書的國際學生來說，真可謂是難上加難。
先是當地時間7月6日美國入境和海關執法局在6日發布通告說，2020年秋季學期的留學生如果僅上網課，將無法取得赴美籤證或維持當前籤證。隨後美國總統川普又在推特上說，重新開學對孩子和家庭很重要，如果學校不開學，政府可能會停止為其提供資金，以此進一步施壓美國大學重啟校園。
然後，兩所美國乃至世界級的名校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宣布，對川普政府提起訴訟以阻止這項禁止只上網課的留學生留在美國的命令。
哈佛大學稱這項命令是「糟糕的公共政策」，認為這不合法。哈佛大學校長勞倫斯·巴科當地時間8日在一份聲明中說「這項命令沒有事先通知就下達了，它不但殘酷，而且輕率」，「它似乎是有意向高校施壓，要它們今年秋季開放校內教室進行面對面授課，並未考慮師生和其他人的健康和安全。」
而川普政府又給予了回擊：
對這項突如其來且影響巨大的公共教育政策變化，就目前來看還很難作一個明確的判斷會導致怎樣的後果，以及對本已深受疫情影響的國際學生——尤其是數量巨大的中國留美學生——將如何解決求學生涯面臨的又一困難，畢竟牽涉到的不止是教育，更有背後的美國移民政策傾向、與其他國家的國際關係走向，以及很現實的、由國際學生帶來的巨大的經濟利益和教育產業收入。
在查搜索相關新聞的時候，看到一個有趣的數字：在公眾號「陌上美國」的文章《哈佛、MIT聯名起訴聯邦遣返只上網課的留學生命令》中寫到：
「哈佛的國際學生比例分別佔本科生的12％，和研究生及推廣計劃學生的28%；在麻省理工學院，國際學生佔本科生人數的10％，佔研究生人數的41％。這組數據讓人驚訝之處在於，MIT的國際研究生比哈佛的比例要高不少，背後恐怕是美國過去幾十年因為不重視理工科基礎教育導致人才缺乏的一種反映。」從這個角度來看，隨著全球化的進程，當教育真正變成一項數額巨大的經濟產業的時候，開什麼課、不開什麼課，擴招留學生還是拒絕留學生，大學的辦學方向和宗旨到底是以「利」還是以「學」當頭，種種問題的答案都已經不是單由學校、教育部門，甚至一國的國家政府能單方面決定的了。
在
上海譯文出版社新出版的諾姆·喬姆斯基訪談錄《樂觀而不絕望：資本主義、帝國和社會變革》中，喬姆斯基和採訪者 C. J. 波利赫羅紐 單獨就教育市場化作了一次對談，可以看一下在喬姆斯基眼中，
當教育與市場被緊緊捆綁在一起時，會發生什麼。
喬姆斯基，美國語言學家、哲學家，麻省理工學院語言學榮休教授，被《紐約時報》稱為「可能是目前還健在的最重要的知識分子」。
以下摘自
《樂觀而不絕望：資本主義、帝國和社會變革》上海譯文出版社2020年6月出版教育市場化的危害（和莉莉•塞奇共同撰寫，最早發表在2016年10月22日的Truthout）
C. J. 波利赫羅紐：至少是從啟蒙運動開始，接受教育就已經被人們視為是人類揭開無知的面紗、創造一個更美好的世界的幾個重要機會之一。那麼，在民主制度和教育之間存在哪些實際關聯？這些關聯，真的像尼爾•波茲曼（Neil Postman）在《教育的終結》（The End of Education）一書中所指出的那樣，主要是建立在一種虛幻的迷思基礎上嗎？諾姆•喬姆斯基：對於這個問題，我們似乎很難找到簡潔明了的答案。教育的實際狀況包含正反兩方面的因素。對於一個運轉良好的民主制度來說，擁有一批受過良好教育的公民當然是先決條件之一，這裡所說的「受過良好教育」並不僅僅意味著見多識廣，而且也意味著受教育者能夠自由而富有成效地探索世間萬事萬物，後者才是教育的主要目的。
在實際運作過程中，這樣的目標有時進步、有時受阻，沿著正確方向平衡發展是一項非常重大的任務——這樣的任務對於美國來說顯得尤其重要，其中部分原因在於這個國家所擁有的強大力量，部分原因則在於美國的教育方式與其他發達社會相比存在著巨大差異。
重要的一點是，我們不要忘記，儘管美國在很長時間內都一直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但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在文化領域一直處於停滯閉塞的狀態。如果有人想要深入研究先進的科學知識或者鑽研數學，或者想要成為一個作家和藝術家，那麼他們很自然地會去歐洲。第二次世界大戰改變了美國在文化和教育上落後的情形，但是也不過是對於部分民眾而言。就拿如何處理氣候變化這一人類歷史上幾乎最重要的問題來說，很大的阻礙來自於美國自身——這個國家有40%的民眾並不覺得有什麼值得擔心的，因為他們深信基督在接下來的幾十年一定會再次降臨人間——這更像是那些尚未進入現代化的社會和文化的典型特徵。
C. J. 波利赫羅紐：教育市場化是當今世界佔主導地位的發展趨勢，這樣的做法更強調競爭、私有化和最大化利潤，因而實際上是在逐步摧毀公眾的價值觀，徹底削弱我們的民主制度的文化根基。有基於此，在您看來，究竟什麼樣的教育模式才能讓我們覺得一個更美好、更和平的世界確實是可能看得到的呢？諾姆•喬姆斯基：在現代教育制度剛剛興起的早期，存在兩種教育模式，二者有時相互衝突。一種模式，教育被視為往一個容器裡灌水——並且經常是會漏水的容器，正如我們大家所知道的那樣。
另一種模式，我們還可以將教育看成是一根線，由老師將它伸展開來，然後學生們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發展自己的「思考和創造」的能力——現代大學制度的創始人威廉•馮•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最推崇後一種模式。
包括約翰•杜威、保羅•弗萊雷（Paulo Freire）在內的教育哲學家以及其他更具進步意味、更具批判精神的教育專家，在我看來，則進一步發展了洪堡的教育理念——該理念通常會在執行中體現為研究型大學課程設計的考慮因素，其原因在於，對於更高層次的教學和研究來說，尤其是在科學領域，這樣的實踐模式是大有裨益的。很多人可能都聽說過，有個很有名的麻省理工學院物理學家曾經在給新生開課時說，
真正重要的並不是我們會在課堂上講什麼，而是你自己發現什麼。
同樣的理念甚至曾經被滲透到幼兒園層面，這是很有想像力的做法。事實上，
這一理念確實可以推廣到教育系統的任何一個領域，而不僅僅只是局限於科學領域。我個人就有幸進入了一個以杜威理念為教學指導思想的實驗性學校，在那裡一直待到12歲，那段經歷至今回想起來還是覺得收穫很大。該學校和我後來參加的學術化高中完全不同，後者更像是往容器裡灌水的模式，和現在很流行的為考試而教學的教育實踐非常相似。如果真的希望真正受過教育（從全面的維度來定義教育）的公民群體能夠直面我們人類目前亟需解決的各種關鍵問題的話，那麼我們必須徹底放棄往容器裡灌水那種教育模式。
很不幸的是，你剛才提到的教育市場化傾向並不是虛構出來的，而是活生生的事實，這樣的傾向具有很大的危害性。在我看來，教育市場化也是泛濫成災的新自由主義思潮帶給社會的惡果。商業的理念和模式一直追求所謂的「效率」，其核心意思就是要強制推行所謂的「勞動力的靈活性」，以及艾倫•格林斯潘在大肆炫耀由他掌管著的經濟所取得的偉大進步的時候（在這樣的經濟最終崩盤之前）所宣揚的「日益增長的工人不安全感」。所有這一切最終轉化為在教育領域大力推行一些有害的教學措施，導致過去那種教工的長期就業關係遭到破壞，轉而依靠那些廉價的不得不接受教育機構盤剝的臨時工（包括助教和研究生）來提供教學服務。這樣做徹底損害了所有的教職工、學生，也損害了研究和思考質量，
一句話，損害了高等教育致力於實現的所有目標。
很多時候試圖將高等教育系統推向為商業服務的努力簡直就是一個笑話。舉例說，在威斯康星州，州長斯科特•沃克（Scott Walker）和其他代表倒退力量的政客一直在試圖壓制曾經頗負盛名的威斯康星大學的發展，致力於將其改造成為一個最終服務於威斯康星州商業社區的機構，同時還不斷削減預算，迫使該大學不得不大量依靠臨時工（這就是所謂的「流動性」）來工作。
在某一節點上，該州政府甚至要求徹底替換掉這個大學極具傳統精神的使命描述，刪去了致力於「追求真理」一說——對於一個以製造一批只對威斯康星州商業領域有用的人才的機構來說，這一使命確實可以說是在浪費時間。該州政府的這種做法一下子激起了眾怒，最終被捅到了媒體上，迫使他們自己不得不狡辯說，這是一個文員犯下的打字錯誤，後來灰溜溜地撤銷了這一提議。
但是，這件事確實很清晰地向我們大家展示出了當下正在發生的一切。這樣的事情不僅發生在美國，同樣也發生在世界其他地區。在評價英國教育領域的發展趨勢的時候，史蒂芬•柯利妮（Stefan Collini）總結說，基於所發生的一切，我們完全有理由認為英國保守黨政府正在試圖將本國的一流大學逐步轉化為三流的商業機構。比如說，連牛津大學的古典學系也不得不向公眾證明它的市場價值。如果市場需求根本不存在，那麼人們為什麼要花時間來學習和研究希臘的古典文學呢？
強行要求整個社會遵循商業階層所界定的國家資本主義原則，這種做法所造成的後果是很嚴重的，它讓我們看到了超越常人想像的極端粗鄙化的傾向。
C. J. 波利赫羅紐：那麼，在美國推廣一種完全免費的高等教育制度，並且隨著這個思路擴展，將經費從龐大的軍工系統和監獄系統轉移到教育領域，這樣的目標怎樣才能真正達成呢？因為美國在歷史上給人以擴張主義、幹預主義和種族主義的形象，我們需不需要一場民族認同危機來改變人們的認知？諾姆•喬姆斯基：我覺得問題還沒有嚴重到那個程度。美國在早先年間已經給人留下了擴張主義、幹預主義和種族主義的印象，但是同時也不可否認的是，美國在發展民眾教育方面一直是處在世界前沿的。雖然其背後的動機有時候聽上去讓人覺得挺唯利是圖的——將擁有自主權的農場主教化成為大規模生產行業的螺絲釘，這恰恰是讓農場主們最憤恨不已的一點——但是，無論如何，美國在發展教育方面還是取得了很多正面成果的。最近這些年，美國的高等教育幾乎算是免費的。「二戰」結束之後，政府推出的退伍軍人法案為幾百萬原先很可能壓根沒有機會上大學的普通人提供了學費和生活補貼。這樣的做法對這些普通人來說絕對是非常有利的，也最終推動了戰後美國經濟的蓬勃發展，使之進入了一個高速增長的黃金時代。按照當今的學費標準來看，那個時代，即便是私立學校的學費相對來說也沒有那麼高—要知道，那個時代的美國和現在相比可是要窮得多。世界上也有其他國家推行免費的或幾近免費的高等教育，比如說德國（根據民調結果，德國是全球最受人尊敬的國家）和芬蘭（在國家成就榜上，該國一直以來就排名靠前），甚至包括一些經濟相對不那麼發達的國家，比如說墨西哥，該國的高等教育系統的教學質量一直處於世界前列。這樣看來，推行免費的高等教育似乎並不會帶來任何經濟方面的困難或者文化方面的問題。這一道理也適用於我們的公共醫療體系，美國完全可以推行與類似國家同樣合理的醫保制度。
C. J. 波利赫羅紐：在工業化年代，遍布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工人階級成員通過一系列非正式教育渠道致力於掌握政治、歷史和政治經濟學知識，這成為他們通過階級鬥爭來理解並改變這個世界的努力的一個組成部分。今天，與以往相比，整個世界顯然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越來越多的工人階級成員熱衷於空洞乏味的消費主義思潮，對政治抱持一種無所謂的漠然態度，更糟糕的是，他們甚至支持那些堅定地支持企業和金融資本主義的政黨及其候選人，後者秉持的是反工人階級的主張。工人階級的觀念發生了如此劇烈的變化，您覺得我們該如何解釋這樣的現象呢？諾姆•喬姆斯基：這種變化確實發生了，讓人深感不幸。這些努力通常是工會和其他工人階級組織作出的，其中也有左翼知識分子的積極參與——這些群體可以說受過巨大傷害，傷害他們的罪魁禍首是冷戰所推行的壓制和宣傳措施，以及商業階級發動的與勞工和民眾組織之間的激烈的階級衝突，這種衝突到了新自由主義時代變本加厲。
回顧一下工業革命早期所發生的一切還是頗有意義的。當時的工人階級文化充滿了蓬勃的生命力，呈現出迅猛的發展勢頭。喬納森•羅斯（Jonathan Rose）曾經就此寫過一本非常值得一讀的專著《英國工人階級的文化生活》（The Intellectual Life of the British Working Class）。這本書對當時的工人階級所養成的閱讀習慣進行了很有歷史意義的深入研究。他在書中將「廣大無產階級的自學者們對獲取知識的渴望和激情」與「瀰漫在英國貴族階層中的市儈氛圍」進行了鮮明對照。在美國那些新興工人階級聚居的城鎮，比如在東海岸的麻薩諸塞州，當時發生的一切也和英國遙相呼應。在美國東海岸，一個愛爾蘭裔鎖匠有可能會僱一個年輕男孩在他工作的時候給他朗讀經典名著。當時的工廠女工則大多喜歡閱讀那個時代的流行文學，那些文學作品到今天都變成了我們所稱的經典文學。工人階級團結起來，奮力聲討整個產業制度對他們的自由和文化權利的剝奪。這樣的氛圍一直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
我可是活得夠久的了，所以至今還記得20世紀30年代的社會氛圍。我的家族成員中有很大一批人都是失了業的勞動階層。他們中很多人基本上沒有上過學，但是他們也積極參與到當時的高雅文化活動中。他們會聚集在一起，討論最近公演的戲劇、布達佩斯弦樂四重奏樂團演奏的樂曲、心理分析領域剛剛興起的各種理論，以及他們設想的各種政治運動。當時工人教育機制頗有活力，有很多在各自領域享有盛名的科學家和數學家都直接參與了各種教育活動。而現在，你再也沒有機會親自感受這樣的氛圍了……但是，這一切還是可以恢復的，不會一去不復返。
（完）
相關圖書推薦《樂觀而不絕望：資本主義、帝國和社會變革》[美]諾姆·喬姆斯基、[美] C.J.波利赫羅紐著
顧潔、王茁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2020年6月
《樂觀而不絕望：資本主義、帝國和社會變革》是C. J. 波利赫羅紐對諾姆•喬姆斯基所作的訪談集，時間跨度從2013年到2017年。在這些訪談中，喬姆斯基討論了他對「反恐戰爭」、西方新自由主義的興起、歐洲難民危機以及歐盟的分裂、中東問題的和平前景、美國選舉制度功能失調、核擴散和氣候危機對人類構成的嚴重威脅，以及川普時代的美國等問題的看法。
喬姆斯基不失時機的推出了《樂觀而不絕望》一書，為這個黯淡的世界帶來洞見之光。全書共分為三個部分，喬姆斯基首先從美國社會現狀、歐洲一體化進程、恐怖主義的最新形勢以及全球階級分化等問題的分析入手。第二部分則重點關注川普時代的美國，闡述了美國外交政策的悠久歷史，以及美國全民醫療政策、教育政策等其他議題，同時喬姆斯基還分析了目前人類面臨的兩大挑戰：全球氣候變暖以及核戰爭陰影。第三部分，喬姆斯基審視了人類一直以來面臨的各種選擇，包括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等。在這本訪談錄中，喬姆斯基清楚地闡述了現狀的來龍去脈，全面地解釋了世界舞臺上主要角色的驅動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