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本學期的核心通識課程「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導論」的優秀課程作業，作者分別是社會學系2019級本科生申彤和新聞與傳播學院2019級本科生張涵抒。
在申彤的《跨文化歷史研究何以可能？——馬克斯·韋伯宗教研究中的反實驗思維方法》一文中就韋伯在跨文化研究中構建「理想型」的方法的運用與其優劣之處進行分析。
在張涵抒的《拆分「不可解釋」的陰影，點亮因果通徑——淺析「美貌溢價」中的中介效應變化》一文中，則比較江求川和張克中《中國勞動力市場中的「美貌經濟學」：身材重要嗎？》以及顧天竹《美貌溢價：勞動力市場歧視是主因嗎？——基於中國勞動力動態調查數據的實證研究》兩篇文獻的共性與差異，討論外貌對「勞動力市場歧視」中介效應分析的方法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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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跨文化歷史研究何以可能？
——馬克斯·韋伯宗教研究中的反實驗思維方法
申彤 | 社會學系2019級本科生
跨文化比較研究作為社會科學研究中的重要領域，卻因其宏觀性與獨特性，在科學性與嚴謹性上屢屢受到質疑。以韋伯為例，他的宗教社會學從西歐自身的宗教與文明形態出發，通過跨文化視閾的比較把握貫穿文明整體的理性要素，並將之於西方近代理性特質相對照，以此凸顯出西方近代資本主義的核心特質與精神，廓清基督教文明的特色，並理解其他文明中的何種因素阻礙或推動了資本主義的發展。在這一過程中，其研究體系作為跨文化歷史研究的典型代表，體現了深刻的反實驗思維方法。
實驗思維建立的基本前提為研究對象在特徵上具有相似性，其異質特徵要麼在研究中不重要，要麼可以控制。而這幾點在宏觀文化研究中都難以達到。不同文明的進程不同，發展水平與發展模式不一，在多種多樣的文化比較中樹立判準並進行比較絕非易事；同是宗教影響，且不論如何將其轉化為可測的行為狀態，單是不同文化中的表現形式、作用機理就天差地別，如何可測亦成難題；即使上述兩重問題都得以解決，研究特徵的不可控也足以令學者頭疼。歷史事件跨時間維度廣，且已然發生，難以人為控制。實驗思維核心的可比、可測、可控，在跨文化歷史研究中，均難以很好滿足。
韋伯在《中國的宗教》一書中明確表示，自己並非專家，也無意花大力氣撰寫一部中國的經濟社會史，他的研究目的僅在於剖析中國社會中始終貫穿不變的特質。從這個目的出發，他在把握不同文明特質的過程中，採取了一種獨特的研究方法——建構「理念型」（ideal type）。即通過紛繁複雜的具體歷史情境，概括出其本質因素與特點，並重組建構，成為一現實中或許從未有過的純粹類型。在他看來，相比於面面俱到，以清晰的理念型建構來檢視經驗事實更能夠從相互牴牾的、混沌的經驗材料中精確彰顯關鍵部分，由此充分詮釋出各個文明內在的統一性與理性內涵，凸顯出不同歷史主體的獨特氣質（康樂，1989：10-12）。由此規避對某一文明特質的把握局限而偏狹，難以形成宏觀系統認知。以中國為例，雖然歷朝歷代的官制與社會形態有所不同，然而在韋伯看來，自秦始皇始，中國基本上呈現出家產官僚制的一般特點，從建立家產制支配後歷經千年直至近代，此種特點仍然為中國政制的一大典型特徵。當然，在注重討論不變的同時，韋伯也並非完全無視變革，例如在本書的第三章與第七章中，他就花費了大量筆墨探討王安石變法與太平天國革命的意義。其關注點實非在於變革本身，他認真探討的僅為變革是否能夠撼動穩固基礎，以及其內蘊合理方向或失敗意涵。對變的探求仍然以不變作為目的（康樂，1989：8-10）。這樣，其抽象出的理念型就具有了跨越時空與文明進程的可比特性，而不同文明中已然存在延續的種種特質，替代了可控變量，成為了對比的特徵（不同文明類型之間的相似特徵，也可以作為自然幹預，進行交叉檢驗）。
韋伯《中國的宗教：儒教與道教》書影
作為西方的民族學者，韋伯在首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就很自然地將西方社會作為了整個宗教社會學的參考架構，以西方資本主義運作中種種理性化的機制，以及宗教倫理下之影響機制的「心態」，作為剖析不同國家文化之利器。由此樹立了跨文化比較之標準。雖然在論述的過程中，他並未明確地展現東西之間的對比，二元對立範疇的色彩也不很突出，然其字裡行間又確實蘊涵著一個整體的分析框架，在其中隱喻著普遍主義與特殊主義的緊張（肖瑛，2020），並在最終回落到西方資本主義發展的有利特質上。總的而言，其在方法論上將某一文明的特質作為了標杆，以此為軸，對比觀照其他文明中的相似或相異特質。
韋伯與本土研究者相比，「得也少慮[1]，失也少慮」，其思考可能因為陌生的文化語境，而漏掉許多關鍵因素，難以形成全面準確的把控，甚至忽視掉許多或與研究相關的變量；但另一方面，也正因為不必受到諸多細節的限制，韋伯可以從陌生的視角重釋中國文化，並脫離文化比較的種種局限性。雖然其研究仍然存在著如西方中心論等局限性（其實我也在想，跨文化比較中真的能夠樹立起客觀中立標準嗎），然其跨文化歷史研究的方法，仍然具有跨時代的重要價值。
注釋：
[1] 此處之少慮並非缺少思考與辨證的力度，而是指受限於傳統的研究範疇較少。
參考文獻：
[1]韋伯著，韋伯選集⑵：宗教與世界[M]，康樂、簡惠美譯，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89.
[2] 肖瑛，從「家」出發：重釋韋伯的文明比較研究[J]，清華社會科學.，2020，2(01).
（二）拆分「不可解釋」的陰影，點亮因果通徑
——淺析「美貌溢價」中的中介效應變化
張涵抒 | 新聞與傳播學院2019級本科生
雖然結論不同，但二者在研究思路上著實類似。二者面臨的一個共同挑戰就是「勞動力市場歧視」是一個難以測量的隱性變量，因此無法通過直接的回歸分析判斷其的具體作用大小。因此他們都採取了「排除法」的思路，首先列舉一系列可測量可解釋的變量，如個人能力、健康狀況、受教育程度、早年生活環境等，控制以上可解釋變量一致後發現外貌差異依舊對收入差異存在不可解釋的影響，而後自然地將該部分變化歸因於陰影中不可見的勞動力市場歧視。
另外，二者對中介變量進行統計學上檢驗都採取的是多元線性回歸中的嵌套模型檢驗。（在老師給出的參考文獻「調節效應與中介效應的比較和應用」當中所使用的檢驗方法主要是通徑檢驗，針對的是分類變量而不是此文獻中的連續變量）。
最後，為了更詳細和全面地說明「美貌溢價」的作用機制，以及為廓清原因縮小範圍，交互效應和調節效應在兩篇文獻中也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例如性別差異、年齡差異以及收入階層差異等等。
梳理完兩篇文章的研究共性後，我們具體分析一下兩篇研究的差異。
2013年江求川& 張克中的研究主要關注的中介效應是勞動力市場歧視，作用路徑為外表差異（主要操作化為身高、體重、BMI數據）帶來勞動力市場歧視，歧視影響了收入水平（操作化包括穩定工資和獎金）。
該研究利用了面板數據，分男女進行討論，首先控制了生活背景、婚姻情況和身份等基本變量相同，然後依次引入並控制了健康水平、職業和工作單位、個人營養物質攝入、飲食知識、勞動強度、教育水平、早年的生活環境等中介變量，試圖解釋「美貌溢價」產生的原因是否來自這些與外貌差異因素相關的變量的間接影響。研究表明，以上這些可以解釋的因素對男女的影響是不同的。對於男性來說，當控制了以上這些可以被解釋和觀測的中介變量後，外貌差異對收入差異的影響就不再顯著了，然而對女性依然顯著，因此江和張得出結論，勞動力市場歧視對女性比對男性更加不友好。
之後還採用分位數回歸的方式將收入階層、年齡作為調節變量，通過數據發現女中等收入階層比高、低收入階層、年齡較低比年齡更高的人群更多地受到勞動市場歧視的影響。而針對勞動力市場歧視，江和張還具體區分了歧視的來源是僱主還是消費者。通過將工作中是否與消費者直接接觸這一變量引入後，發現其影響並不顯著，由此判斷出歧視的主要來源還是僱主。
2018年顧天竹的研究可以視作對二人研究的一個深入和反轉，他推翻了前一篇文獻認為造成身高溢價的主要原因來自於勞動力市場歧視的這一結論。
筆者認為，相比於江和張在2013年所做的研究，顧的研究條理更加清晰目的也更加明確。他創新性地引入了社會交際變量作為主要解釋收入差距的中介效應。該研究主要把影響外貌差異的變量分為可解釋與不可解釋的兩部分，可解釋的包括外貌對於勞動能力和社會交際網絡的影響，不可解釋的部分依然是勞動力市場歧視。在可解釋的部分，顧相當於重複並驗證了一次汪和張的研究結論，證明了男性收入差距相比於女性更少地受到外貌歧視，而更多地受到外貌所影響的勞動能力、健康水平等因素的影響。
結論在控制了「社交網絡」這一新的中介變量之後發生了扭轉，引入這一變量也是顧在借鑑了國外其他學者研究成果之上的創新性探索。男性和女性外表差異對收入差距的影響都被大幅度削弱了，說明外貌差異對工資差異的影響很大程度來自於外貌引起的社交網絡差異，而社交網絡差異又會直接影響到收入的變化。社會交際網絡這一變量在江和張的研究中處於「不可解釋」的陰影當中，其影響效果和勞動力市場歧視混同而沒有被分解；但顧的研究敏銳地將其從不可解釋的陰影中分離出來，提純了社會交際網絡對於收入差距的影響，使得依然留在陰影部分的勞動力市場歧視大大削弱，從而推翻了江和張的研究結論。
綜合二者對於「美貌溢價」中存在的中介效應的探討，筆者體會到了社會科學研究中抽絲剝繭的魅力。從自變量通往因變量的原因鏈條在未經檢驗之間似乎始終處於陰影當中，但是社會科學的思考假設與實證檢驗可以將這團不可估計的黑暗分解成一個個清晰的變量，逐漸點亮這座陰影中的吊橋，使得自變量和因變量之間的通路清晰地浮現在世人眼前。這兩篇文章承前啟後、前後呼應的探索也讓我意識到，這個過程往往不是一蹴而就更不會是一人一輩之功，它需要的不僅僅對前人結論詳盡的探索和梳理，更需要自己對現象獨有的觀察和靈光一閃的智性衝動。即便如此，每個人都只能點亮這座因果鏈條上的一盞燈光，但星星燈火在時間線的縱向積累中終有揭開迷霧，探明因果通徑作用機制的一天。
參考文獻：
[1] 江求川, 張克中. (2013). 中國勞動力市場中的 「美貌經濟學」: 身材重要嗎?. 經濟學 (季刊), 3, 983-1006.
[2] 顧天竹. (2018). 美貌溢價: 勞動力市場歧視是主因嗎?——基於中國勞動力動態調查數據的實證研究. 財經研究, 44(2), 90-102.
[3] 溫忠麟, 侯傑泰, 張 雷.(2005).調節效應與中介效應的比較和應用，心理學報, 37（2）：268-274.
[4] 郭志剛 編(2015).社會統計分析方法·SPSS軟體應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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