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上海的富家大小姐，戰亂時期的外交官夫人，「民國外交第一人」顧維鈞的晚年伴侶，百歲老人嚴幼韻的一生，見證了一個世紀的沉浮與滄桑。楊雪蘭曾擔任美國通用汽車公司副總裁，通用在上海投資生產別克汽車，就是她從中促成。楊雪蘭繼承的不僅是母親的相貌，更有一份自信、堅強與樂觀。
舊上海的富家大小姐，戰亂時期的外交官夫人，「民國外交第一人」顧維鈞的晚年伴侶，百歲老人嚴幼韻的一生，見證了一個世紀的沉浮與滄桑。
楊雪蘭曾擔任美國通用汽車公司副總裁，通用在上海投資生產別克汽車，就是她從中促成。楊雪蘭繼承的不僅是母親的相貌，更有一份自信、堅強與樂觀。
上海灘的「84」小姐
很多年後，我才知道母親當年在上海曾是怎樣有名。1980年左右，我從美國回上海，舅舅帶我去看一個朋友。老先生住在弄堂裡，破破爛爛的三樓，燈光也很昏暗。天氣很熱，他穿著背心短褲，拼命扇扇子。舅舅介紹我說:「這是楊雪蘭，嚴幼韻的女兒。」老人的臉一下子亮了起來說:「噢，你就是『84』的女兒？！當年，我們可是天天站在滬江大學大門口，就為了看『84』一眼！」
母親的家世，應該從她的祖父嚴信厚說起。嚴信厚是近現代非常有名的實業家，他曾在杭州胡雪巖開設的信源銀樓任文書，得到胡雪巖賞識，被胡推薦給李鴻章。後來他經營鹽業，積累了大量家財，在繪畫、書法上都很有造詣，以畫蘆雁著名，現在寧波還有人專門研究他的字畫。
嚴信厚致力於民族工商業、金融業，1887年，他投資5萬兩金銀在寧波灣頭創辦中國第一家機器軋花廠，後又在上海投資麵粉廠、榨油廠等多家實業。1902年，他還出任上海第一個商界團體——上海商業會議公所首屆總理。嚴家是個大家族，嚴家出的另一個著名人物，就是被張伯苓稱為「南開之父」的嚴修，他曾資助青年周恩來旅歐，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
嚴信厚有兩個女兒一個兒子，兒子嚴子均便是我的外祖父。嚴子均是一位開明商人，他將產業進一步擴大，母親自小便生活在這樣一個富有而寬鬆的家庭裡。她與兩個姐姐嚴彩韻、嚴蓮韻都成為中國第一代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
1925年母親考入滬江大學，那是中國最早男女同校的教會學校之一，頗多清規戒律，學生必須住校，每月只能回家一次。母親不願受約束，1927年她轉入復旦大學商科，成為首批入該校的女生。去年是復旦大學百年校慶，校方專門挑了幾位畢業於復旦的百歲老人，還出了書，其中一位就是母親，校方把母親當年入校時的照片送給我們作紀念，母親收到後特別高興。
那時能進入高等學校讀書的女生鳳毛麟角，而家境闊綽又新潮時尚的母親更成了眾人矚目的焦點。因為家裡在上海南京路上開著「老九章綢布莊」，綢布莊各種衣料隨她挑，家裡還有好幾個裁縫，母親幾乎每天都換一件最時髦的新衣服，我小時候對母親那些花花綠綠的衣服印象很深，也很羨慕。母親注重裝束的習慣保持了一生，即便她今年都101歲了，還經常讓我幫她做衣服。有些她穿不了的衣服留給我，質地都特別好，朋友說拿出來可以做古董了。
母親住在靜安寺，離復旦比較遠，那時候，她坐著自己的轎車到學校上課。家裡給她配了個司機，她自己也會開車，常常是司機坐在旁邊，她開車，很多男生每天就站在學校門口，等她的車路過。因為車牌號是「84」，一些男生就將英語Eighty Four念成上海話的「愛的花」。很多她在復旦上學時的同學回憶，如果母親向哪位男生開口借筆記或作業，他們都感到「受寵若驚」。「愛的花」這個綽號後來不僅傳出復旦校園，還出現在上海的報章雜誌上，母親成了當時最時尚人物的代表。
父母的結識，也跟「84」有關。父親第一次見母親時，她正駕著那輛「愛的花」轎車。他很好奇，就一直跟在後面。很巧，他們兩個是參加同一個Party的。父親馬上請朋友介紹認識，開始不斷地給母親送花、約會，終於在「激烈競爭」中，贏得了母親的芳心。
以身殉國的父親
1929年9月，父親與母親在上海大華飯店舉行婚禮，這裡也是9個月前蔣介石與宋美齡舉行婚禮的地方。婚禮由外交部長王正廷主持，出席婚禮的近千人。
我的父親楊光出生於1900年，16歲時考入清華學堂高等科，20歲畢業後留美，獲國際公法哲學博士學位。1927年回清華任政治學、國際公法教授，不久進入外交界，1930年出任中國駐倫敦總領事及駐歐洲特派員。抗戰爆發後，父親被派往菲律賓，任中國駐馬尼拉領事館總領事，我們全家一起跟隨父親到了馬尼拉。
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後，日本人開始轟炸菲律賓。父母帶著我們姐妹3人，原本住在馬尼拉一個條件很好的別墅裡，戰爭一開始，在菲律賓的外交人員全都集中到了馬尼拉賓館，我們三姐妹和父母擠在一個房間裡，我和媽媽睡在床上，爸爸帶著姐姐和妹妹睡在地板上，那時妹妹剛出生不久，父母拉了一個抽屜，放上小枕頭給她當床。那年我只有6歲，我記得從窗口看出去，整個大海仿佛都變成了一片火海。
1942年1月2日，馬尼拉淪陷。1月4日，我記得那天早上，全家都在用早餐。進來了3個日本憲兵，那時我還小，看著日本人覺得很奇怪，因為他們的腳上都是包起來的。踢著正步，他們對父親說:「你被捕了。」父親好像早有準備，他很鎮靜地回到房間，帶上早已收拾好的箱子，跟著他們走了。
戰爭開始時，麥克·阿瑟將軍曾邀請父親和我們全家一起撤到澳大利亞避難，但父親說:「我不能離開，這裡的華僑需要我。」身為總領事的父親，帶著使館工作人員，在華僑中宣傳抗日，為中國抗戰募捐。另外，當時還有一批在美國印製的大量法幣，在運回國內中途滯留在總領事館，父親擔心它們被日本人侵佔，於是下令燒毀，這些可能都激怒了日本人。他們於是不顧國際法，將父親與使館工作人員都抓了起來。
父親他們起初被關在菲律賓大學美術學院裡，那裡什麼設施都沒有，我還記得有一次母親帶著我們去見生病的父親，把藥灌在白蘭地的瓶子裡。沒多久，父親他們又被投進聖地牙哥炮臺地牢。這座西班牙人建的監獄就在河邊，每天河水會漲起來漫到監獄裡，其實就是個水牢。
很長一段時間，母親都不知道父親是死是活。日本人曾寄了一包東西給母親，裡面有父親的眼鏡、手錶和剪下來的一綹頭髮，母親收到後痛哭失聲。但也有人說，日本人不會真的殺父親，因為他畢竟是外交人員，我們於是又半含希望生活著。直到戰爭結束後我們才知道，父親早在1942年4月就已經遇害了。根據後來的一些調查，當地目擊此事的農民講，有七個人被帶到田裡，叫他們自己去挖埋他們的坑，挖好後就站在裡面。日本人還給他們蒙上眼睛，我父親拒絕，一直睜眼直視著這些日本人。中槍後父親沒有死，他還用手指著自己的心臟讓日本人再打……
跟父親一同遇難的還有使館的其他幾位工作人員，其中最小的一位僅23歲，新婚不久派出來的。抗戰結束後，1947年7月7日，國民政府派專機到菲律賓，專門將父親等8位外交官的遺骸運回南京。在9月3日抗戰勝利紀念日這天，父親他們被一同安葬在南京菊花臺，並將菊花臺改名為「忠烈公園」;而在馬尼拉，至今還有華僑集資籌建的「楊光總領事暨殉職館員紀念碑」。
馬尼拉的艱苦歲月
父親被抓後不久，母親帶著我們從馬尼拉賓館搬回了原來的老房子裡。這幢樓原來只有我們一家人住，現在變成了全體外交人員的住所;我們姐妹3人原來每人都有一間臥房，而現在每個房間都住滿了一家人。當時母親一個朋友從上海準備到美國看她的丈夫，轉經菲律賓來看母親時，正趕上戰爭爆發，只好滯留在馬尼拉，她母子2人和我們母女4個擠在一個房間裡，這樣一住就是4年。
母親很了不起，雖然她以前是養尊處優的闊家小姐，但失去了父親這個支撐後，她並沒有垮下來。她感到自己有責任照料好其他7位外交官的妻兒，當時使館家屬有40多口人生活在一起，相當於一個大家庭，也會有各種矛盾，什麼你偷了我的油，我拿了你的什麼東西之類的。母親就成了這個大家庭的總管，而且後來還帶著這麼多口人幾次搬家、找房子，都是母親張羅的。母親以前沒有任何一點這方面經驗，但她很快適應這樣的生活，也從來不去抱怨什麼。
以前我們住的房子有花園，戰爭一來，花園變成了菜地，母親帶著我們種菜，養雞、養鴨，還學會自己制醬油、肥皂。她自己也沒有收入，依靠當地華僑送的東西維持生計，母親自己還要不停地變賣東西，才能維持我們的生計。但母親也從來不把情緒帶給我們，也始終保持著樂觀的心態，空閒時她還常坐到鋼琴前彈上一曲。戰前我們還有一個管家，很嚴格地管我們的起居、飲食，戰爭開始後母親「接管」我們，我們反倒覺得完全自由了。所以雖然是戰亂年代，但從我這個小孩子角度講，好像也不覺得生活過得有多苦。
母親有一句話:Prepare for the worst, hope for the best.（做最壞的準備，做最好的希望。）我們姐妹3人每人都有個自己做的布袋子，裡面裝著餅乾、水和一些衣物，以便可以隨時帶著逃難。在那個兵荒馬亂的年代，女性特別容易受傷害，何況像我們這樣一個有母女4人、失去了唯一男性的家庭，記得戰爭快結束時，有一天她帶著我們連續3天躲在一個防空洞裡，既怕被潰敗的日本人發現，也躲避著剛剛佔領菲律賓的美國兵，母親在盡她自己最大的力量保護著我們。
戰後我們一家人坐船到了美國，在海上漂了24天，一條只能乘幾百人的軍艦上裝了3000多人。剛到美國時，母親也沒有工作。當時正在籌建聯合國，母親問一位朋友她是否有可能申請到聯合國工作，這位朋友說，你怎麼可能適應這種要早上上班、晚上下班的工作？但母親還是努力爭取進到了聯合國禮賓司，禮賓司的工作從接待到任大使，安排他們遞交國書，到接待參加聯合國大會的國家元首，涉及聯合國所有官方禮儀事宜，不能出一點錯。母親一直工作了15年，直到1959年10月離職。我和姐姐有機會上好的學校，都是因為母親工作扶持這個家。
母親終生保持著這種樂觀向上的精神，這可能也是她長壽的原因吧！母親一直想保留自己的牙齒、不想戴假牙，前段時間每隔幾個星期去修一次牙。結果最後一次去醫院檢查回來，計程車快到家時，一下子出了事故，她的牙也撞掉了。聽了消息，我們都很沮喪，但母親卻安慰我們說:「我很幸運，因為計程車可能會出更糟的事故。」
與顧維鈞的幸福晚年
1959年，母親與顧維鈞先生在紐約結婚，成為他的第三任妻子。母親與顧先生一起生活了26年，一直到顧先生去世，這也是顧先生最幸福安定的晚年生活。
出生於1888年的顧維鈞是上海嘉定人，16歲那年赴哥倫比亞大學主修國際法和外交。1908年，唐紹儀以清廷特使名義訪美，在大使館裡接見了40位中國留學生，唐紹儀對代表留學生致辭的顧維鈞印象十分深刻。中華民國成立、袁世凱執政後，唐紹儀出任袁世凱的內閣總理，他立即向袁世凱舉薦了顧維鈞。
當接到邀請回國擔任總統府英文秘書的電報時，顧維鈞正在準備博士論文，他的論文還只寫了一個序。左右為難之際，曾擔任過助理國務卿的導師對顧維鈞說:你學習外交就是為了為國報效，現在有這麼好的機會，你應該抓住。他認為顧維鈞單獨的「序章」，就可以作為博士論文來答辯。就這樣，顧維鈞順利拿到了博士學位，於1912年啟程回國赴任。24歲的顧維鈞便擔任袁世凱的英文秘書兼翻譯;27歲那年，顧維鈞又被任命為駐美公使，那時的他還有著京城三大美男子之一的美稱。他不僅是當時中國最年輕的駐外使節，也是華盛頓有史以來最年輕的外國使節。
母親很早就認識顧維鈞，顧先生是父親以前的上司，那時的位置也很高。父親以前還向他寫信請教過一些問題，我們全家到美國來，也是顧先生的幫助。顧先生很年輕時就從事外交工作，其實「家」的概念對他來說很淡薄，沒有什麼個人生活，也很少有私人朋友。跟母親結婚以前，顧先生在海牙國際法庭工作，那時他沒有家，住在旅館裡。可能是長期沒人照顧吧，我們見到他時，他非常瘦，在家裡吃飯也像參加宴會一樣正式，有個人專門站在他身後，隨時遞上一塊餐布服侍他，起初我們都覺得怪怪的，因為我們家是非常隨意的。
顧先生本來是很嚴肅的一個人，跟我們在一起時間長了，顧先生也被我們「改造」過來。他是一個非常好玩的人，他會像孩子一樣喜歡過生日Party。每年他過生日的時候，我們都要動腦筋想，怎麼慶祝。他的生日是1月29日，後來成了我們家除了聖誕節、春節以外，每年最重要的一個日子。有一年我們全家去滑雪，他和母親年紀大了，就計劃在附近散步。有一天我們回來時，看到他帶著新買的滑雪服，原來他忍不住「童心大發」，要跟我們一起滑雪去，後來《時代》周刊還登了一篇文章，說72歲的顧維鈞開始學滑雪。
母親知道顧先生有晚睡晚起的習慣，擔心他的健康，每天凌晨3點一定起床，為他煮好牛奶放在保溫杯中，還附上一張「不要忘記喝牛奶」的紙條放在床邊。顧先生晚年在談到長壽秘訣時，總結了三條:「散步，少吃零食，太太照顧。」
雖然二十幾歲就身居高位，但顧先生從不倨傲，即便對司機、服務生，也都很和藹。他在我們面前也極少提及自己的經歷，只是偶爾會講一下以前的故事，比如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他參加了聯合國派出的「李頓調查團」，當時日本人對他防範很嚴，阻止他進入東北，甚至以要在他坐的火車上放炸彈相威脅，情形十分危險。他還是頂著這些危險，向聯合國遞交了一份日本侵略中國東北的長篇備忘錄。
所以晚年他和母親的結合後很幸福。顧維鈞先生後來用17年完成了他的口述回憶錄，這與母親的精心照顧是分不開的。唐德剛先生為他做口述史時，他正出任海牙國際法庭大法官，唐德剛利用他每年回紐約度假3個月時間，每天來訪問4小時。而顧先生在做外交官時，每天寫日記，也保存了大量的歷史資料。他們共同完成了這套共13卷、600萬字《顧維鈞回憶錄》，為中國近代史留下了一筆特別珍貴的歷史資料。
顧先生和我們在一起，有了很多朋友。去世那天晚上22點左右，他還問母親:「這周有什麼活動？」之後去洗澡時，最終以98歲的高齡無疾而終。雖然離開大陸數十載，顧維鈞卻未加入美國籍，保持著「一生都是中國人」的信念，一直到離開。
顧先生去世後，母親將他的155件遺物捐給上海嘉定博物館，並捐了10萬美元，資助建立顧維鈞生平陳列室。今年9月2日，顧維鈞的雕像在上海落成，也算是終於魂歸故裡，為他、也為母親，圓了一個多年的心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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