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鉛筆》 設計與環境的歷史 （美）亨利·波卓斯基 著 楊幼蘭 譯 浙江大學出版社 2018年3月出版
由鉛筆揭開的美國專利史一角
——讀《鉛筆：設計與環境的歷史》
⊙林 頤
我們都知道《瓦爾登湖》與亨利·戴維·梭羅。不過，除了作家、哲學家與環保主義者的身份之外，梭羅還是一位革新者——他製作出了那個時代品質最好的美國鉛筆。
1841年，戴維·梭羅與兄長約翰·梭羅的教職工作受挫。次年，約翰意外病逝。戴維·梭羅與父親關係一下子變得緊密。老梭羅從事鉛筆製造業近二十年，兩個兒子的學資都來自鉛筆的利潤。但那時的鉛筆還很粗糙。據梭羅的好友、作家拉爾夫·愛默生說，梭羅當時腦子裡裝著的全是如何改善鉛筆流程和鉛筆。梭羅查閱了大量典籍，做了大量實驗，調整黏土與石墨比例造出了不同軟度的各類鉛筆，改良後的「梭羅公司」鉛筆從1844年起就在市場上大受歡迎，並且屢獲工匠協會、博覽會獎項。
當然，「梭羅」鉛筆不是梭羅個人的榮耀。梭羅家族企業是老梭羅在偶然機會裡跟自學成功的發明家約瑟夫·狄克遜學會了製造鉛筆的方法而奠基的，而狄克遜也不是美國鉛筆製造第一人。據美國科普歷史作家亨利·波卓斯基在《鉛筆：設計與環境的歷史》中的記述，19世紀是個講求獨立自主、自修成學的時代，很多人投身剛萌芽的工程學，蓬勃發展的鉛筆製造業吸引了很多從業者，因此鉛筆的發明起源非常模糊，不過相比橋梁、建築史等而言，還是簡單得多。因此，「借著鉛筆的『拋磚引玉』，我們可由簡入繁，一窺建築史或工程史等『大學問』的堂奧」，並且「從鉛筆起源的不確定性中，我們甚至能獲得『曖昧』的教訓。」
雖然像鉛筆這種小物件，我們的確容易忽略其在歷史上留下的痕跡。作者歸溯源頭的一番努力，讓我們看到了歐洲筆藝和書寫技術的發展，從龐貝城壁畫裡拿著鐵筆的女孩到文藝復興時期達·文西的手稿，從歐洲古老的筆刷、鵝毛筆到管狀的鉛珠，再到石墨的應用，人們盼望使用方便的筆具的心願推動了這項技藝的發展。
然而，問題也來了：為什麼經過了漫長文具演化史的歐洲沒有成為近代鉛筆的製造中心，反而讓美國佔了上風呢？
誰也不知道石墨是如何被發現的，它在遙遠的古代似乎就有過應用，不過引起注意據說是在伊莉莎白女王時代，有個牧羊人在野外看到被大風連根拔起的大樹的根部帶著奇怪的「黑鉛」。人們意識到這是很好的書寫原料。此後一個多世紀，歐洲人直接用石墨寫字作畫，這當然很不方便、很不經濟。17世紀晚期，德國紐倫堡木匠想出了把石墨嵌進木條裡的主意。英國鉛筆製造者憑藉博羅代爾石墨礦佔據了先天優勢。但這種優勢隨著資源枯竭很快就丟失了。德國工匠依靠高超技藝和石墨與陶土混合的技術後來居上。到19世紀初，由於固守傳統的交易以及行會規定，再加敝帚自珍的家族企業的發展模式，德國鉛筆製造業日益衰退。而在大洋另一邊，充滿活力的美國成了培育發明家和新發明的樂土。
美國最古老的文具製造商之一輝柏公司的創始人約翰·艾哈邁德·輝柏，1822年生於德國斯坦恩，他和兄長羅塞爾接手了家族的鉛筆企業。他們在設立美國分公司、與美國人打交道的過程中深深被新大陸吸引，1872年歐洲廠房的一場大火成為促動他們「鉛筆移民」的契機。進入20世紀，鉛筆更以讓人眼花繚亂的方式推陳出新，相伴而生的還有削筆機和精密器械工業，以及回應消費者「苛刻」的「尖」持要求，電子圖像設計必然代替原始的人工實驗。鉛筆這項生活中常見的事物，微妙地展示了工程史的一個剖面。
根據經濟學家烏爾裡奇·文根羅特的描述，德國工業有個特定的創新優勢：許多改進和相當多的技術突破可追溯到小型獨立供應商。這些小企業對德國工程的高質量和複雜性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大企業和小企業之間的關係網絡被稱為「一種新的混合型批量生產戰略」，其中小企業充當著「製造能力的外部來源」，但在19世紀，小企業成為工業化的受害者，直至20世紀30年代重新被提升為德國競爭力的重要支柱。
那為什麼美國的機械大生產沒有傷害到小企業的創業熱情呢？這就必須提到美國的創新機制了。美國的專利體系以較合理的成本保護了發明者的智慧財產權。此外，美國專利局還通過給研究人員提供研究經費、在期刊上刊登相關專利信息等一系列措施，積極鼓勵技術信息擴散。與僵化的行會制度相比較，更靈活、更寬鬆，也更能刺激專利保護。
美國模式當然也有弊。亨利·波卓斯基在另一部科普作品《日用器具進化史》裡說，「勇於挑剔」是發明家的共同特質，也是發明的靈感源泉。愛默生說，梭羅的口袋裡總放著「他的日記，還有鉛筆」。我覺得這個細節反映了梭羅熱衷於高品質鉛筆製造的另一層原因。這位作家那麼喜歡散步，隨時陷入思想，隨時記錄靈感，若沒有趁手的文具，而需攜帶累贅的墨水瓶和鵝毛筆，肯定會煩惱不堪。可是，在造出了品質優良的鉛筆後，梭羅為何放棄了進一步研究？當朋友們紛紛祝賀他開闢了一條致富之路時，他卻回答：「何必呢？」波卓斯基說梭羅「滾石不生苔」，不願長久地幹某一行，憑興趣做事，賺很多錢從來不是他的想法。對梭羅家族來說，由於銷售石墨的利潤更高，在1853年之後就把製造鉛筆視為其次的產業。梭羅的行為正是美國創意精英最典型的表現：提供的產品遠比一般更好就夠了。企業更期望改良產品能迅速投產並佔領市場，並不樂於因精益求精而延誤市場回饋，在激烈競爭的市場裡，掌握先手的時機太重要。波卓斯基將之歸納為「研發的妥協」，這種歸納有些輕描淡寫，迴避了其中顯現的資本魅影。對資本來說，「剛好」比「最好」更有利。必須承認，美國的專利保護既推動了發明，有時也以隱蔽的手段將許多有價值的發明束之高閣。
梭羅當年在《瓦爾登湖》裡說過，「大多數奢侈品，大部分所謂生活的舒適，非但沒有必要，而且對人類進步大有妨礙。」筆者並不贊同波卓斯基所描述的梭羅作為技術人員的高傲心理，反而覺得這是梭羅以一種悲憫的眼光洞見了時代的病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