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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代的司馬遷在《史記·循吏列傳》中曾說， 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奸也。從先秦的奴隸制五刑墨（刻字塗墨）、劓（割掉鼻子）、剕（砍腳）、宮（割掉生殖器）、大闢（處死），到隋唐時期成形的新五刑笞、杖、徒、流（流放）、死，對犯法之人進行懲戒，使用刑罰，一直貫穿華夏的歷史。
古代中國的刑罰中國封建時期關於犯人的懲罰條目眾多，各個時代都不盡相同。秦始皇掃六合，結束了各地割據的局面之後，為了更好地實行統治政策，需要統一文字和思想。這時李斯站了出來，身為法學家的李斯崇尚用刑法來規範天下，而且往往對違法者施以重刑。極其諷刺的是，
他為之主張的重刑最後也用在了他自己的身上。歷史上李斯的死法很慘，他被"具五刑，誅三族"，最後被腰斬於市。五刑的淵源要追溯到從奴隸社會，那時的的五刑，主要包括"黥、劓、刖、宮、大闢"，這裡的每一樣，都十分殘忍，就不一一細細說了。
隨著歷史的發展，對於犯人的刑罰一直在變化，各個時代都有所不同，但總體來說，主要有打、殺、流放三種。顯而易見，打是這裡面最輕的刑罰，打的花樣很多，而無論怎麼打，受罰的部位都是屁股。在我國封建時代，無論是普通平凡的小老百姓，還是高門顯貴，從小就受"非禮勿視"的道德教育，在眾目睽睽之下受打刑，不僅僅是對人體的折磨，更是一種精神上的損害。而這裡面最重的刑罰就是殺刑，殺的各種方式實在是過於殘忍，又被稱為"極刑"。
而流放屬於二者之間，顧名思義就是將犯人向外流放。在現在看來，與殺這種殘酷的刑罰相比，流放顯得寬仁無比，然而在當時，對於受罰者來說，相比起極刑，流放是一種長時間的對犯人精神和身體的雙重折磨。死了倒也罷了，但人還活著，種種不幸都要用心靈慢慢消受，在崩潰絕望裡永遠困住，這對於受罰者來說比死還難受。蘇武放羊的故事，小夥伴們應該從小就知道，這裡的主人公蘇武，就是被流放到今天的貝加爾湖地區，到最後彈盡糧絕，渴了吃雪，餓了吞羊毛，卻僅僅把旄節握在手裡。
流放者的悲哀和其他刑罰隨時代的發展而改變一樣，流放之刑在不同朝代也不同。在宋朝，犯罪的官員大多會被流放到兩廣和海南地區，那時候的兩廣和海南地區，可不像今天一樣富足美好，它完全是一片未開荒的土地。提起流放，就不得不提起一個人，那就是中國歷史上赫赫有名的蘇軾。蘇軾最遠就被流放到了海南，但是蘇軾雖然一貶再貶，卻始終保持著被流放者裡不可多得的良好的心態，
甚至在這個過程中，留下了大量著名的詩篇。和宋朝向南流放不同，到了清朝，統治者在用流刑時，往往向北流放。所犯的罪行越重，流放就越向北。愛看清宮劇的小夥伴一定知道，在《甄嬛傳》裡，甄遠道就是被流放到了寧古塔，在那時算是最偏遠的地方了，大概位於我們今天的黑龍江。可能有小夥伴會想，有塔的地方大概不會十分荒蕪吧，事實上，寧古塔根本沒有塔，它只是滿語的音譯而已，在滿語裡，是"六個"的意思。寧古塔偏遠荒涼，簡直不是人能待的地方。
衙役出差很積極按理來說，押送處以流刑的犯人是一件極苦的差事，然而和想像的衙役們紛紛避之不及的態度不同，對押送流放的犯人這樣的差事表現得興致勃勃，個個爭先恐後，尤其對於押送女囚。流放之地十分偏遠，押送犯人衙役們不僅要去，還要回來，耗在這上面的時間那麼多，為什麼衙役們仍然爭先恐後，表現得十分積極呢？下面讓我來為大家揭開這個謎團吧。
首先，押運犯人可以離開衙門，無人管束。當時來說，衙役既是官又不是官，因為他們沒有納入官階體制之中，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說，就是他們沒有編制。不僅沒有被納入官階體系，他們的工作還十分辛苦，起早貪黑不說，有危險的事還要衝在第一線，就連官府提審犯人，他們也要站在一旁全程陪同，幾乎沒有時間休息。這樣對比一下，押送被施以流刑的犯人能夠遠離官府的控制，自己的時間可以自由支配，想什麼時候歇腳就什麼時候歇腳，全部都由著自己的習慣了，非常自由自在。
其次，押送犯人還能獲得額外的錢財。犯人的家屬知道流放路途遙遠、十分辛苦，稍有不慎可能連命都沒了，為了讓衙役在路途上保護好自己的家人，這些家屬會給些銀兩讓衙役們照顧一下。上文說過，衙役沒有被納入官階體系，因此他們每個月的工資非常少，犯人家屬送的錢財，正好給衙役們補貼家用，遇到一些家境殷實的，家屬給的比他們一年薪酬還多。所以說，衙役們對這項差事往往非常熱衷。
最後，押運犯人其實並不像想像中的艱辛。衙役押運犯人是屬於公事出差，既然是公事，就沒有花自己的錢的道理，途中的吃喝拉撒全部是官府出錢，衙役們也能夠在途中好好享受一下生活。而且，這些被流放的犯人之前大多是達官顯貴，從小嬌生慣養，身嬌體弱，家裡稍微有錢的，為了減少犯人的痛苦，會提供車馬甚至還有照顧的僕人，衙役們自然也能沾到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