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中國有搖滾樂嗎？
美國、英國、中國，從搖滾樂的舞臺來看，三者的性格甚是迥異。
美國的搖滾聲音像是學校裡的優等生，出身正統，成績優異。
它是包容的，能接受各式各樣奇特的人和事。如果你曾聽說50年代「垮掉的一代」、60年代的嬉皮士、70年代至80年代的朋克一族，那就是在紐約東村了。同時它也是狂躁且熱衷思辨的，這裡曾到處充斥著通俗藝術、地下電影、性解放運動、另類報刊以及搖滾樂，它呼喊出的聲音不僅僅是音樂，也包含了自由、平等以及超越日常生活的思辨，試圖引發社會的集體思考。
英國的搖滾聲音有點像隔壁新來的轉校生，朝氣蓬勃而又叛逆鬼馬精靈，個性複雜甚至讓人有些琢磨不透。
但這並不影響它對搖滾樂極致的喜愛。在這片人口不足1億的土地上，英國所誕生的知名搖滾樂隊數量不亞於美國。古老與摩登，西區與東區，高雅與低俗，足球與流氓，前衛與保守，紳士做派與離經叛道，說不清道不明之間的困惑，你可能會被它特有的英式幽默和誇張恰好吸引。
中國的搖滾聲音則不同，它像是班級裡低調獨行的插班生，充滿著少年感，又有些不符合年齡的老成持重的謹慎。既能表現出音樂的張力、偶爾還有詩意的爆發力，又注重把握分寸與平衡。
BBC駐中國記者麥笛文曾在近日發表的報導《北京地下搖滾：與世界中心隔絕的中國好聲音》中這樣寫道：
「活在中國首都北京的獨立搖滾樂隊，在某種程度上游離在世界音樂之外，但也因為如此，這些音樂人有著他們自己獨特的、原始的聲音。」
回到文章開篇提問，中國搖滾樂的存在毋庸置疑。但BBC這篇報導恰恰反證了歷經30年餘年，北京搖滾聲音仍然沒有廣泛被更多樂迷知曉。那麼，游離於世界音樂之外的北京搖滾聲音究竟是怎樣的存在？
02 初試啼聲
作為迪斯科時代代表歌手之一的張薔，在棚裡聽完《新長徵路上的搖滾》的錄製，感慨萬千：「崔健擋不住了，崔健的時代來臨了。」
1986年，崔健在北京工人體育館演唱了《一無所有》，近乎嘶吼的演唱方式震撼了現場。當時的人們哪裡聽過這樣的歌曲，感覺內心很快得到釋放。於是，崔健卷著褲腳、拿著吉他的樣子迅速成為當時許多年輕人心中偶像的樣子，風靡一時。
年輕人忽然發現，除了跳迪斯科，還有一種音樂能夠如此直白、有勁地幫助他們進行個體表達。
魔巖三傑張楚、竇唯、何勇的出現，也被視為中國搖滾歷史上的閃耀時刻。不少人評價：「張楚的歌像詩，何勇的歌像酒，竇唯的歌像散文。」
然而這一時期的高潮轉瞬即逝，有人悲觀稱「當時的中國搖滾樂已死」。
90年代末，聽著打口帶長大的新一批搖滾樂隊開始掀起「北京新浪潮」。
清醒、麥田守望者、地下嬰兒、新褲子，以及花兒樂隊，他們正好踏上內地唱片工作還沒發育多久就開始衰落的節點，花兒樂隊變得流行，到後來單飛的大張偉流量傍身，受到主流關注。
而另一面，有一批外來的年輕人住在圓明園以北、北五環外的村子裡，基本靠著家人朋友救濟生活。當地人稱他們為瘋子，而他們自稱「搖滾樂手」，沒日沒夜地排練。
這個地方又稱「樹村」，東北方向就是迷笛音樂學院。房租便宜，150元/月；環境優美，排練無幹擾；民風淳樸，困難時可賒帳，這是樹村的「三好」。
後來，竟是這些樹村年輕人又扛起來中國搖滾的大旗，他們是木馬、舌頭、痛仰等另類先鋒的樂隊。巔峰時期，樹村「樂手八百、樂隊一千」。很多年後世界都再沒有出現過1969年伍德斯託克式的烏託邦，但如果類比的話，只有北京這個叫樹村的地方。
二十世紀最後十年的搖滾聲音，那麼真誠、有力、充滿希望，儘管窘迫，卻是可供無數音樂愛好者懷念的黃金年代。
03 樂與怒，樂與路
進入到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商業化運作模式的成熟使得音樂行業的娛樂化、平民化得到空前繁榮。
2001年，電影《北京樂與路》上映，講述了北京樹村那幫搖滾人的故事。
這部電影在當時引起不小的爭議，不少搖滾圈人士覺得故事沒有反應真實的「北京聲音」，過於將樂器、窮困、憤怒這些元素標籤化，「是商業文化工作者對地下音樂一如既往的誤解」。
但電影的名字挺有意思，指向著這一代的搖滾樂手面臨的核心命題——「尋求出路可能比表達憤怒更重要」。
此時搖滾世界和商業世界之間的裂縫，更多只能靠搖滾樂手個體去彌合。
並不是每個人都能成為鮑勃·迪倫，可以一邊咒罵著「你所賺到的錢永遠無法買回你的靈魂」，一邊和星巴克、亞馬遜、汽車廠商合作暴富，同時在暢銷的自傳《編年史》中寫著：「我翻轉鏡子能夠看到自己的未來，就發現有一位落魄的老先生在昔日輝煌的劇場外翻撿著垃圾。」
當健康的音樂商業體系姍姍來遲，那些沒有超強個人能力去彌合裂縫的哪怕是搖滾殿堂樂手，只能成為「死了的張楚、瘋了的何勇、成仙了的竇唯」。
大張偉在幾年前接受採訪，談起自己為何不做朋克音樂，他說有兩個原因：一是要掙錢；第二，自己不如竇唯、樸樹這些樂手那麼勇敢，能在惡劣的大環境裡，在非常少人理解與認同的情況下，孤獨地堅持自我。」
「我如果堅持以前的音樂，現在有三結果，一個是轉行，一個是自殺，一個是變成神經病。」
這道「理解」與「麵包」的二元高階選擇題，難倒了不少音樂人。在這十年，搖滾樂再度興起，鄭鈞、汪峰、許巍、五月天、信樂團、萬能青年旅店等樂手登上舞臺，出現一批憤怒並關心公共議題的作品。只是，源於麵包的困擾，一些搖滾樂手在發展的過程中選擇與過去的自己告別。
2006 年痛仰發布了自己的第二張專輯《不》，然而全國巡演後專輯銷售十分慘澹。樂隊沒了經濟來源，生活就又回到他90年代末剛到北京時，在搖滾音樂人聚集的北京郊區「樹村」生活時的窘態。
高虎鬱鬱寡歡，在2007年去了一趟西藏，回到北京後就把自己關在房間，足不出戶。第二年痛仰發布了《不要停止我的音樂》，專輯封面從之前拔劍自刎的哪吒，變成了雙手合十的哪吒。
這張專輯是痛仰和以往的自己告別的證據，但也讓他們的部分早期粉絲給他們扣上「重型音樂的叛徒，搖滾樂的逆子」這樣罪名。
2010年，一場浩浩蕩蕩的演唱會在北京工體舉行，這個名為「怒放 搖滾英雄」的演唱會，網羅了中國搖滾樂的旗艦級人物：崔健、鄭鈞、汪峰、許巍、樸樹、何勇、張楚、唐朝、齊秦、信、黑豹、Beyond黃家強、爽子，陣容無比工整，好像就差竇唯了。
「怒放」作為一臺拼盤商業秀，見證了「搖滾老歌聯歡晚會，他們沒有新歌可唱。當年桀驁不馴的搖滾英雄們淪落為靠著「同一首歌」博得人們一點點來自記憶的掌聲和眼淚」。鄭鈞這位「90年代最性感的搖滾歌星」和搖滾樂市場化最到位的汪峰，都公開承認了這一點。
04 逆流而上
到了21世紀的第2個十年，北京搖滾音樂節越來越繁盛，「中國好聲音」和其它電視歌唱節目的聲音越來越高亢，《我愛搖滾樂》《通俗歌曲》等搖滾刊物向大眾告別，北京搖滾聲音同期也進入了搖擺期，不少樂迷持續追問：中國搖滾樂還活著嗎？
在郭誠看來，2011年是中國音樂市場最差的一年，許多唱片公司紛紛倒閉，不少音樂人選擇轉行了。大家都覺得行業沒戲了，數位音樂在網上隨便聽，隨意下載，沒什麼人花錢去買實體唱片。
但也正是這一年，郭誠開始在鼓樓經營獨音唱片，也是國內第一家以唱片店為名的獨立音樂廠牌。
2012年，汪峰加盟《中國好聲音》。此時的他已經與當年那個鮑家街43號主唱的形象漸行漸遠，人們開始習慣於在各種電視節目、八卦新聞中看到他。有人調侃道，中國搖滾又死了一個。
2013年，獨立音樂公司摩登天空快速「轉型」，將自我認同更換為「網際網路思維的音樂公司」。沈黎暉說道： 「在今天這個時代裡，科技就是搖滾樂，而賈伯斯、扎克伯格則是這個時代裡真正的搖滾明星，他們用科技的手段顛覆了世界原來的遊戲規則。」
2018年，「草東沒有派對」的冷門搖滾爆火，在北京疆進酒LiveHouse現場的門票一度從百元炒到數千元。
《讀書雜誌》評論：
「找到了新世界的一個批判入口。在消費主義和物質至上的年代如何找到搖滾樂和精神力量的位置？這支樂隊基本奏效了。他們發現了今天的反叛者那無比可笑的姿態，看到了那無處可逃的迷局。他們無情地嘲笑自己的醜、頹、沒用、無望和荒唐，在一攤爛泥中找到了搖滾樂的立足點。幾個毛孩子，只差還拖著鼻涕，唱得軟弱又暴虐，低聲下氣又十足霸道，從爆騰起的音牆中升空的陣陣悲啼怒喝，就像是從繁華都市如痴如醉的青少年頭頂掠過的一股股大風。」
而搖滾地標也從樹村遷移到了鼓樓。
在不少搖滾音樂人的眼中，鼓樓白天是旅遊人的鼓樓東大街，晚上才是他們的東大街。
以北京鼓樓為圓心輻射，曾經的LiveHouse MAO，SOS小酒館，鼓樓大道一拐彎可見的獨音唱片、666搖滾唱片店以及周邊的DDC酒吧、DaDa、各類LiveHouse以及潮流復古的古著店、球鞋店逐漸將鼓樓塑造成頗具音樂文化的區域，有點像美國洛杉磯的日落大道。在鼓樓東大街上，背著吉他的長髮少年、遛鳥的北京大爺以及拿著相機的遊客有種奇妙的兼容感。
「頭一年真是連房租都付不出來。」郭誠回憶起2011年決心創業，拿著攢下來的所有積蓄和朋友開始經營唱片店，尋思著「要是能行就留下，都虧了就去修行」。
經營中，郭誠發現如果經營一家唱片店裡面的唱片全是自己喜歡的風格，一定不能長久存活下去，因為太小眾了，所以選擇加入部分流行唱片。現在，走進店裡，你會被密密麻麻的國內外唱片包圍。唱片架上用著隨意的字寫著包含搖滾、爵士、朋克等等紛繁的流派和分類，唱片卻一張不亂。
也曾有外國顧客到店問：「北京有搖滾樂嗎？」
郭誠當時一怔，這麼多搖滾聲音流淌在中國大地上卻又相對孤立，卻不為外國樂迷所廣泛知曉。
在郭誠心裡，唱片店應該有自身獨特的文化。唱片店是一個窗口，能夠讓更多喜歡音樂的人介入。還有一些不知名的樂隊想要發專輯，我們也可以去跟他們溝通，幫助他們完成這件事。除了經營店面，郭誠開始協調自己的資源發行唱片、做巡演、音樂周邊IP零售等等，曾助力蝦米尋光集、旅行團樂隊、聲音玩具樂隊等的專輯發行。
當資本和技術開始介入音樂行業，「懷疑」「批判」「憤怒」的故事講不通了，要開始講網際網路的故事、商業的規則。這在很多音樂從業者眼裡，就被打上了「過分商業」「吃相難看」的投名狀。許多傳統音樂行業從業者，顯然沒有做好充分的準備。
聊到這些，郭誠的態度相對包容，他認為只要音樂人能堅持初衷，這並不是一件壞事。比如近期愛奇藝與米未傳媒正在打造的主打搖滾音樂的綜藝節目《樂隊的夏天》，有可能會讓更多樂迷走近中國搖滾樂。
「這些年黑膠復興然後再遇冷，期間也有不少的資本進軍，但只有真正對搖滾樂和唱片還心存熱愛的人，才會一直留下來。」 面對居高不下的店鋪租金成本及經營壓力，郭誠語氣依舊平和。
2005年，北京的唱片店，確切的是音像店是 3000 家左右。3000 家的概念就是無論你走到哪，基本上都能看見音像店。但是從 06 年以後，每年以至少 500 家的數字遞減，直到現在北京只剩下15家左右了。其他城市更不用說了。
那為什麼還在堅守唱片店生意？
曾有一位讓他印象很深的客人，那位建築設計師每周都要來獨音兩三次，只聽後搖的音樂。再後來兩人熟了，郭誠被邀請到他家裡，才發現這位建築師家中有一面牆的音樂都是從獨音買來的，上面是CD，下面是黑膠，這讓他很感動。郭誠覺得，這與之前的公司工作不同，當你真實跟這些愛音樂的人發生聯繫，就明白音樂給每個人生活帶來的能量，以及自己做獨音的意義。也正是這些人讓他覺得，中國的音樂以及搖滾樂還很有希望：「這還只是一個開始，大家需要時間，去真正的了解音樂。接觸了足夠多的音樂，大家自然可以定義，什麼是真正的好音樂。」
不過，聊到唱片店的未來，郭誠說：「沒想好。不是不願意聊，而是確實沒想好。太多因素需要兼顧、平衡了。」
05 三十而立
20世紀90年代至今，有人因為熱愛而留下，有人因為失望和窘困而離開，也有人因為懷抱希望選擇回來，從北京工人體育場到樹村，再到鼓樓東大街，北京搖滾聲音已到三十而立之年。
三十而立，不是從金錢世俗的角度地衡量搖滾樂成功與否，比如是否賺到了錢，而是回過頭來看，北京搖滾聲音是否已形成其獨特的人格與精神特質。
對此，文章開篇的BBC記者似乎比多數國內樂迷更樂觀，「就像1980年代雪梨的音樂圖景，今天的北京音樂圈有種特別的氣息，因為遠離搖滾世界的中心，因為國際樂迷較少問津，更加重了這種味道。這裡的音樂本身是原始的，少有修飾，卻有著濃重的熱情和對音樂純粹的、別無其他的愛」。
搖滾音樂作為一個相對獨特的文化產品，既不是大多數人的日用品，也尚未成為熱購的奢侈品，必然面臨著種種天生的缺陷以及因此而來的困境。
但搖滾樂的特質，決定它具有內在的突破性，能夠衝突我們所能聽到看到的情緒、事件，甚至可能有點玄乎，時代的格局。我們的城市生活，應該不滿足於電影院和商場；不滿足於播放器只剩下流行歌、民族腔、美聲、嗨曲或是杜撰出來的情感。在鋼筋水泥叢林中，在虛無和真實徹底的表達之間搖擺的人們需要這樣的出口。
北京搖滾聲音不缺支持者。只是在這個特別的探索期，當曾經的主力80後、70後等人逐漸老去並且面臨生存的壓力，急缺更多的新鮮血液。
在大洋的另一側，美國洛杉磯日落大道上的老牌唱片零售店Tower Record陪伴著音樂行業浮浮沉沉。許多樂迷曾在店內購買心儀的搖滾唱片。2006年，Tower Record終於因不堪財務重負而最終破產。對此，唱片店老闆Russell Solomon及其員工在紀錄片中感慨：「我們是人們生命裡的一部分，因為音樂是人們生命裡的一部分。」
我熱切期盼著，這片土地對於搖滾聲音的熱忱有著持續的遙遠的相似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