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春我在給本科生開設的《人類學史》課上介紹沃爾夫，宣讀了一篇我撰寫的7000字沃爾夫詞條，該詞條完成於研究生同名課程的教學單元中，貫穿沃爾夫一生的學術思想史的演進。當我頗有得意地拿到本科生課堂時，沒有想到一名學生反饋道：「這節課沒有震撼。」日子悄無聲息地過去，可是這句話還是反覆縈繞在我的腦海裡，我的疑問「為什麼沒有震撼」在整理、理解葛希芝老師的沃爾夫演講中得到了回答。
在那些作品、觀點、田野細節以及書評等二手文獻堆砌的沃爾夫學術履歷當中，表面上看是思想史，但實際上連我自己都有隔膜，我感受不到思想史迸發的生命律動，當知識無法觸及到意義時，知識也就變成一種機械產品。這樣說多有抽象，我舉兩個例子。當我說「芝加哥大學的學術氛圍不對他的胃口，呆了一年他很快就離開了」，呆在芝大到底是怎麼感受，無從得知。《二十世紀的農民戰爭》是沃爾夫重要的一部農民著作，依靠書評建立認識可見我對該書的隔膜，我不太可能感受到沃爾夫在其中傳遞的農民革命給世界帶來的激動人心的力量，也沒有意識到沃爾夫參與的反越戰爭激發了他對農民抗爭的關注。而這些機械性的轉引痕跡在葛希芝老師來自第一線的感知、觸動和層層漸進的理解中漸漸消解，學術思想史的生命溫度從知識譜系傳遞出來，因為接近人性而越來越清晰。這裡面既包含了葛希芝對沃爾夫農民研究的把握，也包含了她對沃爾夫的世界史理論當中對東亞複雜社會的解釋失效的深切體會。
加州時間2020年11月25日早上，葛希芝老師的99歲高齡母親在睡夢中平靜地走了。就翻譯的若干問題郵件詢問她的時候，葛老師在整理母親的遺物，這樣能讓她和母親靠得更近一些。在這期間，葛老師完成了兩場在線講座、11月21日會議的開幕式致辭，冥冥中感覺Mother是在等待我和葛老師的約定完成後才離開。人生有諸多遺憾，希望這篇講稿能夠讓葛老師對中國研究的拳拳赤子心略有慰藉，同時記錄葛老師不斷奮勇向前的思想湧動之瞬間。
因篇幅較長，講座分為兩篇刊發，此為第一篇。上海大學2020級人類學研究生向宇青貢獻了六千多字的講座整理初稿，翻譯質量較高，在此鳴謝；臨沂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的陳建博士對該文做了校對，在此鳴謝。
一、沃爾夫的生平
講座開始，葛希芝首先對沃爾夫的生平做了一個簡單的介紹。1923年，埃裡克·沃爾夫出生於維也納的一個高度世俗化的猶太家庭，當時維也納正處於經濟困頓然而精神富裕的社會主義時期。1938年為了躲避納粹，沃爾夫被父親送往英國學習，在那裡學習英語和生物學。在利物浦他被暫時監禁，認識了諾貝特·埃利亞斯（Norbert Elias），這位獄友給他講了「權力的壟斷」和「社會關係網絡」（個人出生在一個既定的人際關係網中），這個想法提供了啟示，讓沃爾夫對社會科學開了眼界——發現了社會學的存在。後來跟隨父母移居美國紐約，在紐約皇后學院學習一直到參軍，參加二戰，周旋於義大利戰場。沃爾夫博士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正是在哥倫比亞大學，他接觸到了當時正流行的複雜理論，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文化史」（culture history）。沃爾夫後來提到：「文化史是一種沒有政治和經濟背景的原子主義文化特徵的舞蹈」。顯然，這個詞的背景，特別是經濟和政治背景，在沃爾夫後來的思想中變得十分重要。
沃爾夫在哥倫比亞大學主要跟隨本尼迪克特和斯圖爾德兩位老師學習。對於前者，他一直非常敬仰崇拜卻並不贊同。文化和人格理論，用本尼迪克特自己的話來說，其目標就是「為每一個獨特的文化描繪一種同質的、由文化所塑造的國民性」。顯然，這是片面的。幸運的是，斯圖爾德來到人類學系，發展出來一個朝向「允許人類使用的環境與技術之間的關係的比較研究」。沃爾夫召集既是退伍軍人又是左翼的研究生同學組成一個研究小組：「全世界劇變社會」（Mundialupheaval Society），小組成員後來幾乎都成為了美國人類學界的頂梁柱。博士期間，沃爾夫由於經費原因沒能如願前往蘇門答臘做田野，相反，1948到2月到1949年8月他前往了波多黎各的中央高地，也是咖啡種植地，正是在那裡，他開始思考「農民問題：1954-1955年」，沃爾夫花費了數月在墨西哥做田野工作，可惜因為戰亂而中斷；沃爾夫前往墨西哥的下一個田野點：德斯科科（Texcoco）研究灌溉系統和生態；1960年，沃爾夫去往阿爾卑斯山的蒂羅爾高地（Tyrol），轉向生態與族群的研究，並分析政治對他們的影響。
沃爾夫是一名享譽世界的學者，在許多高校都有任教，先是在維吉尼亞大學，後來是耶魯大學和芝加哥大學。儘管芝大是美國人類學的頂尖學府，他發現「這裡是老人統治，開會冗長瑣事纏身、祭祖『慎終追遠』的儀式活動不堪其負」。1961-1971年，沃爾夫來到密西根大學，教授生態學和歷史。與人類學家西德爾（Sydel Silverman）喜結良緣，在第二段婚姻的影響下，他任教紐約城市大學，他們開始系統地思考「民族與國家相互關聯，涉及到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以及生產方式的概念」。
沃爾夫學術影響深遠，不予贅述，這裡僅指出一點，沃爾夫對薩林斯慕名而來，他被薩林斯的早期著作影響，那時薩林斯對生態、環境的興趣斐然，對文化的興趣還沒有像後期那樣狂熱。在密西根大學，他是發起了美國第一個教師反越戰組織的傑出先驅之一。一群教師給那些想要參加越戰的人做演講、針砭時弊、分析後果。葛希芝推薦了沃爾夫《通往權力之路：構建現代世界的人類學》的短篇自傳，所有權力方式建築了人類學的現代世界：「導言：一個知識分子的自傳」（Introduction: An Intellectual Autobiography）。沃爾夫總是對新事物保持無限的求知慾，在一次又一次的去往新的高校任教的過程中，他的思想也逐漸成長。在她看來，沃爾夫人格非凡、學術斐然，他在自傳的最後一句話這樣寫道：「我成為一名人類學家的核心理由是：為了我所遭遇的世界尋求解釋。」
二、了解沃爾夫：並不太熟
接著，葛希芝分享了她跟隨沃爾夫學習的往事。1965年在夏威夷大學獲得碩士學位後，本打算在夏威夷大學繼續攻讀博士，在紐幾內亞做田野，因為薩林斯的舉薦，她有幸被密西根大學接納，並機緣巧合做了沃爾夫的助教。他們說生活就是在你改弦更張時發生的事情。在她的印象裡，沃爾夫不是那種與學生關係密切的教授，沒人直呼其名「埃裡克」，但毫無疑問，他是一名優秀的教授。她怎麼也沒想到中國會是她的田野抉擇的妥協之舉。農民！！！農民是多麼無趣——「如果你看過一個農民社會，其他都是千篇一律。」沃爾夫給她上了第一節課。他給年輕的葛希芝展示了這些奇異社會的千絲萬縷的複雜性：農民是一個擁有豐富知識和技能的群體，擁有一套複雜的對內對外的社群關係，不像市場的營銷網絡和生產經濟，對那些凌駕於他們之上的「官老爺」常懷些微敬畏，對於那些相距甚遠的神鬼存在，他們擁有一套精緻儀式和圖像意象與之打交道。「天高皇帝遠」這句話有兩層含義。
沃爾夫尤其對日常生活出現的反抗方式感興趣。在他開始撰寫《20世紀的農民戰爭》時，有關「反抗」的觀點變得非常重要。在過去的歷史長河中，農民的反抗、起義除非死了成千上萬的人，一般沒有什麼太大的意義，但是20世紀的農民戰爭卻完全不同，發生在墨西哥、俄羅斯、中國、越南、阿爾及利亞和古巴的戰爭並非歷史，相反，它們是我們賴以生存的世界的締造者。其中，農民贏得並改變了他們的世界。是什麼讓農民將這些在過去不可想像的可能變為現實？我們該如何理解農民？沃爾夫反對在許多有關農民的文章中將農民看成是蝸居在自己那一個狹小村落的群體的觀點。沃爾夫把農民看成是一個巨大的、複雜的系統中的一個階級，對整個社會都有著巨大的影響。
正是被沃爾夫對於農民的熱情所感染，葛希芝於1968年前往中國臺灣做田野調查、撰寫博士論文，1971年回到密西根大學，懇請沃爾夫做她的答辯委員會成員，沃爾夫尷尬不已，他私下裡跟她說不行，但還是想幫她，於是在答辯文書上以「臨時導師」的身份籤了他的名字。這個春季學期末，沃爾夫就追隨希德爾離開密西根。時隔幾乎半世紀，提起此事葛希芝依舊心潮澎湃，可見沃爾夫作為一名教授對學生來說有著多麼深刻的影響力。
三、人類擁有一個歷史且複雜至極
葛希芝總結到，沃爾夫的著作給我們傳達了兩個核心信息，一是對於人類共同性的強調，二是對於文化歷時性的強調。首先，在沃爾夫看來，人類是一個統一的物種，在生物上幾乎完全相同，共享著同一段歷史。沃爾夫想要展示的是人們在漫長的生存過程中是如何相互關聯的、相互互動的。從十萬年前開始，世界各地的人類就過著群居生活，比如遷徙、適應新環境、文化融合等，我們的大腦和身體也和現在一樣沒有太大的差別。我們組成小的聚落相擁而居，但是個體和家庭總是這個離開、那個加入。說著同一種語言的群體和說著另一種語言的群體交融在一起；很多人可能會說兩三種語言。直到大約三百年前，具有身份排他性的劃分明確邊界的國家對於人類歷史才有意義。即使是過去已然「淡出」、人口和地區被部分同化的龐大帝國，也對維繫帝國運轉的農業基礎產生削弱和破壞。因此只有真正了解了一個社會與它的全球化鄰居的互動，才能真正理解這個社會的歷史。
其次，沃爾夫認為「作繭自縛」很難，在空間和時間的任何一個點上，存在之物在一定程度上依賴於之前存在之物，並且，這種存在並不是靜止的。地理就在我們的腳下移動：氣候變化，大海起落，暗礁生長，森林衰亡，人口變得稠密或分散，生活方式也必然相應而變，甚或走向滅絕。人們發明事物，有時有用或至少無害，就像茅草屋頂；有時帶來異常危險的後患，就像礦石燃料和原子彈。這些事情幾乎同時發生，遠古時期還緩慢變遷，農業發明後就變得越來越快。環繞你我的是無數的因素，正是這些因素創造了我們邂逅的世界。葛希芝認為，沃爾夫想要解釋的是「這一時刻是如何發生的」，他想要像繪製一幅地圖那樣，顯示影響社會的每一個因素，甚至能清晰地看到時間上的變化。而他的著作正是展示了他所採取的分析路徑，他深知在方法上必須將芸芸眾生考慮進來，基於這一方法論立場，他嘗試了各種理論視角。他確信的一件事是我們今天生活的世界已經急劇地被資本主義工業化重塑。他是如何思考的呢？
四、從《20世紀的農民戰爭》談起
談沃爾夫的理論繞不開「農民問題」，在何為「農民」這一概念性問題上，沃爾夫反對「鄉村人口（rural population）只是服膺於上級國家統治的群體，而鄉民則是游離在政治結構範圍之外」的觀點，他認為前者是農民（peasants），而後者並非「原始人」（primitives）。但是受國家控制的鄉村人口不僅包括耕農和「擁有和經營農場的人、佃戶和佃農以及無土地勞動者」，還包括工匠、漁民和為鄉村市場供貨的流動商人。顯然，這些群體是不同的，例如無地者和土地所有者不同，更不是所有的都算「農民」。因此，沃爾夫對農民的定義是：「生存性地參與種植，且能自主決定種植過程的人口。」這一分類涵蓋了佃戶、佃農以及業主經營者，只要他們處在能夠對莊稼怎麼種做相關決定的位置，但是不包括漁民和無土地勞動者。
同時沃爾夫認為，「如果把農民和原始人區別開來，也就必須把農民（peasants）和農場主（farmers）區別開來。」農民（peasants）的主要目的是「在狹小的社會關係範圍內獲得生存和社會地位」，而農場主（farmers）則「完全參與到市場中來，將自身投入一個廣泛的社交網絡追逐地位博弈」。為了保證土地和家庭生計的連續性，農民通常與市場保持著一定的距離，因為對於市場的無限參與可能會威脅到他們對於生計的控制。因此農民總是傾向於把市場維持在「一尺之懷」，因為無限制地捲入市場會威脅到他掌控的生活來源。也就是說如果土地容易買賣，那麼農民很容易失去他的生產資料。於是他墨守傳統的安排，以保證他對土地和親戚鄰居勞動的有權使用。此外，農民只會在保證自給自足的前提下進行銷售，同時他也需要現錢交易，以購買他生產不了的物品。在沃爾夫看來，「從農民到農場主的轉變不僅僅是心理取向的改變：它更是涉及到制度語境在人們可以做主的範圍之內的一個重大轉變。」當沃爾夫說「men」的時候，意思是人民（people）。
五、沃爾夫、中國傳統以及葛希芝考慮的「農民」概念
葛希芝接著分享了她對於農民這一概念的理解，沃爾夫對於農民的關注並不僅僅局限在農民本身，而是希望以此為契機了解不同的階級或地位的群體是如何相互創造的。沃爾夫之前對農民的定義困擾著她。在《鄉民社會》（Peasants）（1966）和《二十世紀的農民戰爭》中，沃爾夫將人類社會描述為擁有一段歷史，而每個社會都是非常複雜且與全球相互關聯的。繼墨西哥和波多黎各的最初田野之後，沃爾夫開始分析研究那些在任何社會中都十分需要的群體：那些生產食物、衣服、住所以及生產這些所需工具的人。在對農民概念的持續討論中，可以看到他對人類生態的研究對農民的界定產生的影響。
在上世紀60年代末的美國人類學界，學者們就人類學是否能研究那些非「原始人」（primitives），即低技術、低水平國家社會的人們展開了爭論。許多人認為，我們有分析這樣的複雜社會的智識工具嗎？沃爾夫認為，要理解農民，我們必須理解他們成為農民的背景以及他們是如何反過來影響環境的。這一爭論持續了很久，直到沃爾夫、西敏司，以及弗裡德曼和費孝通等，開始撰寫關於農民社區的精彩研究時，這些爭論才終於平息下來。他們將那些從事鄉村或社區研究的早期人類學者的習慣甩在後面，轉而尋求外部力量的語境。沃爾夫、弗裡德曼和費孝通等人尤其擅長超越一個鄉村的簡單限制，尋求在村莊之外塑造村莊的因素。
這其中，弗裡德曼的研究值得一提，他是從鄉村延伸到更大語境思想的先驅者之一。弗裡德曼有一些思想是從英國人類學中發展而來的，那就是對於親屬關係的關注。弗裡德曼將英國同事強調的非洲世系（lineages）延伸到中國東南，然而中國東南部的宗族（lineages）往往很大，遍布多姓村落，通過國家基層行政機構與中國的精英階級相連，並擁有與國家非常相似的權力。他讓我們思考國家是否真的給了宗族領導者他們保留的權威，抑或是國家遠離市場，市場權力也就落入宗族領導者的「囊中」，也許兩者兼具。回答這個問題可以是一篇很棒的學位論文題目，但光是思考它就足以引起我們對沃爾夫發現的地方和中央權力之間的互動議題的注意。
重溫沃爾夫的定義，農民是控制自己生產資料的耕耘者，包括佃戶（tenants）和佃農（sharecroppers），在葛希芝看來，該定義對於解釋墨西哥和加勒比海的部分地區可能有效，然而當她開始研究歷史中國時，卻是疑竇叢生。在某些地區，一些佃戶在種什麼方面受地主控制，且不能保證對租地的控制，他們不能算作農民（peasants）。而在中國的另一些地區，例如四川，租戶擁有完整的租賃權和生產控制權，他們是農民。但是不可否認的是，沃爾夫對於「農民」概念的定義在學界依舊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在葛希芝看來，沃爾夫的農民這一概念最重要的貢獻是在於他正在從生態起點（農民是低技術的耕作者）轉向對生產關係的關注。
六、「生產方式」概念的復興
農民是低技術的耕種者，當研究焦點朝向生產關係，他開始非常嚴肅地看待覆興生產方式的概念且付諸堅持不懈的努力。在沃爾夫的理論中留存了許多馬克思的影子，因此了解馬克思主義在西方社會發展中的背景，對於更好的認識沃爾夫的理論有著極大的幫助。在上世紀的西方社會，馬克思主義一直被視為危險的思想，看成是對西方社會的威脅。許多國家，尤其是美國，已經開始反對使用馬克思主義中有價值的概念。然而，馬克思主義思想卻是人類思想的瑰寶。隨著資本主義工業革命在西歐的興起，資本所有者和那些只有勞動力可以出售的人們之間的不平等關係產生了許多社會主義小型實驗，一些實驗在美國也有所發展。大部分實驗由於不可持續性而撤退為分散的社區——那是他們的嬉皮時代——不過很快發現將自身與外界社會絕緣是不太可能的。雖然其中大多數都失敗了，但無論如何，這些實踐都是對於資本主義所帶來的不平等以及各種社會問題的一種早期反應。正是馬克思把過去300年巨大而又驚人的變化結合在了一起，形成了具有革命潛力的整體理論。
當時的三大資產階級革命深深震撼了諸多西歐新興資本家：美國革命、法國革命和海地戰爭。現在的海地在我們的全球話語中很是微不足道，但是在200年前，這卻是和美國、法國革命同時展開的裡程碑式的黑人革命。他們席捲了奴隸主、種植園主和殖民者並掌握了他們自己的黑人共和國的自主權。這是一個激動人心的時刻。在英國、比利時、荷蘭等地，社會主義思想開始被認為是危險的，特別是在1848年大叛亂之後。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從那時候就一直被看作是西方統治精英的威脅。但是在歐洲，知識分子為擺脫基督教正統意識形態的統治而進行的長達幾個世紀的鬥爭的影響力，給予了他們一種鬥士一般的身份。正是因為這個背景，所以在19世紀晚期的一般知識界，馬克思主義理論知識並沒有像在美國那樣悉數抹去，而是成為了一個受教育的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並不是必須要相信，但是至少要知道。
而沃爾夫在紐約長大，那裡有數百萬來自歐洲的移民，作為移民中的一員，他的想法比大多數美國人更加開闊。沃爾夫這一代人類學家誕生於一個戰時世紀：不僅是一戰和二戰，還包括1945年後殖民地爭取獨立的努力。這些革命大多發生在殖民主義阻礙了其工業發展或者實際上使其倒退的世界地區，正如印度和印度尼西亞，在這其中，大多數人口都是農民。戰爭給他們帶來了巨大的痛苦和無數生命的逝去。在此背景下，沃爾夫開始和密西根大學和全國高校的師生一起，分析和反對與之息息相關的越南戰爭。與此同時，他寫了《二十世紀的農民戰爭》（1969），對六個國家的革命進行了嚴謹細緻的比較：墨西哥、俄羅斯、中國、越南、阿爾及利亞和古巴。可見，沃爾夫的理論發展與當時整個時代發展緊密不可分。
七、社會勞動：一個普適而又基礎的真理
在對沃爾夫的時代背景有一個大致的了解後，葛希芝重新回到了有關生產的討論上。沿著馬克思的道路，所有的人類勞動都是社會勞動，人類勞動是沃爾夫的分析基礎。我們從前輩那裡繼承工具、技能和知識，與他人交換東西和勞動。如果沒有對過去的文化、資源的繼承和交換，單一個體或者家庭就無法生產和生存。對於沃爾夫來說，在他開始撰寫《歐洲與沒有歷史的人民》的時候，他將社會勞動的基礎轉移到生產方式的思想上，他希望人類學家能夠使用生產方式的核心分類來理解世界變化的過去與現在。他的這一做法和馬克思主義的傳統視野截然不同。在這本書中，沃爾夫運用馬克思本人的生產和生產方式的概念，歸納出三種生產方式：親族制（kin-ordered mode）、貢賦制（tributary mode）和資本主義模式（capitalist mode）。
八、親族式生產方式
親族制的生產方式產生於親屬關係，親族制生產方式可以理解為通過訴諸父子關係（filiation）、婚姻關係、血緣關係（consanguinity）、姻親關係（affinity）等社會勞動來改造自然的一種方式。簡單地說，社會勞動是被「固定在」或「嵌入」在人與人的特殊關係中。這種勞動只有通過人才可享有，而這種接近乃是象徵建構起來的。沃爾夫討論的是大部分農業和國家出現之前的世界。因此親屬關係涉及：（a）象徵的建構（父子/婚姻，血親/姻親）是如何（b）不斷地將出生的和補入的角色放到（c）彼此的社會關係之中的。這些社會關係（d）允許人們能夠以不同的方式號召他們每個人完成都必須要承擔的那份社會勞動，從而能夠（e）影響對自然的必要改造。
「如果親屬關係是人們身上確立權利並因此要求分享社會勞動的一種特殊方式，那麼，這種權利和要求的確立方式也確實在不同文化背景中存在巨大差異。」其中，親屬關係是通過人們想像或象徵靠近社會勞動的概念的支配性機制，沒有其他機制能夠獲得享有他人勞動的資格。親屬關係通過婚姻擴展為血緣關係，這些社會關係允許人們以各種方式為彼此提供信息和資源。在這裡，親屬關係以兩種方式發揮作用：一是資源廣泛可用，對任何知道如何獲得資源的人開放，資源和人都不受特定群體的約束；二是資源受到限制，只對那些有「親屬關係許可」的人開放，並且嚴格限制在象徵性定義的群體成員的手中。對於第二種情況，環境不是簡單的「自然」，而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通過社會勞動的轉化，累積各種要求和在親屬群體之內組織要求的系譜，通過聲明自己享有的而排斥非親族成員。這種形式的親屬關係變成了政治關係，引入了持久延續的結構等級，這種結構不一定是指父系的（patriarchal）。
沃爾夫向我們真正展示了人類的早期階段，也就是智人（Homo sapiens）的生活。通常學界認為，智人出現在10萬年前，而澳大利亞土著居民在6萬年前到達了澳大利亞。所以地球直到一萬五千年前還居住著從別人那裡索取勞動力的唯一方式就是依靠親屬關係的群體。有關親屬關係的觀念是文化建構的，而不僅僅是生物結果。
九、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主要傾向
親族式生產方式仍舊頑強地在世界上一小部分群體當中留存，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則是當今世界的主要面貌。
這是一張富有現代趣味的卡通畫。法官對戴著帽子的貓說：「資本主義，你已經無情地危及到人民大眾的生活，你被起訴了，你還有什麼可說的？」貓說：「我只是相對順從而已。」然後我們看到在他的背後，共產主義、封建主義、社會主義被關到牢籠裡。它是在說資本主義也許只不過比其他的制度替代品要好一些。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CMP）的主要趨勢則包括了以下幾點：生產資料的擁有者控制著他人的勞動；無產階級沒有生產資料，必須出賣勞動（包括技術、知識、行為等）；生產價值是工人維持自我的生存之外的剩餘，來自「經濟」手段對他的壓榨。持續的競爭，失敗者退出，導致壟斷；資本積累和競爭推動尋找新的生產方法（科學與工業）；財富在少數人手中積累，創造了和經濟權力一樣的意識形態、社會和政治權力；商業化的滲透改變了價值；過去的社會關係以及支持它們的觀念和行為的消失等。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主要傾向就是由生產資料的擁有者控制他人的勞動，包括了技能、知識和行為等各種方面。葛希芝在此引用了一些女性主義學者的研究成果。這些學者提出了「情感勞動」這個術語，舉例來說，在飛機上的工作的空姐，她們必須表現出友善、甜蜜、愉快。為此，在招聘員工的時候，他們也會如此要求。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另一個趨勢就是通過經濟手段從工人身上榨取剩餘的生存產品，這意味著當人們把勞動力帶到市場上的時候，所能得到的報酬是市場規定的勞動力的價值，與他的社會地位或者社會關係無關。於是，這就是一種純粹的市場交易，意思就是指交易中除了市場價格以外沒有任何其他東西是重要的。工人生產的剩餘產品是以工人賴以生存的條件來計算的。一個工人每天為他的老闆掙100美元，而老闆付給他60美元，剩下的40元則神奇地消失了。
另一種趨勢就是資本的積累，競爭日益推動尋找新的生產方式。科學和工業在過去的三四百年中發展起來，是因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正在尋找新的技術來推動新的生產方式，從而獲得更多的利潤。在馬克思看來，資本具有鼓勵創新與發明的積極一面，不過馬克思的主要目的是看資本主義是如何對待工人的。財富在少數人手中累積，創造了意識形態、社會和政治權力，以及經濟權力。由於商品的滲透，這完全改變了人們的價值觀，幾乎所有的事物都變成了商品。在英語中有一個笑話：如果能賺錢的話，一個精明的商人會毫不猶豫地把自己祖母賣掉。由此可見，先前的社會關係的消失以及支持這些關係維繫的思想的消失是目前歐洲所面臨的問題之一。《歐洲與沒有歷史的人民》論述了資本主義使得社會的許多方面都發生了改變，把傳統社會和現代社會割裂開來。
同一個社會擁有不止一種生產經營模式和生產關係，家戶式生產方式是生產方式概念的另一種研究視角。薩林斯寫了一本非常有趣的著作《石器時代的經濟學》，家戶模式（domestic mode）並非是家庭成員自我僱傭的家庭生產模式，它是在家庭範疇各因其才、各盡其能、各取所需，人們按照自己喜歡的方式做事。
消費是馬克思從來沒有思考的資本主義面向。經濟可以給人們提供必需品並轉化出越來越多的形式。消費主義和過度積累成為經濟如何運作的一個重要部分。我們不僅僅工作以維持社會經濟，我們也必須消費。正如上圖所示，這些小豬從懸崖上摔下來，跌入消費主義的深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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