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點擊收聽↑ 文/賴建誠 播/晟煥
上一堂課有人問說：為什麼要研究死人的錯誤見解？今天就來回答這個問題：為什麼需要重新理解古人的經濟見解？
我們先談一下科學的本質。衡量科學進展有兩項簡單的指標：
（1）該領域的研究者，推翻過去錯誤認知的速度有多快。
（2）能把知識的前沿向外推展得多快多遠多深。
以20世紀初期的愛因斯坦為例，在他原本的認知中，宇宙應該是靜止的。但在相對論的演算過程中（1917），他得到的結論是：宇宙正在擴張中或正在萎縮中。
為了讓宇宙的理論系統穩定，他就加進一個「宇宙常數」（cosmological constant）。但到了1929～1931年間，埃德溫·哈勃（EdwinHubble，1889～1953）證明，星際之間的距離一直在擴張（確認了「紅移現象」，redshift）。
愛因斯坦接受這項證據，承認用宇宙常數來更動相對論的預測，是他「這輩子最大的錯誤」。
這個例子告訴我們：最聰明學者的最得意理論，幾十年後未必禁得起考驗，而這正是科學進步的特徵。
問：這個例子也告訴我們，既然已經證明是錯誤的，就不要浪費精神回去探究。科學就是這樣勇於摒棄錯誤，才能大步向前邁進，不是嗎？
答：當然是這樣。那你能否解釋，為什麼愛因斯坦還願意花時間讀牛頓的著作？原因很簡單：愈是站在頂端的人，愈是處於前無古人的狀態，內心就愈如履薄冰。
這時候就會想知道，過去和他們處於相似狀況的人，如何確知自己是對的？最自然的做法就是去拜訪這些人（讀他們的經典著作），看看前輩的貢獻如何影響世人，以及如何被後人推翻。
同樣的道理，當你以貨幣理論的貢獻得到諾貝爾獎時，自然就會像盧卡斯一樣，重讀休謨的貨幣論述，告訴世人說，這兩三百年間對貨幣問題的理解，除了技術分析與統計估算有明顯的進步，對問題本質的認知，有哪些明顯的差異？否則我們怎麼明白你的實質貢獻有什麼歷史意義？
問：可是人文社會的問題，和自然科學有本質上的不同。自然界的現象只要正確，就是跨越時空的真理；而社會現象並無絕對的對錯，答案會依時間空間而異，很少有超越時空的性質，所以不應該相提並論。
答：是的。其實經濟學的基本問題，從古至今乃至千年之後，並沒有本質上的差別，總是在供給、需求、土地、勞動、資本、貨幣、利率、物價之間，做永無止境的排列組合，然後在各國的環境下，得出無限多的變化。
這就像醫學的對象亙古不變（都是人體），但是醫學的進步讓我們從肉眼判斷，進步到運用顯微鏡，再進步到DNA的分析。然而無論醫學如何進步，人終究是要死的。有個500多歲的吸血鬼，最大的抱怨就是他無法死去。人真的會活得不耐煩。
再舉音樂為例，古典音樂的代表作，幾百年來通過更好的樂器、更優秀的演奏家，達到更高的境界。如果莫扎特棺中復起，必然會對自己的作品在兩百多年後能得到這種聽覺效果，感到不可思議。
我們今天還肯買票聽古典音樂，目的是什麼？因為兩百多年前的音符，還能對我們傳達有意義的信息。如果你同意這個說法，那為什麼不肯翻一下《國富論》或《資本論》？
問：你的意思是說——問題是舊的，但答案是新的？
答：以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經濟學為例，進步之快令人嘆為觀止：有很新很炫的數學模型，有複雜到驚人的計量方法，有前所未聞的新領域，有前所未見的大量研究人員，有數不完的專業期刊。
但在這些眩人耳目的聲光化電背後，有什麼新的體系性學說嗎？恐怕不多，大體上還在凱恩斯學派、新古典學派的籠罩下，還是被通貨膨脹、蕭條、恐慌、失業這些舊問題困擾著。
換句話說：經濟學的進展又快速又多元，但經濟問題並沒有解決多少，反而是問題更多更大。從這個角度來說，經濟學的進步對社會與個人而言，遠遠比不上醫學的進步來得有意義。
問：我都聽糊塗了，到底今天的主題是什麼？
答：抱歉，真是離題萬裡了。好吧！我的意思很簡單：我們研究經典著作目的不是要滿足考古癖，也不是要做校讎式的註解，而是像古典音樂一樣，用新的概念和新的工具闡釋出新意義，讓這些經典能萬古常新。
這樣說未免調子太高，舉個具體的例子。每個世代都有自己的問題要解決，如果身邊的專家回答不了，那為何不去請教古人呢？1929年世界經濟大恐慌時，當時的新古典學派理論，還籠罩在薩伊定律（Say'sLaw）的概念裡（供給創造本身的需求），無法回答許多混亂的問題，也提不出解決的藥方。
凱恩斯除了有卓越的才華，還有豐富的古典知識，很快就從年少時期閱讀馬爾薩斯（1766～1834）的著作中，回想到一個有用的概念：有效需求（effective demand）。
馬爾薩斯一直反對古典學派的基本概念：每個供給者都會先了解市場的需求，之後才會去生產，所以不會有生產過剩（marketglut）。馬爾薩斯認為英國當時經濟的衰退，就是供給過剩造成的，所以他提出「創造有效需求」這個藥方。結果很明顯：沒有人理會他，直到20世紀30年代初期凱恩斯才明白這個概念的功能。
凱恩斯因而提倡政府用赤字支出來創造就業，通過公共建設來創造需求。這套概念成為凱恩斯總體政策的基本精神，深刻影響20世紀30年代美國羅斯福總統的新政（NewDeal），也影響哈佛、耶魯、MIT的經濟學研究取向，進而影響20世紀60～70年代我們的留學生，把這套學說應用在20世紀後30年的臺灣經濟政策上。
凱恩斯為了感念馬爾薩斯的啟發，幫他寫了一篇長傳記，收錄在凱恩斯全集第十冊。你如果覺得古典著作根本就是垃圾，我希望凱恩斯與馬爾薩斯的例子可以勸你不要太鐵齒。
2008～2009年美國金融大海嘯時，聯邦儲備銀行（Fed）出手救股市、救產業、救金融，短期成效立竿見影。其中的關鍵人物，是Fed（聯準會）主席（等於央行總裁）BenBernanke（1953～）。
他的貢獻很大，還當選2009年底Time雜誌的封面風雲人物。他是MIT的經濟學博士，寫過一本論1930年大恐慌的文集《Essays on the Great Depression（2005）》。
歐巴馬總統的紓困（bailout）手法，基本上就是用凱恩斯派的思維來救經濟：政府赤字（國債）與貨幣政策（請聯想IS-LM模型）。
問：你是說《國富論》和《資本論》將來也可能對我們有用？
答：恐怕是的。1986年得諾貝爾獎的布坎南（JamesBuchanan，Jr.，1919～），他在芝加哥大學的博士論文，就是在圖書館架上看到瑞典經濟學家威克塞爾（KnutWicksell，1851～1926）的財政學著作，因而深受啟發。
剛翻身的人，很怕別人看到他家裡有舊東西，喜歡一切都是閃亮全新；深厚的貴族世家，作風必然完全不同，不會急著丟掉古董。
重複一下我的要點：讀經典名著不是為歷史而歷史，而是把經典當作提供解答現代問題的資料庫。古老的經典會因為讀者有新的問題意識，而發現新的意義，也會因為不同時代的閱讀角度，得到不一樣的感受。
舉個簡單的例子：小學時期讀《三國演義》的心得，必然和中年階段在職場激烈衝撞時的閱讀感受不同，也和老年時期看遍人生起落之後的體會大異其趣。希望你在大學時期把歷代思潮的圖像存在腦海裡，哪一天突然需要時才不會一臉茫然，甚至不知道如何從網絡搜尋答案。
問：死人的見解未必是錯的，活人的見解未必是正確的，有用有效最要緊，管他是死的還是活的。
凱恩斯也說過：生活在現實中的人，其實往往都還是某些已故經濟學家的奴隸。可否稍微解說研究經濟思想史的方法？
答：好，請稍等一下，我剛才的話題還沒講完。
經濟理論和哲學或其他智慧性的題材，都是心智重構後的產品。如果所提出的問題具有普遍意義，後人就會在不同時間與空間下，持續提出新見解、增添新內容、新經驗，也會隨著時代的進步，加入新的分析工具（數學、統計、計算機）。
真正具有活力或關鍵性的概念，不論是經濟學或物理學或數學，都不會有時間、文化、地理的疆界。我相信亞當·斯密、馬克斯、凱恩斯的體系都具備這些特質。
對經濟學理有重大貢獻的思想家，依照希臘詩人Archilochus（公元前4世紀）的說法，有些是知曉多事的狐狸，有些是只知道一件大事的刺蝟。
這個比喻通過牛津大學知名思想史學者Isaiah Berlin（1909～1997）的運用，常被借用來描述某些思想家，在知識上的多面性與複雜性（狐狸），以及另一類思想家，專注於單一題材的深度探索（刺蝟）。
經濟思想史上著名的狐狸有：亞當·斯密、約翰·斯圖爾特·密爾（John Stuart Mill）、阿爾弗雷德·馬歇爾（Alfred Marshall）。著名的刺蝟有：李嘉圖、傑文斯（Jevons）、威克塞爾。
凱恩斯當然是一隻大狐狸，但晚年轉變成大刺蝟。馬克思是另一種獨特的類型：有時是只大狐狸，有時是只大刺蝟。我完全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也不太接受許多自稱馬克思主義者的詮譯。
但如果回歸原典，我認為馬克思是經濟思想史上，最最最獨特的人物，也是最最最了不起的體系建構者，對人文社會諸多領域，產生最最最廣泛深遠的影響。
原因很簡單：斯密、李嘉圖、密爾、傑文斯、馬歇爾、威克塞爾、凱恩斯，這些重要人物的思維雖然各有巧妙與變異，但整體而言還是有脈絡可循。馬克思完全不同，他另起爐灶獨自開創一套學說體系、思辨邏輯、觀念與名詞，他是經濟思想史上的大狐狸加大刺蝟，是個難以歸類難以超越的outlier（超乎三界外，不在五行中）。
我趁機講個小故事。馬克思的樣子大家都有點印象，他是天生反骨的德國猶太人，在德法比三國被驅逐到英國定居，生活全靠英俊多才富裕的恩格斯接濟。
恩格斯結結巴巴可以講18種語言，家族在英國的曼徹斯特有紡織廠，還可以在塞納—馬恩省河兩岸遊好幾個來回。他和馬克思在巴黎初會後，就明白這個其貌不揚口音濃重的猶太人，是個少見的天才，終身對馬克思不離不棄，還把他的德文手稿譯成英文付印。
這讓我聯想到「床頭捉刀人」的故事。「魏武（曹操）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使崔季珪（即崔琰，聲姿高昂、眉目疏朗、須長四尺、甚有威重）代，（魏武）帝自捉刀立床頭。既畢，令間諜問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床頭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聞之，追殺此使。」（《世說新語·容止》）
有眼光的人，當然看得出外表與內在的差異。男人懷才就像女人懷孕，時間久了一定看得出來。
問：這樣聽起來，經濟思想史應該是內容很豐富有趣的課，為什麼一般人對它的印象是呆板無趣呢？
答：那是因為被無趣的人教壞了，整個倉庫的上好食材，被平庸的廚子糟蹋了。
你到圖書館架上，找一本20世紀出版的中文經濟思想史教科書，我打賭你看不完第1章。因為這些作者，大都是平淡地摘述各家各派的表面差異，對主要思想家的時代背景與個人特質，缺乏廣度與深度的掌握。
另一項嚴重的缺點，是這些前輩忽略「古今貫通」的重要性，一直在原著的時代內打轉，不知道要告訴讀者經典信息對今日的意義。
這就好像莫扎特的交響樂，被清末北京國樂團演出的效果：團員對西洋各國毫無概念，對西樂的歷史潮流一無所知，對奧地利、薩爾茨堡、莫扎特的知識離零不遠。他們把繁雜豐富的交響樂總譜，轉換成中式的工尺簡譜，然後像打字機一樣地逐符彈奏。這樣的音樂能聽嗎？
反而讓聽眾明白一件事：名震全球的莫扎特原來如此不堪入耳。這種生吞活剝的粗糙產品，造成的惡果很明顯：人才不肯投入，避之唯恐不及，惡性循環至今仍無解藥。
問：在你心目中有哪幾位是傳達經濟思想史的「優良演員」？
答：在書末附錄的延伸閱讀裡，介紹的主要教科書與參考著作，我覺得都還不錯，表示在英語世界裡這方面的高手還不少。他們都是寫劇本的高手，但未必是好演員。
前面提過的布勞格當然是個好演員：簡單清楚、犀利嘲諷、知識廣博、永不認輸、懶得理你、睥睨天下、眼睛長在你看不到的地方。
但是強中更有強中手：普林斯頓大學經濟系的威廉·鮑莫爾（William Baumol，1922～）。他是1949年倫敦政經學院的博士，論文於1951年出版為《Economic Dynamics》，這是戰後動態經濟學的裡程碑。
1952年他和之前的大學部學生加裡·貝克爾（GaryBecker，199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在倫敦政經學院出版的期刊Economica發表一篇論文：「TheClassicalMonetaryTheory」。
雖然他對思想史沒發表多少著作，但在普林斯頓擔任這門課非常多年。1990年3月布勞格來臺時，有位朋友說他曾經上過鮑莫爾的思想史課。Blaug驚異地看著他，「喔」了一聲。
鮑莫爾擔任過美國經濟學會的會長（1981），他在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發表過17篇論文，這項記錄至今無人超越。大家都知道鮑莫爾的著作廣泛，但恐怕不太多人知道他也在普林斯頓教雕塑，是正式的課程專業教師。
我一直覺得他該得諾貝爾獎，但都沒猜中。我只猜中一次：2002年以實驗經濟學得獎的弗農·史密斯（VernonSmi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