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呂途
我們都會走過從生到死的過程，沒有人永生，這是人與人之間最公平的地方。人的一生如何度過，小的時候在很大程度上由父母和社會決定，而長大成人以後的人生道路在一定程度上是每個人主體選擇的結果。通過講述一個個人生故事，也許可以從中認識到人的生命力，進而認識到，過一個主動的人生是可能的，獲得解放也是可能的。我所說的解放不是說無牽無掛，而是不為物質所累，不為功名利祿所累，不為他人的閒言碎語所累，不為別人而活，不為社會輿論和壓力而活，而是為了正確的人生選擇和人生過程而活。
我所說的生命力指的是什麼？最初對生命力的思考來自蘇浩民的故事。在《中國新工人：文化與命運》中，我詳細書寫了蘇浩民的生命故事。當我第一次訪談了他以後，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靜。浩民是一位普通的青年人，生長於多災多難的家庭，親人沒有給予他太多積極的言傳身教，反而有很多負面的東西，但是，他就如同叢林中的一棵小樹，本能地追求陽光和溫暖，本能地去反對錯誤和邪惡的東西。我當時就想，正是這樣的風吹雨打都無法改變的「做正常的人」和「做好人」的追求，使得一棵小樹向上生長，這就是我說的生命力。在蘇浩民故事的啟發下，我希望了解更多人的故事，想看看更多人的生命力是如何伸展的。
這種生命力的本質也許是繼承而來，但是必須通過生命過程才能激發出來，這個生命過程對於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不可替代的，這就是活著/體驗的重要性。技術可以傳承，生命體驗卻無法傳授，只能通過自己一天天活著去體驗、去獲得。這也是生命故事分享與技術知識傳播的本質區別所在，這也是為什麼我選擇寫作生命故事的原因。在生命歷程中遇到的任何一次有良知的真善之舉都是對生命力的一種滋養。
在我有限的閱讀範圍內，很少有書裡會記述女工的故事，個別書裡有記述，也只是片段，沒有完整的生命故事；如果想了解六十年前出生的，或者一百年前出生的一個普通女性的故事幾乎不可能；我們可以找到名人傳記，但是不會找到普通人傳記。那麼，了解一百年前或者六十年前出生的女工的一生經歷了什麼，對她和她那個時代有沒有意義？對今天有沒有意義？我認為很有意義，如果沒有歷史我們其實不知道我們是誰。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希望記述今天的女工故事，這也是為什麼本書定名為《女工傳記》。
有一次，我和一對過著較優越生活的老夫妻提及打工者的事情，我用了「工人」這個詞，老先生順著我的話也用了「工人」這個詞，他的妻子立刻很反感，說：「什麼工人？！就是農民工！」我什麼也沒有說，不想引發不愉快，但是我的內心很痛，我感受到她對工友的歧視和不屑，而且我知道，像她這樣的人很多很多。我想，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改變，也不是所有人都願意改變。但是，一定會有一些人在了解了這些「工人」以後會發生思想和看法上的改變。有一顆溫暖的心的人，會了解那些工友其實在很多方面和所有人一樣，不僅經歷著喜怒哀樂，甚至經歷了更多的困難，而且為社會做著不可或缺的貢獻，同時，她們頑強地活著並且煥發著積極的生命力。我相信，一些人不僅會改變某些成見，也許還會對她們生出尊敬和愛意。無論這是不是我一廂情願，這是我的期望。
我知道，我寫的故事離真正的女工傳記還有很大的距離，我起這個書名的目的是：為女工立傳。我寫的不是一個女工的傳記，是多位不同年齡的女工的傳記，這延伸出了兩個歷史，一個是時代變遷的歷史，一個是個人的生命歷程。一個時代和時代的變遷會影響處於那個歷史時期中的每一個人，一個人的生命歷程也必然折射那個時代的某個側面。通過女工們的故事，希望可以勾勒個體和群體，以及歷史和現實之間的關係。我們每個人身上都蘊含著能量，但是當一個人沒有方向的時候，再有能量也沒有力量，反而有深深的無力感。
最為重要的是，我寫的是「女工傳記」，不是「工人傳記」。我始終記得這樣的論述：衡量社會進步的指標是這個社會婦女解放的程度，婦女所受的壓迫是所有壓迫中最為深重的。一個女人所受的苦往往是男人無法體會和想像的。一個男人反過來會說同樣的話，但是，這個我不能代言。寫女性是我一直以來的夙願，原因之一是，我自己身為女性，有直接的女性體驗；原因之二是，我碩士學位的專業是「婦女與發展」，專業學習的時候膚淺地接觸了一些概念和理論，而後來，當自己經歷痛苦，也看到其他女性遭受苦難，才開始理解那些概念和理論。寫這樣一本書，希望不愧對我身為女性，希望不愧對媽媽養育我長大，希望不愧對這個專業，更希望不愧對的是願意接受我訪談並給予我信任的女工們；原因之三是，「女人」和「工人」在「女工」之中合二為一，這兩者是有機的整體，正如同一個人的生命故事無法分割。
我先後訪談了近一百名女工，書中和讀者見面的是三十四個故事。訪談對象的選擇是隨著研究的進展而逐步確定和調整的。記得一次和學者好友聊天，說起我的寫作過程，我說，有點兒像我們古人說的「道」，最初是混沌的，但是其中已經孕育了我全部的想法，隨著事物的進展，慢慢生出具體的物象來。
我的寫作目的是雙重的：一個層面希望原生態地展現女工的生命故事；另一個層面，希望可以從那些用行動改變命運的女工中看到希望和可能性。我所寫的女性中沒有典型的英雄式的和領袖式的人物，這是我在研究之初就確定了的。如果一個社會有希望，並不是因為憑空出現一個偉大的領袖人物，而是無數普通人匯聚成進步的力量推動社會前行。如果普通人中間看不到生命力和力量，那麼社會就沒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