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保加利亞當局的「不敬」言論，為該國流亡作家馬爾科夫招來殺身之禍。儘管這起事件被後人廣為銘記，實施刺殺行動的兇手卻逍遙法外至今。
1979年9月7日，流亡英國的保加利亞作家格奧爾基·馬爾科夫，在倫敦街頭被神秘刺客用「雨傘槍」擊中。被子彈中的毒素折磨3天後，時年50歲的馬爾科夫不治身亡。
蘇東國家的異見人士在光天化日下遇害，一時間成為極具轟動效應的新聞，「雨傘謀殺」的情節也被日後的許多西方文藝作品採用。前不久，涉嫌殺害馬爾科夫的兇手——一名曾為該國情報機構服務的保加利亞前特工現身奧地利，重新喚起了外界對這樁歷史懸案的關注。
光天化日下的政治謀殺
1979年9月7日晨，倫敦市中心的滑鐵盧橋上，格奧爾基·馬爾科夫行色匆匆。這座橫跨泰晤士河的橋因好萊塢電影《魂斷藍橋》聞名遐邇，但馬爾科夫無心觀賞兩岸的秀麗風光——他急著搭乘公交車，去英國廣播公司（BBC）總部上班。
不滿作品遭保加利亞當局「封殺」而流亡英國後，馬爾科夫在BBC找到了一份工作，負責報導保加利亞事務。
上班高峰期的人流熙熙攘攘。突然，馬爾科夫感到大腿後部一陣劇痛，他條件反射般轉身，看到地上扔著一把黑色長柄尖頭雨傘，一名身材高大的年輕男子彎腰把傘撿起，用帶有濃重外國口音的英語嘟噥了一句「對不起」，便飛快地消失在人海當中。
馬爾科夫以為這不過是一次意外，起初沒有在意。然而，到達辦公室後，他感到被刺部位的疼痛明顯加劇，捲起褲管一看，剛才被雨傘尖「扎」到的地方有一個詭異的紅點。他隱約覺得情況不對勁，便把在滑鐵盧橋上「遇襲」的前後經過詳細地告訴了同事。
當夜，馬爾科夫發起了高燒，體溫達40攝氏度。他隨即被緊急送往醫院，醫護人員費盡力氣，卻查不出確切病因。3天後的9月11日，這位正值壯年的作家便撒手人寰。
考慮到馬爾科夫身份特殊，英國警方對遺體進行了詳細檢查，吃驚地發現：在被雨傘扎傷的部位，肌肉裡有一粒針頭大小的金屬小球，直徑僅1.52毫米，成分為90%的鉑和10%的銥，球上還有兩個直徑0.35毫米的小孔。警方認為，小球可能是由「特種槍械」發射的。
進一步的化驗顯示，小球內含有高純度的蓖麻毒素。這種毒素能凝集和溶解紅細胞，麻痺心血管和呼吸中樞，0.2毫克即可致人於死命，而且沒有特效解藥。換言之，即便馬爾科夫在第一時間被查出中了毒，也很難逃脫死神之手；他的遇刺，絕非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
「政治正確」逐漸成為文壇紅星自由創作的障礙
格奧爾基·馬爾科夫1929年3月1日出生於保加利亞首都索菲亞。大學畢業後，他先是在一所技校擔任化學老師，後來患上結核病，被迫在不同的醫院之間奔波，其間開始嘗試用寫作打發時間，沒想到從此一發而不可收：1957年，他發表了處女作《攝氏度之夜》；1962年，他的小說《男人》獲得保加利亞作協年度大獎。
冷戰時期，在處處「拷貝」蘇聯體制的東歐諸國，由於肩負「規範意識形態」的使命，作協的地位在文化界無可匹敵。一旦被吸收進這個圈子，就等於成為社會精英，可保豐衣足食。
馬爾科夫加盟作協後，進入一家待遇不錯的出版社工作，分到了房子和小轎車，有了在特供商店購物的權利，還可時常出國旅遊。只要遞交一份寫作提綱，他就能領到特別資金與補貼……與其他國家相比，保加利亞作協尤其慷慨，作家與當局的關係也很「和睦」。
不必為生計操心的馬爾科夫，全身心地投入到創作中。20世紀60年代，他幾乎每隔兩三年便可完成一部為人稱道的作品，如1966年發表的《我的雙重肖像》、1968年的《華沙女人》等，還撰寫了許多劇本，其中一些被拍成電視劇，收視率不錯。
一時間，馬爾科夫被譽為「保加利亞最有前途的新生代作家」，風光無限。
接受了作協提供的豐厚待遇，就得專心生產「政治正確」的文學作品——隨著名氣越來越大，馬爾科夫發現，這條規矩逐漸成為自由創作的障礙。他的許多心血之作，因觸犯政治禁忌而無法出版，新作《天花板》更是因「含有貶低列寧的內容」，而在印刷中途被叫停。
對「以物質換自由」說不
現實帶來的挫敗感，令馬爾科夫的思想發生了變化。重新審視自己這些年走過的路，他意識到，在一個政治權力滲透到社會方方面面的體制下，作家不得不遵從當局的意願，「報喜不報憂」，歌功頌德；長此以往，個人的思想無法得到釋放，創造力也會萎縮。
作為思想活躍的群體，東歐諸國作家的意識形態轉變，也與時代大潮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1953年3月史達林去世後，蘇聯卵翼下的東歐各國紛紛湧現政治浪潮。6月17日，東柏林40萬工人走上街頭示威，緊接著，保加利亞的工人也行動起來……1956年和1968年，又發生了「波匈事件」和「布拉格之春」，釀成流血衝突，對蘇東陣營造成巨大衝擊。
祭出武力手段平息事態的同時，蘇聯及東歐各國政府調整策略，在經濟建設上「討好」百姓，適當壓縮重工業的比例，同時擴大消費品生產，使商品供應豐富起來。到20世紀70年代，蘇東諸國的民眾生活水平得到比較明顯的提高，汽車、電視機等高檔消費品呈現穩定增長。在保加利亞，職工工齡積累到一定程度，還可以得到國家轉讓的住宅產權。
可是，在提供更多福利的同時，東歐諸國的體制日趨僵化，對莫斯科的「旨意」唯唯諾諾，政治改革自然無從談起。由於社會流動性低下，「單位」不僅是工作場所，還扮演著約束、限制個體自由發展的工具的角色。馬爾科夫所屬的保加利亞作協，便通過充裕的政府撥款，令每個想過舒服日子的作家必須牢牢依附於它，在創作方向上接受「統一差遣」。
對於當局「以物質換自由」的政策，蘇東各國知識階層率先站到了其對立面上。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蘇聯文化界人士掀起了「持不同政見者運動」，並於隨後數年間波及東歐各國，使大批知識分子受到「新思潮」洗禮，其中也包括馬爾科夫。
「危險言論」招來殺身之禍
1969年，屢遭「封殺」而心灰意冷的馬爾科夫，以探親為名離開保加利亞，前往兄長定居的義大利。他本打算等政府將自己的作品解禁再回國，但隨著時間推移漸漸改變了主意。尤其是在1971年9月，保當局拒絕延長其護照期限後，馬爾科夫決定留在西方。
這樣的選擇很快招來了嚴厲的打壓。1972年，馬爾科夫被保加利亞作協除名，隨後又以「叛國」罪名，受到保司法機構的缺席審判，被判處監禁六年零六個月。同年晚些時候，有家不能歸的作家移居英國，隨即被BBC召入麾下。
主持廣播節目之餘，馬爾科夫繼續撰寫小說和劇本，在歐美的知名度與日俱增。隨後幾年間，他在反對保加利亞當局的道路上漸行漸遠。1975年起，馬爾科夫開始在美國中央情報局出資創辦的「自由歐洲電臺」頻頻出場，評論保加利亞的文化和政治現象。
在一欄名為《失神的報告》的專題節目中，他對保加利亞政權及保共第一書記（後改稱「總書記」）託多爾·日夫科夫進行了猛烈抨擊，稱日氏「在蘇聯操縱下獨斷專行，黨同伐異，且生活腐化奢侈，到處修建別墅，大肆任人唯親」。
「出位」的言論，讓馬爾科夫獲得了「保加利亞的索忍尼辛」之稱，保加利亞當局則怒火漸起——他的名字無法出現在報刊雜誌上，他的作品從公共圖書館和書店裡消失……而在該國情報機構的秘密紀錄中，他被冠以「流亡者」稱號，成為當權派的眼中釘。
馬爾科夫的親朋好友通過各方面渠道得知，他已被保加利亞強力部門列為「最危險的國家公敵之一」。大家不斷提醒他：為了自身的安危，不要繼續「針砭時弊」；對此，他予以部分接受——拋頭露面少了，批評的聲調卻未見有絲毫減弱。
馬爾科夫的堅持最終招來了殺身之禍。去世時，他的小女兒只有3歲。在眾多異見人士看來，馬爾科夫是不屈的「殉道者」，他的墓碑上也銘刻上了「為了自由」的字樣。
兇嫌為何至今無法歸案？
東歐流亡作家在倫敦街頭遇刺的消息，當時被西方媒體連篇累牘地報導。人們普遍相信，保加利亞情報機構是幕後主謀——神秘刺客有濃重的口音，而且，事發的9月7日正是保領導人日夫科夫的生日，在這一天將討厭的批評者除掉，對他而言似乎是極佳的「禮物」。
然而許多年過去，兇手的確切身份始終無法被核實。直到蘇東劇變後，保加利亞記者赫裡斯託·赫裡斯託夫通過長期努力，獲得了與馬爾科夫有關的97份解密檔案，並在2009年9月7日馬爾科夫遇刺30周年紀念日那天，向世人公布了部分調查結論。
赫裡斯託夫指出，從1975年開始，保加利亞當局就打算「徹底解決」馬爾科夫，先後兩次試圖毒死他，均未成功。後來，保情報機構派員前往莫斯科，向老大哥克格勃「取經」，並獲得了後者提供的尖端刺殺工具。經過周密準備，生於義大利的丹麥人弗朗切斯科·古利諾（代號「皮卡迪利」）攜帶精心偽裝的「雨傘槍」，飛赴倫敦執行「清除」任務。得手後，古利諾被授予兩枚獎章，並在保情報機構服務至80年代末，此後便不知所蹤。
事實證明，這起懸案並未被人遺忘。英國《每日郵報》根據新近掌握的線索稱，弗朗切斯科·古利諾眼下住在奧地利小城維爾斯，現年66歲的他，對外以古董商人自稱。
接受採訪時，古利諾承認，馬爾科夫遇刺時，他確實在倫敦，但絕口不提更多細節。此外，儘管大量證據顯示他曾為保加利亞情報機構服務，古利諾堅決否認自己當過特工。
同赫裡斯託夫一樣，保加利亞記者安東尼·喬格裡佛也對馬爾科夫案進行了長期追蹤。古利諾的逍遙法外，讓他對英國政府頗有微詞：「（英國當局）放任一名流亡者在自己的眼皮底下被謀害，嫌犯至今逍遙法外。我想，這說明他們根本不願去緝捕兇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