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三聯生活周刊》2010年第49期，作者：袁越，原題：《保釣運動的起源》
「保衛釣魚臺」的口號最早是1970年由一群在美國留學的臺灣地區學生提出來的，其中大部分人都是理工科學生。40年後，本刊記者專程前往臺北，採訪了當時5位重要見證人。關於臺灣保釣運動的起源，還是讓他們親自講述吧（其中有些矛盾的地方原文保留）。
民間保釣的開端：70年代臺灣保釣風起雲湧
姚琢奇：我1928年出生於上海，1949年2月底到臺灣，當時我剛剛參加了國民勒克兒（微博）年軍，在207師服役。因為從小喜歡攝影，對新聞也有興趣，戰爭結束後便做了攝影記者。
我第一次看到釣魚臺，大約是在1968年前後，當時有一艘掛巴拿馬國旗的「銀鋒號」報廢船在駛往臺灣準備拆解的途中，被颱風刮到釣魚臺附近擱淺，我們報館包了架小飛機，飛到釣魚臺上空拍照片。記得當時我看到附近海域有一艘美國航空母艦，還向我們的飛機發過警告信號。
不過，當時無論大陸還是臺灣，都不知道釣魚臺底下有石油，因此很少有人關注這個島，大家都沒把它當回事。大約1970年初的時候，美國打算將琉球群島的管理權交還給日本，附帶包括釣魚臺（日本稱尖閣列島），臺灣這才開始關注釣魚臺問題。
消息出來後，我們報紙的採訪部主任汪祖貽提議派記者上島考察，這個提議很快得到了老闆餘紀忠的認可。餘紀忠可是個不簡單的人，他早年留學英國，回國後給胡宗南當過英文秘書，後來擔任國民黨東北行轅的政治部主任，三十幾歲就當上了中將。來臺灣後他開始辦《中國時報》，並靠這份報紙發了財。
我們決定派人上島的動機與其說是宣示主權，不如說是為了打敗競爭對手。當時臺灣報業的競爭非常激烈，各家報紙都在搶新聞，力爭獨家。所以，我們做了這個決定後一直對外保密，只有少數高層知道。
因為此事性質相當於報館自己製造新聞，有些越界，所以餘紀忠還是很小心的，生怕惹來麻煩。比如，在人選方面就頗費了一番周折，最後選定的4人都可算是「根紅苗正」。我是「青年軍」出來的，和國民黨「黨部秘書長」張寶樹有私交；文字記者宇業瑩是抗日遺族（烈士）子弟，在南京的遺族學校長大，填表時家長欄填的是「蔣宋美齡」；另一位文字記者劉永寧的父親是國民黨「立法委員」，這兩人的後臺顯然都很硬；唯一沒有後臺的是蔡篤勝，但他是我們報紙駐基隆記者站的記者，他的任務就是負責找船，所以肯定得去。
1970年9月1日晚上，我們一行4人乘坐「水產試驗所」的一艘木船從基隆港出發，同行的還有十幾位漁民和水產學校的畢業生。那天晚上天氣很好，我們一路上沒看到任何船隻，非常順利，第二天一大早船到達了釣魚臺。我們4個記者和4位漁民換乘一艘小船，駛進了島邊一個天然形成的狹長水道，並從那裡登上了釣魚臺。
上島後，我們4人立刻按照原定計劃，用一根事先準備好的5米多長的竹竿插旗宣示了主權，在一塊巖石上寫下了「中國時報」和我們4人的名字。那塊巖壁很高，最後還是身體健壯的蔡篤勝甘當人梯，馱著瘦高個劉永寧才夠著的。
完成任務後我們在四周轉了一下，我平時喜歡研究軍事，便以軍人的視角考察了一下釣魚臺。這個島很小，幾乎沒有樹，植被低矮，顯然夏天的颱風和冬天的東北季風很強。我沒發現水源，沒有補給的話很難生存下來。島上人工痕跡極少，我發現了一個日本人用水泥做的圍牆，我判斷這是用來搭建臨時帳篷用的。還有一個看上去較新的四方形的樁子，上面有塊木質銘牌，用日、中、英三種文字寫道：「尖閣列島為琉球列管，任何人不得侵佔，否則將依法處置。」
因為島上幾無平地，地上石頭尖利，很難行走，再加上我們找不到目的物，所以只待了兩個多小時就離開了。我們9月3日返回基隆，4日文章見報。據說臺灣「外交部長」沈昌煥拿著這份報紙去告狀，蔣介石看完後嘆了口氣說：「他們也是為了愛國呀！」
日本方面看到這個新聞後很緊張，立刻派人上島清除了字跡，把旗取了下來，送還給了臺灣駐日本「大使館」。後來坊間傳說日本方面把旗撕碎了，這不符合事實。
文章刊出當天一早，我就去國民黨「中央黨部」看望張寶樹，向他詳細描述了事件經過，並建議軍方立刻派一個班上島，構建防禦工事，由海軍定期派補給船接應。我認為，當時日本正在申請重返聯合國，只要美國人不說話，日本人就不敢動。但是蔣介石沒有採納這個建議，我猜部分原因是當時的『蔣府秘書長』張群，他畢業於日本士官學校，專門負責對日關係，是個親日派，而且他是蔣介石的同學，說話很有分量。
1971年的美國大遊行
王曉波：我於1943年出生在江西省鉛山縣，父親是軍人，全家人1948年來臺灣。1970年年初傳出消息說，聯合國某資源單位發現東海有豐富的石油資源，接著美國人就宣布要把釣魚臺送還給日本，日本於是開始驅趕臺灣地區漁民。當時我們沒怎麼吭聲，但很快有學者發現，釣魚臺在大陸棚（架）上，沒有釣魚臺的話，日本就不能獨佔東海石油。恰在此時，《中國時報》幾個記者到釣魚臺上插了一面旗，日本人把旗送還的時候，右上角被撕裂，當然這也許是因為風的緣故，但我們看到這個消息都很氣憤。
當時我已經從臺大哲學系畢業，正在念研究生，同時為一些學生社團寫寫文章。我看了《中國時報》的報導後非常激動，就寫了篇文章，投給了胡秋原先生主辦的《中華雜誌》。文章裡我引述了「五四運動」的兩句話：「中國的土地可以徵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這兩句話後來成了臺大保釣運動的口號。
胡卜凱：我的父親胡秋原可以算是國民黨的一位元老，1970年時擔任國民黨「立法委員」。他一生都致力於保護中國傳統文化，為此還專門辦了一份《中華雜誌》，刊登過不少有影響力的文章。
20世紀60年代臺灣學生流行學理工科，我也念了臺大物理系，但因為父親的關係，我從小就喜歡寫文章，交友圈比一般理工科學生大。當時臺灣學生有個「自覺運動」，臺大出現了一批學生刊物，比如《新青年》和《大學新聞》等，我經常為它們寫文章，因此認識了王曉波。他大我一歲，但因為他小時候混「太保」（意為打架惹事的小混混），耽誤了功課，因此反而比我低一屆。
我1967年去美國費城的坦普爾大學讀物理。我有一個從小就是鄰居的朋友郭譽先也在美國，他善於交際，認識很多路子比較野的人。郭譽先介紹我認識了在美國學工程的徐篤，他是成大（成功大學）畢業的，當時在新澤西州做事，屬於草莽英雄。通過郭譽先的關係，我們幾個同樣喜歡政治的人相互認識，一起成立了政治社團「大風社」，第一任社長就是徐篤。「大風社」在美國建立了十幾個據點，一共發展了將近100名成員，是保釣運動的兩大主力之一。許多成員後來都擔任了保釣運動的領導人，比如伯克利大學的保釣領袖郭松棻和劉大任。
記得1970年初，我就從報紙上得知美國要把釣魚臺送給日本的消息，但當時只是茶餘飯後的談資，沒放在心上。那年11月7日，我收到父親寄來的《中華雜誌》，看到曉波兄的文章，這才第一次感到我們這些留學生不能袖手旁觀。正好11月中旬「大風社」開例會，我便把這篇文章拿給大家看，號召大家為保釣做點事情。那時候臺灣正是白色恐怖時期，臺灣地區留學生都是乖孩子，能想到的辦法無外乎是寫請願書，但來自香港地區的物理系學生沈平把我們好好奚落了一頓。他在美國讀的本科，比我們都有經驗，他說：「你寫請願書，人家大不了回你一封信就沒了下文。一定要上街遊行。在美國，3個人在路上走沒人理你，3個人拿塊牌子在路上走，電視臺就來了。」當時正值美國反戰運動進入高潮，我們都受到了影響，便同意了沈平的建議，決定組織一次全美留學生保釣遊行。
遊行需要動員更多的人，可我們「大風社」只有不到100名成員，人數不夠，我立刻想到了我的中學和大學同學林孝信，他為辦《科學月刊》建設了一個北美留學生聯絡網。於是我立刻給林孝信打電話請求幫忙，他又和好友劉源俊商量，得到了他的支持。事後證明，《科學月刊》是保釣運動的另一個主力，而我正好認識兩邊的人，可以算是保釣運動的發起人之一吧。
林孝信：我是臺灣本省人，從小就喜歡物理，後來考上了臺大物理系，和胡卜凱、劉源俊都是同班同學。大學期間我就聯絡了一批同學為《新生報》辦了一份《中學生科學周刊》，因此結交了很多朋友。
大學畢業後我當了一年兵，然後於1967年去美國芝加哥大學物理系留學。一起辦雜誌的很多朋友也都出國了，分散在美國的各個大學裡。當時沒有網際網路，打電話又很貴，為了保持聯絡，我們發明了一種「循環信」，就是第一個人寫一段話，寄給第二個人，他再寫一段話寄給第三個人，這樣循環一圈後大家就都看到了，提高了信息傳播的效率。後來大家嫌一封「循環信」太慢，就同時弄了好幾個「循環信」，最多時同時有12封「循環信」，每個循環包括6~10人左右，循環一圈後再重新組合。
那時我們學理工科的都有獎學金，日子比較好過。1968年我通過了博士資格考試，日子就更清閒了，於是辦了一本《科學月刊》，由留美學生負責寫稿，送回臺灣印刷發行。我辦《科學月刊》不僅是想介紹科學知識，更希望以此來啟迪民智，培育科學的態度，為健全的理想社會奠定基礎。辦刊物聯繫了一幫好友，為了加強彼此聯繫，我又決定出一份《〈科學月刊〉工作通報》，向大家匯報工作進展。頻率高的時候我每周出一期，每次都要寄幾百封信。那時候還沒有複印機，我就請我的同學兼室友曹亮吉幫我刻蠟板。過了半年以後複印機開始普及，就改成複印。「雲門舞集」的林懷民當時還在密蘇裡大學念新聞，他聽說我們在辦雜誌，就專門跑來芝加哥幫我們貼郵票，後來還寫了一篇介紹我們的文章登在臺灣的《中央日報》副刊上，引起很多人關注。
劉源俊：因為受到楊振寧、李政道的影響，20世紀60年代的臺灣學生流行學物理，我也受這股風潮的影響念了臺大物理系，和林孝信、胡卜凱是同班同學，也和他們倆一樣於1967年出國，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念物理。一年後我通過了博士資格考試，林孝信提出大家一起辦一本《科學月刊》。他的動機很單純，一方面他覺得我們都在臺灣受的教育，應該回饋社會，做點事；另一方面他想通過辦雜誌把臺灣留學生團結起來，一起做一件有意義的事情。我和他在大學期間就是好朋友，這次更是義不容辭，擔任了《科學月刊》物理組的負責人。
我在哥倫比亞上學的時候正值反戰運動高潮，紐約是反戰運動中心，1968年上半學期我們學校就沒怎麼上過課，學生把校長室都佔領了，最後警衛從地下室衝進去把學生們打得頭破血流，這件事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另外，當時美國流行左派，紐約大街上到處貼滿了毛澤東頭像，很多來自香港地區的留學生非常親共，動不動就指責「蔣幫」如何如何，這些事給了臺灣留學生很大的衝擊。這就是保釣運動的土壤。
林孝信：記得當時除了胡卜凱之外，還有2到3個人找過我，想利用《科學月刊》的聯絡網當保釣的聯絡工具。我覺得保釣不應拒絕，但《科學月刊》似乎不應該涉及政治，我拿不準，就給二十幾個主要聯絡人打電話徵詢意見，結果除了一人有保留之外，其餘全部贊同。於是我把1970年12月的《〈科學月刊〉工作通報》變成了《釣魚臺事件專號》，寄給了300多個《科學月刊》聯絡員，他們分布在美國50多個大學，通過他們能聯繫到上千名臺灣留學生。後來《釣魚臺事件專號》又連續出了兩期，反響熱烈，臺灣留美學生們很快就在很多學校成立了保釣分會，醞釀在美國舉行保釣大遊行。我印象中，各個保釣分會的領導人至少有一半以上都是《科學月刊》的人，而且絕大部分都是學理工科的，只有伯克利大學例外，他們的主要領導人劉大任、郭松棻和傅運籌都是念文科的。
劉源俊：到1970年12月的時候，在美國各地的臺灣留學生都發動起來了，大家商定要在1971年的1月30日舉行大遊行。當時參加保釣的除了臺灣留學生之外，還有不少香港學生和華僑，香港學生大都是在美國讀本科，比我們這些研究生有遊行經驗，所以負擔了很多組織工作。
胡卜凱：剛開始的時候，「大風社」在各地的成員態度都很積極，唯有伯克利大學的劉大任比較消極。他原是寫小說的，在臺灣的時候就和陳映真一起辦讀書會，宣揚民主自由，後來有人告密，陳映真和讀書會的其他十幾個人被判刑。在此之前，劉大任出國讀書，逃過一劫。我找了個機會去舊金山「串聯」，和他聊了半天我才明白，他不肯承認「民國政府」，所以不願意參加遊行。但過了年之後，他的態度突然來了個180度大轉彎，不但答應參加遊行，還出了一個《戰報》，模仿「五四運動」，提出了「內除國賊外抗強權」的口號。不過，他們堅持要在1月29日舉行遊行，暗指當年的「一二九」運動。這個做法實際上就是藉機打擊一下國民黨政府。
林孝信：第一次遊行沒有達到目的，於是大家就計劃在1971年4月10日舉行第二次遊行。那天美國西海岸的舊金山、洛杉磯和西雅圖各自有遊行，但整個東部的人都聚集到美國首都華盛頓，舉行了一次規模很大的遊行，我估計人數至少有2500人，也有人說有4000人之多。大家最先遊行到美國國會，遞交了一封抗議信，但美國人的回答還是老一套，說釣魚臺是琉球的一部分，按照協議將還給日本。有些女學生聽到這個回答都哭了，我們受到的教育讓我們一直認為美國是這個世界上最主持正義的國家，沒想到美國背叛了我們的信任。但我們很快又意識到美國畢竟是第三方，於是就又去了臺灣（地區）「使館」，以為會聽到一些鼓勵的話。結果我們遊行到門口，一遍一遍地喊：「周書凱出來！周書凱出來！」但他卻始終沒有出來見學生。這是大家第一次清楚地意識到臺灣政府根本不想保釣，非常失望。
劉源俊：保釣運動從一開始就分成了左右兩派，兩派名義上都支持保釣，但左派同時還支持共產黨，右派則支持國民黨。另外還有一個「臺獨」派，從道理上講也應該保釣，但他們卻沒有參與，我覺得這件事正好說明「臺獨」的本質不是愛臺灣，而是美日的傀儡。我本人是無黨派，從來沒有加入國民黨，但我也不願看到保釣運動變成反對國民黨的運動，所以我一方面批評國民黨不保釣，另一方面也反對左派引入政治元素。
我記得1月30日遊行之後，政治氣氛就變了。有消息靈通人士從中共駐加拿大大使館得到消息，美國政策要變，打算在1971年9月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後來大家才知道，1970年12月基辛格秘密訪問大陸，和周恩來敲定了這件事。從此之後左派勢力主宰了此後的保釣運動。他們想把保釣運動的性質轉變為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聯合國的運動。我對這些左派有看法，就退出了保釣運動。4月10日華盛頓大遊行雖然還是堅持沒打國旗，但遊行結束後大約有200多人在馬裡蘭大學開會，兩派終於公開吵了起來。我認為，這次會議標誌著第一波保釣運動結束了。
林孝信：4月10日的大遊行之後大家都很迷茫，不知道今後應該如何保釣。此後不久，我記得大概是7月9日下午18點鐘的黃金時間，美國所有電視臺和廣播全部插播新聞，尼克森宣布即將訪華。我們突然意識到，還有一個中國政府在那邊，好像蠻強大的，就連美國總統都要去拜訪，說不定中國政府會保釣，於是便掀起了一股重新認識中國的風潮。那時大陸正處於「文革」時期，雖然「文革」本身很可能有問題，但起碼從對外宣傳來看，「文革」很有理想主義色彩，對保釣人士有很強的號召力，於是很多人變成了左派。
還有很多人通過保釣，開始反思臺灣地區歷史，以及和過去的盟友美國、日本的關係。不少人心中開始有了疑問，難道我們從教科書上學到的中國近代史都是錯的？臺灣地區的歷史教科書在談到敗給共產黨這段歷史時都是含含糊糊的，我們學理工科的以前也沒深究，但保釣運動一下子把這些疑問勾起來了，大家便紛紛回去重新學習中國近代史。美國很多大學有很好的中文圖書館，很多人便藉此機會閱讀了很多過去沒有讀過的書籍，終於明白國民黨為什麼不肯保釣了，原來國民黨以前賣國已經賣了很多次了！「九一八」就沒抵抗嘛，更何況一個區區釣魚臺？
記得當時我和一個朋友聊天，談到一個問題，那就是臺灣教科書都把共產黨領導人描述成邪惡的人，那大陸是怎麼看待我們的國父孫中山的呢？於是我便去芝加哥大學的中文圖書館找大陸的書，驚訝地發現大陸對待孫中山還是很尊敬的。我終於意識到我原來對大陸的認識太錯誤了，應該重新認識社會主義。後來讀了很多書後，我發現社會主義的原則不錯，應該讓臺灣實現社會主義。
胡卜凱：我的數學基礎一直不好，兩次博士資格考試都沒有過，丟了獎學金，於是在參加完第二次保釣大遊行後就離開學校，跑到拉斯維加斯鬼混去了，因為在那裡吃住都不要錢。1971年9月保釣領導人又在密西根州的安娜堡（AnnArbor，密西根大學所在地）召開了一次大會，左右兩派正式決裂。我沒有參加，但聽說左派全面控制了那次大會，保釣運動正式向左轉。
這個轉變是有道理的，因為國民黨不保釣，因此支持共產黨的左派便有了正當性。國民黨一直試圖控制保釣運動，但沒有成功。真正有控制力的是林孝信、劉源俊等人，他們因為辦《科學月刊》的緣故，贏得了大多數學生的信任。國民黨慘敗後覺得很丟臉，便開始報復。林孝信因為是本省人，他宣揚社會主義這一點在國民黨聽來也很刺耳，便把他納入黑名單，吊銷了他的護照。其實林孝信學習很好，拿個博士學位找個好工作是沒問題的，但沒有護照他就成了非法居民，再也沒辦法繼續學業了。後來還是因為他夫人的關係才拿到了綠卡。
我在拉斯維加斯混了一年後我姐姐找到我，把我帶回加州做事，從此很長一段時間我就再也沒管保釣的事情了。
1971年的臺灣大遊行
王曉波：保釣運動大約是在1971年4月份左右才在臺大開始鬧起來的。一開始是以僑生為主，他們膽子比較大，後來臺灣學生也跟著鬧起來了。那時候臺大校園裡貼滿了標語，還有人把「中國的土地可以徵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這句話，做成幾米長的條幅從宿舍樓頂上掛下來，一進臺大校門就能看見。
一開始臺大校方想管，但學生情緒太激動，管不住，只好允許學生們在臺大體育館舉行了一次保衛釣魚臺大會。那天會場塞得人山人海，有人當場提議成立「臺大保衛釣魚臺委員會」，但在當時的臺灣，成立組織是很忌諱的事情。現場爭議很大，於是我跑上主席臺搶過麥克風說：「臺大保衛釣魚臺委員會即時成立，贊成的請鼓掌！（笑）」臺下一片掌聲，於是就成立了。
不久後美國宣布要在1971年6月17日和日本正式籤約，把琉球和釣魚臺送還日本，於是臺大學生決定在那天舉行示威遊行。遊行前一天晚上，大家正在製作標語，一個教官跑來跟我們說，明天誰敢上街就逮捕誰。屋裡的空氣一下子凝固了，大家都很緊張，這時有個來自韓國的僑生站起來說：「是我主張要上街的，你來逮捕我吧。」之後學生們一個一個都站了起來，教官一看勢頭不對，趕緊和上面聯繫。當時蔣經國派張德浦來臺大處理這個事情，他算是國民黨裡的開明派，說遊行可以去，但要遵循三個原則：人數越少越好，時間越短越好，路程越短越好。後來陳水扁以此為藉口，指責我們這次遊行是臺大組織的，屬於官方默許的行為，實在是很沒道理。
但是這次遊行沒起什麼作用，釣魚臺還是沒拿回來。不過美國埋了一顆地雷，說：「我交還給日本的只是行政權，主權的爭論由爭論的各方和平解決。」當時臺大學生有個口號：「給我們發槍，讓我們上釣魚臺！」要知道，臺灣學生都是軍訓過的。後來解密的檔案裡發現，當時有很多人都主張過武裝佔領，但臺灣地區因為聯合國席位的問題正需要依靠日本幫忙，因此不敢得罪日本政府。
此後蔣經國把馬鶴凌派到臺大處理學生保釣運動，他是國民黨「北區知識青年黨部書記長」，也算是一個比較開明的官員。他的兒子就是馬英九，當時就在臺大法律系讀書，住在我隔壁，經常來我這裡抽菸喝酒，算是保釣的一個活躍分子。後來馬英九去哈佛大學留學，他的博士畢業論文就是關於釣魚臺的，標題叫做《怒海油爭：東海海床劃界及外人投資之法律問題》。
在那次遊行之後，臺大接連舉辦了「言論自由在臺大」、「民主生活在臺大」大型座談會，可以說保釣運動煽起了臺大學生追求民主自由的政治熱情。還有一部分學生認為愛國首先要愛民，於是臺大又發起了「百萬小時奉獻」運動，成立了「臺大社會服務團」，在那一年暑假組織了農村調查隊、山地調查隊、工人調查隊和私娼調查隊等去社會各地調查，所以說保釣也促成了臺灣「社會運動」的興起。
保釣方面，臺大出現了兩派聲音：一派認為日本人之所以敢於欺負我們，就是因為國家分裂，因此中國必須團結起來才有力量，開始有統一的聲音和想法；另一派則認為不能接受共產黨那一套，臺灣自己應該先實行民主，於是「臺獨」的聲音就出現了。1972年12月4日，臺大學生舉辦民主主義座談會，請兩派學者上臺發言，結果「統派」聲音壓倒一切。會議結束後，「臺獨」團體寫文章攻擊「統派」，開始了戰後臺灣校園內的第一次統獨論戰。
林孝信：當年有5個保釣領導人曾經去大陸訪問，我們叫它「保釣第一團」。團長李我焱是紐約保釣的領導人，他早年在大陸時就參加過讀書會，去臺灣後開始反對國民黨，被判過刑。後來他上了「清華大學」物理系，受到來臺灣訪問的吳健雄的賞識，這才得以出國讀書。團員王正方來自費城，念電機系，現在搞電影。陳治利也是念理工科的，現在加州做事。陳恆次是念法律的，後來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聯合國代表團的法律顧問，不幸在出差非洲時死於飛機失事。最後一個王春生我忘記了（記者註：王春生是讀社會學的一位女士，現住美國）。
海外的保釣運動正式左轉後，國民黨一看情勢不好，便轉了方向，開始用懷柔的辦法，希望有影響的人物站出來替他們講話。有人找到了我，讓我出來替國民黨說幾句好話，被我拒絕，於是國民黨就將我列入黑名單，吊銷了我的護照。沒了護照我就成了非法居留，學也不能上工也不能打，就這樣我被逼上梁山，只好繼續保釣，變成了海外極少數的職業革命家（笑）。直到1987年臺灣「解嚴」之後我才開始重新申請護照，申請了3次才獲批准。1988年10月，我終於回到了闊別21年的臺灣。
王曉波：到1973年，國民黨開始抓人了。當時我已經是臺大的講師，和同在臺大哲學系任教的陳永祥、陳鼓應一起被抓，理由是親共，這就是著名的「臺大哲學系事件」。我只被關了一天就被釋放了，但我也因此被臺大解聘。我覺得第一波保釣運動到這裡就算正式結束了。
談到保釣的歷史功績，馬英九曾經說，釣魚臺之所以沒有完全給日本，保釣有很大功勞，而我覺得保釣運動標誌著民族主義的復興，為臺灣後來的民主運動儲備了人才，就像「五四運動」為後來的抗戰儲備了人才一樣。
採訪手記
我在臺北只待了4天，所有採訪對象都是去了之後才聯繫上的，但他們全都非常配合，否則採訪不可能順利完成。
對姚琢奇的採訪約在了他家中。他家坐落在臺北市北部的一個非常安靜的老小區，門前綠樹成蔭，令人心曠神怡。老人今年82歲了，身體硬朗，聲音洪亮，仔細聽還能聽出一點上海口音。姚先生至今依然保持著每天早上遊泳半小時的習慣，那天專門為了接待我縮短了時間。
姚先生早已退休，但仍然閒不住，仍然擔任著「軍事新聞研究會」的會長。他很得意地給我看一張照片，是他當年駕駛噴氣式戰鬥機在空中拍下來的。可惜的是他拍的釣魚島照片的底片都留給《中國時報》了，只留下了幾張從報紙上掃描下來的模糊的複印件。
對劉源俊的採訪約在了東吳大學。這所大學位於山清水秀的外雙溪，距離臺北「故宮」只有一站地。劉教授自1996年起擔任東吳大學校長，做了8年後退下來，仍然在物理系教書。採訪約在周五的下午，他上完最後一節課後匆匆趕回辦公室和我見面。也許是因為說了一天話的緣故，採訪一開始他的聲音很輕，嗓子有點啞，但越說聲音越大，語速也越快。
劉教授多年來一直致力於為保釣做實事，他在擔任東吳大學校長的時候，利用職務之便委託東吳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兩本關於釣魚島歷史、地理和法律的研究論文集。
對王曉波的採訪約在了臺北忠孝東路的一座大樓內，那天晚上正好是「中國統一聯盟」開例會的時間，會議室裡聚集了十幾位致力於中國統一的學者，大家看到一位來自大陸的記者都很激動，鼓掌歡迎。王曉波身體微胖，講話聲音洪亮，中氣十足。他今年67歲了，但還沒退休，依然在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系任教。
對胡卜凱的採訪約在了中正紀念堂旁邊的臺灣「國家劇院」，那天劉源俊也在，他們幾位在劇院底樓的一間餐館設宴歡迎一位從美國回來探親的老同學，吃完飯後胡先生在旁邊一間咖啡廳單獨接受了我的採訪。胡先生身著西裝，留著好看的鬍子，很有學者風度。他1993年從美國回到臺灣地區，在西門子公司臺北分公司上班，直到2001年退休。他至今仍喜歡寫作，之所以這麼早退休，就是為了能有更多的時間從事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最難約的人是林孝信，他平時住在臺南，幸好在我離開臺灣的前一天來臺北公幹，與我約在臺灣「國立科學教育館」見面。那天在科教館有個科普活動，臺灣科普界幾乎所有有名的人都到場了。顯然大家都非常尊重這位前輩，林先生也一直在滔滔不絕地向同行們提各種建議，態度熱切而又誠懇。
林先生年輕的時候就以精力充沛而聞名，那時朋友們都叫他「和尚」，因為他像個苦行僧，很少吃東西卻又幹勁十足。如今林先生已經66歲了，依然很瘦，留著一頭很久沒有打理的白髮，活像一個亞洲版的愛因斯坦。他目前的正式身份是臺北一家學校的老師，那段時間正和幾個朋友籌劃舉辦一系列活動，紀念《科學月刊》誕生40周年。這本月刊自誕生之日起一直做到現在，一期都沒有落下，可算是臺灣科普界的一個奇蹟。林先生送給我一本試刊號、一本創刊號，這是我此次臺灣之行收到的最珍貴的禮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