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抄襲比抄襲別人更可恥

作者：朱四倍

作家莫言在中國勞動關係學院推出講座「文學創作談」，其間透露自己的新作《蛙》將於下月推出。談到為何沉寂3年之久才出新書時，莫言語出驚人：「作家抄襲自己比抄襲別人更可恥。」（11月17日 《北京日報》）

「讀者閱讀是無孔不入的，他們如果發現作家的近作與20年前作品的故事、細節是一樣的，一定會失望，甚至反感」，這是作家莫言發出「作家抄襲自己比抄襲別人更可恥」聲音的前提所在。就筆者的觀點，「作家抄襲自己更可恥」體現了作家的責任擔當和救贖意識，也是一種值得呵護的理性精神，其情其行值得認真審視。

君不見，在當下的視野中，作家抄襲事件不斷上演，但是，公眾似乎已經麻木，見怪不怪，連當事者也不覺得有多麼嚴重，整個社會陷入了一種集體無意識之中，對抄襲有一種莫名其妙的寬容態度。如對80後作家郭敬明抄襲的爭論、新疆作家遙遠剽竊他人已公開發表在知名文學刊物上的作品等等。在抄襲似乎成為觀察當下作家群體的一個關鍵詞時，「作家抄襲自己更可恥」的論調無疑讓人有眼前一亮的感覺。

莫言認為，作家最怕的是故事、語言、思想的重複，這當然是沒有問題的，也是對一些作家的無聲抨擊，更是對作家「抄襲別人」的聲討和控訴。文學如果成為一次性消費品，它的製作一定是按照固定格式、模式的拼湊裁剪，乃至抄襲模仿。這是一種文學贗品，意味著作家個性和風格的喪失。因此，「作家抄襲自己更可恥」，從一定意義上說，是一種糾偏。

毫無疑問，作家應是先進文化的代表，除了藝術才能之外，更應具有敏銳的思想，高尚的道德情操，較強的人格力量，沛然盈溢的人文精神和義不容辭的社會責任感，即使充任不了讀者的導師，起碼也該是讀者的朋友，至少不要毒化朋友，而要力爭成為益友。對此，胡適先生有一段話把責任意識說得很通俗形象：「你種穀子，便有人充飢；你種樹，便有人砍柴，便有人乘涼；你拆爛汙，便有人遭瘟；你放野火，便有人燒死；你種瓜便得瓜，種豆便得豆，種荊棘便得荊棘。」魯迅先生在上世紀30年代，也嚴厲批評過那種自比鳥和花，愛怎麼唱就怎麼唱、愛怎麼開就這麼開而不管讀者是否高興和上當的作家。今天，優秀的作家已經變得像白鴉一樣罕見，幾乎所有作家在寫作上、精神上都呈現出衰退的趨勢。他們不但無法在讀者中點燃燈火，更沒有能力吸引新讀者，反而跟在過去積聚下來的讀者後面，搖旗子，湊熱鬧，沉浸在集體的狂歡中去了。這與作家的「自我抄襲」不無關係。

那麼，「作家抄襲自己更可恥」背後的救贖情懷和擔當意識就值得所有作家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