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主張「三從四德」（三從，即未嫁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四德，即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的古代東亞大陸傳統社會，對於「女將護國」，卻有著一種不切實際的想像和期待。這種期待產生的最為典型的文化產品，可能是著名的「楊家將十二寡婦徵西」。民間文人/藝人們有聲有色地為歷史上確有其人的北漢-北宋名將楊業描繪了十來個有名有姓，而且往往「貌美如花」的媳婦、女兒們，想像她們掌握各種神奇武術甚至是法術（例如楊家將故事中設定的楊延嗣之妻杜夫人，就是天上星宿下凡，幼受九華仙人秘法，能夠「呼風喚雨」），東徵西戰，使得大宋「軍威大振，四海欽服」（明代熊大木《楊家將》第五十回：楊宗保平定西夏，十二婦得勝回朝）。對於這類文化現象，魯迅曾做過精準的描述：
這（指「女將護國」的情節）是可以使讀者喜歡的，因為富於戲劇性。中國本來喜歡玩把戲，鄉下的戲臺上，往往掛著一副對子，一面是「戲場小天地」，一面是「天地大戲場」。做起戲來，因為是鄉下，還沒有《乾隆帝下江南》之類，所以往往是《雙陽公主追狄》，《薛仁貴招親》，其中的女戰士，看客稱之為「女將」。她頭插雉尾，手執雙刀（或兩端都有槍尖的長槍），一出臺，看客就看得更起勁。明知不過是做做戲的，然而看得更起勁了。練了多年的軍人，一聲鼓響，突然都變了無抵抗主義者。於是，遠路的文人學士，便大談什麼「乞丐殺敵」，「屠夫成仁」，「奇女子救國」一流的傳奇式古典，想一聲鑼響，出於意料之外的人物來「為國增光」。而同時，畫報上也就出現了這些傳奇的插畫。但還沒有提起劍仙的一道白光，總算還是切實的。
——魯迅《二心集·新的「女將」》
但是，中國社會還是「爸爸」類的社會，所以做起戲來，是「媽媽」類獻身，「兒子」類受謗。即使到了緊要關頭，也還是什麼「木蘭從軍」，「汪踦衛國」，要推出「女子與小人」去搪塞的。
——魯迅《花邊文學·「小童擋駕」》
這類「女將護國夢」，至今仍然頻繁表現在某些抗日神劇中。
然而，和他們對女將護國情節的執著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原帝國傳統中極少出現真正能夠帶兵打仗的「楊門女將」式的人物。當然，由於不同性別的客觀生理差異，這類女英雄在古代社會一般都屬於少數。但法國「奧爾良的少女」聖女貞德（Jeanne d'Arc，1412－1431年）、不列顛愛西尼部落女王布狄卡（Boudica，她被認為是不列顛史上最著名的人物之一，在公元60年或61年領導了不列顛諸部落反抗羅馬帝國佔領軍統治的起義）、古代南越的徵氏姐妹（古代越南北部地區武裝反抗中國東漢政權的兩姐妹，曾統治六十餘城並稱王，事見《後漢書》，被越南視作民族英雄①），的確是歷史上存在過的女戰士。而中原帝國傳說中的女將，如楊門女將杜夫人或者梁紅玉，她們的戰鬥歷程卻往往是虛構出來的。
除了要追溯到上古時代，曾經徵戰四方，但其事跡僅見於考古發掘的商王武丁之妻婦好，要說真實存在過的古代中原王朝女將，首屈一指的還是明代的秦良玉（1574年―1648年，字貞素），正如一些史家所指出的那樣，「她是中國歷史上唯一憑戰功封侯列爵的女將軍，也是唯一載入正史將相列傳（《明史》卷二百七十·列傳第一百五十八，和幾位男性將領並列）而非《列女傳》的巾幗英雄」②。《明史》給予秦良玉極高的評價，在傳記末尾的論贊中特別表彰她說：
「衝入敵軍、衝鋒陷陣，這是久經沙場的老將也感到困難的事。而秦良玉不過是一介『土舍婦人』，卻能夠帶著軍隊和糧草，在艱難困境中轉戰各地，她的急公好義之處是值得讚美的。那些拿著鉞節（相當於權杖）親臨戰陣，卻畏縮觀望的人，比起她能不感到羞愧嗎？」③
秦良玉無疑是東亞大陸歷史上傑出的女將軍。然而，即使是她，其實也並不是中原王朝傳統的產物。《明史》稱秦良玉為「土舍婦人」，暗示了她背後真正的社會和文化傳統。所謂「土舍」，並不是字面上的「土房子」的意思，而是一個專有名詞，意指明清時代西南地區土司子弟及其親屬族人。西南地區（特別是部分山區）在古代漢化不深，古代中原王朝不能在這些地方實施直接統治，因此往往通過分封這些地區的本土統治者，讓他們「世有其地、世管其民、世統其兵、世襲其職、世治其所、世入其流、世受其封」，保持世代傳承領土、民眾、職務、軍隊的封建傳統。秦良玉是明末石柱（今重慶石柱土家族自治縣）土司馬千乘的妻子，她的勇武、戰鬥力和軍事成就，其實也源於西南土司傳統，我們今天就通過秦良玉的一生，來了解一下這個曾存在於東亞大陸的土地上，卻往往被人們忽視的這個文化傳統。
一、明末西南的擎天一柱：秦良玉及其土司兵在《明史》等史料的記錄中，秦良玉的戰績是相當華麗的，她和她部下的土司兵，堪稱是明末西南地區的擎天一柱。
秦良玉出身忠州（今四川忠縣）人家，少年時和兄弟一起學習騎射（崔利軍校箋乾隆年間《石柱廳志·秦良玉傳》）。萬曆二十三年（1595年），二十二歲的秦良玉，嫁給石柱土司馬千乘為妻，農隙與丈夫一起訓練土兵，其精銳在各部中為冠，因為其土兵部隊的兵器是尾部帶有鉤環，其餘不做裝飾的白木長矛，故被稱為「石柱白杆兵」（《石柱廳志·秦良玉傳》）。石柱白杆兵後來馳名海內。
萬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二十五歲的秦良玉就跟隨丈夫馬千乘參與對四川播州土司楊應龍的徵討（播州之役和李如松平蒙古人哱拜的寧夏之役、李如松抗擊日本豐臣秀吉的朝鮮之役並稱所謂「萬曆三大徵」）。當時馬千乘領軍三千，秦良玉以「土司馬千乘妻秦氏」的身份，直接統屬五百兵帶糧草相隨，獲得「南川路戰功第一」的戰績，主持播州之役的湖廣川貴軍務總督李化龍為秦良玉「特地打造銀牌一面，上書『女中丈夫』四字」，以表彰其殊勳④。此後馬千乘因開礦事務冒犯京都太監丘乘雲，被捲入訴訟，死於大獄（《石柱廳志·秦良玉傳》），秦良玉繼承了丈夫的職位——石柱宣撫使，成為了當地的女土司。
萬曆末年薩爾滸之戰（1619）後，努爾哈赤和後金逐漸成為明廷最大的敵人。明朝君臣再次想到遠在西南的石柱土司秦良玉和她手下的土司兵，多次徵發秦良玉千裡援遼。泰昌年間（1620年-1621年），秦良玉派遣兄長秦邦屏、弟弟秦民屏先帶數千人赴遼東。其中秦邦屏在天啟元年（1621年）以少擊多的渾河之戰（土司軍四千人、浙江戚家軍三千人對後金數萬人）中戰死，但土司兵以少敵多，殺傷敵軍數量並不少於自身的損失。當時的明朝兵部尚書張鶴鳴描述說：「渾河血戰，首功數千，實在是石柱、酉陽兩個土司的功勞。秦邦屏戰死後，秦良玉就派使者入都，製作了冬衣一千五百件，分給渾河之戰後剩下的石柱殘兵，自己則帶著精兵三千抵達山海關。對上是為了公事，對下是為了復兄弟戰死的私仇，勇氣雄壯，應當給予表彰。」清朝人也承認，渾河之戰乃是女真/滿清「遼左用兵以來第一血戰」，努爾哈赤則譴責他此前自認為戰無不勝的八旗騎兵在此戰中「望風而走」，表現欠佳（《清太祖武皇帝實錄》卷三：「汝何故率吾常勝之軍，望風而走，以失銳氣」）。
兵部尚書張鶴鳴言：渾河血戰，首功數千，實石砫、酉陽二土司功。邦屏既歿，良玉即遣使入都，制冬衣一千五百，分給殘卒，而身督精兵三千抵榆關。上急公家難，下復私門仇，氣甚壯。宜錄邦屏子，進民屏官。
大明朝廷發現土司兵的頑強戰鬥力後似乎是上了癮，於是計劃進一步徵用土司兵入遼參戰，派遣秦良玉和秦民屏返回徵兵，但這反而導致了西南諸土司及其屬地民眾的極度不安，永寧（今四川敘永）宣撫司土司奢崇明（1561年－1629年）和貴州水西（今大方一帶）宣慰司安位的叔父安邦彥舉兵反抗，奢崇明於天啟元年（1621年）在重慶起事，圍成都一百多天；安邦彥於天啟二年（1622年）二月起兵，圍貴陽兩百多天。奢崇明手下樊龍試圖向秦良玉結援。秦良玉拒絕了他的邀請，並率部為明朝解除了成都之圍，收復了重慶，又幫助援助貴州戰事。
可以說，在奢安之亂中，秦良玉及其土司兵是幫助明朝平定西南諸省的最大功臣，然而，她卻受到了明朝軍方的排擠。天啟三年（1623年）六月，秦良玉進言說：「我率領侄子秦翼明、秦拱明提兵裹糧，四處徵戰，獲取多次勝利。但參與戰事的眾多將領，還沒有看到敵軍的面孔，就扯著膀子顯出一副了不起的樣子，等到實戰對壘，就望風而逃。並且被敵軍擊敗的人，惟恐自己人取勝；害怕敵軍的人，惟恐自己人強大（「敗於賊者，唯恐人之勝；怯於賊者，唯恐人之強」）。如總兵李維新在渡河之戰中失敗回營後，反倒閉門拒絕見我，以六尺鬚眉男子，猜忌一個巾幗婦人，大半夜想想這件事，也應該覺得羞愧。」天啟帝朱由校得知之後，於是命令相關文武大吏都要對秦良玉以禮相待，不可疑忌——由此多少可見，「敗於賊者，唯恐人之勝；怯於賊者，唯恐人之強」的風氣，在明朝文武間的流行程度。
秦良玉為明朝出兵遼東、平定奢安之亂，雖然也是她的軍事成就，但多少是竭西南地方之力，為了明帝國賣命，對於本土的社會、民眾，未必有太大的貢獻，再加上她的丈夫和她本人在明朝文武官吏中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更讓人有明珠暗投、忠心餵狗之感。秦良玉對本土社會民眾最大的功績，還是她在明末四川地區張獻忠之亂中的表現。
崇禎年間，明朝各地戰事頻繁，動蕩不安。秦良玉和秦翼明奉詔勤王，一度被徵發到京都附近守衛，又捐獻家產充當軍餉。但張獻忠、羅汝才等人率領的遊民軍隊，正為禍河南、湖北，時刻威脅四川。崇禎六年（1633年），秦良玉奉調回川，不再馳援他地，全力清剿殺人狂魔張獻忠和號稱「曹操」的羅汝才，她和她手下精銳的土司兵部隊，在為明帝國轉戰四方，出錢、出力、出血、出命之後，終於有一天可以為了自衛而戰鬥了。在崇禎七年（1634年），遊民軍隊攻陷重慶，包圍太平，秦良玉率軍趕到，遊民軍隊退走；崇禎十三年（1640年），羅汝才率遊民軍隊再次進犯重慶，秦良玉又將其驅逐，並斬首六百，斬殺其首領東山虎，之後她又多次擊破羅汝才，奪取其大纛（dào，古代部隊行軍和典禮中最重要的大旗），捕獲羅汝才的副手塌天，羅汝才的勢力由此才漸漸衰落。當時，明朝流官、四川巡撫邵捷春只帶著弱卒兩萬人保衛重慶，重慶防務完全依靠秦良玉和另一個明末四川名將張令——而他也正是土司地區出身（永寧宣撫司人）。從崇禎六年到崇禎十七年張獻忠入蜀，秦良玉和她的土司兵，可以說是川蜀的東大門的守護者。
邵捷春是福建福州人，進士出身，既不通軍事，又不備知川蜀地理，他擬定的防務規劃，終於導致了秦良玉守護的西蜀門戶的徹底失守。秦良玉很早就料到失敗的必然性，也很早看破了大明朝廷和高級官員「以蜀為壑」，願意把相對不是核心統治區的四川、重慶放棄給流賊的意圖（否則他們也不會只讓一個書生帶兩萬人守重慶了），但她仍然自認為深受國恩，有必要做最後一搏，在張令戰死，自己所部也損傷殆盡後，她一人單騎面見邵捷春，說：「情況很緊急了，如果把我的土司部隊全部徵調起來，可以得到兩萬部隊，我本人出一半的軍餉，官方出一半的軍餉，還可以解決賊兵。」邵捷春拒絕了這個提議，秦良玉嘆息而回。
《明史》：良玉為（綿州知州陸遜之）置酒。語遜之曰：「邵公不知兵。吾一婦人，受國恩，誼應死，獨恨與邵公同死耳……邵公移我自近，去所駐重慶僅三四十裡，而遣張令守黃泥窪，殊失地利。賊據歸、巫萬山巔，俯瞰吾營。鐵騎建瓴下，張令必破。令破及我，我敗尚能救重慶急乎？且督師以蜀為壑，無愚智知之。邵公不以此時爭山奪險，令賊無敢即我，而坐以設防，此敗道也。」
張獻忠完全控制湖北地區，意圖大舉入蜀。秦良玉多次請求帝國巡撫陳士奇、巡按劉之勃增兵據守，但帝國官僚系統和軍方毫無切實舉動。崇禎十七年春，張獻忠大舉進攻重慶，秦良玉寡不敵眾，終於被張獻忠擊潰。在全蜀陷落之後，秦良玉已經明白自己並沒有挽救明朝，甚至挽救四川的能力，但她決定擁兵自保，保衛丈夫和自己繼承和統領的石柱地區。她召喚本地所部族人，相約「有從賊者，族無赦」，派兵把守石柱四境，張獻忠後來各處拉攏土司，卻唯獨不敢涉足石柱地界。直到張獻忠死，秦良玉和石柱都安然無恙，秦良玉最終得以壽終。
二、秦良玉為什麼能打？軍事史是研究歷史難以繞開的一部分。而漢語圈部分讀者討論古代軍事史，往往有一個傾向：過度拔高「英雄」的存在，把一個社會或一個國家的自衛能力和戰鬥能力，很大程度地掛靠在若干英雄人物身上。他們認為，如果這些英雄有「萬夫不當之勇」，萬軍之中能斬上將首級，或者「胸中有甲兵百萬」，能給手下的將領設定錦囊妙計，那麼仗就能打的贏了。但事實上，孤立的幾個戰爭英雄或者軍事領袖的重要性，比起軍事技術、軍制、軍人的普遍素質的重要性要低得多。
秦良玉就是這樣一個例子。我們回顧秦良玉的軍旅生涯，可以發現，她的軍事成就首先是建立在西南土司軍隊在明末時代的強大戰鬥力的基礎上的。秦良玉的軍事素質和成就在當時的土司將領中固然算是優秀的，但絕不是獨一無二的，更不是不可或缺的。以少擊多的渾河之戰，秦良玉並沒有親自參與，參與的是她的兄弟和土司部隊，照樣能夠打出過硬的戰績。又例如，我們前面講到的四川巡撫邵捷春防禦重慶所仰仗的兩大支柱，除了石柱宣撫使秦良玉之外，能夠「馬上用五石（dàn）弩」，箭無虛發的「神弩將」永寧宣撫司人張令，更有意思的是，他恰恰正是之前曾經參與叛亂的永寧宣撫司土司奢崇明的舊部。秦良玉為什麼能打？不是因為她能打，而是因為土司和土司兵本來就能打。
相對明末官養軍隊的墮落無能，西南土司部隊的戰鬥力是公認的。這也是為什麼明代君臣給秦良玉等土司大量封賞利祿，讓他們從西南徵兵，輾轉千裡，來到東北的遼東參與戰鬥。《明史·兵志三》記載說，本土鄉兵中最有名的是漢化程度還不甚深的地區出產的川兵、遼兵，以及義烏、台州等地的浙兵，崇禎時代經常調用他們清剿遊賊。土司兵更不例外，四川酉陽石砫秦氏、冉氏等土司，為明朝出力最多。明代末年，邊境軍事緊急，明朝官員以調動四川、廣西、湖南三省的土司兵為萬金油策略，這個辦法，可以說是有好處也有壞處⑤，好處呢——土司兵戰鬥力強；壞處呢，也是土司兵戰鬥力強，他們不是順民和綿羊，一旦徵發過度，或者沒有給他們足夠的待遇，他們就會起而反抗（參考奢安之亂）。
既然秦良玉的戰績主要源於土司軍隊的強大戰鬥力，那麼土司軍隊的戰鬥力又源於何處呢？《明史》之中，和秦良玉同一傳記的，還有一個明末土司將領——石屏州（今雲南石屏）土官舍人龍在田，他對自己帶過的土司軍隊的優勢的分析，很值得我們參考。
和秦良玉類似，雲南土司龍在田也在崇禎末年流賊四起的大環境下得到起用、被朝廷請去徵剿四方，並且頗有功績，曾被專門派往湖北谷城，防備張獻忠東進；和秦良玉同樣類似的是，他也被明朝官軍的將領們猜忌排擠，最終罷免回歸鄉土。崇禎十五年夏天，中原流賊日益猖獗，龍在田上疏說：
「我是世代守衛石屏州的臣子，因為流賊侵擾皇家陵墓（應當指的是崇禎八年，李自成、張獻忠等遊民部隊克中都鳳陽，焚朱明皇陵的事），憤激於國家之難，於是捐資招募精兵九千五百人，戰象四頭，戰馬兩千匹，進入湖北、河南破賊。賊兵不敢窺伺江北地區的皇家陵墓，臣帶的雲南軍隊出了大力。五年裡我打了二十八次勝仗，卻因為猜忌我的人暗中作梗，逼我稱病還鄉。自我被罷免之後，親貴藩王被羞辱殺害，著名的城市屢屢落入賊軍手中。臣妄以為要剿滅這些流賊，必須使用南兵。因為現在的將領們所統領的官軍多是烏合之眾，碰到賊軍就逃跑，缺乏糧食就噪亂。我帶領的雲南軍隊萬裡長驅，士兵多是家人和父子，志向相同，不如其他軍隊容易潰散。而且一年之中，秋冬天氣涼爽，賊軍得以在平原馳騁，春夏就躲入山中避暑，養精蓄銳而出，因此氣勢大盛。現在的軍隊平原戰又不能取勝，山戰又不敢出戰，氣勢衰頹錢糧用盡，剿滅他們要等到什麼時候。雲南軍隊善於輕裝遠行軍，擅長搜山，我願意帶領萬人之眾，掃蕩陝西、湖北、河南、安徽各地流賊，不把他們消滅誓不罷休。希望朝廷快點撥給糧草，沿途接濟。臣誓言捐軀報國，如果不能收到成果，甘願軍法從事。」⑥
張獻忠入蜀路線圖
總結一下：龍在田所說的土司軍隊的強大戰鬥力源於兩處，第一處是他們對山戰的熟悉和地利優勢，這源於他們的鄉土性質，第二處是土司軍隊內部以血緣親友為紐帶形成聯繫，源於他們的宗族性質。「滇兵萬裡長驅，家人父子同志，非若他軍易潰也」的描述，很容易讓我們聯想到古羅馬歷史學家塔西佗在《日耳曼尼亞志》裡對日耳曼部落戰鬥力源泉的描述：
「他們的軍陣的編制並非臨時隨意排列，而是按照各個家庭和血緣關係編制的，最足從激發他們勇氣的一個原因也就在於此：因為，站在自己身旁的就是自己最親愛的人，他們可以聽到婦孺的悲號聲：這裡有著每個男子心目中所最重視的旁觀者；這裡有著他們所急於想博得的讚譽。」⑦
我們回看秦良玉的例子也可以非常清楚地發現：她的軍旅生涯有其兄弟子侄英勇的全程參與。播州之戰，秦良玉的丈夫馬千乘、秦良玉的兄弟秦邦屏、秦民屏都參與戰事。渾河之戰，秦良玉的兄長秦邦屏戰死，弟弟秦民屏負傷突圍而出，據明末清初查繼佐《罪惟錄》記載，則秦良玉的叔伯兄弟秦邦翰也死於此戰；秦良玉問訊，當即和她的兒子馬祥麟一道北上馳援（崔利軍校箋乾隆年間《石柱廳志·秦良玉傳》），要為她的兄長復仇，並給她的子弟兵帶來了冬衣。在後續的戰鬥中，秦良玉之子馬祥麟眼睛中了一箭，仍然拔箭策馬防禦不退。平奢崇明之戰，秦良玉和弟弟秦民屏、侄子秦翼明、秦拱明參與戰鬥；剿羅汝才、張獻忠，秦良玉與侄子秦翼明共同戰鬥。秦良玉的土司兵，可以不誇張地說是秦家的子弟兵。
而秦氏家族的子弟兵之所以可以存在，應當源於土司家族自行承襲的家族傳統。《明史·職官志一》記錄了土司們在其統治地區比漢地官吏高得多的自由權限，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土司可以根據地方分數，自行決定繼承人，並可以保留部分私人武裝、在軍事上統領本族民眾（「凡土司之官九級，自從三品至從七品，皆無歲祿。其子弟、族屬、妻女、若婿及甥之襲替，胥從其俗」、「土司，諸番都司衛所，各統其官軍及其部落，以聽徵調、守衛、朝貢、保塞之令」）。
秦氏家族雖然忠於明朝，但並非虛偽的中原帝國道德中描述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只要義務，不問權益」、「放下性命就跑」的人物。對於他們而言，爭取自身的權利是非常自然的事情。秦良玉在她的整個軍旅生涯裡，都為她勇敢的兄弟子侄們爭取勇士應得的報酬和權益。渾河之戰後，秦良玉具陳兄長秦邦屏的死狀，要求撫恤，秦邦屏得到都督僉事的封贈，其子得以蔭官；天啟五年陸廣之戰，秦良玉的弟弟秦民屏戰死，兩個兒子秦佐明、秦祚明重傷生還，秦良玉要求請恤，秦民屏得到都督同知的封贈，立祠賜祭，兒子們也得以進官。
有功則賞，有罪則罰，這似乎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但在古代中原帝國官僚體系的邏輯中，並非如此簡單。往往是有功則歸於上級，而有過，則往往推諉於下層。
播州之役，馬千乘、秦良玉夫婦立功最多，但主事的李化龍一度對上級隱匿不報（《石柱廳志·秦良玉傳》）。秦良玉的丈夫馬千乘本人，也被仗勢欺人、剝削地方的宦官害死了（明代皇室為斂財，往往令太監到地方充任稅使、礦使，和地方民眾官僚產生矛盾，可參考《宦官政治》篇）。秦良玉在為她的兄長秦邦屏要求撫恤的奏摺中感嘆，「臣自播州之戰以來所建立的功勳，也填不滿讒妒者的嘴巴，誣陷他人、羅織成罪的讒言者身居高位，我的忠誠又如何能表現給人們知道呢？」這確實是有的放矢的。再參考秦良玉、龍在田等土司後來指出的明末高層文武官僚的風氣——「敗於賊者，唯恐人之勝；怯於賊者，唯恐人之強」，就更容易看到明末軍隊墮落衰退的緣故了。古代漢化不深的蠻族厭惡漢地帝國的一大原因，就是漢地帝國著名的逆向淘汰機制：為了維持帝國的專制統治穩固而大力抑制豪強、打壓英雄（參見《法家》諸篇）。
早在公元八世紀，突厥人的《闕特勤碑》裡就記錄下了「（他們）不讓真正聰明的人和真正勇敢的人獲得發展」的感受。
出於和這種逆向淘汰機制類似的動機，古代中原帝國同樣壓制漢地豪強家族的形成和壯大，並且壓制帝國軍隊的家族化、地方化和本土化（例如，魏代轉役制分離軍士及其鄉土親屬，造成「父南子北，室家分離」的局面，明代衛所制要求軍丁往距離原籍地遙遠且分散的地方服兵役），只有在那些漢化程度不太高，帝國的統治不能完全貫徹的地方（例如西南土司地區），古代帝國的君臣們才願意讓它們保持一定的本土傳統。
既然如此，我們也就可以想像：秦良玉、龍在田的土司兵的戰鬥力，明代漢地的官軍是難以得到的；而秦良玉、龍在田這樣的人物，也難以在明代的漢地產生，她們如果降生在漢地，恐怕就是明帝國不安定的因素，是需要及早根除的。事實上，自永樂以來，明代朝廷對西南地區的「改土歸流」就沒有停止過。所謂的「改土歸流」，又稱土司改流、改土設流、廢土改流，即改土司制為流官制，始於明朝中後期，是指將原來西南地區統治少數民族的土司頭目廢除，改為朝廷中央政府派任流官。
但是，改土歸流這一提法本來就問題很大，比起流官制度，西南地區土司制度顯然是更傳統、更早的，何來「歸流」（「回歸流官制度」）之說？又如楊庭碩在《「改土為流」這一提法有待商榷》一文所說的那樣，明清史籍中多用「設流官」、「改流」、「改土為流」或「改土設流」，絕少用「改土歸流」。所謂「改土歸流」，不過是以帝國制度為唯一正確模板，將其他地方的帝國化做合理化辯解而已。而非常諷刺的是，到明末時，帝國又需要「非帝國化」程度最高的西南土司來續命，因為它們確實是當時東亞大陸最具戰鬥力、最具生命力的力量之一。
三、秦良玉的真實個人形象與文人的漢化包裝正因為秦良玉軍功戰績背後是有異於中原王朝的西南土司傳統，許多漢地文人和民眾並不能準確地理解秦良玉，他們往往用一種漢地傳統的觀念來看待這位巾幗英雄，因此形成了許多的誤解。首先，他們不明白秦良玉的成就源於善戰好武的土司社會，卻強調秦良玉身上的漢地傳統「女性」色彩甚至是「香豔」色彩。如傳說中崇禎賜秦良玉四首御製詩云：
學就西川八陣圖，鴛鴦袖裡握兵符。
由來巾幗甘心受，何必將軍是丈夫。其一
蜀錦徵袍自翦成，桃花馬上請長纓。
世間多少奇男子，誰肯沙場萬裡行！其二
露宿風餐誓不辭，飲將鮮血代胭脂。
凱歌馬上清平曲，不是昭君出塞時。其三
憑將箕帚□□□，一派歡聲動地呼。
試看他年麟閣上，丹青先畫美人圖。
其四（見《石柱廳志》，甚為可疑）
又如陶澍《庚午典試蜀中後歸舟晚泊西界沱寄題秦太保良玉玉音樓》：
詞翰淹通意嫻雅，錦袍豔照桃花馬。
天子臨朝識姓名，請纓獨對平臺下。
清人沈欽圻《秦良玉遺像》描繪了一通「滿月粉頰揚青眉」的相貌：
縵纓銀胄垂紅緌，裲襠耀日風前披。滿月粉頰揚青眉，繡旗飄翻擁長鈹。
……
後世人想像中的女將形象
這裡所謂的「鴛鴦袖」、「桃花馬」、「胭脂」、「美人圖」、「嫻雅」、「錦袍豔照」，刻意強調的都是秦良玉身上漢地傳統女性的閨閣色彩，然而，秦良玉之所以為秦良玉，恰恰在於她並非漢地傳統裡崇尚溫柔順從的女性，而是漢化程度不深的西南土司社會中的女性。在這樣的社會裡，女性還沒有被附加上上述種種文化符號的意味。
真實的秦良玉究竟是什麼樣的形象呢？
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五月，朝鮮使節黃中允在通州遇到了率軍援遼的秦良玉及其土司兵，並將其所見所聞記錄在其所著之《西徵日錄》中，為我們留下了一則珍貴的畫像：
萬曆四十八年五月十五日我們來到曹莊，遇到了秦良玉。她的身材非常肥大，網巾、靴子、袍帶都用男子的規格。她能讀書寫字，熟於兵書，在馬上用重八十斤的雙股劍，年齡大約三十五六，吹角打鼓乘轎，氣勢頗為雄壯。她的丈夫姓馬，已經死了，兒子十六歲，他的母親、姐姐、兄弟帶領各隊。女兵共有四十餘名，穿戴戰笠、戰服，黑靴紅衣，跨馬馳突起來，和男子中驍勇強健的區別不大。戰陣器械都有車運送。最初她從四川招募了七千精兵去徵討女真，是自發行為，不是朝廷命令。朝廷鼓勵她，讓她兒子做了遊擊的官職。⑧
和古代文人想像的，看起來如花似玉，意態嫻雅的美人不同，真實的秦良玉形象，是肥健雄壯的；土司兵中的女性有的帶領軍隊，有的跨馬馳突，與男性無別。這是因為西南邊民本來就缺少「三從四德」的女性規訓或者「端莊柔順」的閨閣要求，女人掌兵或者主事，並不是那麼稀奇的事情。傳說中秦良玉少年時追慕的古人冼夫人，正是南北朝時代嶺南諸越部落的女首領（《蜀龜鑑》卷七）；秦良玉作為女性可以非常自然地繼承土司位置，統領全族；秦良玉的兒媳張鳳儀（馬祥麟之妻，故古籍中亦稱馬鳳儀）也非常自然地參與戰事；秦良玉在其中並非獨一無二的特例。因此，漢地文人代為設想的那一通「紅妝」和「沙場」之間的衝突，在真實的秦良玉和土司兵身上，並沒有那麼奇特和富有戲劇性。
冼夫人（522？——601），古高涼（今廣東茂名電白）人，兩廣地區的俚族女首領、將軍，歷南梁、陳、隋三朝時期，維護嶺南治安和穩定。
總之，如果我們尊敬歷史上的英雄人物，就更應當分析和把握他們的所處環境和其所在的傳統，才能明白英雄出現的原因，並逐步改造條件，使得英雄能夠有更多出現的機會，如果只是用「天降聖人」、「星象氣運」之類的理論解釋，只放大、扭曲並關注他們身上外貌、身材之類的皮相細節，那麼就只能把歷史當作玄幻小說，或者言情小說看了，英雄豪傑也絕難從這種不切實際的文化環境中誕生。
給了冼夫人、秦良玉等女性發展機會的古代西南社會能夠不斷產生真正的女戰士、女首領，而一方面渴望著「女將護國」，一方面又對此充滿了不切實際的「呼雲喚雨」、「如花似玉」想像的古代中原帝國，卻難以產生這樣的人物，這是一個非常鮮明的對比和諷刺。
注 釋
① 《後漢書·馬援列傳》：又交阯女子徵側及女弟徵貳反，攻沒其郡，九真、日南、合浦蠻夷皆應之，寇略嶺外六十餘城，側自立為王。
② 滕新才, 張春花. 《明史·秦良玉傳》與《女傑秦良玉演義》比較研究[J]. 三峽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034(6):1-6.
③ 《明史》卷二百七十·列傳第一百五十八：夫摧鋒陷敵，宿將猶難，而秦良玉一土舍婦人，提兵裹糧，崎嶇轉鬥，其急公赴義有足多者。彼仗鉞臨戎，縮朒觀望者，視此能無愧乎！
④ 李化龍《平播全書》卷十五《批詳》，轉引自滕新才, 張春花. 《明史·秦良玉傳》與《女傑秦良玉演義》比較研究[J]. 三峽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034(6):1-6.
⑤ 《明史·兵志三》：「鄉兵者, 隨其風土所長, 應募調佐軍旅緩急。其隸軍籍者曰浙兵……曰川兵、曰遼兵, 崇禎時多調之剿流賊。」「四川酉陽石砫秦氏、冉氏諸司, 宣力最多。末年，邊事急，有司專以調三省土司為長策，其利害亦恆相半雲。」
⑥ 《明史》卷二百七十·列傳第一百五十八：十五年夏，中原盜益熾。在田上疏曰：「臣以石屏世弁，因流氛震陵，奮激國難，捐貲募精卒九千五百，戰象四，戰馬二千，入楚、豫破賊。賊不敢窺江北陵寢，滇兵有力焉。五載捷二十有八，忌口中阻，逼臣病歸。自臣罷，親藩辱，名城屢陷。臣妄謂討寇必須南兵。蓋諸將所統多烏合，遇寇即逃，乏餉即噪。滇兵萬裡長驅，家人父子同志，非若他軍易潰也。且一歲中，秋冬氣涼，賊得馳騁。春夏即入山避暑，養銳而出，故其氣益盛。夫平原戰既不勝，山蹊又莫敢攖，師老財殫，蕩平何日。滇兵輕走遠跳，善搜山。臣願整萬眾，力掃秦、楚、豫、皖諸寇，不滅不止。望速給行糧，沿途接濟。臣誓捐軀報國，言而不效，甘伏斧釒質。」帝壯之，下兵部議，寢不行。
⑦ 塔西佗《日耳曼尼亞志》（馬雍、傅正元譯本），p. 59.
⑧ 黃中允《西徵日錄》，收《燕行錄》第十六卷：是日（萬曆四十八年五月十五日）行至曹莊，遇馬門秦氏。體甚肥大，網巾、靴子、袍帶一依男子。能文墨，熟兵書。馬上用八十斤雙劍，年可三十五六許。吹角打鼓乘轎而氣勢頗壯。厥夫馬姓雲已死，厥子年十六，其母姊兄弟並領各隊。凡女兵四十餘名，著戰笠，穿戰服，黑靴紅衣，跨馬馳突，不啻男子驍健者。凡戰陣器械俱以車運。其初自四川募精兵七千往徵遼賊，蓋其自奮，非朝廷命也。朝廷壯之，官其子遊擊雲。轉引自楊昕. 朝鮮使臣筆下的明代中國女性形象[J]. 吉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 2013(05):64-66.
原標題：《明末女將秦良玉以及西南土司的尚武傳統|讀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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