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陳旭麓(1918~1988)，湖南省湘鄉縣(今雙峰縣)人，初名修祿。陳旭麓是著名歷史學家、華東師範大學建校元勳之一。陳先生生前還擔任中國史學會理事、中國現代史學會副理事長、上海中山學社副社長、上海中西哲學與文化交流中心副主席、上海地方史志研究會副會長。著有《初中本國史》、《司馬遷的歷史觀》、《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浮想錄》等。其中《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浮想錄》被譽為新時期"中國本土史學的標誌性文本"。
1861年，因出入過「夷場」而早識時務的馮桂芬在《校邠廬抗議》中說:「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他大概是最先思考用西學輔接中學的人，在這裡，取彼之長和守護舊物的意思是同樣明顯的。繼之，身處中西交際之局的李鴻章、郭嵩燾、薛福成也先後以不同的言詞表達了同樣的見解。七八十年代以後，論者漸多，王韜、鄭觀應、邵作舟、沈壽康、孫家鼐、盛宣懷諸人往往本之同一旨趣，或引申發揮，或就事論議，多歸指於「中體西用」，用一個節略語為命題，概括了一部分人的共識。甲午以後，「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成為一種「流行語」，「張之洞最樂道之，而舉國以為至言」(15)。按照今日的分類標準，這些人有地主階級改革派、洋務派和早期改良派之別，但他們卻同以「中體西用」為宗旨，各自闡發自己的思想。顯然，自60年代至90年代，凡談時務、講西學者，無分朝野，皆不出「中體西用」一途，如欲細作辨析，那麼，洋務派多在朝的當權人物，早期改良派和其他談時務的人們則多不居於廟堂，後者是附從於前者的，洋務派是「中體西用」的實施者，而改良派的言論更像是一種理論指導，言論先行，實施隨之，實施的成敗得失，言論家又往往是敏銳的批評者。在這兩重意義上，可以說「中體西用」是洋務運動的綱領。
「每個原理都有其出現的世紀。」(16)雖說「中體西用」後來久被指為包庇封建，其實，那個時候的中國，天下滔滔，多的是泥古而頑梗的士人，在封建主義充斥的天地裡，欲破啟錮閉，引入若干資本主義文化，除了「中體西用」還不可能提出另一種更好的宗旨。如果沒有「中體」作為前提，「西用」無所依託，它在中國是進不了門，落不了戶的。因此，「中體西用」畢竟使中國人看到了另一個陌生的世界，看到了那個世界的部分，並移花接木地把這一部分引進到中國來，成為中西文化交衝匯融後兩者可能結合的一種特定形式。以自強求富為目標的軍事工業和民用工業，以翻譯、出版、科技、學堂、留學生為內容的近代文化事業都是這種結合所產生的有益結果。這些東西是封建文化和封建制度的對立物，雖然力量有限，但終究打開了缺口，促進了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
「中體西用」這個命題，既表述了中學與西學的結合，又規定了中學和西學的區分。「中學」是熟識的東西，或指為「倫常名教」，或指為「四書五經」，或指為「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或指為「中國史事、政書、地圖」，推而及於中國舊有的文化皆屬之，統歸於形而上的「道」。西學是陌生的東西，並且伴隨著民族衝突來到中國，因此，對於它的認識和汲取，不能不表現為幾代中國人經歷的艱辛曲折的過程。19世紀後期的幾十年裡，因中國人眼中西學內涵的延伸，可以分為幾個階段:
(一)自鴉片戰爭到第二次鴉片戰爭前後二十餘年間，沿海少數官員開始注視外部世界。楊炳南的《海錄》、林則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國圖志》、梁廷枬的《海國四說》、徐繼畬的《瀛環志略》都是這種觀察的記錄。他們最為震懾同時又希望拿來的還是來自泰西的「堅船利炮」，多數人心目中的西學或「長技」僅止於此。只有個別人開始接觸到了機器生產上的技術。
(二)從60年代中葉初創江南製造局，到各省相繼設立機器局的70年代，是圍繞軍事技術摸索西學的時期。「制器之學原以格致為階」，因此，為了制器而不得不翻譯。其時，滬局譯館所出之書雖以軍制與製造為大類，但數學和聲、光、化、電等等學問亦漸入中國。近代著名的科學家徐壽、徐建寅、李善蘭、華蘅芳，其科學事業都與譯書有不解之緣。這個過程，又成為格致之學「藉制器以顯」(17)的時期。
(三)70—80年代，機器工業由自強而入求富。薜福成作《機器殖財說》，鄭觀應倡「商戰」，以為「十萬之豪富，則勝於有百萬之勁卒」。這種呼聲，喚來了輪船招商局、上海機器織布局一類企業。他們認識到工業是商業的基礎，格致又是發展工業的前提，對西學的要求也隨同洋務企業的擴展而擴展，並視聲、光、化、電為西學的精華。此期所譯西書，顯以科技類為多，感世憂時之士往往寄希望於「延精於中西學者，廣譯西國有用之書，賤價出售，以廣流傳，使鹹識格致之妙用，然後迂腐之見化，然後誹謗之風息，朝野一心，人無間言，為國者則庶幾乎有所藉手矣」(18)。
(四)由科技學問推而及於上層建築的教育政治體制。還在70年代，若干敏銳的人們已經看出:西人「學校建而志士日多，議院立而下情可達，其製造、軍旅、水師諸大端，皆其末焉者也」(19)。經過80年代的思索醞釀，到了90年代，散見的點滴言論與私相議談漸變為那個時候先進中國人的公開論題。「蓋中國之人震格致之難，共推為泰西絕學，而政事之書，則以吾中國所固有，無待於外求者，不知中國之患，患在政事之不立，而泰西所以治平者不專在格致也。」(20)議院在中國作為一種政治主張提出，是認識西學、學習西方的突破點。儘管以此立論者並未同時修改「中體西用」的宗旨，多半仍是把議院當作「西用」來接納，但議院是與民權相聯繫的，它的實行必然是對君權的限制和削弱，並會改造以「君臣之義」為綱紀的「中體」。多年來以是否贊成議院這一條作為改良派與洋務派的分界線，其實這一條也不是鐵案如山的。70年代的總理衙門大臣文祥，80年代的兩廣總督張樹聲都在奏議中言及過西人的政體。前者說:「中國天澤分嚴，外國上議院、下議院之設，勢有難行，而義可採取。」(21)後者說:西人「馴至富強，具有體用，育才於學堂，論政於議院，君民一體，上下一心，務實而戒虛，謀定而後動，此其體也;輪船、大炮、洋槍、水雷、鐵路、電線，此其用也。中國遺其體而求其用，無論竭蹶步趨，常不相及，就令鐵艦成行，鐵路四達，果足恃歟?」(22)此外，郭嵩燾、彭玉麟也有類似的言論。這些人多被目為洋務人物之典型者，但他們已程度不同地看到了「西體」，並想把它引進來，使「中體」有所改變。
(五)比政教更深一層的，是西學中「形上學」的哲理學說。雖然直到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才被中國知識界所發掘和傳介，但在「西用」的逐步延伸中，80年代已有人開始在窺其崖岸了。在嚴復申論達爾文、斯賓塞學說數年以前，鍾天緯曾作《格致論》，略述西學源流:「考西國理學，初創自希臘，分為三類:一曰格致理學，乃明徵天地萬物形質之理;一曰性理學，乃明徵人一身備有倫常之理;一曰論辯理學，乃明徵人以言別是非之理。」其中提到阿盧力士託德爾(亞里斯多德)、貝根(培根)、達文(達爾文)、施本思(斯賓塞)，並扼要地介紹了他們的學說，以事實糾正「西學源出中國」的附會之說。其論述之簡明和準確，在那時的中國人中還是罕見的。這種對西學的探索由格致而進入哲理的趨向，代表了西學東漸過程中必然會有的一個階段。稍後，康有為等之談及培根，嚴復《天演論》之風靡一時，不是突然出現在中國學界的。
上述由表及裡、由具體到抽象的汲取西學的過程，是在「中體西用」宗旨下起步的，而其本身又徐徐地衝擊著「中體西用」的宗旨。因為西學是新學，中學是舊學，「中體」和「西用」不會互不侵犯，「用」在「體」中會發酵，勢必不斷促進事物的新陳代謝。因此，洋務運動中的好些人，覺察到桎梏與荊棘，寖寖乎要以「西體」為法，去改變中國的某些舊制。曾任天津武備學堂總教習的盧木齋自述本不厝意於西學，「以謂一藝一術，不足語道，及讀西士譯就各種新理新書，又與嚴又陵諸君子遊，則益恍然於宇宙之大，古今之遙，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中土聖人遞相傳授之實際，洎今學者亦湮其源，獨賴二三西士深操力取，穹乎闔闢之始，擴諸名教之繁，推隱鉤沉，發交暢，雖其於道，未必遽合，要其徵實不誣，則固吾聖人復起，有不能廢者也」(23)。這是「中體西用」的內在矛盾推動觀念變嬗的結果。就其本來意義而言，「中體」應是對於「西用」的限制，但「西用」既借「中體」為入門之階，便會按照自身的要求而發生影響，人們雖想把它限制在既定的範圍內，實際卻很難如願。當這種矛盾日益明顯之後，更開明的人們就會在事實的刺激下因勢利導，走出更遠的一步。
（編輯：竹葉青青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