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啓超1899年在《自由書》中寫道，「中體西用」的思想嚴重束縛了中國人，是甲午戰敗的根本原因，他相信這個思想「不三十年將化為灰燼，為塵埃。其灰其塵，偶因風揚起，聞者猶將掩鼻而過之。」
然而，一百多年過去了，中國並沒有完全放棄「中體西用」路徑依賴。這究竟蘊含著怎樣的道理，當然不是梁啓超這樣徹底否定所能解釋的，因為「中體西用」雖說只是一個概念，但其前後期並都不是同一個意思。
中國是在經歷了兩次鴉片戰爭打擊之後被迫踏上世界一體化道路的，之所以兩次被打方才覺悟，而不像其他「後發國家」面對西方工業文明迅即擁抱，主要原因還是因為中國文明底蘊太深厚了。文明傳統原本是個積極因素，到了這個時候反而成為前進的包袱。
在十六世紀之前很長時間，中國文明確實有資格傲視全球。但當英國工業革命發生後，人類進入另外一個階段，巨大的產能過剩迫使工業資本尋求海外市場，中國被迫捲入世界一體化，其實就是被硬拉著從農耕文明走上工業文明。
然而那時的中國並沒有人明白這個道理，他們認為，中國的落後只是暫時的、局部的，中國只是在科學技術上不如人，要論精神文明，中國人三綱五常名教倫理遠邁西洋。所以那時稍有眼界的中國人如馮桂芬，雖然承認中國的失敗，但認為這種失敗並不說明問題，他耐心勸告大家「以中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西洋諸國富強之術」。這就是「中體西用」發生之初的情形。
馮桂芬
顯而易見，「中體西用」在近代中國早期具有進步意義，這種思想就是勸告中國人不要怕西方思想文化的負面影響，相信中國文明在與西洋文明充分接觸後，一定能夠重構一個新體系。這種勸說對於減弱反對者的壓力，相當有效，這些反對者不由自主地想，既然堅守了「倫常名教」，那就學點「奇技淫巧」吧。
中國走向世界的歷程就這樣開始了，雖說勉強，但經過十多年時間，還是非常有效。中國的科學技術獲得新的活力，經濟實力也獲得相當提升。
「中體西用」為中國打開了一道方便之門，但這種做法確實也遺留了相當問題。到了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思想界已有相當一部分人不再滿足於「中體西用」這種模式，他們認為應該隨著新經濟、新技術成長，逐步加大向西方學習力度。他們漸漸意識到，西方成功的並不僅在科學技術，更不僅在堅船利炮，西方的強大有本有源，這個本源就是西方的機制、體制為其發展提供了可能與保障。這些思想者在1870年代就建議清廷適度擴大「中體西用」的內涵，逐步將西方發展最本質的東西包容進去，比如西方的法律體系、議會體制等，都是可以嘗試的東西。
經濟的成長加大了朝廷的傲慢，西方化思想並沒有撼動朝廷既定原則。中國在經濟增長的同時並沒有隨之調整不太適應的政治架構，近代中國「第一次現代化」就這樣「跛足」發展著。更詭異的是，因為「跛足」，所以高速。政府獨家主導，沒有民間或其他力量牽制幹擾，中國在十九世紀晚期呈現超常規發展速度。短短三十年，中國就製造了人間奇蹟，重建昔日輝煌，在軍事、經濟增量可衡量指標方面，中國都呈現比較好的記錄。
然而，洋務新政三十年的增長是虛假的、畸形的，這種增長實際上只是一個巨大的自欺欺人的泡沫。1894年，中國在持續三十四年增長且不曾回調的情況下，與東鄰日本短兵相接，戰爭還沒有正式開始，雙方還沒有像樣過招，清軍全面潰退，中國不得不籤訂《馬關條約》，割地賠款，受盡屈辱。
甲午戰後，中國有了一次很好的檢討機會。中國人在巨大屈辱面前坦然認輸，一切歸零，重新開始，很快走上維新道路。「維新」云云，其實就是向曾經的敵人日本「明治維新」學習，重走日本過去幾十年走過的路。
轉向東洋應該是中國在甲午之後的正確選擇，學習日本不是因為同文同種同屬亞洲，而是日本在過去三十年走出一條與中國極不相同的富強路。然而，或許中國所要學的只是日本，日本不僅國小民少，而且在過去一千年歷史上長時期是中國文明的學生，於是維新時代剛剛開始，南溪贅叟竟然於1895年4月在《萬國公報》發表《救時策》，在近代中國第一次明白表述「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概念，將先前幾十年原本只是一種模糊的認識體系化。此後，不論是辦學堂，還是辦實業，都一定要分出個東、西，分出個體、用。
按照嚴復的看法，文化體系從來都是一個完整且不可人為分割的，中國要學西方或學東洋，要麼完整接受，要麼全盤排拒，因為中西各有體用，「分之則並立，合之則兩亡」。然而嚴復的呼籲並沒有改變現實，直至日俄戰爭結束，日本在十年時間打敗中俄兩個大國的事實終於警醒了中國人，在這之後，方才放棄「中國本位」立場，坦然踏上世界一體化的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