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公安機關與特務分子鬥智鬥勇的故事。僅靠掌握的從電報中破譯的一個特務代號「0409」,國家公安部與北京市公安局用三個月的時間,成功破獲一起試圖行刺毛主席的特大陰謀,將一個特務組織一網打盡。
1949年11月中旬,中央軍委某監聽臺截獲了一份密電,發報者不知如何竊取到毛主席即將訪問蘇聯的情報,並將該情報發給了臺灣「國防部」。
事關重大,工作人員立即把這一發現向毛主席作了匯報,主席指示:「公安部,在我回來之前,鎮壓了這個反革命。」
主席出訪蘇聯的日期是12月16日,敵特分子要利用主席出訪一事作什麼文章?有沒有行刺的可能?公安部副部長楊奇清要求大家必須儘快破案,確保毛主席的人身安全。楊奇清又親自掛帥,成立了由公安部與北京市公安局精銳力量組成的專案組。
專案組成立了,但從哪裡著手調查?當時所掌握的信息,除了破譯的電文和一個特務代號「0409」,專案組對敵特分子其他信息一無所知。
辦案人員先是猜測「0409」可能是姓氏,翻譯成漢字,就是「郭、鞏、顧、國」幾個字的其中之一。順著這個思路,專案組從兩個方面下手偵查:一是利用電訊測向車在北京城內查找敵臺位置;二是從北京市各分局戶籍檔案上查找「郭、鞏、顧、國」四姓中,可能與本案有關的嫌疑人。
但幾天下來,這兩個辦法收效甚微。北京城太大,又沒有具體的偵聽範圍,電訊車偵聽在短時間內難以奏效;第二個方法也宣告失敗:1949年的北京有209萬人,在不知道嫌疑人大概身份的情況下,想找到他無疑是大海撈針。
1950年的老北京
專案組很快轉變思路。
他們發現,電文中有兩個關鍵點,一是「匯款」二字,二是在截獲的幾份電文中,都出現了一個人——計小姐。特務們每天都在發報,既然在工作,那就需要經費。楊奇清建議專案組把調查重點放在匯款上,重點排查北京的銀行、錢莊、郵局等所有可以辦理匯兌的地方。
可是,曹純之帶人將北京城內查了個遍,也沒有找到有關「計小姐」的取款匯款記錄。不在北京,會不會在河北或天津?果然,在天津排查的辦案人員發現了一筆從香港金城銀行匯到天津金城銀行的款項,收款方為北京新橋貿易總公司,取款人為「計愛琳」,還留下了印章。
沒過幾天,在天津的白國銀行又查到一張存款單,存款人又是「計愛琳」,存款時留下的地址是北京市和平門外梁家園東大院甲7號沈宅。這說明她取款後馬上進行了轉存。
當時留下存款地址,是怕萬一存款出現問題,銀行可以按地址通知存款人去處理。可她沒想到,正是這一信息的暴露,成為專案組順利偵破案件的重要線索。
排查發現,「計愛琳」留下的地址在北京市公安局外二分局第十派出所轄區。這個大院甲7號共住著3戶人家,其中一戶姓沈,戶主為商人沈德乾。沈德乾的老婆叫計致玫,計致玫的妹妹叫計採楠,侄女叫計雪玲,這3位計姓女子都住在沈家。那這3人誰是電報中的「計小姐」呢?
從年齡上看,計雪玲才15歲,還是學生,可能性不大;計致玫35歲,計採楠29歲。比較之下,辦案人員把重點放在了計採楠身上。從北京新橋貿易部公司的調查得知,計採楠正是該公司的員工。這下基本可以確定,電文中的「計小姐」,就是沈德乾的小姨子計採楠。
儘管初步鎖定了嫌疑人,但專案組並不知道他們要利用主席出訪的信息作什麼文章。為避免打草驚蛇,辦案人員接著展開了外圍調查。
首先是監視計採楠的行蹤,監聽她的電話;再就是在沈宅附近安排線人,監視其日常行動。不久,線人匯報說,有一次聽到沈德乾和老婆計致玫吵架,沈德乾大聲嚷道:「我還不知道你們哪裡來的錢?!我要把你們給告了,你們誰也活不了!」原來,沈德乾因為經商的緣故經常找計採楠借錢,計致玫讓沈德乾把錢還給妹妹,二人由此吵鬧起來。
一個經商的老闆找一個普通公司員工借錢,顯然不合理,這說明計愛琳手裡有很多錢,而且錢的來路有問題。沈德乾抓住了她的把柄,才敢有恃無恐,借錢不還。
不久,對計採楠的外圍調查也有了新的進展。
調查發現,計採楠除了姐姐計致玫以外,還有一個哥哥叫計兆堂,一個弟弟叫計兆祥。看到計兆祥這個名字,辦案人員想起一件事。
北平解放後,國民黨保密局北平站站長徐宗堯向北京市公安局上交了他所掌握的全部敵特人員名單。檔案顯示,國民政府內政部曾經在北平辦過一個特訓警校,該校學員的學習內容,主要是潛伏、搜集情報、收發報、投毒、暗殺、爆破等,而計兆祥正在此校1948年的最後一批畢業生名單上。
據在押特務葉清林交代,北平解放前夕,國民黨綏靖總隊隊長陳恭澎在撤離前安排了一批特務在北京潛伏下來,計兆祥也是其中一員。葉清林還透露,他曾在1949年3月份見到計兆祥帶著妻子到醫院做產檢。據此,專案組分析,計兆祥極有可能還在北京,而且可能與我方要查找的電臺有關。
與此同時,電訊車的偵聽工作也有重大突破。軍委情報部門根據潛伏電臺發報的習慣時間、手法、頻率、波長等特點,經過反覆偵聽,監測到此電臺在離王府井不遠的南河沿磁器庫南岔道一帶。辦案人員經過對這一帶住戶的梳理,一個叫計旭的可疑人物浮出水面。
計旭,北京人,出生於1924年,周口店中華煤礦公司員工;妻子吳嵐,出生於1925年;夫妻二人充有一子計虹,不滿周歲。一家三口租住在南岔道7號張家大院。
張家大院舊照
又是姓計,而且在電臺發報範圍內,那他會不會就是計兆祥?
公安人員很快找到了計旭和計兆祥的照片,經過比對,發現確為同一人。曹純之又讓在押的兩名計兆祥的特訓班同學當街辨認,二人一看到買菜回來的計旭,馬上認出正是計兆祥!另外,周口店中華煤礦公司的總經理不是別人,而是計兆祥的姐夫沈德乾。這樣一來,所有證據都已確認:計旭就是計兆祥。
確定了計旭的身份,那麼計兆祥是不是代號為「0409」的潛伏特務呢?
從戶口登記冊上看,一年內計兆祥搬了3次家;截獲的電文是也發現,他最後一次搬家還向臺灣報告過。因為沒有錢,他向臺灣當局申請經費,並在電文中說用麵粉充當房租,這與計兆祥家房東的說法也一致。最重要的是,他每次搬家的地點,與電訊車偵測到的電波信號地點也基本一致。
辦案人員以查電錶為由檢查了計兆祥家的電錶,發現他們家每天的用電量比普通人家多出好幾倍。偵察員又在大院的一間房內安裝了可以監測電訊信號的小燈泡,結果發現燈泡閃爍的頻次和電臺發報時間完全相同。
繳獲的電臺
所有證據已經表明,這個潛伏的電臺就在計兆祥家裡!
出於放長線釣大魚的考慮,專案組沒有急於抓捕計兆祥。楊奇清因為要布置毛主席訪問回國的安保工作,將案件的偵破工作交給了李克農,李克農要求重點監視計兆祥和計採楠,計兆祥則為監控的重中之重。
臺灣方面似乎也發覺有危險,在一封電文中指示計兆祥,不要再讓「計小姐」幫他取款。計兆祥接受指示,將取款人改為吳光宇。吳光宇是計兆祥妻子的表哥,天津忠祥棉布莊股東之一。幾天後,臺灣保密局指示天津天源義記行的王壽恆,給吳光宇送去20兩黃金,之後再把黃金交給計兆祥。
之所以由義記行轉交而不是直接匯到棉布莊,是因為義記莊的老闆去了臺灣,把天津的資產交給王壽恆和雷玉璞打理,這二人是老闆的外甥和侄子,也是潛伏在天津的特務。因為義記行往來商人多,可以很好地為特務們做掩護。
至此,又有兩個隱蔽的特務窩點被公安機關掌控。
1959年2月17日,毛主席從莫斯科動身返回北京。消息傳到北京後,公安部決定在主席回國前收網,逮捕計兆祥、計採楠等人。
毛主席在返程列車上
2月16日上午,專案組總指揮李廣祥向北京市公安局和天津市公安局同時下達了逮捕計兆祥等人的命令。抓捕小組本想等計兆祥發報時抓他個現行,結果左等右等也不見他發報。小組組長張烈判斷計兆祥今晚可能不會再發報,決定立刻行動。幾名公安人員踢開房門,將睡夢中的計兆祥夫婦逮捕。
經過搜查,在計兆祥家中搜出美式直交流15瓦電臺一部,密碼本4冊、電報底稿2冊、美式2號左輪手槍1把,還有其他諜報人員工作方法手冊等。在計採楠信息搜出「計愛琳」印章一枚,正是她領取活動經費時所用。
在鐵的事實面前,計氏兄妹對間諜行為供認不諱。
訊問得知,像電視劇《潛伏》裡的餘則成一樣,計兆祥一人負責電臺的臺長、報務、譯電和情報搜集、整理的全部工作。不過,計兆祥比餘則成還要厲害,因為他有電臺,也會收發報。因此,計兆祥被敵特分子稱為「萬能臺」,其他特務均為他的外圍輔助人員。
計兆祥交代,從1949年2月一直到被捕,他共發報215次,收發件文稿多達3萬字。通過他的情報,國民黨空軍6架B-24轟炸機,炸毀北平南苑機場飛機4架,死傷20餘人。他發出的毛主席將出訪蘇聯的情報,則引來了一場刺殺主席的大陰謀。
1950年的南苑機場
原來,收到計兆祥的情報後,國民黨保密局局長毛人鳳立刻向蔣介石作了匯報。經蔣介石同意,毛人鳳決定進行一場刺殺行動,利用潛伏在東北的敵特組織,組成一個「東北地下技術縱隊」。
他們的計劃是:
把「縱隊」分兩路,在主席前往蘇聯的路上從專列兩翼進行堵截,一路破壞長春的14號鐵路,使專列顛覆,之後進行現場截殺。另一路潛伏在哈爾濱車站等候,如第一路未成功,第二路則在專列經過地點埋設定時炸彈,製造第二個「皇姑屯事件」。因為時間倉促,沒等他們安排好,毛主席已經去了蘇聯。他們就準備在主席回國時再行刺殺。
毛主席在莫斯科大學會見中國留學生
根據計兆祥等人的交代,公安人員隱藏地特務預定的地點守株待兔,臺灣派出行刺的特務跳傘剛落地,就立刻被我俘獲。之後,偵查員假扮臺灣特務與「東北地下技術縱隊」接上了頭,將其一網打盡。
1950年6月2日,北京市軍管會軍法處依法判處計兆祥死刑,其他相關人員根據情節輕重,均受到了應有的懲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