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凡夫俗子 來源於：凡夫俗子話財經
若干年前的一個春天，筆者手持個人簡歷，東奔西走穿梭於帝都各大高校的招聘宣講會之間。但凡好一點的用人單位，招聘現場都匯集了來自各大名校身懷絕世武功的青年才俊。閒聊之餘，筆者發現他們不少人都已是手握N多家知名企業的offer，隨便拎出來一個都令旁人豔羨不已。可為什麼還是這麼不辭勞苦地奔波呢？
一位面試夥伴的答案驚醒了夢中人：「我們找的不是工作，而是戶口。」
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那位兄臺到頭來還是沒能如願落戶帝都。時隔幾年，聽說他花錢辦理了天津的積分落戶。在同樣身為直轄市的鄰居家生根發芽，或許多多少少也彌補了他內心深處的遺憾。更何況彼時落戶天津也非易事，那裡的高考制度是出了名的高性價比。綜合想想，他應該挺知足的。
然而就在幾天前的5月16日，一個名曰「海河英才」的行動計劃橫空出世，讓落戶天津的條件大幅度放寬。不少人驚呼：成為天津人居然可以像喝水那般簡單！一時間，在「爭做新一代四有津人」的使命感召下，「天津公安」APP癱瘓，無數仁人志士爭湧津門，恢弘的氣勢足以讓人驚掉下巴。
對比幾年前的花錢辦理積分落戶，不知那位兄臺此刻是否正哭暈在廁所。
放眼全國，不僅天津，隨著「搶人大戰」的硝煙日漸瀰漫，全國範圍內不少一二三線城市都捲入到這場戰爭之中。在觀望各個城市祭出的大招之餘，人們忽然發現：戶口已不再是老大難了。且不提西安的「確保24小時辦完一個落戶手續」與山東的「一人落戶，全家落戶」，就連向來高冷孤傲的北京，在「疏解整治促提升」的同時，也給人才開闢了綠色通道。
曾幾何時，戶籍制度幾乎就是一座無法逾越的高牆，橫亙在城鄉之間、出生地與居住地之間，以至於人們辦理身份證、護照、籤證都要不斷地往返奔波。京滬這樣的城市自然不用多說，就連落戶於一個三四五線城市都是何其艱難。想到落戶者們曾遇到過的種種「艱難險阻」，真是恍若隔世。
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這座經歷了60年風風雨雨的中國式「柏林圍牆」，已然來到了土崩瓦解的進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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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種程度上講，我國戶籍制度的誕生有其歷史必然性。
1954年，新中國頒布實施第一部憲法，其中規定公民有「遷徙和居住的自由」。可見在新中國成立伊始，我國人口是可以不受限制地跨區域流動的。
彼時的中國經濟底子實在是過於薄弱，大力推進工業化建設便成為國家的首要任務。鑑於複雜的國際形勢，在蘇聯等國家優先發展重工業道路實踐的影響下，我國做出了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戰略選擇。
初始資本投入巨大是重工業最顯著的特點。當時中國的比較優勢在於勞動力而非資本，為了促進重工業的資本積累，除了對外依靠來自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援助之外，我國對內只得依靠降低生產成本來予以支持，其中又以降低原材料價格和工人工資為主要方式。這就要求降低工人們的生活成本，於是國家開始對農產品實施低價格政策，由此形成了工農業產成品的價格「剪刀差」——本質上講，這是以犧牲農民來發展重工業的無奈之舉。
與此同時，農業與工業在生產水平上的差距，讓農村勞動力具有極為強烈的願望流向城市。然而，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另一面，是城市無法容納太多的就業崗位，倘若不採取有效措施，二元經濟結構的現實狀況同龐大的人口規模相結合，必將導致城市薄弱的基礎設施被擠垮。
從大局出發，為了防止農民在比較利益的驅動下進城務工，有關部門建立了戶籍管理制度，以此對農村勞動力的自由流動進行約束。其標誌便是1958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從此確立了把城鄉人口相互隔離的戶籍管理體制，城鄉人口分布和勞動力配置開始凝固化。在戶籍制度範圍內，農業生產者既不能隨便變更居住地，也不能自行改變職業。
在那個我們不太熟悉的年代，與戶籍制度一同誕生的還有一個詞彙——「盲流」，指的就是那些未經許可即離開鄉土、「盲目流入」城市卻無穩定職業和常住居所的人們。1987年，由許還山執導的同名電影《盲流》，真實而深刻地反映了那段特殊時期的些許辛酸。
不僅如此，針對農村勞動力自由流動這一狀況，國家還設置了第二道屏障：一系列福利體制均與戶籍制度相掛鈎，從而保證城市生活的低成本並排斥外來人口分享；城市住房、醫療、教育和其他生活基礎設施都含有排他性的補貼，外來人口被拒絕在這種福利待遇之外。
至此，大量農業勞動力成功被束縛在農村，而戶籍制度宛如「柏林圍牆」一般，橫亙在城鄉居民之間難以撼動。
平心而論，在新中國特定的發展階段，戶籍制度的建立確實發揮了一定的積極作用，尤其表現在減輕城市在工業化進程中的就業壓力、保障城市工業化的優先發展、維護城市的社會穩定等方面，在促進經濟和社會協調發展上同樣功不可沒。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戶籍制度還有效避免了城市人口基本生活必需品按計劃供給的失控與無序。
可是對農村人口來說就沒那麼幸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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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後的二十年裡，由於種種歷史原因和錯綜複雜的國內形勢，我國的二元戶籍制度不斷強化，這也加深著城鄉居民間的隔離，加劇著城鄉發展的不平衡，加大著城鄉居民社會地位上的不平等。這些主要從以下三方面得以體現。
首先，城鄉經濟發展失衡。
我們可以從城鄉居民收入與支出的變化中尋找答案。
從收入水平來看，城鄉居民雖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長，但城市居民增長幅度明顯高於農村。以人均生活費收入為例，1957年，城鎮居民人均收入為235.4元，農村居民為73元；到了1978年，兩項數據分別為316元和133.6元，差額從1957年的162.4元擴大至1978年的182.4元。
從消費水平來看，同樣存在著類似的現象。以人均生活消費支出為例，1957年，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為222元，農村居民為70.9元；到了1978年，兩項數據分別為311.6元和116.1元，差額從1957年的151.1元擴大至1978年的195.5元（參見表1）。
收入與支出差距的擴大，側面反映出城鄉經濟發展的失衡，農村居民的生活質量顯然比城市居民提高得更慢。
其次，城鄉居民就業機會差別巨大。
建國以來，我國農村在完成土地改革的基礎上，先後開展了農業合作化運動和人民公社運動，實現了農業生產資料公有制和農業勞動集體化。在戶籍制度的控制下，農村勞動力不能自由遷移和進城就業，只能在農村從事集體生產勞動；而城市地區則實行以統包統配和固定工為主要特徵的全面就業制度，企事業單位的勞動力和工資安排均被納入國家計劃管理。由於嚴格限制農村招工和農民進城，城市居民僅僅憑藉城市非農戶口就可以享受「鐵飯碗」。
顯然在就業上，城鄉居民的待遇是全然不同的。究其原因，可以概括為三句話：
1、戶籍身份決定了勞動者的就業機會，「先調配後招收」、「先城市後農村」的原則造成了就業制度的排他性，讓城市非農戶口成為前往城市就業的通行證；2、農民實現「農轉非」的機會太少、難度太大，即便是抱有「讀書改變命運」的農民，也會因高等學校招生規模偏小和農村教育水平落後的現狀讓理想難以實現；3、戶籍身份的世襲性與就業單位職位的可繼承性，讓城鄉勞動者的就業隔離有著與生俱來的代際傳遞特徵。
最後，戶籍制度直接影響到城鄉勞動者的福利待遇。
城鄉二元社會結構下，政府對擁有非農業戶口的城市居民採取包下來的政策，通過政府財政預算為城市提供就業、住房、食物、水、汙水處理、醫療設施、退休養老、治安保護、教育及其它生活必需品等各種福利和全面保障，卻把農村排除在這一體系之外，農村居民被要求自力更生，不享受城市居民尤其是國有企業職工享有的任何服務和福利項目。
換句話說，基於戶籍制度的福利制度是向著城市居民傾斜的，擁有非農業戶口的城市居民享受食物供給、住宅、退休養老金、醫療等一系列勞動保障和福利，這些制度措施提供了制度性工資之外的一系列貨幣及非貨幣收益，增加了城市職工的實際收益，並且這種工資外的收益佔總收益的份額越來越大。而農村居民無論在保障項目、保障內容和保障水平上都無法與城市居民相提並論。
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來會打洞。在看似牢不可摧的「柏林圍牆」阻隔下，這句俗語仿佛也成為了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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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改革開放的春風吹遍了神州大地，同時也吹動了僵硬的戶籍制度。
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和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確立，城市輕工業與服務業日漸壯大，對勞動力需求增加；而農村勞動力剩餘日趨明顯，戶籍制度阻礙人口遷移的問題愈來愈突出。最典型的例證便是鄉鎮企業的崛起，讓相當數量的農民工及其家屬開始到城鎮務工經商，並迫切要求在集鎮落戶。
為了適應新形勢的要求，國家開始逐步改革戶籍制度，即放寬指標控制，逐漸轉變為準入條件控制，設定的「入市」門檻也不斷降低。
1984年10月，國務院頒布了《關於農民進入集鎮落戶問題的通知》，其中規定：
1、凡申請到集鎮務工、經商、辦服務業的農民及其家屬，在集鎮有固定住所，有經營能力，或在鄉鎮企事業單位長期務工的，公安部門應準予落常住戶口，並及時辦理入戶手續，發給《自理口糧戶口簿》，統計為非農業人口。糧食部門要做好加價糧油的供應工作，可發給《加價糧油供應證》，地方政府要為他們建房、買房、租房提供方便，建房用地，要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和集鎮建設規劃辦理。2、到集鎮落戶的農民應事先辦好土地轉讓手續，因故返回者應準予「回流落戶」。
「自理口糧」的實施，堪稱我國戶籍制度的一項重大突破，它使長期被固定在土地上農民擁有了改變自己職業和選擇生活住所的權利，打破了自1958年以來二元戶籍制度指標控制的堅冰，使城鄉人口流動成為可能。
對於壓抑已久的農村居民們來說，這個消息無疑是大快人心的。於是借著改革開放的東風，從農村向城市湧入的人口規模空前驟增。在此背景下，一戶一本的《戶口簿》逐漸顯得力不從心起來。
面對人戶分離日益嚴重、流動人口管理趨於失控的形勢，1985年，公安部出臺了《關於城鎮暫住人口管理的暫行規定》，該規定決定對流動人口實行《暫住證》、《寄住證》制度，標誌著公民開始擁有在非戶籍所在地長期居住的合法權利。
同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居民身份證條例》，該條例規定「居民在辦理涉及政治、經濟、社會生活等權益事務時，可出示居民身份證，證明其身份」。由此，我國統一的居民身份證制度正式得以建立，這是對二元戶籍制度的又一次重大改革，憑藉「一人一證」對「一戶一薄」的替代，實現了戶籍制度由對「戶」管理向對「人」管理的轉變。這不僅極大地放鬆了戶籍制度對於人口遷移的約束和限制，更體現出我國公民平等權和自由遷徙權理念的回歸。
不過總體來看，直到上世紀末，關於戶籍制度改革的一系列舉措只能說是逐步鬆動，其二元隔離的屬性並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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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新世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迅速發展與改革開放的持續深入，讓戶籍制度越來越難以適應我國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非但不能為發展助力，其諸多弊端也日益暴露。
一方面，戶籍制度影響了勞動力資源的合理配置。
在市場經濟環境下，各種資源與要素應當根據供求變動與利潤趨向實現優化配置，人口的流動正是優化勞動力資源配置的有效手段。然而，戶籍制度依舊阻礙著人口的正常遷移，大量處於農村的剩餘勞動力難以轉出，這不僅加劇了城鄉與區域發展的失衡，還阻礙了國家城鎮化的推進。
另一方面，戶籍制度延續著城鄉居民身份地位的不平等。
公民身份地位的平等與發展機會均等是市場經濟的題中應有之義，但是二元戶籍制度的存在無疑與此相悖。「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的差別，實質上對應的是一系列福利制度的差異。儘管在新時期，我國正在努力進行教育、醫療衛生、住房與社會保障等方面的制度改革，有些依附在戶口上的福利與特權正在廢除或淡化，但是因戶口導致的身份、權利、機會不平等等現象依然存在。
在時代的召喚下，現行戶籍制度的改革已是大勢所趨，勢在必行。
為此，2001年3月30日，國務院批轉公安部《關於推進小城鎮戶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見》，以小城鎮為起點開始深入貫徹，這標誌著我國戶籍制度的改革步入加速時期。而後，全國各地都在大膽探索新的戶籍改革方案，呈現出一片「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局面（參見表2）。
儘管上述戶籍改革模式有所不同，但其大體邏輯都是一致的，那便是迎合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降低城市落戶門檻，讓作為經濟活動主體的人能夠自由遷徙，企業能夠自主用工，勞動者能夠自主擇業。
不過歸根結底，經濟發達的一線城市才是到人們流動意願的真正所在，因為那裡有更多的機會與更好的前景，哪怕沒有機會落戶或拿到居住證也願意「漂泊」於此。
以北京為例，2010年，北京常住人口為1962萬人，距離2000萬大關僅一步之遙，同2001年相比，年均增加64.3萬人。其中，2010年，北京非戶籍人口700.3萬人，佔總人口的比重已經達到35.7%（參見下圖）。改革開放至2010年，北京人口增加第一個500萬用了23年，增加第二個500萬僅用了9年——而這第二個500萬中，近八成是非戶籍人口。
從宏觀經濟層面看，大量的人口湧入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而二三線城市的發展建設卻急缺人才，其實也是一種人力資源的浪費。
5
時至今日，如火如荼的「搶人大戰」，再度為戶籍制度的加速改革助了一把力。雖然與前文所述的「人才引進」模式在邏輯上大體相同，並不新鮮，但這次有兩點是不一樣的。
一來，「人」受到的重視程度前所未有的高。
自2012年起，我國15~59歲的適齡勞動人口規模開始縮減，此後便一發不可收拾。這便標誌著我國「劉易斯拐點」的來臨與人口紅利的衰減。此時，唯有通過更高質量的勞動力來彌補數量上的缺失方為經濟社會發展的上策。
與此同時，在知識經濟和全球一體化的背景下，科技進步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越發強大，諸如大數據、雲計算、物聯網、人工智慧等新興技術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出來，這也客觀上形成了國內市場上對人力資本前所未有的巨大需求。
二來，前景可期的城市越來越多。
當人們把目光聚焦在一線城市時，卻未曾留意到二線城市也在飛速發展。繼天津、重慶、蘇州後，2014-2017年，杭州、成都、武漢、南京、青島、長沙、無錫七個城市經濟總量也相繼進入「萬億俱樂部」，且經濟增速始終高於全國平均水平。同時，這些二線城市的軟實力也在不斷提高，其中，杭州已經躍居「新一線」城市行列。
不僅如此，國家的政策也正在向二線城市傾斜。在2017年確定的「國家中心城市戰略」城市名單中，除了北上廣深外，杭州、成都、武漢、南京、鄭州、青島、西安等城市悉數在列。該戰略不僅將上述二線城市提到了新的高度，更是充分肯定了它們對所在區域的輻射帶動作用。可以預見的是，未來二線城市的集體崛起，會比經濟發展趨於飽和的一線城市前景更令人振奮和期待。
為了吸引人才湧入，讓二三線城市經濟發展更均衡，地方政府在擴大「人才」概念範圍的同時，還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開放落戶政策首當其衝。事實上，二三線城市憑藉著自身飛速的發展、較低的成本以及舒適的生活環境，也正在日益吸引著人們的目光。
落戶門檻越來越低，惠及範圍越來越廣，人們越來越願意加入，曾經堅固無比的「城鄉柏林圍牆」也正在趨於坍塌，取而代之的是全國範圍內各個城市間更為合理的勞動力資源配置。
這當然是極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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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話說回來，此時此刻想要落戶天津，也早已變得不像幾天前那般容易。
隨著重磅補丁的接踵而至，本來近乎削平的入津門檻，又再度砌了起來。這仿佛也在提醒著國人：那堵中國式的「柏林圍牆」依然還在那裡，只不過是矮了一截而已。
或許，「柏林圍牆」真正坍塌的時機尚未成熟；亦或許，它原本就沒有徹底坍塌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