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4日下午，第二十六屆上海電視節白玉蘭電視論壇活動「影像記錄時代——中國紀錄片高質量發展研討」在上視大廈舉行。論壇圍繞著「記錄當代生活，展現時代強音」「紀錄片的跨界創新」兩個主題，邀請了行業內翹楚齊聚一堂，共同討論中國紀錄片行業現狀和未來成長，以及探討新版圖、新格局下的紀錄片生態。
如何更好地推動紀錄片高質量創新性的發展？國家廣播電視總局宣傳司司長馬黎在會上表示，一是要繼續優化政策環境，二是突出項目帶動，三是加強人才的培養，四是加大海外傳播的力度。
「原來在國際合作的時候最苦惱的一件事情，我要從現成的作品裡面抓一批作品，去搞國際推廣。現在我更希望延長到它的創作，到它的動議這裡面，這個階段就要考慮國際傳播的方法、效果，這樣我們從抓一個作品，一開始就立足於更大的價值體現和社會傳播。」馬黎說。
左起：主持人、蔡徵、李逸、梁紅、楊曉清、餘樂
關注的視角：信息爆炸的時代，創作者該如何選擇獨特的觀察視角？
今年入圍紀錄片單元的3部中國紀錄片分別是《大城無小事——派出所的故事》《但是還有書籍》《熱流》。其中，《大城無小事——派出所的故事》記錄基層警務人員工作實況，反映真實警民關係，該片一經播出就受到觀眾的青睞。
該片主創、東方衛視副總監蔡徵認為，這部片子大的關注點正是「最前沿的治安觸角」。
《大城無小事——派出所的故事》
上海是國際大都市，一線的五萬多名民警，派出所有兩萬五千多名。蔡徵認為，民警的工作，跟影像的表達天然有契機；因為第一有懸念，第二有現場、有衝突，第三有人性；從警察的視角，來看人間百態，看城市管理都是非常有效的。
中國警務有很多是協調的，世界警務更多是打擊。蔡徵也隨後透露，今年正在籌備跟上海市公安局的803刑偵總隊和經偵總隊合作的《大城無小事之城市獵人》。對於紀錄片的獨特表達，蔡徵認為，把我們自己熟悉擅長領域的故事和人說好，可能是我們實實在在能做的事情。
《人間世》是SMG一個非常重要的紀錄片IP品牌，去年還獲得了白玉蘭的最佳紀錄片獎。SMG紀錄片中心主任李逸在現場回憶了《人間世：抗疫特別節目》的臺前幕後，「前前後後拍派了十三名編導和攝像。同時上海的團隊也沒有閒著，他們大量的為前方提供各種各樣拍攝的相關的信息。」在關鍵的時刻衝到一線，這足以證明作為一部好的紀錄片，不僅要有對生活觀察、文化沉澱，還需要主創團隊的魄力和勇氣。
不僅僅是視角的問題，作為央視紀錄頻道的掌門人、央視紀錄頻道總監梁紅覺得，所有的紀錄片作品，都應該關照到三個層面：第一是行業邏輯，第二是時代命題，第三是國際使命，更多指的是國家的文化使命。
她進一步解釋說，「在平時紀錄片的製作上，一方面是看得見摸得著的記錄真實的故事，還有一種是看不見摸不著、靠紀錄片工作者的思考力、認知力，去尋找時代的命題和國家的文化使命，這一點來說，我覺得紀錄片人偷不了懶。」
「紀錄片人最需要一雙發現的眼睛，因為上下五千年，包括自然界很多命題，都是我們看不見摸不著的時候的作品和選題，這個非常考驗紀錄片人的文化積澱，對世界的認知、探索好奇的一顆好奇心。如果沒有這樣的心態認知和文化儲備，是做不好紀錄片的，即使做好了也是曇花一現。」梁紅進一步解釋說。
傳播的關鍵點：新技術的產生和發展，也給紀錄片的拍攝帶來了更多可能性，帶來了不同的視角以及內容的挖掘。
以空中敘事與航拍美學為載體，《航拍中國》以鳥瞰影像提供了一種獨特的視角。有極致美景，也展現著中國的急速變化。央視紀錄國際傳媒有限公司創作總監、導演餘樂認為，《航拍中國》是自然地理決定了人文地理。
《航拍中國》第三季海報
「我們一直在一個高空的視角看中國，看我們平時熟知的日常，我們開始思考，為什麼人們會聚集到這個城市？為什麼人們會聚焦到河邊？為什麼他們在山的陽邊建房子？為什麼逐水而居？這個我們都可以（從片中）看得到。」餘樂強調說：「我們的確拍了很多活動性的畫面，但是這些熱鬧不附著在硬的邏輯上面，其實它的感染力是不夠的，或者它的構成是單薄的。所以我們一個大邏輯，就是自然的條件，山川河流海洋等等的這一些基礎的條件，決定了最終的人文的形態以及布局。」
從《舌尖上的中國》到《鮮味的秘密》，再到最近做的脫貧攻堅的紀錄片，作為一個有22年創作經驗的紀錄片人、農影中心導演楊曉清認為，紀錄片的靈魂就是創新精神。
她在《鮮味的秘密》中做了很多創新嘗試，把「將科學知識轉化為生動脫俗的表達」稱作是一塊硬骨頭。這一次接手扶貧題材，楊曉清感慨地說，千千萬萬的無名英雄走上扶貧一線，無私付出，沒有太多的轟轟烈烈，更多的就是用他們繡花針的功夫，默默無聞做好一件一件的平凡小事。
她舉了一個例子，是一個農大教授帶領他的團隊深入雲南邊境的一個貧困村，幫助村民改建房子，開客棧脫貧的故事。
「這個村子的村民每天都在辛苦勞碌。天剛剛蒙蒙亮的時候就起來勞作，砍甘蔗、餵豬，做農活。很多人五點鐘起來割膠，婦女們五點鐘起來下山去打零工，一直幹到天黑，一天賺一百塊錢。但是全村沒有一個富裕戶，沒有一棟像樣的房子，他們的貧困完全是因為懶惰嗎？順著這個疑問往下挖，最終知道他們落入了貧困陷阱是難以自拔的。在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幾十年間這是一群嚴重掉隊的人，光靠他們自身和傳統產業是很難擺脫貧困的。」其次，有一天當幫扶團隊離開了這個村莊，這些村民丟掉了拐杖之後，能自己站穩走下去嗎？會不會返貧？
楊曉清總結說，當創作者有深度思考的時候，是不會給一個故事輕易劃上句號的，它一定會給觀眾留下空間回味。
從傳播的角度，李逸也深有感觸，他認為不管是中國觀眾還是海外觀眾，故事是不是真實，是不是有共鳴性，非常重要。其次是跟新媒體深度的融合，這是作為傳統廣播電視臺面臨的一個重要課題。
餘樂則拋出了一個大家似乎都曾經問過的問題：借鑑一下現在很火的短視頻APP，它們為什麼可以國際化？餘樂覺得，能夠被廣大的大眾接受的、攻克人心的都是趣味。
「我曾經在所有的場合，公園裡、地鐵上，看到很多人都在刷抖音。可能我們當中的大部分人不見得都會看，但是它確實徵服了很多的大眾、海外觀眾。我們紀錄片人過去更強調我們要表達什麼。我們認為表達什麼，就是趣味本身。現在要反過來了，從另外一端來看，大眾更關注什麼，這就是紀錄片人要關注的方向。」餘樂說。
左起：主持人、幹超、寧玉琪、徐崢、趙捷、朱樂賢
全民紀錄的時代，媒介無所不包「跨界」「破圈」成為近年來的熱詞，觀眾們也樂見紀錄片這樣一個嚴肅的藝術形式，實現了平臺、空間、創作上的突破與跨越。從記錄時代變遷的《從<中國>到中國》，到激起美食熱浪的《風味人間》，再到深受年輕人喜愛的《中國喜事》，中國紀錄片實現了平臺的多重跨越。
談到視頻網站都有什麼標準來突顯出自己平臺的特質？「優愛騰」三大網站紀錄片掌門人在現場分享了各自的看法。
優酷副總裁、泛文娛內容中心總經理幹超表示，一個是這個時代最迫切的命題，一個是人們內心柔軟的地方。優酷更多的是關注「腳踩在大地上的人的生存狀況」。
愛奇藝紀錄片中心總監寧玉琪則認為在愛奇藝的血液裡面，一直以創新為基因。「紀錄片一直跟隨著劇和綜藝的方向，很在意自製的內容。目前會引入一些小體量的內容，創新型，並不是說想要去創造一個頭部的內容，是想從幾個維度去搭建不同平臺板塊，然後去嘗試和用戶對話。」
騰訊紀錄片頻道每年都會推出一部正能量的片子，比如前年做的改革開放四十年的主題、去年的《幸福在哪裡》，今年的《小康社會》。企鵝影視紀錄片工作室總監朱樂賢表示，希望我們的片子有更多的國際傳播力，能真正的傳播到國外去。
談到視頻平臺對年輕的紀錄片製作者的扶持計劃，幹超特別自豪於平臺會在每一個細節上，儘可能幫助這些年輕的獨立紀錄片製作人。
「比如說你給我們寫郵件，24小時回覆你；比如說你報一個選題，我們一定七天之內給你最後的答覆；比如跟我們籤合同以後，今天該付這個錢了，我們一定日清，一定不拖欠任何的款項。另外也包括我們和年輕導演合作的時候，比如說大家一起來投這個片子，你投了10%，我投了90%，但是最後商業回報來了之後，我先給你收回你的成本，這也是我們的合作方式。接下來我們跟阿里影業溝通，有沒有可能進入阿里影業的中國電影的扶持計劃。就是很多基金它其實給的是錢，給的是一些技術上的支持，但是很少能夠從錢到內容到技術到播出平臺，然後到影院，到發行，能夠給予全系列的支持。」
此外，幹超還提到希望短視頻成為一個創新的源頭，做一些跨界的東西。「比如我們做『六個糰子』的項目，講野生動物園最萌的六種動物。獅子、老虎、熊貓等，從出生起第一天到六個月的成長，年輕的女性觀眾看到這六種最萌寵的動物在你面前不斷的成長。比如今天你養的獅子，我養的老虎，我們關係不錯，我們獅子老虎一起出去玩，一起拍照。它是一個社交性的遊戲。今天的短視頻的紀實內容當中，可能未來會發生很多形態的變化，甚至是社交的部分大於本身的短視頻本身的部分。所以我覺得從產業端去思考這些問題，還是很有意思的。」
作為紀錄片論壇上的新面孔，導演徐崢表示自己也很喜歡看紀錄片，雖然不是一個紀錄片發燒友，但每次只要看到紀錄片，都會被紀錄片深深吸引。
徐崢
在疫情期間，徐崢跟小夥伴討論項目開發的時候突然發現，在這個時代，大家更多的關心真實的影像。他認為這不是紀錄片作者做的內容造成的，而是整體的形態造成的。
「全民都在做紀錄。不管你是自製的內容還是定製的內容，大部分的內容，我們都可以把它歸類為紀錄，因為是真實的內容。」徐崢表示自己做影視一直致力於虛構的內容，「虛構的內容也是來源於真實，只是我要虛構一個故事給你看。包括《藥神》開始放的時候，我發現真人真事改編的故事，會更加受到大家的關注。」
疫情期間，人人都在vlog，一些短視頻app上的創作者們也不分年齡專業和地域各顯其能。
徐崢認為，未來紀錄的表現形態，不僅僅是傳統紀錄電影長篇巨製的樣子，它會是各種各樣。
「他拿手機在記錄自己做的一個菜，他的紀錄行為就已經開始了，變成某一種類型的紀錄片創作者和製作者了。」徐崢對紀錄片的未來也充滿希望，「如果這些都可以用現代年輕人可以接受的方式，漸漸地轉換為一種紀錄的形式，這個就是藍海，不是我必須要到電影院才能看到這個紀錄片，它的媒介是無所不包的。」
會上，徐崢被問到如果有興趣拍紀錄片，會拍什麼？他表示自己對遂昌的一個公益學校投資人很感興趣。
杭州一個餐廳老闆為了找到好的食材，把遂昌那個地方變成餐廳食材的供應端。老闆讓當地的農民幫他養雞種菜。當老闆發現這些農民的孩子不上學，他又在這邊蓋了一個學堂，幫助這邊的小朋友上學。有個很著名的作曲家很喜歡這個地方，因為這個地方種的菜是綠色的，東西又很好吃，作曲家經常到那裡隱居、創作。當作曲家看到這些孩子，就組織這些孩子弄成一個合唱團……
「我覺得這是非常好的故事，如果我早點了解這個故事，我就不拍我的家鄉，拍這個人了。可以把美食、音樂、教育這些元素都放在一起，就是一個很好的紀錄片的題材，還可以翻拍成一個電影的題材。」徐崢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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