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刊於《上海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2期
摘要：蘭波的詩歌常常在放棄信仰和皈依上帝的「無休止的鬧劇」中搖擺。事實上，蘭波並不打算做出堅定的選擇，他是要通過意義的不連貫和不斷轉換，創新詩歌，擺脫束縛，為此他甘願成為「被詛咒的詩人」。蘭波的詩歌也表達了對出發的渴望，一次次的出發刺激著蘭波的創作，甚至他不斷出發的生命本身也是創造詩歌語言的過程。他無休止地出走與回歸，不可能實現「逃離」，但他並不因此放棄遠行。在擴展了詩歌的邊界之後，他回歸生活本身，為發現世界的未知而再出發，但放棄詩歌不意味失敗，沉默反過來補充了詩歌的話語。他的話語和沉默，他的出走和回歸，都是在創造新的可能性，提供通向未來的通道，對後世產生了重要影響。
關鍵詞：蘭波；詩歌；詛咒；逃離；出發
中國比較文學學者李建英教授在她的博士論文中，將法國與中國兩位相似的被詛咒的詩人阿爾蒂爾·蘭波和顧城做了比較：蘭波想要成為「盜火者」，Arthur Rimbaud, 「Lettre à Paul Demeny du 15 mai 1871」, Poésies complètes, introduction, chronologie, bibliographie, notices et notes par Pierre Brunel, Paris, Le Livre de Poche, 2016, p.153. \[本文中所有蘭波詩歌譯文大多出自《蘭波作品全集》（王以培譯，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引用時有改動。——譯者注\])而顧城這位20世紀的中國詩人，借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一位「試圖不斷地燃起願望電火的人」。誠如這部論述所強調的那樣，「火」的內涵在兩位詩人的心目中是一致的，儘管他們的生活相隔一個世紀。(Jianying Li，Gu Cheng, Un Rimbaud chinois, Editions Universitaires Européennes, 2010，p.212.)然而，「火」的內涵在不同時期的不同文化中產生了各種各樣的變化。古希臘神話中，普羅米修斯從奧林匹斯那裡為人類盜火併賦予人類智慧。對詩人和藝術家而言，火是創造的力量，蘭波和後來的雅克·瓦謝（Jacques Vaché）、安託南·阿爾託（Antonin Artaud）、 讓·皮埃爾·杜普雷（Jean-Pierre Duprey）以及其他幾位盜火者一樣，將一切焚燒至盡，為的是在內心建造起王國。毫無疑問，這個王國是窺探他們未解之謎的標準，這個標準甚至就是他們的自由，他們正是通過自由逃離了我們。談論他們中的任何一位，我們都要保持謙卑，因為我們必須承認，關於他們，從來不存在任何既定的真實。對蘭波來說尤其如此，因為他沿著沒有地圖的道路，以各種犧牲和矛盾為代價，以一種努力贏得的自由，創造了這個至善的王國。假如在資料有限的時代，有些人可能更想抹去世間的一切痕跡，從而使世界更為神秘，蘭波與莎士比亞、荷馬一樣，就是其中之一。盜火者的舉動有巨大的吸引力。1883年，保爾·魏爾倫（Paul Verlaine）成為第一個反省「被詛咒的詩人」這個特殊群體的詩人，幾年後，他又將他們稱作「純粹的詩人」。《利特雷字典》（Littré）成書於蘭波的時代，根據字典定義，被詛咒的人就是「被厄運擊中」的人。首先符合這個定義的形象就是撒旦或「被上帝詛咒的該隱」。過了很久以後，人們才漸漸接受「被詛咒的」這個形容詞的轉義，即「被所處社會和同時代的人所拋棄的人」。該隱和撒旦在西方文化中是最古老的被詛咒者，波德萊爾在1857年第一版的《惡之花》中就引入了這兩個形象。他從《聖經》中汲取靈感，又改變了人物原本的面貌。《聖經》中該隱殺死了弟弟亞伯，墮落天使路西法變成了象徵著惡魔的撒旦。被詛咒的人在惡中自稱無所不能，但它同時又保持著最初形象的影子。正如雨果在第四首《頌歌集》中寫道：得勝的魔鬼身影中我們看到了天使流放。(Victor Hugo, 「Ode quatrième」, Oeuvres complètes, Poésie I, Odes et ballades I, Paris : E. Muchaud, 1843, p. 77.)為了證實反叛的正義性，波德萊爾站在該隱一邊：支持該隱和他那因饑荒而墮落、流浪、腐蝕的「種族」——反叛和「種族」也是蘭波創作的兩個動機，總有一天，他們會帶著仇恨升上天空並將上帝摔向地面。緊接著，在長久的連禱之後，人們會向撒旦禱告，而不再向上帝禱告。雖然蘭波很少提起波德萊爾，但他一度是波德萊爾的追隨者。1871年5月15日，正是巴黎公社起義期間，蘭波在寫給帕那斯派詩人保爾·德梅尼（Paul Demeny）的《通靈人書信》中承認，波德萊爾是「第一位通靈人，詩人之王，真正的上帝」，(Arthur Rimbaud, 「Lettre à Paul Demeny du 15 mai 1871」, Poésies complètes, éd. cit., p.156.)他並未將波德萊爾稱為被詛咒的詩人。蘭波給「真正的上帝」加著重號，也許帶有某種諷刺意味。1871年5月，短暫而劇烈的巴黎公社運動最後失敗了。但運動期間，蘭波與起義者及那些獻出生命的「勞動者」站在一起。在5月15日的前兩天，他給曾經的老師、將他引薦給保羅·德梅尼的伊桑巴爾(Georges Izambard)寫信說，「瘋狂的憤怒將我推向巴黎戰爭」，(Arthur Rimbaud, 「Lettre à Georges Izambard du 13 mai 1871」, Poésies complètes, éd. cit., p.144.)儘管他看上去並未真正參與其中。蘭波並未夢想成為「詩人之王」，亦未像後來的魏爾倫在生命行將結束時正式得到「詩人中的王子」的稱號。他想要成為完整意義上的「勞動者」，這意味著要全身心地投入自由事業，甚至成為普羅米修斯式的勞動者。正如那封長信中所明確闡釋的：「詩人是真正的盜火者。」 (Arthur Rimbaud, 「Lettre à Paul Demeny du 15 mai 1871」, Poésies complètes, éd. cit., p.153.)1871年5月，蘭波寫給伊桑巴爾和德梅尼的兩封信中，一再地強調既包含先知力量又包含超然力量的「通靈人」一詞：「我工作是為了讓自己成為通靈人」，(Arthur Rimbaud, 「Lettre à Georges Izambard du 13 mai 1871」, Poésies complètes, éd. cit., p.144.) 「我認為詩人應該是一個通靈人，使自己成為通靈人」。(Arthur Rimbaud, 「Lettre à Paul Demeny du 15 mai 1871」, Poésies complètes, éd. cit., p.150.)寫給德梅尼的信更受關注，因為「被詛咒的人」一詞首次出現在此信中：必須經歷各種感覺的長期的、廣泛的、有意識的錯軌，各種形式的情愛、痛苦和瘋狂，詩人才能成為一個通靈人，他尋找自我，並為保存自己的精華而飲盡毒藥。在難以形容的折磨中，他需要堅定的信仰與超人的力量；他與眾不同，將成為偉大的病夫，偉大的罪犯，偉大的被詛咒者，——至高無上的智者！——因為他達到了未知！(Arthur Rimbaud, 「Lettre à Paul Demeny du 15 mai 1871」, Poésies complètes, éd. cit., pp.150-151.)蘭波沒有舉例。「偉大的病夫」，就是波德萊爾提到的塔索（Tasse），或被關進瘋人院的熱拉爾·德·奈瓦爾（Gérard de Nerval）。「偉大的罪犯」是該隱或在中世紀因謀殺罪而被判處絞刑的弗朗索瓦·維庸（Franois Villon）。「偉大的被詛咒者」是撒旦或那些把自己置於撒旦符號下的詩人們，比如波德萊爾。因此，蘭波召喚了三個邪惡的形象：於身體而言，惡是疾病；於精神而言，惡是犯罪；於靈魂而言，惡是詛咒，即絕對的惡。他似乎使波德萊爾的詩文更加明晰。蘭波意欲成為被詛咒者的堅定信念從何而來？這個問題比2004年發現和出售的詩歌《記憶》第一版的手稿更值得關注。這一版《記憶》的標題是《被詛咒的家庭》，前面還有「來自艾德加·坡」（D』Edgar Poe）的字樣。艾德加·坡的詩歌從未用過這個題目，因此不可能作為蘭波詩歌的原型，但據蘭波的同學歐內斯特·德拉埃(Ernest Delahaye)證實，在夏勒維爾讀書的幾年中，蘭波自主讀過幾部波德萊爾翻譯的艾德加·坡的作品。艾德加·坡被看作是被詛咒的詩人，這一點人盡皆知。詛咒作為不可抹去的話語，是一個符號，一個被選中的標記，代表與旁人不同，即便如此，詛咒也使人陷入痛苦之中，無休止的痛苦使人精神分裂。正如開裂之中的「厄舍古廈」，處在死亡之中的兄妹沒有死，痛苦、秘密和禁忌卻將他們聯繫在一起。他們或許也屬於被詛咒的人。所謂被詛咒的家庭，無須比較最小的細節，便知道蘭波的家庭就是。神情傲慢的《夫人》（她「挺直腰板站立於草原」），正監督「孩子們在鮮花盛開的草地上讀/紅色的羊皮書」(Arthur Rimbaud, 「Mémoire」, Poésie. Une saison en enfer. Illuminations., édition établie par Louis Forestier, Paris, Poésie/Gallimard, 1973, pp.118-119.)（或許指《聖經》），這讓我們想到了蘭波的母親。「母親」「了不起的娘親」，蘭波無法忍受母親的權威，在1871年8月28日寫給德梅尼的信中抱怨不已：「一位像七十三個戴鉛頭盔的衙門一樣強硬的母親痛下決心。」(Arthur Rimbaud, 「Lettre à Paul Demeny du 28 aot 1871」, Poésies complètes, éd. cit., p.176.)為了逃離母親，他於同年9月第四次逃往巴黎，魏爾倫接待了他。然而，母親身在「被詛咒的家庭」中，精神卻已去往別處。母親站在此，內心卻「冰冷、陰暗，行色匆匆！自從那人離去」！(Arthur Rimbaud, 「Mémoire」, Poésie. Une saison en enfer. Illuminations.,éd. cit., p.119.)像極了附近的河流。蘭波的父親，軍官弗雷德裡克由於職業原因，在家庭中鮮有露面。1860年，阿爾蒂爾6歲時，父親徹底離家。蘭波不可避免地感到痛苦，但他亦無法接受自己成為「靜止不動的小舟」。他在《被詛咒的家庭》的末尾處抱怨道，「小舟」，「靜止不動」，(Arthur Rimbaud, 「Mémoire」, Poésie. Une saison en enfer. Illuminations.,éd. cit., p.119.)這似乎暗示了蘭波此後的方向，在母親的枷鎖下，他踏上了父親離開的路。1871年5月26日，蘭波在寄給德梅尼的詩歌《七歲詩人》中，承認自己也屬於生活在「母親」和「作業本」權威下的詩人，渴望逃離，「寫小說/寫大漠中自由流浪的生活」。(Arthur Rimbaud, 「Les Poètes de sept ans」, Poésie. Une saison en enfer. Illuminations., éd. cit., p.67.)他想要「猛烈地揚帆遠航」，(Arthur Rimbaud, 「Les Poètes de sept ans」, Poésie. Une saison en enfer. Illuminations., éd. cit., p.68.)正如他在1871年夏季剛剛完成的百句詩歌《醉舟》中所寫的那樣。誠然，這位可怕的母親用天主教的方式養育了蘭波和他的兄弟姐妹。有人還保存著蘭波和哥哥弗雷德裡克初領聖體的照片。應該是1871年5月14日（寫作《通靈人書信》的前夜），在參加並抗議小妹伊莉莎白的初領聖體儀式後，他寫作了最初版本的《初領聖體》。蘭波在其中揭露「可笑的神秘信仰/和聖母院、稻草聖像一樣豪華」，(Arthur Rimbaud, 「Les premières communions」, Poésie. Une saison en enfer. Illuminations., éd. cit., p.88.)他還回憶到「（他）的初領聖體已經結束」，他肯定希望背棄它，即使他感到「（他）的整個身心/都（還在）遭受過耶穌的不潔之吻」。(Arthur Rimbaud, 「Les premières communions」, Poésie. Une saison en enfer. Illuminations., éd. cit., p.92.)事實上，耶穌基督絕不會被赦免。在詩歌《初領聖體》的末尾，耶穌被指責為「活力的永恆竊賊」。(Arthur Rimbaud, 「Les premières communions」, Poésie. Une saison en enfer. Illuminations., éd. cit., p.93.)在他另一首後來寫的詩歌《米歇爾與克裡斯蒂娜》中，「克裡斯蒂娜」被念出來就足以代表了「田園詩的終結」，因為「克裡斯蒂娜」這個名字中包含了耶穌。米歇爾與克裡斯蒂娜也許是一對想像的夫婦，暗示著神秘的結合。《恥辱》可能也是作於1872年，他在這首詩的末尾自稱「討厭的孩子/愚蠢的野獸」，(Arthur Rimbaud, 「Honte」, Poésie. Une saison en enfer. Illuminations, éd. cit., p.117.)「就像石山中的一隻貓/燻臭了整個世界」，希望「他死後，哦，我的上帝！/還會有人祈禱」！(Arthur Rimbaud, 「Honte」, Poésie. Une saison en enfer. Illuminations, éd. cit., p.117.)常常很難判斷蘭波是徹底拋棄了宗教還是保留了一些宗教教育的影響，我們不敢說他還殘留著信仰。確切地講，這真的稱為「殘留」嗎？這難道不是薩特在波德萊爾身上看到的既向著天使又向著惡魔的「雙重訴求」嗎？就像瀆神的禱告，抑或靈魂受到宗教傷害後對宗教發出的挑戰。不用提克洛岱爾眼中的蘭波，也不用提皈依者甚至殉道者眼中的蘭波，他們為了找尋真正的信仰甘願忍受奧古斯丁式的折磨。在蘭波作品中，介於背棄和寬恕之間，的確存在著體現宗教秩序的話語。但除此之外，還需知道這種宗教話語能帶來什麼：是反宗教還是要其他宗教？蘭波很晚才被列入現代性的先知之列。他在支持聖母領報和宣告廢除之間搖擺不定，跟和他差不多同時代的查拉圖斯特拉一樣，大肆利用詛咒和幻象—— 我們有理由認為相隔十年的蘭波和尼採具有相似性，它關乎一個屬於「人」的宗教的許諾，這是處在歷史之中但擺脫了道德和傳統束縛的「人」，是於上帝而言渺小得如同煤氣燈之於太陽的「人」，他可以挑戰，可以釋放，但又難以以卵擊石。蘭波偷走了火，但帶來了光，他穿越地獄，不顧詛咒，只為給《彩圖集》以色和光，這正是他詩性語言的肌理。預言能揭示未來，它又潛藏在歷史的根源中。蘭波主張要儘可能回到過去，回到他的「高盧祖先」那裡，高盧人是不信基督的。「高盧祖先」(Arthur Rimbaud, 「Mauvais sang」, Poésie. Une saison en enfer. Illuminations, éd. cit., p.124.)幾個字開啟了《壞血統》，又顯露了「假皈依」的跡象，這是《地獄一季》的開篇之作。《地獄一季》也是他1873年10月唯一自費在布魯塞爾出版的作品。他唯一確信的是自己「一向屬於劣等民族」。(Arthur Rimbaud, 「Mauvais sang」, Poésie. Une saison en enfer. Illuminations, éd. cit., p.124.)在中世紀，他可能被捲入了十字軍東徵，這是一場帶有宗教色彩的徵戰，但這也是受詛咒的，「我在火紅的林間空地與老婦、孩子們一同狂舞」。(Arthur Rimbaud, 「Mauvais sang」, Poésie. Une saison en enfer. Illuminations, éd. cit., p.124.)「今天」，無論如何，「異教徒的血液重新歸來」，(Arthur Rimbaud, 「Mauvais sang」, Poésie. Une saison en enfer. Illuminations, éd. cit., p.126.)他發覺「現在我被詛咒」。(Arthur Rimbaud, 「Mauvais sang」, Poésie. Une saison en enfer. Illuminations, éd. cit., p.127.)他意識到了這些信仰的曲折反覆，然而他又思忖：「基督他為什麼不幫我，不讓我的靈魂自由、高貴？」這個問題的結論是：「哎呀，福音已成為過去！福音已成為過去！」 (Arthur Rimbaud, 「Mauvais sang」, Poésie. Une saison en enfer. Illuminations, éd. cit., p.126.)這句話重複了兩遍，以「哎呀」引導出來，難以判斷蘭波在此究竟是誠懇的還是戲謔的。《壞血統》被分成了多節，包含了一套戲劇性行動裡的眾多具體行為。《壞血統》這樣的文本不是要表現一種堅定的意志，而是要傳達缺少連貫意義而又不斷轉變的想法。比如，他剛剛戲謔地表明「我內心深處嚮往上帝」，(Arthur Rimbaud, 「Mauvais sang」, Poésie. Une saison en enfer. Illuminations, éd. cit., p.127.)緊接著就發現「我太愚蠢了」！或者就是，被罰入地獄的人反過來指責「牧師」「教授」「法官」，說他們將自己交送（社會或上天的）審判是錯誤的，「我從不屬於這群人」。(Arthur Rimbaud, 「Mauvais sang」, Poésie. Une saison en enfer. Illuminations, éd. cit., p.128.)他吶喊道：我從來不是基督徒；我屬於面對極刑而歌唱的種族；我不懂法律，也沒有道德；我是個未開化的野蠻人，你們搞錯了……(Arthur Rimbaud, 「Mauvais sang」, Poésie. Une saison en enfer. Illuminations, éd. cit., p.128.)但在下文中，他又聲稱自己無辜：「是的，在你們的光芒中我閉上了眼睛，我是一頭野獸，一個黑奴。可我會得救。」 (Arthur Rimbaud, 「Mauvais sang」, Poésie. Une saison en enfer. Illuminations, éd. cit., p.128.)除非仁慈是「毒藥」，是「被詛咒了上千次的吻」，(Arthur Rimbaud, 「Nuit de l』enfer」, Poésie. Une saison en enfer. Illuminations, éd. cit., p.134.)就像接下來在《地獄之夜》中所說的那樣。所以，先知同樣也是革命者，作為《聖經》中引導奴隸反抗的形象，先知能解放卑下者，就像《光輝歷史》中的一幕，引導人們走出黑暗。在此意義上，曇花一現的蘭波背負著過去和未來的願望和意義，穿過向他敞開懷抱的天空，這片天空承載著歷史中的幻象和夢想。他身處的時代令他激動萬分，這個時代熱衷於歷史的運行法則和決定論，也熱衷於對被埋葬的文明進行考古；這個時代第一次將全世界的人類歷史納入思考範圍，最大限度地開闊了人類視野。蘭波領先於他的時代，必然會急躁萬分，會感到極度地失望。詛咒不正是因此才會逐漸發生變化嗎？「被詛咒的詩人們」以弗朗索瓦·維庸為先驅，他們被社會放逐，不被世人理解，難道不正是在他們的影響下，詛咒的意義悄然發生了轉變？先知高呼，不為瀆神，只為自己對救贖之火的承諾。難道不正是因為身處在一個政治性強的宗教中，先知才要在荒野中高呼？其中不正是有一位曾經未像著名先知那樣獲得重視的，與他的時代、歷史、社會格格不入的笨拙的蘭波嗎？在這個轉變的過程中，必然有所失去，但同時也融入了對其他東西的憧憬，尋求救贖就得從離開法國甚至離開歐洲開始：最聰明的辦法是離開這片大陸，這裡，瘋狂四處遊蕩，尋找苦難的人們作為人質。我進入了含的子孫的真正王國。(Arthur Rimbaud, 「Mauvais sang」, Poésie. Une saison en enfer. Illuminations, éd. cit., p.129.)1873年10月，蘭波轉向非洲，「真正的」非洲。「真正」這個品質形容詞在他的筆下被賦予力量，就像他在《通靈人書信》中形容波德萊爾是「真正的上帝」，(Arthur Rimbaud, 「Lettre à Paul Demeny du 15 mai 1871」, Poésies complètes, éd. cit., p.156.)在後來的《譫妄I》中形容他和地獄伴侶的生活——雖然沒有明言，但基本可以斷定是魏爾倫，他承認「真正的生活」並不存在。一直到他人生中最黑暗的哈勒爾時期——此時他短暫的生命已經快要走到盡頭，他也沒有喪失對得救的追求。就像他在《地獄一季》中表現的那樣，他時而放棄信仰甚至義憤填膺，時而皈依上帝（「上帝賜我力量，我讚美上帝」 (Arthur Rimbaud, 「Lettre à Paul Demeny du 15 mai 1871」, Poésies complètes, éd. cit., p.130.)），隨即又再次拋棄上帝，然後宣稱這是一個「無休止的鬧劇」，為此他指責自己太過看重這個鬧劇，無論這個玩笑是世俗的、鬥爭性的還是過於虔誠的。正因為如此，《彩圖集》中出現一首以《虔敬》為名的詩也就不足為奇了。在蘭波之前，另外兩位被詛咒的詩人阿洛伊休斯·貝特朗（Aloysius Bertrand）和波德萊爾也分別在《黑夜的加斯帕》與《巴黎的憂鬱》中使用過《彩圖集》中這種短散文詩的新形式。《虔敬》首先獻給兩位修女路易絲·瓦納昂·德·伏林根和萊歐妮·奧布瓦，她們的假貴族名字騙不了人，其後附了一個可笑而又倨傲的「Baou」。隨後是向某位叫璐璐的人致敬，根據弗農·安德伍德（Vernon Ph. Underwood）的說法，這是一位在倫敦賣藝的雜技演員，她在文章中被形容為「魔鬼」。向「夫人XXX 」致敬，可能是向蘭波虔誠又令人畏懼的母親致敬。向既被她逼迫去初領聖體（「致曾經年少的我」）又被她要求崇敬「神聖老人」的人致敬，向「窮人的精神」致敬，向「高傲的教士」致敬，他立刻就明白了他的卑鄙無恥。向一位我們無從了解的喀耳刻（Circé）致敬，她在這裡被寫成陽性，「高高冰層上的希爾賽多（Circeto）」，為了進行「默禱」，她從《奧德賽》中陽光明媚的希臘小島被移至北極的夜，但默禱被突然打斷了（「但再沒有『今後』」）。(Arthur Rimbaud, 「Dévotion」, Poésie. Une saison en enfer. Illuminations, éd. cit., p.193.)毋庸置疑，今天的讀者必須了解，蘭波緊張的創作階段從1871年7月至9月他到達巴黎開始，之後他和魏爾倫一起去往比利時。1872年7月兩人前往倫敦，一年後回到比利時首都，至魏爾倫開槍打傷蘭波並被監禁一年半畫上句號。蘭波經由同伴魏爾倫的介紹，加入「醜陋的傢伙」與「被詛咒的詩人」這兩個巴黎文學群體，起初被熱情接納，1872年5月突然被當作叛徒逐出。他受自身發明創造精神的啟發，嘗試各種極具夢幻的辦法，創造出的詩歌雖然保留了十四行詩的形式，但實際上越來越自由，《元音》就是一例。詩人蘭波先是致力於超越舊的詩歌形式。他對前人發表了大量犀利的見解和尖銳的批評。他評判繆塞的作品「乏味」，對於他欣賞的詩人，諸如雨果甚至是波德萊爾，他也毫不留情地評論他們的詩歌形式「平常」。(Arthur Rimbaud, 「Lettre à Paul Demeny du 15 mai 1871」, Poésies complètes, éd. cit., p.155.)滑稽的選擇使他與同時代的詩歌創作日漸疏遠：梅拉（Mérat）和科佩（Coppée）為此買單，甚至泰奧多爾·德·邦維爾（Théodore de Banville）也在1871年7月15日蘭波寄去的詩歌《與詩人談花》中受到諷刺，儘管一年之前蘭波還曾請求他幫忙在雜誌上發表詩歌。同樣地，蘭波在詩歌理論方面的思考也隨著與一些通信者的往來越來越深入。他首先選擇的通信對象是老師喬治·伊桑巴爾、朋友保羅·德梅尼，他先後分別寄予兩人《通靈人書信》，此外還有邦維爾。之後的對話主要是與魏爾倫，在1871年5月15日寄給德梅尼的信中，他稱魏爾倫是「真正的詩人」。(Arthur Rimbaud, 「Lettre à Paul Demeny du 15 mai 1871」, Poésies complètes, éd. cit., p.156.)在《地獄一季》的兩個中心篇章中，蘭波將《通靈人書信》中提出的創新精神做了拓展，毫不猶豫稱之為「譫妄」。《譫妄I》是在地獄夥伴陪伴下的色情性譫妄，《譫妄II》是從《元音》開始就已經表露出來的詩性譫妄。早在1871年5月，他就宣稱要成為通靈人，要做「偉大的被詛咒者」「至高無上的智者」。(Arthur Rimbaud, 「Lettre à Paul Demeny du 15 mai 1871」, Poésies complètes, éd. cit., p.151.)蘭波引經據典，甚至常常以自己修改過的典故為自己選擇的道路尋找支撐，然而在這條道路上，他可能會陷入發瘋的恐怖境地，甚至面臨死亡以及作為被詛咒者被罰下地獄的威脅，儘管經受過「彩虹」，(Arthur Rimbaud, 「Délires II. Alchimie du verbe」, Poésie. Une saison en enfer. Illuminations, éd. cit., p.145.)尋找過真正的詩歌。他不願對幸福感到失望，所以他認為要「向美致敬」，(Arthur Rimbaud, 「Délires II. Alchimie du verbe」, Poésie. Une saison en enfer. Illuminations, éd. cit., p.146.)也就是要放棄文學。放棄文學可能並非突然的決定，但在1875年和魏爾倫決裂後，蘭波就只寫信或者偶爾寫寫報告了。在1879年回夏勒維爾的途中他曾在賽普勒斯逗留了兩天，當時他對德拉埃說他不再想著「這個」——詩歌。阿爾弗雷德·巴爾代（Alfred Bardey）是他在亞丁和哈勒爾工作期間商業公司的老闆，蘭波在生命的最後十年曾跟他說自己的文學作品是可鄙的「汙水」。無疑，他沒有放棄「未知」，但這已不是他在1871年5月15日寫給保羅·德梅尼的長信中所提到的「未知」。這是關於這個世界的未知，他本想發現關於整個世界的未知，卻只發現了部分的世界：埃及、阿拉伯、阿比西尼亞，還有荷屬印度。1891年11月9日，在馬賽離世的前夜，他給為自己守夜的妹妹寫了最後一封信，當時他因癌症住院，已被截了一條腿。寫信是為了告訴海上運輸公司的老闆，他的身體目前至少還有部分知覺，他還想登上阿菲納爾公司的船：沒人聽說過這個名字，人們可以將它翻譯成「無盡」。一段無盡的旅程，不是或不再是地獄中的旅程。這位不想成為信徒的將死之人是否最後相信了宗教？答案無法確定。他妹妹伊莎貝爾是虔誠的天主教徒，所以她的證言有待推敲。1891年10月的一天，伊莎貝爾經過一番努力，說服蘭波接受了醫院牧師肖利耶神甫（Chaulier）的到訪，並從他口中得知哥哥阿爾蒂爾有信仰。但是，哥哥的信仰是什麼呢？屬於什麼宗教呢？是基督教嗎？另有一些證言聲稱病入膏肓的蘭波用阿拉伯語嘆息「Allah Kerim」，即「安拉需要你」。事實上，眾所周知，在哈勒爾的漫長生活期間，在他於那個國家進行商業旅行的間隔中，蘭波追尋著父親過去的足跡。蘭波的父親曾是駐紮在阿爾及利亞的軍人，他留下的資料證明他對阿拉伯語言文化以及穆斯林宗教都很感興趣。蘭波還曾經堅持要家裡寄《古蘭經》給自己。儘管如此，依舊可以得出一些初步的結論。蘭波在很小的時候就試圖脫離他成長的天主教環境。他與自己的過去、與自己的母親決裂，但他的決裂並非徹頭徹尾。這也是為什麼他的作品或內心有時會反覆無常。作為一位創作者、一位藝術家，他願意被詛咒，他甚至頌揚「偉大的被詛咒者」。因此，蘭波是一位時常以暴力的方式摒棄基督以及基督教的詩人，是一位立志要褪去羞怯、打破傳統和慣例並重建規則的人。這或許就是魏爾倫口中的「純粹的詩人」，他以此修正了之前封於蘭波的「被詛咒者」的稱號。蘭波的詩歌試圖與一切脫節，拒絕一切束縛，但純粹的詩歌終難逃脫失敗的厄運。大膽的嘗試以失敗告終，命中注定的失敗為他貼上被詛咒的標籤。或許正是如此，蘭波接受了他在歷史及人生之中的一切結果：盜火者是人類歷史的見證者，他反對眾神貪得無厭，而留給自己的，只有經受折磨。他如其所願地和文學、和詩歌創作發生了徹底的決裂，從而改變了命運。這也是他要成為創造者、發明者的時候想要擁有的命運，仿佛他最初要成為「偉大的被詛咒者」的志向在此終結了。但是與平凡的生活決裂並不那麼簡單，而且當這位被詛咒的詩人到達未知領域時，正是生活本身將他交給了神秘。詛咒成為一種轉折，帶來了顛沛流離，也就是一種不可能實現的逃離；它開啟了一種閉合的人生，在出走與回歸、否定與懺悔中循環往復。一旦原先的「知善惡樹」被連根拔起，詛咒就開啟了一個無法定居的世界，這是一方屬於探險和未來的土地。蘭波逃離這個世界，被驅逐，被詛咒，被罰入地獄，每個人都可以對此做出不同的闡釋，但有一點可以確定，年輕的蘭波從年少起便將無休止地前行視為生命所需，並且越走越遠。他為逃離夏勒維爾的地獄，為逃離他的家庭，為逃離「歐洲氣候」的寒冷以及「法蘭西鄉下」(Arthur Rimbaud, 「Lettre à Ernest Delahaye en mai 1873」, Rimbaud: complete works, selected letters:a bilingual edition,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d by Wallace Fowlie, updated, revised and with a foreword by Seth Whidde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p.392.)的空虛，為投身到遠方的寧靜與熱情之中而前行。詩人或流浪者，無數次出走的藝術家或狡黠的遊蕩者，蘭波的雙重身份貌似不可調和。首先，這的確事關出發。為了抓住詩歌，充當盜火者或偷光賊，以及追趕碎片或閃電的人，年輕的蘭波必須重視他身上的「另一個」。其次，這更是一種為了抓住生活本身而選擇的回歸，要回歸真正的生活，回歸跟隨沙漠商隊的原始生活，就好像只有通過流浪的生活他才能拾回那顆「受刑的」「被偷的心」。那麼，對於他來說，為了尋找「太陽之子」(Arthur Rimbaud, 「Vagabonds」, Poésie. Une saison en enfer. Illuminations, éd. cit., p.174.)的新「狀態」而選擇諸如賽普勒斯、亞丁、歐加登或者哈勒爾的遠方土地，是不是逃脫法蘭西的命運，逃離「野蠻人」或者「劣等民族」的方式？除了計劃回歸最本初的生活，改變語言，將聲音轉化為色彩與圖像，並通過「語言鍊金術」經歷「各種感官長期的、廣泛的、有意識的錯軌」(Arthur Rimbaud, 「Lettre à Paul Demeny du 15 mai 1871」, Poésies complètes, éd. cit., p.150.)來充當「通靈人」，他還在1871年的詩作《對於我們來說，我的心是什麼……》中表達了另一個更野心勃勃的計劃，宣稱要摧毀原本的秩序：滅亡吧！打倒權勢、法院、舊規則。(Arthur Rimbaud, 「Qu』est-ce pour nous, mon cur… 」, Poésie. Une saison en enfer. Illuminations, éd. cit., p.99.)以另外一種旅行的名義，以一種聞所未聞的變身為代價，他嚮往著改變世界、種族、時代，遠離崩壞消亡的第二帝國和充滿謊言的第三共和國，期待在現實中到達「含的子孫的真正王國」。(Arthur Rimbaud, 「Mauvais sang」, Poésie. Une saison en enfer. Illuminations, éd. cit., p.129.)這種雄心壯志在他詩歌之旅行將結束時被清晰證實：「出發，到新的愛與新的喧鬧中去！」(Arthur Rimbaud, 「Départ」, Poésie. Une saison en enfer. Illuminations, éd. cit., p.165.)這是一種怎樣的解放？對於一個在《彩圖集》中號稱「被驅趕」「被拋棄」「被活埋」，並且整日惶恐、懼怕在夏勒維爾被分解的孩子來說，這又是一種怎樣的回報呢？但是應該注意，這位詩人，甚至在他堅定地默默開啟東方之旅前，就已經看見了一切，想像出了一切：語言改變的時代；世界變幻的時代——這是對西方、對家庭以及對使他備受束縛的聖洗儀式的復仇之路；以殖民冒險、非法買賣、黃金幻影為代價的「種族」改變的時代。在成為同學德拉埃口中的阿比西尼亞「流浪的新猶太人」之前，蘭波首先想成為一位「波希米亞人」，一位 「自由的自由」的使徒。他在1870年3月的詩歌《感覺》中表達了遠行的渴望：「順從自然——快樂得如同身邊有位女郎。」 (Arthur Rimbaud, 「Sensation」 , Poésie. Une saison en enfer. Illuminations, éd. cit., p.99.)1870年11月2日給喬治·伊桑巴爾的信更加強烈地表達了蘭波的渴望：「好多次我都想重新上路。——上路，戴上帽子，裹著風衣，雙拳插在兜裡，出發！」(Arthur Rimbaud, 「Lettre à Paul Demeny du 2 novembre 1870」, Poésies complètes, éd. cit., pp.67-68.)無休止的前行刺激著蘭波的一生，也在他「挑釁與使命共存」的文學道路中發揮作用，正如皮埃爾·布呂奈爾（Pierre Brunel）證實的那樣。他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通過模仿學習進而「研究」拉丁詩，通過模仿甚至戲謔的方式，從阿爾貝·梅拉、弗朗索瓦·科佩甚至邦維爾開始了解同時代的詩人。在眾多抨擊對象中，蘭波選擇了面對普魯士的威脅而經常出沒「巡邏隊」的家鄉，以及皇帝、王子這些王室成員。不過，從表面看，他只是將箭射向那些蹲坐的人，比如米洛圖斯兄弟（frère Milotus）以及「手指萎縮如彎曲的藤條」的「坐客」，這所有時常「編排著座椅」(Arthur Rimbaud, 「Les Assis」 , Poésie. Une saison en enfer. Illuminations, éd. cit., p.58.)的「老朽」。這就是年輕天才筆下呈現的不走路的人：「噢，別讓他們站立！他們陷入海難……」(Arthur Rimbaud, 「Les Assis」 , Poésie. Une saison en enfer. Illuminations, éd. cit., p. 59.)面對這些坐客，蘭波無休止的前行愈發顯得頻繁。眾所周知，在1871年魏爾倫邀請他前往巴黎之前，在1870至1871年期間他已經三番兩次地出走至巴黎。他經受著一種誘惑，這種誘惑源自大城市、詩人以及文學小圈子，同樣也源自道路崎嶇的歷史，如帝國的倒臺、普魯士的入侵，或許還有巴黎公社事件。1872和1873年，他與魏爾倫一起在法國、英國、比利時流浪，其間曾於1873年短暫地返回羅什。在1874至1879年間，他經歷了真正意義上錯誤的出發：離開倫敦和斯圖加特之後，經由聖戈達高原從瑞士到達米蘭。他在前往錫耶納的途中中暑暈倒， 1874年8月中旬短暫地回到夏勒維爾。之後，在妹妹維塔利（Vitalie）去世以後，他重新開啟了東行之路，並於1876年4月短暫停留在維也納。5月，他向布魯塞爾出發。他在鹿特丹參軍並登陸巴達維亞，但在爪哇島做了逃兵回到法國，直到1877年再一次地離開夏勒維爾。他試圖加入美國海軍，但並未成功。後來人們在德國、瑞典，甚至在丹麥和挪威都找到過他的蹤跡。之後他本打算前往埃及，卻因胃病折磨不得不停留在義大利。1878年末，他再次從熱亞那出發，此行以埃及和賽普勒斯為目的地。1879年，由於發燒，他不得不返回羅什治病。1880年他又朝著亞歷山大港和賽普勒斯進行了一次重大的遠行，後來他停留在亞丁，但旅行卻並未就此結束。1880—1881年間，他在哈勒爾旅行。1882或1883年他返回亞丁，1883—1885年間又去往哈勒爾。他在1885—1887年間遊歷了紹阿，於1888—1890年間再次回到哈勒爾。之後由於不堪忍受腿部和右膝蓋強烈的疼痛，他不得不因病返回法國。1891年5月20日他在馬賽下船。截肢手術後，他短暫地留在家庭農場休養，於5月23日再次乘上去往馬賽的火車，並於11月10日病逝，妹妹為他送終。蘭波的生命主線是前行，前行給予他力量並使他成為獨一無二的他。他在《醉舟》裡透露出在旅行中辭世的夢想：「噢，讓我通體迸裂，散入海洋！」(Arthur Rimbaud, 「Le Bateau ivre」, Poésie. Une saison en enfer. Illuminations, éd. cit., p.94.)前行在他的作品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記，因此在《感覺》以及《我的波希米亞》中，前行這一主題統領著全篇，首先是孩子的前行，然後是波希米亞人在自然、在詩歌中的前行。在《地獄一季》中，「前進」如同懲罰一般在《壞血統》中迴蕩，前行的動作變得不確定，它介於動與靜兩者之間，是一種詩人無法承受的靜態。《彩圖集》重新運動起來：《致一種理性》中出現了「前進」，(Arthur Rimbaud, 「A une raison」, Poésie. Une saison en enfer. Illuminations, éd. cit., p.166.)《民主》中出現了「上路」。(Arthur Rimbaud, 「Démocratie」, Poésie. Une saison en enfer. Illuminations, éd. cit., p.194.)但是這種永不停止的運動以什麼為基礎？這份衝動，這份如此強烈的活力從何而來？顯而易見，它來自蘭波從年少時就表現出的反叛，這是一種由百折不撓和狂傲不羈的精神所孕育的反叛。蘭波的詩歌鬥爭也是如此，也許最重要的是，它是一場為新幻象和新語言而進行的鬥爭。在1871年的那些偉大的詩歌中，滑稽模仿佔了主導位置，《醉舟》《捉蝨的姐妹》，或許還有《與詩人談花》，都屬於這樣的作品。滑稽模仿一直系統地延續至《詛咒詩畫集》，這個群體延續了「醜陋的傢伙」的風格。在《詛咒詩畫集》中，蘭波興之所至，輪番取笑萊昂·迪爾克斯（Léon Dierx）、 阿爾芒·西爾韋斯特（Armand Silvestre）、路易·拉蒂斯博納（Louis Ratisbonne）、弗朗索瓦·科佩，還有路易·貝爾蒙泰（Louis Belmontet）。這種滑稽模仿的創作方式漸漸讓位於一場完全不同規模的詩歌革命，這場詩歌革命在《通靈人書信》中已經初具雛形，後又在《地獄一季》中有所發展，而此時的魏爾倫在比利時被判處兩年監禁。《語言鍊金術》中所展現的詩歌哲學建立在對「荒誕的繪畫、門貼、舞臺幕布、聯歡會的布景、招牌、民間彩繪、過時的文學、教堂的拉丁文、錯字連篇的淫書以及那種祖母愛讀的小說、童話、小人書、古老的歌劇、愚蠢的謠曲、單純的節奏」(Arthur Rimbaud, 「Délires II. Alchimie du verbe」, Poésie. Une saison en enfer. Illuminations, éd. cit., p.139.)的新品味上。換言之，蘭波想從陳詞濫調之中汲取新養分，並且將詩歌從辭藻浮誇、裝腔作勢、矯揉造作之流的手中解放出來。儘管出發點發生了改變，但他的願望並未改變：「找到一種語言」，(Arthur Rimbaud, 「Lettre à Paul Demeny du 15 mai 1871」, Poésies complètes, éd. cit., p.153.)喚醒未知，從而創造「巨大的進步」。(Arthur Rimbaud, 「Lettre à Paul Demeny du 15 mai 1871」, Poésies complètes, éd. cit., p.154.)詩歌為挖掘自我服務，不再為字詞服務，反而是字詞可以被隨意書寫和鍛造。蘭波尋找自身最佳的鍛造溫度，從而促進新的語言形成、新的聲音湧現。這個聲音破壞詩歌的小作坊，宣告語言的戰爭和暴動。當大量前輩都試圖隱匿於他們的文字後面時，蘭波那忍受著痛苦和灼熱的身軀前行著，成為鍛造詩歌新語言的熔爐。蘭波1872年的詩歌尤其能夠體現出通靈人阿爾蒂爾·蘭波「語言鍊金術」的獨特藝術，這些詩歌中的創造精神尤為突出：《元音》《淚》《黃金時代》《米歇爾與克裡斯蒂娜》《晨思》以及《雞冠花花壇》和《噢，季節，噢，城樓》。蘭波用其他的方式觀看世界並且用語言捕捉其他東西，將「沉默」和「黑夜」加以書寫，將「無法言表之物」捕捉，使「天旋地轉」恢復穩定，這就是「盜火者」的天才之處。他的「客觀詩」使他區別於前人，但當他登上藝術的頂峰時，除了保持沉默之外，他還能做什麼呢？對於年輕的阿爾蒂爾而言，藝術通過他的腳步，在一寸一寸的空間和一秒一秒的時間中展開。早在「旅行」詩人和「背包客」詩人出現之前，無休止的出發就已成為蘭波的發明創造。但正如皮埃爾·布呂奈爾明確指出的那樣，為了前進和寫作，他需要春天。事實上，春天是他最高產的季節。在1870年5月，蘭波把自己最初的幾首詩歌寄給邦維爾，雖未明言，但蘭波是將自己的第一次收穫以及「美好的信念」「希望」和「感受」一併交予了他：「我把這些稱為春天。」( Arthur Rimbaud, 「Lettre à Théodore de Banville en mai 1870」, Rimbaud:complete works, selected letters:a bilingual edition, éd. cit., p.362.)蘭波的詩歌創作，有幾個鮮明的季節。1870年的春天是他從事滑稽模仿的詩歌創作階段。1871年的春天，在巴黎公社運動的背景下，他的詩歌具有反叛色彩。第三個春天屬於他的鍊金術，如果說他從1873年4月開始寫作《地獄一季》的話，那說明在結束了以魏爾倫因兩槍入獄為標誌的倫敦和布魯塞爾之行後，蘭波的確在羅什度過了一段潛心創作詩歌的日子，手稿能夠證明寫作日期是1873年4月或者8月。最後一個值得關注的季節依舊是春天，是1874年的春天，那時他完成了《彩圖集》手稿，後來他在1875年2月於斯圖加特把手稿交給魏爾倫後，便去往遠方並終止了詩歌創作。在所有的春天裡，1872年的春天代表了一次真正的斷裂，他這一年的詩歌也能為此佐證。他詩歌的形式與本質都進一步從「詩歌中古老的成分」之中解放出來，古老的成分在他的詩歌中變得無足輕重，但是卻曾給予了他靈感。先是1873年7月的危機，然後又是與魏爾倫的決裂，這都促使他帶著《地獄一季》走得更遠，他在《地獄一季》中堅定地表達了要擺脫過去的意願。於是他可以擺脫之前長期束縛他的東西，包括他成長的城市、他的母親、「悲傷的小地方」羅什、自然，直到他受洗的時候，把約翰的福音還給他的聖父。他認為尋找「古代盛宴的鑰匙」(Arthur Rimbaud, 「Jadis, si je me souviens bien...(prologue)」, Poésie. Une saison en enfer. Illuminations, éd. cit., p.123.)要通過美、真實，尤其是「仁慈」，在女人的心上去隱約發現。但是「仁慈的姐妹」和其他女僕一樣令人失望，這些女僕就是正義、進步，甚至是死亡。在很早以前，即1871年5月15日的信中，他曾希望「到達未知」。(Arthur Rimbaud, 「Lettre à Paul Demeny du 15 mai 1871」, Poésies complètes, éd. cit., p.151.)當陷入僵局，他應該滿足於「（他）這個下地獄的人的手記上這可憎的幾頁」。(Arthur Rimbaud, 「Jadis, si je me souviens bien...（prologue）」, Poésie. Une saison en enfer. Illuminations, éd. cit., p.123.)他應該從他的「異教徒之書」或者「黑人之書」重新出發，在「壞血統」中控訴殖民者、「假黑奴」，(Arthur Rimbaud, 「Mauvais sang」, Poésie. Une saison en enfer. Illuminations, éd. cit., p.128.)甚至那些「忠誠的靈魂」，(Arthur Rimbaud, 「Nuit de l』enfer」, Poésie. Une saison en enfer. Illuminations, éd. cit., p.132.)然後總結道：「況且，沒有一個人考慮別人。」(Arthur Rimbaud, 「Nuit de l』enfer」, Poésie. Une saison en enfer. Illuminations, éd. cit., p.132.)魏爾倫本人也沒有倖免於這種衝動。布魯塞爾的走火、瑪蒂爾德如「瘋狂的童女」般的回心轉意讓他看清了真相，和蘭波組建家庭的可笑幻想破碎了。但在這一過程中，蘭波沒有憐惜自己，而是把攻擊的矛頭轉向了自己，這是他對自己致命的傷害。他的「異教徒」血統、「聖洗」以及「譫妄」，這一切都拋棄了他；無論是東方、工作，甚至是「聖誕」精神，一切都不會拯救他。沉默守在他身旁，讓他重返孤獨。《彩圖集》可能完成於1884年3月蘭波短暫逗留倫敦期間，那時的蘭波與朋友熱爾曼·努沃（Germain Nouveau）在一起，這一切在《季節》中可以得到證明。與「我是另一個」中的「我」不同，這時的「我」為迎接《精靈》中宣告的新黎明而積攢自己的力量。然而這部詩集沒有固定的編錄順序，所以很難真正獲悉他行動的本質意義：是「精靈」的慶典，還是「賤賣」的清算。在這兩種情況中，始終有一種衝動佔據上風。然而，《地獄一季》提供通往地獄的鑰匙，《彩圖集》則提供通往天堂的鑰匙，但這個天堂虛幻而模糊，它是一間能洗滌我們內心的「野生劇場」，(Arthur Rimbaud, 「Parade」, Poésie. Une saison en enfer. Illuminations, éd. cit., p.162.)有可能通向另一個地獄。詩人蘭波擁有一種純粹的渴望。為此無論是在《通靈人書信》或是在《元音》字母表中，他都致力於更新語言、理論和實踐。於是他可以在《語言鍊金術》中衡量取得的進展：「如今我才懂得向美致敬。」(Arthur Rimbaud, 「Délires II. Alchimie du verbe」, Poésie. Une saison en enfer. Illuminations, éd. cit., p.146.)他從此擁有了打造某種語言所需的工具，「這種語言將來自靈魂並為了靈魂，包容一切：芳香、音調和色彩，並通過思想的碰撞放射光芒」。(Arthur Rimbaud, 「Lettre à Paul Demeny du 15 mai 1871」, Poésies complètes,éd. cit., p.154.)但是只有衝動還不夠。在《地獄一季》的《永別》中，他還表現出另一個野心：「必須絕對現代。」(Arthur Rimbaud, 「Adieu」, Poésie. Une saison en enfer. Illuminations, éd. cit., p.152.)這就是從失敗生活的廢墟上開啟新徵程的迫切需要，失敗的生活帶著「詩歌中古老的成分」(Arthur Rimbaud, 「Délires II. Alchimie du verbe」, Poésie. Une saison en enfer. Illuminations, éd. cit., p.141.)的標記，他想擺脫它，投身於救贖的「前進」，以求「保持已有的進步」。(Arthur Rimbaud, 「Adieu」, Poésie. Une saison en enfer. Illuminations, éd. cit., p.152.)「洪水過後」，詩人有責任糾正世界，實現「新的和諧」；(Arthur Rimbaud, 「A une raison」, Poésie. Une saison en enfer. Illuminations, éd. cit., p.166.)隨著「新人」(Arthur Rimbaud, 「A une raison」, Poésie. Une saison en enfer. Illuminations, éd. cit., p.166.)的出現，產生「新的愛情」，(Arthur Rimbaud, 「A une raison」, Poésie. Une saison en enfer. Illuminations, éd. cit., p.166.)就像《精靈》中所預示的一樣。《彩圖集》的現代性也體現在形式上，通過不斷革新的散文詩，現代性拒絕一切使它遠離「新」的單一模式和自我滿足，避免被迫陷入《傳說》中「資產階級的戲法」(Arthur Rimbaud, 「Soir historique」, Poésie. Une saison en enfer. Illuminations, éd. cit., p.190.)的無聊重複。 因此，這位被詛咒的詩人不可能滿足於「新」的假象，他拒絕愚弄自己。所以他將詩歌作為解藥，繼續他的詩歌之路直至自己將進步賤賣。一切都可以售賣，一切都來自交易。蘭波的運動持續到他死亡前夕，他躺在馬賽醫院的病床上，1891年11月9日，由他的妹妹伊莎貝爾代筆寫了他生命中的最後一封信，這封信的開頭就是蘭波清點要出售的象牙庫存：一批貨物：兩個象牙。(Arthur Rimbaud, Oeuvres Complètes, édition établie, présentée et annotée par Antoine Adam, Paris : Gallimard, coll.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1972， p.707.)結尾令人唏噓，他最後的詩作竟是以中止工作合同的形式呈現。但是他的前行無論如何都不可能停下來。儘管他彼時已是「高位截肢」「殘廢」的「苦人」，蘭波仍然想要朝著蘇伊士的方向前進。出發與剝離並存，就像重新開張和結算以一種無限的耐心在更新的練習中不斷交替。在這個過程中，地獄和天堂被不懈地耕耘，直至在他生命最後的十年裡，他的感情在那裡深深地扎了根：阿登，「醜陋的山巖」；哈勒爾，「還是那個糟糕的哈勒爾」。「未知」對於他來說是一張熟悉的面孔，是離「地獄」近在咫尺的地方。然而，他比任何人都更想一次又一次地回到這裡，當他「急於找到一個場所，確立一種形式」(Arthur Rimbaud, 「Vagabonds」, Poésie. Une saison en enfer. Illuminations, éd. cit., p.174.)的時候，他感覺自己曾變成詩歌和生活的囚徒。更不用提纏繞著他的「煩惱」了。遠離了前往「含的子孫的真正王國」這個古老而光榮的夢想，但是「地獄」仍舊屬於他，這裡依舊孕育著新的開始、新的承諾。 蘭波作為通靈詩人，儘管最終沒能逃脫自己命運的法則，他前進的道路被阻斷，走向「崎嶇的現實」，但他預想到了一切新時代的詩歌，開闢了新的道路。不過他一定沒有預料到自己會擁有這麼多後輩，影響這麼多子孫。這些來自各個領域的追隨者、信奉者和藝術家都以他為楷模，崇尚他的衝動、他的大膽。通過他的作品，他創作的季節，他那沉默和真實交匯的道路，甚至他那受盡痛苦的死亡結局，他最終留下了永不磨滅的足跡，實現了向命運的復仇。臨終時的蘭波觸摸到了神秘，並且確信了自己是通向未來的擺渡人。他的話語和沉默，他的出走和回歸，他奇妙的在場與缺席，都為後人開拓道路，打開新的天地，從而創造別的可能性。如果說我們在他身上找到了我們自己，就如在我們每位被詛咒的兄弟身上找到自己那樣，那是因為大家都是文字的兄弟、「人類的兄弟」，他們為我們開闢了道路。從呂特伯夫（Rutebeuf）、維庸或歐比涅（Agrippa d』Aubigné）開始的這一類詩人，都和蘭波一樣甘願讓詩歌成為自己生命的核心，他們為了拯救我們而拼死抵抗，全然不顧自己的生命安危。蘭波在困擾和糾纏他的幾種聲音之間進退兩難，聽一聽他在《壞血統》末尾處的吶喊，他叫道：「開火！向我開火！馬上！否則我就投降。——懦夫——我殺了自己！我縱身撲向馬蹄！」(Arthur Rimbaud, 「Mauvais sang」, Poésie. Une saison en enfer. Illuminations, éd. cit., p.131.)槍火吞噬了他，這就是他通過他的話語和他的沉默向我們傳達的。這場在19世紀末藉由蘭波既備受折磨又碩果纍纍的生命和語言進行的詩歌革命，在我們這裡被不斷地發揚光大。繼他之後的詩人分裂成兩派，為選擇哪一派深深困擾。勒內·夏爾（René Char）向「履風之人」的選擇致敬：「你離開得好，阿爾蒂爾·蘭波！我們這些人相信你有可能獲得幸福。」(René Char, Fureur et Mystère, Paris : Poésie/Gallimard, 1967, p.212.)無論是對於哈勒爾的商人兼探險家蘭波，還是對於在德軍佔領塞雷斯特時逃避兵役的勒內·夏爾來說，行動都是話語的補充。這種近乎於放棄的離開不是懦弱，而是謙遜的抵償，是對人與詩歌真理的抵償，通過這樣的犧牲，他的話語能獲得完全不同的分量。還有與之相反的另一種觀點，《紐約復活節》和《跨越西伯利亞的散文》的作者布萊斯·桑德拉爾（Blaise Cendrars）情不自禁地表達了遺憾：「他本應該回來，不管他是保持緘默還是重新開始創作，都會是另一番結局了。」(Cendras, 「Sous le Signe de Franois Villion」, La Table ronde n°51, mars 1952, pp.55-56.)通過這些反應，我們更能明白蘭波這顆現代詩歌流星的奇特之處，他身處在一段時間、一門語言和一種命運之中，然而他又從中逃脫，決裂，離開，前進。因此，他的詩歌不僅是話語的成果，更是沉默的結晶，沉默使他變得強大而成為他自己。蘭波的詩歌對法國乃至世界上以沉默為特徵的詩歌來說，都投射出了重要的光輝，此後馬拉美則會以最純粹的結晶，以「音色虛無的飾品不知所蹤」再次來豐富這種沉默。(Stéphane Mallarmé, 「Ses purs ongles très haut...」, Poésies, Préface d』Yves Bonnefoy et Edition de Bernard Marchal, Paris : Poésie/Gallimard, 1992, p.59. )那麼，如何與一種忠實於其語氣並關注其意義的語言恢復聯繫，同時避免讓語言反過來傷害到詩人？正如勒內·多馬爾（René Daumal）所言：「整夜，他試圖從內心掙脫無聲的詞語，而這個詞語卻在他的胸中變大，令他窒息，提到他的嗓子眼兒，像籠子裡的獅子一樣總在他的腦海裡遊蕩。」(René Daumal, 「Les dernières paroles du poète」, Le Contre-ciel suivi de Les dernières paroles du poète, Poésie/Gallimard 1970(1936).)對於其他盜火者而言，反抗的呼聲就是最後的求助。正因如此，在羅德茲醫院接受多年的精神病治療之後，1947年1月，安託南·阿爾託在「老鴿棚」的舞臺上終於呼喊出來，正如喬治·沙邦尼埃（Georges Charbonnier）所見證的那樣：「那天，他曾呼喊/呼喊/他的的確確發出呼喊/在靈魂崩塌之際的呼喊/\[……\]/在詞和話語的信譽面前，在那些從未遺忘『轉變』的人面前。」然而，語言的爆炸還包含著另一種威脅，就是在大量流於形式的實驗後，音符與步調不再一致，樂器已經走調，語言面臨乾涸和萎縮。多年以來，蘭波的正確和他的真誠不斷得到檢驗，正如魏爾倫在得知蘭波死訊後，他看著伊莎貝爾筆下一幅兄長身穿東方服飾的畫作，說道：啊，死亡！無數火光在我身上存活。(Paul Verlaine, 「LXIII – A Arthur Rimbaud II」, Oeuvres complètes – Tome III volume III, Paris : Vanier, 1901, p.162.)無論是對蘭波還是對於許多其他的盜火者來說，話語的困擾都並非單獨襲來。他們同樣肩負著探索深淵的職責，他們要呼喊並發掘到自我的最深處，直到最遙遠的天際，直到與自我身上的「另一個」或自己的另一面相遇，這種探索也滋養著維克多·謝閣蘭（Victor Ségalen）、艾梅·塞澤爾（Aimé Césaire）或愛多爾德 ·格列森特（Edouard Glissant）的前行。正因為蘭波，詩歌的邊界循著前進的渴望，朝向其他人和其他世界，朝著通靈人所能感知到的最終邊界不斷擴大：伴著太陽遠行。(Arthur Rimbaud, 「L』Eternité」, Poésie. Une saison en enfer. Illuminations, éd. cit., p.109.)通過蘭波的努力，一般概念對於科學家或哲學家來說不再是一種抽象原則。它總能在某個內心或某種聲音中實現具體化，從而被每個人理解。無論是以亞丁或哈勒爾，還是以伊甸園或某個「地獄」的模樣展現出來的「別處」，都從植根於詩人的孤獨中的某個場所借用了名字和顏色。蘭波和弗朗索瓦·維庸一脈相承，他讓「詞語」組成的詩歌通過他或者與他一起變成「行動」的詩歌，從而使「我」能講述「我們」的故事，正如塞澤爾所說：我們是卡勒巴爾的犬獵隊。(Aimé Césaire, 「Et ce pays cria」, Cahier d』un retour au pays natal, Paris : Présence africaine, 1992, p.39. )這裡的「我們」與膚色、出身和信仰無關。這不是通過種族聯合，而是通過博愛、平等和身份認同形成的「我們」。只有超越歷史的界限、地理的疆界、語言的差異和思想的限制，才能夠通過詩歌形成聯合。它在詩歌聲音的碰撞和韻律的交疊中實現了自己在對話與交流中的使命，一個新的空間由此產生。但依照蘭波的宗旨，我們不應該還想被限制在這個空間之中。離開，意味著長久的輕鬆，意味著擺脫一切無用的負擔。為此，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天，也應該以他為榜樣，懷著對未來的唯一關切，去繼續清點、結算、賤賣。詩人、商人探險家阿爾蒂爾·蘭波開拓了那麼多新的領地，發起那麼多新的挑戰，清點了那麼多新的諾言。他在行囊裡零亂地塞入詩句、散文、話語和沉默，他在場和不在場都以重振詩歌為目的，在我們今天的世界產生迴響。如果在我們的旅程結束之際，我們仍質疑1875年的事件在蘭波轉變過程中的重要性，那麼我們應該關注一項近期的發現，即他於1874年4月16日寫給原巴黎公社社員茹爾·安德裡厄（Jules Andrieu）的書信。強硬的風格和突兀的問題證明了這封信的真實性，蘭波這位20歲的年輕詩人在信中請求收信人抽出「半小時的談話時間」，目的是要寫作一本題目就能開宗明義的著作：《光輝歷史》。多年以來，蘭波受到了許多評論家的褒獎或批判，我們可能已經丟失了他原本的聲音、他最初的音調，但這封信的數行文字又再次將他的聲音傳遞給了我們。這封信的作者處在一個被巴黎公社和鎮壓「流血周」等事件打上烙印的時代，他是一位曾介入時代紛爭和時代關切的人。他的思想被他的主題——歷史浸淫，他帶著一些必要的諷刺在「大眾」面前表現成「雙重通靈人」的樣子，但當他要面對由「幾屆中學畢業生」組成的大眾進行「廣告宣傳」時，他還應該更務實，甚至更厚顏無恥。總之，蘭波並不掩飾他對維持生計的擔憂，他通過描繪歷史寓言和幻想故事來掙錢，這些作品或許並不缺少道德訓誡的意味，但相比之下他更善於通過表現「多少有些殘酷」的日子，比如「戰鬥，轉移，革命場景」，來直擊靈魂。我們深知，蘭波被「轉變」的記憶佔據了頭腦，被一些詭計和花招誘惑。要在從前，他怎能保持「救贖」的激情和雄心壯志不變，而那在通靈人時期是十分必要的？「打亂一切」的手段也不足以對抗習慣和利益的驅使，它們能像影響每個人一樣影響著他。因此我們應該把他想像成「拙劣詩才」、沙龍詩人以及社團知識分子的樣子。這樣，我們相信，高傲的孤獨保護著他，正如急躁的內心使他一直不想停下腳步。正因如此，自1875年起，蘭波更加無視一切，更加頻繁地出走。他沒有把自己局限在一個只會引起厭惡的「這裡」和「在場」之中。此後他唯一關切的事情就是離開這裡，走得更遠，為了擴大通靈人時期的視野，他拒絕只在詩歌領域的內部繼續開拓。作為結語，請允許我強調，阿爾蒂爾·蘭波之所以能多年來一直活躍在人們的視野中，按照馬拉美的說法，因為他是「引人注目的過客」，這包含他的相似性和現代性。詛咒和逃離讓我們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蘭波身上存在的矛盾，看到新的對立、不可調和的辯證關係不斷滋生，甚至在諷刺和爭辯中也是如此——話語噴湧和沉默接受共存。他渴望不停地出發，卻還要忍受不斷歸來；他依舊躍躍欲試，但卻疾病纏身。對於後人來說，也許真正的逃離就在於他完美地隱匿在矛盾中，隱匿在無法捉摸中。他的身上承載著三重矛盾：天使墮落而人道，因而過於人道；在話語上獲得自由的囚徒，成為模糊看到真正自由的囚犯；最後，真正的說謊者，是那個尋找絕對真實的人。首先，我要強調他痛苦的人性，他先後披上過模範學生、「小痞子」和造反者的外衣，後來成為忠心的職員，成為哈勒爾不知疲倦的「勞動者」。在他短暫的生命中，他學著為生活歡慶，為憤怒呼喊，直至任由他長久的抱怨在流浪的歲月中膨脹，而這都是同一個聲音。在1882年7月10日從亞丁寄出的家信中，他親口承認：「如果我埋怨，其實是一種歌唱的方式。」他的抱怨一直持續到去世前。1888年8月4日，他寫道：「那麼，這不是苦難嗎？舉目無親、不用思考地活著，在一群黑人中迷失自我地活著。」截肢後，他在1891年6月24日的信中表現得如同宿命論者：「好吧，我聽天由命了。我會在命運拋棄我的時候死去。」 (Arthur Rimbaud, 「Lettres d』Arthur Rimbaud à sa soeur Isabelle, Marseille, 24 juin 1891」, in Documents \[en ligne\], disponible sur http://www.mag4.net/Rimbaud/Documents.html (consulté le 19 juillet 2019))7月15日，就在去世前幾周，他充滿絕望地形容自己：「像個徹底的廢人一樣坐著，唉聲嘆氣，等待黑夜降臨，等待徹夜的無眠和比前一天更加悲哀的清晨。」(Arthur Rimbaud, 「Lettres d』Arthur Rimbaud à sa soeur Isabelle, Marseille, 15 juillet 1891」, in Documents \[en ligne\], disponible sur http://www.mag4.net/Rimbaud/Documents.html (consulté le 19 juillet 2019)) 關於我們的兄弟蘭波的人道，還應該提及，蘭波渴望自由，但他選擇的生活自由是掙扎在屈服與反抗之間。一方面，他屈服於特別固執的母親，形容自己「順從得冒汗」，但在詩歌傳統桎梏下，面對帕納斯派、象徵主義或頹廢派的派系競爭，這樣的屈服是要不得的。屈服也表現在他經商期間，商務逼迫著他，令他筋疲力盡，而他只能幻想著「無拘無束的自由」。(Arthur Rimbaud, 「Lettres d』Arthur Rimbaud à Georges Izambard, Charleville, 2 novembre 1870」, in Documents \[en ligne\], disponible sur http://www.mag4.net/Rimbaud/Documents.html (consulté le 19 juillet 2019))另一方面，他堅定地拒絕任何與當時「中產階級意識」一致的身份認同，他拒絕一切與詩人或社會名流相關的身份地位，因為那只會把他禁錮在過於狹小的生命空間。最後，我們不應忘記，蘭波身上還有另一種古老激情，它使我們看到了一個「痴迷的旅行者」（德拉埃語），他充滿活力，富有人情味，只為了追求真理。儘管有時這位天才少年會擺個架勢，耍耍花招做足偽裝，但他從未改變在《地獄一季》最後表達的追求：「在靈與肉中獲得真理。」(Arthur Rimbaud, 「Adieu」, Poésie. Une saison en enfer. Illuminations, éd. cit., p.152.)這一追求為我們還原了蘭波，詩人和冒險家的身份構成了他人生的統一和完整，他的確是被詛咒的詩人，但顯然是「純粹」的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