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UIC教授張玥：從田野調查中開啟城市政治研究之旅

學人簡介：張玥，北京大學法學學士（2002），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博士（2008），現任美國伊利諾伊大學芝加哥分校政治學系長聘副教授、研究生項目主任、《城市事務評論》（Urban Affairs Review）主編，其研究領域為比較城市政治與政策，多年在中國、美國、法國、印度、巴西等國從事田野調查，她在國際高水平刊物發表多篇英文論文，其專著The Fragmented Politics of Urban Preservation: Beijing, Chicago, and Pari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3) 獲美國政治學會2014年&34;提名，2018年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由張玥教授本人翻譯的中文版《城市碎片：北京、芝加哥、巴黎城市保護中的政治》。

一、如何走上城市政治研究之路

政觀：從您的求學經歷來看，您從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本科畢業後赴普林斯頓大學攻讀政治學博士，是什麼原因促使您轉向了對城市政治的研究呢？

張玥：選擇城市政治這個研究方向的根本原因是我對城市的興趣與熱愛。我在《城市碎片》中也提到，我在北京出生長大，90年代中到2000年前後，是北京變化最大的一個時期，也恰好是我上高中和大學的時候，這些變化給了我很多觸動，我想搞明白為什麼我的城市會經歷這些變化。當我後來有機會去看更多的城市，無論是中國的還是外國的，我愈發感到城市是一種給我很多刺激和靈感的存在。城市是人類最偉大的發明，是一場&34;。城市也是陌生人的集合體，可以包容各種生活軌跡。這些都是我的靈感源泉。有人說很多學術研究都有自傳體性質，一名學者的研究興趣和理論視角往往有他個人生活史的影子，我覺得挺有道理。

正式步入城市政治這個研究領域還有一個偶然因素。在普林斯頓讀書期間，系裡要求每個研究生選擇三個方向修課並進行博士資格考試，我選的是比較政治學、國際關係和政治哲學。在普林斯頓的第二年，我接觸到了城市政治學這門課，授課老師是麥克·丹尼爾森（Michael N. Danielson）教授，他是城市政治學領域的知名學者，對城市發展和排他性區劃很有研究。在美國的政治學學科譜繫上，城市政治是美國政治的一個分支，關注美國的地方民主、財政、種族關係等問題，因此上課之前我並不確定這門課是否適合我。但上了第一堂課就感到很有收穫，好像推開了一扇門，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領域。更有意思的是，我是那年唯一選這門課的學生。所以就變成了丹尼爾森教授和我每周3個小時一對一授課。丹尼爾森教授的要求很嚴格，每周都有200多頁的文獻閱讀量，上課還會時不時提問，讓你對不同的文獻進行分析與批評。因為我是唯一一個學生，沒辦法&34;。即使熬夜，也確保讀完了教學大綱上的每一篇文獻，所以這是我在普林斯頓求學期間上的最認真的一門課。

普林斯頓校園一瞥

這門課不僅使我對美國的城市政治有了系統的了解，也促使我開始思考美國之外的城市政治。我認為推動這個研究方向的關鍵是，如何在比較政治與城市政治之間搭建橋梁，把以民族國家為傳統研究對象的比較政治學的理論與方法應用到次國家行為體上，特別是城市。我由此開始探索比較視野下的城市政治。這是一個嶄新的領域，我寫博士論文時只找到一兩本相關的書。近些年，這個領域在政治學界得到了越來越多的關注，有很多好的研究。我和一些志趣相投的學者經常在美國政治學會的年會上組織比較城市政治學的短期課程和專題討論，希望推動這方面的研究。

二、博士論文寫作和《城市碎片》

政觀：從您的專著中可以看到，雖然研究對象是城市，但是您在對北京的分析中參考了很多中國研究的經典文獻。您在簡歷中提到論文委員會主席是白霖（Lynn T. White III）教授，想必您也從他那裡受到了很大啟發吧？

張玥：是的，能夠成為白霖教授的學生是一件非常幸運的事。像很多老一輩學者一樣，白老師不僅學問做得好，而且知識面非常廣，和他聊天能受到各種各樣的啟發。白老師可謂桃李遍天下，今天很多在美國從事中國政治研究的中流砥柱都是他的學生，比如芝加哥大學政治學系的楊大利教授，密西根大學政治學系的高敏（Mary Gallagher）教授，還有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的李成高級研究員。白老師對學生非常好，為我提供了最包容的學術發展空間、最有益的批評和最有力的支持。說到城市，白老師關於中國政治的很多研究都與上海有關，所以他經常開玩笑說我跟他肯定氣場不合，因為我是北京人又研究北京城，他知道北京跟上海之間的微妙關係。

政觀：您不像大多數中國留學生那樣去研究精英政治、政黨、或民主化問題，而是另闢蹊徑，從城市的角度去研究政治，還納入了比較的視角，這是很獨特的。您的博士論文出版後獲得了美國政治學會2014年&34;提名。2018年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您自己翻譯的中文版，讀者的評價很高。我們讀完也和大多數讀者有共鳴，認為這部著作理論建構很出彩，內容引人入勝，可謂有趣而不失深度。

張玥教授著作《城市碎片》

張玥：謝謝讀者的肯定。其實我們可以從各個角度去研究政治，無論是歷史的、文化的、還是空間的。我欣賞的研究要有一個有趣和新穎的視角，通過它來探討大問題。好的研究一定是有趣的，能打動人的。所以你要想清楚自己到底對什麼感興趣，你的激情在哪裡。我們的研究只有先打動自己，才能打動別人。

這點我也受益於我的論文委員會中的其他幾位老師，比如迪馬吉奧（Paul J. DiMaggio）教授，他是一位社會學家，是組織社會學中新制度主義的開創者之一，他關於文化社會學的研究對我分析城市的文化遺產政策很有啟發。他讓我看到，好的學問能被不同領域的人所欣賞，因此不要囿於自己的學科，跨學科的視野能夠拓展我們的想像力。另外一位老師凱茲（Stanley N. Katz）教授是歷史學和公共政策學者，也是歐巴馬政府時期的美國國家人文獎章獲得者。他是我見過最敬業、最睿智的人之一，今年他已經86歲了，依然在教課和做研究。2015年美國與古巴正式恢復外交關係，那年他81歲，還親自帶著自己課上的研究生去古巴考察。凱茲教授的言傳身教給我很多啟迪，讓我明白了做學問不是解決一兩個技術問題，而是要有人文關懷，對人類共同體的發展有所貢獻。很幸運遇到這些良師，他們對我學術品位的形成，乃至個人成長都有巨大影響。

政觀：您的博士論文比較了北京、芝加哥和巴黎三地城市保護中的政治，精彩分析的背後是紮實的田野調查（fieldwork），您能否介紹一下您在田野調查中遇到的趣事和收穫，以及您是如何克服困難的？

張玥：這個問題可以講很久，因為田野調查是我的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也是我最享受的一部分。從2003年到2010年，我前前後後在北京、巴黎和芝加哥進行了24個月的田野調查，做了200多個訪談。對我來說田野調查中最大的挑戰並不是語言不通或安全問題，而是能不能找到適合的訪談對象。如果找不到，或者訪談了幾個人發現進展不下去，那麼所有的計劃都是一場空。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之一是請熟人介紹，我去每個地方做田野調查之前都會請朋友、同事幫忙介紹本地人。大家介紹的聯繫人往往以學者居多，大部分也和我不是一個研究領域的，但可以通過他們認識更多的人，這就是&34;（snowball effect）。這個過程有時令人感到很疲憊，因為往往要經過三、四個人的介紹才能最終找到那個與自己的研究題目直接相關的人。

另一個辦法是&34;。比如，我在芝加哥做田野調查時發現很多政府會議是對公眾開放的，上至市議會的例會，下至各個職能部門的聽證會，市民都可以旁聽。我參加了很多與論文題目相關的政府會議，會後拿著自己的名片向想要訪談的官員或參會者做自我介紹，問對方是否願意和我聊一聊。大多數人都很願意，會給我留下聯繫方式。很多受訪者能和我一下聊上兩三個小時，我和大部分人約談了不止一次，很多人還把他們的同事介紹給我。有的受訪者是建築師或開發商，專門帶我去看他們的項目。讓我特別感動的是一位黑人女性市議員（alderman），她五屆連任，是芝加哥政壇威望極高的人物。我研究的案例之一，芝加哥南部最大的黑人社區就在她的轄區內。當時是冬天，她開著車帶我在她的轄區內參觀，給我講了很多黑人社區的故事和自己的從政經歷。她2010年當選為伊利諾州庫克郡的主席並連任至今，是第一位擔任這個職位的女性。

遠眺芝加哥

說到這個黑人社區還有一個故事。這個地方在四五十年代種族隔離期間非常繁榮，所有的黑人中產階級都住在這裡，黑人企業家的投資也在這兒，著名的芝加哥藍調也發源於此。種族隔離制度60年代末終結後，黑人獲得了自由選擇住宅的權利。但頗具諷刺意味的是，由於黑人中上階層人士的搬離和投資減少，這個社區自此開始衰落，飽受貧困、犯罪問題困擾。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參加了這個社區內一個居民自治團體的例會。當時他們正在討論如何對這個地區的建築遺產加以保護，申請聯邦一級的文化遺產項目和投資，重振社區。我在會上利用自己的專業知識給他們提了一些建議。這些成員非常高興，邀請我作為理事加入他們的組織，幫助他們完成文化遺產項目申請。對我來說這是求之不得的機會，一方面，我通過與這個組織成員的互動進入了這個社區內部，另一方面，我也很高興可以利用自己的知識為他們做一些事。我認為學者和研究對象的關係不應是簡單的從他們那裡收集信息，而是應建立一種相互信任，通過自己的參與回饋他們的社區和城市。

在巴黎做田野調查的體驗和在芝加哥不同。我第一次去巴黎是2013年10月，當時剛剛萌發研究城市保護問題的想法，正好學校放秋假，於是就想利用這個機會去巴黎走走，看看對這座城市的感覺如何，是否適合做更深入的研究。我那時不懂法語，只是臨行前向我的法國同學學了一句：&34;（&34;）憑著這句話，一個人在巴黎生活了一周。在一個語言、文化完全不同的地方，初來乍到當然有一些小波折，但大部分時間都很愉快。後來走在大街上，經常有法國人向我問路，這讓我信心爆棚，看來我已經像個本地人了。

正式將巴黎定為論文的一個案例之後，我就開始學法語，因為導師們對我說，不掌握當地的語言是無法從事嚴肅的學術研究的。經過兩年多的語言學習和準備，我2006年回到巴黎做田野調查時已經可以較為熟練的用法語閱讀文獻和進行日常對話了。與芝加哥各種開放的研究資源不同，在巴黎想聯繫訪談對象必須通過別人的推薦，而且是很正式的推薦，比如寫介紹信，這大概與法國等級化的社會結構和重視社交禮儀的傳統有關。由於文化遺產保護在法國屬中央政府管轄，我在田野調查中接觸到了很多法國文化部、財政部和交通部的官員，他們都非常友好和專業。

很有趣的一次經歷是訪談一位法國國家建築師（Architecte des Bâtiments de France），他隸屬於法國文化部、是專門從事巴黎城市規劃和保護的專業人士。我們在電話裡約定了訪談日期後，他給我發了一份書單，有五六本書，都是關於巴黎城市保護和規劃的法語文獻，希望我在見面前看完。我當時有點崩潰，但為了完成訪談，趕緊去買書，花了幾天時間把這些書大致瀏覽了一遍。結果和他訪談的效果非常好。他在自己專業領域的知識和經驗非常豐富，我們談了幾個小時，他還邀請我到巴黎市政府規劃部門做了一次講座，分享關於北京和芝加哥的研究心得。我們常說訪談有兩個策略，&34;（play smart）和&34;（play dumb）。這次經歷就是典型的&34; ，讓對方知道你做了功課，不是外行，這會贏得他的尊重。訪談對象會把你看作是平等的交流對象，而不是一個外行在請教問題。

除了做訪談，我在這三個城市做田野調查的另一項重要內容就是走路，走遍了這些城市的老城區和大大小小的街區。那時沒有智慧型手機，全靠看地圖，但反而對城市空間的感覺更強烈。記得一項研究指出，谷歌地圖這樣的數位化工具其實弱化了人與城市空間的關係。這些應用程式為我們規劃好行走路線，使我們的旅程簡化為從一個點到另一個點。這樣當然提高了效率，可以少走彎路，但也會錯過很多沿途的風景。我很喜歡在城市中&34;，總能給你驚喜。在田野中沒有一段路是白走的，也沒有一次談話是無意義的，它們可以使你從不同的角度感受這座城市。

政觀：您在著作中提出了政治割據的類型學——功能性割據、地域性割據以及層級性割據，並將它用於對城市保護的分析。這個理論是否具有廣義性？能否用於對其他城市治理議題的分析？

張玥：政治割據理論的核心是權力的擁有者如何&34;，很多政策領域都是類似的遊戲規則。一個很直觀的例子是基礎設施建設。中國在短短的幾年內建成了世界上最長裡程的高鐵線路網，其中中央政府的跨省協調能力發揮了決定性作用。美國的鐵路裡程則卻非常短，雖然近些年有在中西部和加州修建高鐵的動議，甚至有聯邦政府的撥款，但無一例外最後都破產了。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各州之間的地域性割據，州長的權力非常大，彼此間的利益難以協調一致。歐巴馬任期內還專門設立了一個城市事務委員會，這是美國第一次在聯邦政府內設立這樣一個機構，希望以此協調各地資源，推動全國範圍內的城市發展。但最後不了了之，因為根據&34;（Dillon&34;非正規性&34;非正規性&34;非正規性&34;同行間的會晤&34;一見鍾情&34;維和行動&34;自我隔離&34;外國人在印度衛生須知&34;小蹦蹦&34;磨難&34;神奇&34;跟風&34;他者&34;走得越遠，離自己越近&34;票倉&34;居家令&34;城市主權"的概念，說明民族國家不再是國際事務的唯一中心。

巴西黑幫宣布在貧民窟實行宵禁

最後，這次疫情也促使我們思考城市的未來是什麼。有人問新冠危機是否標誌著城市的終結，因為也許人們覺得人口密度高的大城市不再是理想的居住地了。我認為不會。看看今天的中國，疫情基本得到控制後，大家紛紛返回城市復工復學，城市依然是最有活力的。高密度不是原罪，關鍵是通過什麼樣的空間規劃與制度設計使城市中的出行更便捷、住房更具可供性、綠地和公共空間更多、教育、醫療和養老體系更完善、弱勢群體的利益更有保障。因此，與其問城市會不會終結，更好的問題是什麼樣的城市能在這次危機中展現韌性、蓬勃發展。這個問題的答案決定了我們未來應建設什麼樣的城市。

文字稿整理：楊端程 康張城

審訂：張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