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筆者想就歷史研究與田野調查的關係作一個總結，其中也將涉及到一些上文沒有提到的問題。
筆者關心的問題是「田野調查如何對歷史研究產生功效」，或者說「田野調查作為歷史研究的方法具有的功效」。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的意圖是通過探討這些問題來開拓東方學研究的新方向。不過，筆者想從歷史研究與田野調查的關係這一角度出發，提幾點看法。
第一，歷史研究本身具有現實性和實踐性，而田野調查也具有明確的現實性和實踐性。因此，兩者之間本來就具有共通性。
歷史研究的出發點就是通過檢證以往的歷史，解決現實所面臨的問題，並且以過去為參照，摸索解決現實問題的途徑。就這一點而言，可以說田野調查也是與此相一致的。以田野調查方法的開創者而著稱的社會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在為他的弟子費孝通的《中國的農民生活》一書所寫的序文裡，高度評價了費孝通對當時中國農村社會面臨的現實問題抱有強烈的關心並著成專著。馬林諾夫斯基指出，社會人類學和作為其研究方法的田野調查，本身應該以解決現實問題為目的。在探討歷史研究與田野調查二者關係的時候，我們必須牢牢記住二者都與現實、實踐有著密切的關聯。無論是從事歷史學研究還是從事田野調查，研究者都不應該脫離自身生活著的現代社會所面臨的問題。的確，將學術研究與解決現實問題相結合併非易事，但是學者們必須經常保持這樣一種強烈的意識。
第二，日本人研究作為外國史的中國歷史，以及作為外國人的日本研究者在中國進行田野調查究竟具有何種意義。換言之，也就是日本的中國史研究以及以中國為對象的田野調查，到底面臨什麼樣的現實課題。
日本的中國史研究者在研究中國近現代史或者研究中國的環境、生態史的時候，從某種意義上說，其研究對象屬於現代，而且研究對象與日本有著明確的關聯，因此現實的課題就顯得十分清晰。例如，近現代日中關係中所包含的政治問題便是一個無法迴避的現實課題。
在研究近代以前的中國歷史的時候，特別是對我們外國人來說，考慮什麼是現實的課題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然而，比如日本文化和日本社會在東亞世界中所佔有的位置以及日本文化和日本社會的歷史形成過程，實際上不正是我們日本人所面臨的課題嗎?對研究明清時期或宋元時期、甚至研究唐代以前的中國歷史的日本學者來說，這些課題恰恰是重要的研究對象。
第三，作為歷史研究對象的中國社會所具有的卓越的中國特質的問題。中國以其豐富的文獻收藏量而素有文獻之國之稱，然而，其實有不少問題如果不進行田野調查就無法弄清楚。在第一部分裡介紹的濱島敦俊關於民間信仰的研究，在文獻裡幾乎沒有記載。
第四，歷史學有必要全面攝取在與之相鄰的地理學、民俗學、文化人類學、社會人類學中業已確立的田野調查的方法。攝取田野調查的方法及其成果，有助於給歷史學開闢新的未來。然而，攝取並不是一件容易之事。最近，長期與濱島從事共同調查的片山剛，在須藤健一主編的《走田野調查之路——人文學科研究者的知識與經驗》一書中，闡述了有關田野調查與歷史學之關係、以及如何運用作為歷史學相鄰學科的田野調查的方法。
第五，必須指出，在發掘作為史學研究基礎的文獻資料時，田野調查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中國的研究者、學術界十分積極地從事著地方資料的發掘、整理和出版工作。這些雖然沒有被稱為田野調查，但無疑它們確實是田野調查。在這個意義上，近幾年中國史學界劃時代的成果——徽州文書、巴縣檔案、以及福建宗教碑文的收集、整理、研究和出版也可以說是田野調查。在日本，黑田明伸最早利用了《退想齋日記》。這部日記由山西大學的研究者喬志強發掘，是19世紀下半葉到20世紀中葉出自山西省赤橋村讀書人劉大鵬之手的珍貴記錄。這正是田野調查的產物。
第六，必須指出，文獻資料的整理工作本身就帶有田野調查的性質。這一工作本身並不是實地社會調查意義上的田野調查，然而，比如在進行國際性的調查活動時，從大的角度研究某一文獻資料的內容和性格，也可以稱之為田野調查。夫馬進等有關《使琉球錄》的共同研究，就具有這樣的性質。
第七，文獻資料的使用方法本身就具有田野調查的性質。巖井茂樹廣泛涉獵現代中國的報紙、雜誌、廣告、行政、財政資料，使用「原額主義」(維持初定稅額的財政制度)這一概念，揭示了自明清以來跨越各個時期的中國財政體系的結構特徵。這種靈活運用現代文獻資料的方法，也是值得注目的田野調查方法。